上文说过：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现在东来书庄成立，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这有多么不便呀！这时候，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而苏州还是没有，向来苏杭是看齐的，不免对此抱愧呀。

后来我们异想天开，提倡用木刻的方法，来出版一种杂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可是苏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国内有名的。有许多所谓线装书，都是在苏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苏籍的名公钜卿，告老还乡后，有所著作，总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诗集，遗传后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而且很有几位名手。

于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也愿意接受。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名为“励学译编”，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对于国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还徵求留学日本的朋友，给我们译几篇，是一种帮忙性质，我记得杨廷栋（翼之）、杨荫杭（号补堂，又号老圃，无锡人）都帮过忙，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那些译文，都是属于政治、法律的。至于稿费一层是谈不到，大家都是义务性质，而青年时代，发表欲也颇为强盛。

“励学译编”是月刊性质，每期约三十页，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日报，无论时是杂志，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日报的两面印，是上海“中外日报”创始的）。所以我说三十页，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何况是苏州呢。当时，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好在那些稿子，并没有什么时间性，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页，不过两万多字而已。

我们和毛上珍订了一个合同，他们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这三十页木板书，尽一个月内刻成。书是用线装的，纸是用中国出产的毛边纸印的，字是木刻，可称纯粹是国货，只是里面的文字，却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刻版是毛上珍经手，印刷当然也是毛上珍包办了。可是木刻比了铅印、石印，有一样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现成的哪。

这个励学译编，也是集资办的，最初几期，居然能销到七八百份，除了苏州本地以及附近各县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的。我们也寄到上海各杂志社与他们交换，最奇者是日木有一两家图书馆向我索取，我们慷慨的送给它了。我想：这是他们出于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国人出版的木刻杂志，也算一种轶闻。当时虽然也曾轰动吴门文学界，至今思之，实在觉得幼稚而可笑呢。

“励学译编”的总发行所，便是东来书庄，出版了这一种杂志，东来书庄也忙起来了。有批发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购的，还有赠送的。批发是照定价打七折，各县各镇，颇多每期五本、十本来批发的。本来定价是每册二角，全年十二册的定户，只收二元，寄费酌加。但有许多外县乡镇，他们都是由航船上来取的。零购都是本城人，随意购取，看过了送与别人。我们赠送却不少，苏州的大善士敬送善书，写明有“随愿乐助，不取分文”八字，我们大有此风。这个木刻杂志，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销数也逐渐减缩了，大家兴致也阑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这个翻译日文的风气，已是大开，上海已经有几家译收处，有的兼译日文书，有的专译日文书，因为译日文书报较为容易，而留日学生导其先河，如洪流的泛滥到中国来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词，自我们初译日文开始，以迄于今，五十年来，写一篇文字，那种日本名词，摇笔即来。而且它的力量，还能改变其固有之名词。譬如“经济”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由日文中引来，已作别解；“社会”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这个释义，也是从日文而来，诸如此类甚多。还有一个笑话，张之洞有个属员，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教他拟一个稿，满纸都日本名词。张之洞駡他道：“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你们都是胡乱引用。”那个属员倒是强项令，他说：“回大帅！名词两字，也是日本名词呀。”张之洞竟无词以答。

这个木刻杂志，不仅是“励学译编”呢，过了一二年，我又办起了“苏州白话报”来了。这个动机，乃由于杭州有人出一种“杭州白话报”而触发的。苏杭一向是并称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应与杭州看齐的。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写至此，我有一插话：后来林在北大，为了他的反对白话文而与人争论，实在成为意气之争，有人诟他顽固派，这位老先生大为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于反对白话文，章太炎比他，却还激烈。再说：提倡白话文，在清季光绪年间，颇已盛行，比了胡适之等那时还早数十年呢。

这个苏州白话报，并不是苏州的土话，只是一种普通话而已。其实即就古代而言，如许多小说、语录，也都是用语体文的，民间歌谣等，更是通俗。当时我们苏州，有一位陈颂文先生，他在清末时代的学部（革命以后，改为教育部），就是极力提倡白话文的，可是当时的朝野，谁也不关心这些事。那时已在戊戌政变以后吧，新机阻遏，有许多杂志，由政府禁止，不许再出了，励学译编本是蚀本生涯，蚀光大吉，再辨“苏州白话报”，大家也没有这个兴致了。

但我却跃跃欲试，还想过一过这个白话报之瘾。只是还不能与杭州白话报比，因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苏州实到如今还没有呢。偶与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谈一谈，他极力赞成，自然，他为了生意之道，怎么不赞成呢？我又与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说，他满口答患说：“你去办好了，资金无多，我可帮助你。”而且他还答应，帮助我编辑上的事。我有了他这个后台老板，便放大胆与毛上珍老板订约了。

苏州白话报是旬刊性质，每十天出一册，每册只有八页。内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由子青哥与我轮流担任；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于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

我们这个白话报，要做到深入浅出，简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愿意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纸。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航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一银圆兑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为了成绩很好，我们更高兴起来了。

子青哥创议：“我们办这个白话报，本来不想赚钱，我们只是想开开风气而已。我们可以像人家送善书一般，送给人家看，也所费无多呀。”苏州有些大户人家，常常送善书给人家的，或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说教，他们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稣教堂在苏传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们印书的成本，比我们的白话报也贵得多呢。但我则期期以为不可，我说：“送给人家看，人家也像善书一般，搁在那里不看。出钱买来看，他们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况且我们的资本有限，藉此周转，也不够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说服了，我还自诩子青哥学问比我高，经验却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编辑也是我，校对也是我，发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难得出门的，稍远就得坐轿子，偶然步行到观前街，一个月也难得一二次，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不过这种木刻杂志，只能暂济一时，岂能行诸久远。文化工具，日渐造化，苏州的所以没有新式印刷所者，却是为的离上海太近，人家印书印报，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无人来开印刷所。我们也不能尽量开倒车，最惨者，不及三年，所有“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的木版，堆满了东来书庄楼上一个房间了。及至东来书庄关店，这些木版又无送处，有人说：“劈了当柴烧。”有人还觉得可惜，结果，暂时寄存在毛上珍那里，后来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