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迁居而言，桃花坞之局促，不及刘家浜之宽敞，以孩子的心情，也觉得后不如前了。大概父亲脱离了钱庄业以后，景况便不及以前了，那时的舅祖吴清卿公（祖母之弟，名文渠）就很不以为然，以为既然在钱业中，当然要服从经理的指挥，好比在官场中的下属，应当听命于上司，那有反抗的余地。但是父亲志气高傲，不肯屈服，因此便吃了亏。
这时父亲虽脱离了钱庄事业，手中还有一点余资，和友人经营一些小商业，也不甚获利。后来开过一家毛骨栈，在齐门外下塘北马路桥块（那时苏州并没有马路，但旧名词已有马路之称）。这一家毛骨栈，外祖也有一些资本，但他占少数，我父亲占多数，所有用人行政，都由父亲处理。
怎么叫做毛骨栈呢？就是专在城乡各处，零星购买了各种兽毛兽骨，而整批出售的一种营业。兽毛中最大部份是猪毛，整担的在堆栈中堆着，其它的各种兽毛，也有如黄狼皮、兔子皮、老鼠皮等等，不过牛皮是少数，因为另有作坊。兽骨中，大部份是牛骨、牛角、羊角，以及其他的兽骨，兽角。除了兽毛、兽骨外，还有鸡毛，鵞毛、鸭毛，以及其它禽毛。关于人身上的东西，就是乱头发；还有破钉鞋上烂牛皮也收买的。那些东西，后来都成为出口货了，经外国人科学制造后，重销到中国来，化腐臭为神奇。在当时我们孩子心理，觉得这种营业，实在不大高尚。
这毛骨栈的店号，叫作盈丰，在齐门外下塘沿河，这是一条运河，老远就看见我们雪白墙壁上，写有一丈多见方的大字：“盈丰栈猪毛杂骨。”我们自己也有两条没有篷舱而足以装货的船，停在门前。这一带，不独是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店号同丰的，也和我们同样的营业。
盈丰毛骨栈仅有踏进去的一间所谓账房间者，较为乾净整理，里面是一片大场地，排列着栈房，都是堆积着那些猪毛杂骨的，发出了极难闻的臭味。还有那些乱头发，有人说：都是死人头发，谁知道呢？有一天，有个狠巴巴的人，拿来七条发辫，正听得上一天，校场里杀了七个犯人，明明是这七个死囚的头发了，伹也不能不收。因此我们住在城里的太太小姐们，再也不敢到这个毛骨栈里去了。
这一种货色，自有客商来收购，各处都有得来，而有一部份是销到上海去的。那时猪鬃销到外洋去，已是一宗输出的大生意，猪毛在国内，也有作为肥料的。牛骨、牛角，在国内销场极大，可以精制各种器物；羊角可以制一种明角灯，有挂灯，有枱灯，在国内流行甚广。尚有许多，我听不知者，未能尽述。头发后来也销到外洋去，倘然如此，那七个斩犯的发辩，也许会一变而为欧美各国神圣大法官的假发哩。
这个毛骨栈，我曾去过好几次。本来苏州齐门外，已近乡郊，不大热闹的，但每一两年出一种迎神赛会，叫做“贤圣会”，也不知是何神道，城里的士女，倾巷来观，也很热闹一时。我们也便借此去观光这个毛骨栈。有一次，我们的栈房制造牛皮膏，是一位客商委托的，我以儿童好奇心，想往观看，和父亲住在栈里，闻了一夜的臭味（煎牛皮膏的臭味），大呼上当。
父亲开设了这家毛骨栈，他自己也难得去，委托了一位杨秋桥管理其事。谁知这位杨先生，大拆其滥污，亏空得一塌糊涂。于是人家又责备父亲用人不当，自己又不能常常到栈里监督他们。我想：父亲开设这个毛骨栈，也是一时的高兴，后来便觉得这种营业，是不适于他干的，他也对它兴趣淡薄了。这家毛骨栈，在我十岁的时候，便盘顶收歇了。
我的父亲虽是商业中人，伹他的性情，却是高傲不屈的。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父亲也没见过，但据祖母说，父亲的性情，和祖父很相似。祖父文笔很好，却不事科举，不去应试。和父亲的走出了钱庄业，誓不回去，倔强的性格，有些相似。所以父亲后来虽至穷困，也不肯仰面求人。他的母舅吴清乡公，号称苏州首富，他也不肯依附于他，此即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吧？
从前并不流行笔算，也没有近代发明简捷的算术，商业上就靠一把算盘。但父亲可以用左右手打两把算盘，而核对无讹。用墨西哥银元，时常有夹铜、哑版、成色不足等等，但父亲一听声音，即知其真伪。当时还行用制钱，中有方孔，以一百钱为一串，但每有不足成色的，父亲一望即知其数之足否，此种技术，都是从小钱庄学来。但一到大钱庄，即与今之银行一般，有种种金融的事业，而范围亦大，有盈虚消长之策在其中，而我父则以公平持正为圭臬也。
自毛骨栈收歇以后，父亲曾去当过一次幕宾。那时有一位王梅仙先生，在桃花坞和我们同居，会试中式成进士（苏人称为两榜，举人则称为一榜），也是吴县人。以榜下知县，发放湖北，补了湖北应城县知县的缺，急要聘请一位县署里的账房。由姚凤生先生推荐，父亲就到了应城县里去了。可是不到两年，王梅仙先生便丁艰卸任了。父亲也只好回到家乡来。
湖北应城县著名的出产，便是石膏，恐怕到今天还取之不竭，行销国外。也有人说应城县账房是个好缺，这都是莫须有的事。王梅仙先生的一个清廉的官，卸任以后，两袖清风。父亲向来是生性狷介，除了每月薪水，托人带来补助家用以外，到了回家时候，路径汉口，土产也不肯带一点，倒带回一部应城县县志。
父亲最远的旅行，便要算是到湖北应城县了。此外在他年小时，祖母携着他逃难，也曾到过安徽的徽州（吴家原籍徽州，我家祖先亦为皖籍）。以后便不曾出遇远门，只是在家乡的时候多。当然，那个时候，交通没有现在的便利，而苏州人士也惮于远游，成了习惯，往往一个保家守产的人。到了头发已白，也不曾离过家乡，离家几里路，就算远游，那末我父亲到了湖北省，亲友间就要算他出过远门了。
但是父亲却去过了上海好几次，他到上海去，当然是关于商业上的，是何种商业，在我幼稚时代未能明晓。但是有一次，因为父亲在上海病重了，我们便全家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