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德笔记》，四册，凡八卷，十丈愁城主人（毓盈，字损之，宗爵将军）撰，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也。卷尾有毓朗所为跋，文云： “《述德笔记》，吾弟记实之作也。先考清德，赖以流传于世，伟矣。惟对于余多溢美之词。实余学浅，平日有不能自抑处，流露齿颊间，为所记取，有以启之，余之过也。读者视为敬爱之言，别白观之可也。辛酉孟夏余痴生跋。”（辛酉为民国十年。）此书卷一首列其父定慎郡王（溥煦）行述。以下暨各卷，均记毓朗事，于其品学政绩，称道不容口。就跋语观之，盖多出毓朗所授，颇具毓朗自传之性质也。

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然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如卷一中记及庚子义和团之乱，卷二中记毓朗受知肃王（善耆）之由来。（同以王子考应封，授镇国将军，亦如科举而称同年，一见相契，后得善耆汲引基于此。又卷一中记及考试时情形，亦此项考试之小史料。）记善耆为崇文门正监督引佐税务。（轶事可供参考。崇文门差，向称弊薮，善耆任事时颇有所整顿也。）卷三录其自记赴日本考察警察土木事。（庚子乱后，善耆膺管理工巡局之任，接自日本人川岛浪速之手，盖巡警总厅之前身也。川岛倡派人赴日考察之议，善耆委毓朗偕川岛前往。此为日记之体，于此行记载颇详，归后即任工巡局总监。）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为北京创办警察时期之史料），记王维勤、李马氏两案。卷五记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事。（于鸿胪寺，谓“冷署堂司，贪鄙形状，殊可笑，亦可怜”。于光禄寺，更实写其状。此类冷署穷官，其情形素不为人注意，读之如读《官场现形记》焉。）记官巡警部侍郎事（亦有关警史）。卷六记以贝勒偕梁敦彦赴厦门欢迎美舰事。（时革命党极活动，风声鹤唳，人有戒心。毓朗临行预嘱家中后事，后在闽有刺客被捕，往返情事，录毓朗自记。）卷七记官步军统领事，记与贝勒载涛同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管理军谘府大臣事，记任军机大臣事，记出席资政院事，凡是多为有关系之记载，可供参稽。

毓朗于宣统间为军机大臣，时同列为庆王奕劻及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共四人。卷七所记有云：“每早召见军机，四人同上，少坐即退，复召回庆邸、那相，始议朝政。余兄及徐相固不得与闻。摄邸重违太后意，且避嫌也。日日如此，约四阅月。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毕，复召泽公伦贝子，时甚久，退而朝旨降矣。初，徐相同余兄之待庆邸、那相也，往往需一小时，至此时，庆邸、那相之待命也，或过之，几日日如此。庆邸不悦，曰：‘今日又不得朝食矣。’久之，二公又嘱军机处不得登召见某某之事，庆邸愈不悦矣。”宣统二、三年间之枢廷史料也。奕劻、载泽之争权相轧，为亲贵间之内讧，其龃龉之状，于斯亦可略见。

又所记被命入军机时情事，谓：“余兄之入军机也，初无消息，一日忽召见，摄邸问：‘盛宣怀何如人也？’余兄对曰：‘有才能之人也。惟以某所知，伊曾司铁路、轮船、电报等重大事业，家殷富，然未闻有益国库之入，且各局率多泄沓少振作，余则未知也。’退，即闻盛某著回交通侍郎任之旨下矣。嗟乎，未一载川汉铁路事起，终以亡国，使盛公不坠尚书，或尚不至此也。谁实为之，谓之何哉。余兄不可谓非先见也，然怒之怨之者固大有人在也。无何，朝命下，余兄同徐公世昌入军机。次日入值，同人有异色。亭午，忽隆裕皇太后召摄邸，良久不下，庆邸与那相约略其词，相视而笑，既而军机章京报摄邸退而归府矣。庆邸问有何谕旨，云无之，惊谓那相曰：‘何以无之？’那相漫应之，旋曰：‘无事，可散矣。 ’遂散值。归后，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太后怒，召摄邸，欲收回成命。摄邸固持不可，乃已。”时载泽以辅国公任度支部尚书，为孝定后所倚信。盛与载泽相结，恃为奥援也。

毓朗为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云：“方兄之东行也，肃邸委之充工巡局总监，而以副监张柳代理之。张君久充幕僚，于公事熟悉，非卤莽灭裂之比。

惟涉世久，习于揣摸，以官为家，未能免俗为憾耳。上之东还也，诸豪贵亦归，守旧之俦势复盛。而日人操京师警务之权，张君介乎两大之间，巧为趋避以应之。川岛之练巡警也，分三科，曰高等、中等、初等。初等卒业，即补巡警；高等、中等卒业者，即任为警巡巡长。

执行职务时，有功过辄干涉之。张君苦之，乃以总监未归，凡警务学堂卒业送局请用者，以候总监归核办遣之，而别募厮隶走卒充巡警，嘱托逢迎，势所难免，警务为之一衰。兄归，乃说肃邸力行新法，凡非警务卒业者，均不得服制服，饷亦不得与卒业比。饬各局委员待卒业长警以礼，不得视同厮养，禁刑责。时各分局总办多陈人，协巡局之旧也。西北分局总办某，责巡警，且不以道。兄怒饬之，调巡警于总局，立奖之。某怒辞职。旋裁西北分局，归并西局焉。警巡之初设也，分八等，以慎重名器之故，无至六等者。有一掌全局警务者，当局以其兄为显宦也，擢充四等警巡，而彼时尚未受高等教育。至是兄不以为可，即日饬调往西南分局，且嘱遇选高等生时，送入警务学堂教之。惟学堂卒业候差之人，闻余兄之归也，群以任差之期相诘。兄乃往见川岛，与之约曰：‘君，君子也，以后学堂之权，君操之，以育警德，培警学，高其人格；地方行政之权，予操之，以一事权而便措施；消防队人，皆选自众中，人品学问较优，予与君共监督之。何如？’川岛曰：‘将军言诚是。然中国官场多腐败，不重公务，奈何？’兄笑曰：‘今日以前工巡局，他人事也，今日以后余任之，功罪皆所不辞。同行久，阁下岂尚视予等于余子耶？’川岛笑允之，警权遂分。乃谕局员曰：‘学堂初等科卒业者，均准照学堂所定等级著制服，未有相当缺可补时，皆以三等巡警授之。中等科之巡长，高等科之警巡，皆如之。’学堂与工巡局，遂无抵牾处。久之，不得意之徒，遂媒蘖其间。一日，川岛有事相商，忽曰：‘与将军处久，颇相信，惟警权之交还，人谓仆为将军所绐，何也？’兄笑曰：‘人言无足恤。君静思予绐君否？’川岛思之良久，对曰：‘将军实未尝见绐也。’一笑而罢。川岛名浪速，东邻君子也，初随联军到京，寓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恩宅，秋毫无犯。一日，兵误毁一木凳。川岛乃召房主人，与之道歉，问索赔若干，罚其兵给之。时八国之兵分踞四城，扰攘无已，时闻侵占人所有物，无敢过而问者。今川岛待人如此，愈感之。恩姓与余家为姻娅，故知之稔。乔口勇马之在顺天府署理警政也，不通中国语，假手翻译绅士，多为所蔽。乔口去，乃易川岛，司北京警政。联军退，设协巡局，工巡分局之所由来也。绅士之中有瑞某者，平日交欢川岛，颇窃权威，及两宫欲回銮，大惧，乃约某某往见肃邸告密，力诬川岛有野心。肃邸大笑，谓兄曰：‘瑞某思以一身脱祸，负川岛矣。’后此公任总督，终以滑脱误天下，悲夫。（按：瑞某谓瑞澂也。）余兄之任警务也，于一切措施，多不循蹊径，一时豪强敛迹，有行行且止之畏。一切陋规皆罢之。

……时当承平久，捕务懈弛，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荣，虽三令五申，信尝必罚，无效也。兄乃自访聚赌处，饬分局总办自往抄之，王公府第之设局者，一时敛迹。有溥十者，某贝子之子也，有设赌庇匪之事，弹劾之，囚于宗人府一年。有一宗室崇子后，广交游，独不畏法，设赌局，与西北分局对门相望。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怙恶不悛，婪赃无度，总办畏之，转恃以鱼肉乡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巡警也。兄怒，饬捕崇某，终无敢捕之者。索之急，崇某乃夤缘肃府，趁演剧时，以走票见肃邸，肃邸慷慨无畦町，遂得幸。一日，忽跪地不起。王惊问之，旁人曰：‘无他，将军捕之急耳。’王大笑，谓之曰：‘将军捕汝，我亦无能为力，但不至由我府中捕去。若尔行街道中，须自小心也。’崇气沮，始闭赌局。文某终以墨败，遂撤局差。初，国家设八旗，分二十四固山，即兵籍之制，满蒙汉人皆入之。自庚申后，旗饷日减，生齿日繁，率皆贫窭。庚子之变，饷断者数月，幸川岛招练巡警，多应之，故内城巡警皆旗人，生计赖以少苏。外城仍五城御史之旧，相形见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兄建议推广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救济无算，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畛域者，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兄笑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今旗人失饷，无以为生，徒要不分畛域之虚名另募，何如因利乘便之为得计也。警务之学甚深，外人管理章程与其本国不同，简陋不足法也。’皆拒也。庚子之役，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之。既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外部任建筑役。

承修之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一日，石工聚赌于通衢，禁之不止，乃大哄，巡警捕之，被殴伤，因并逮高。时已上灯，兄正由局将归，乃饬暂禁押所，忽有奉宸苑文书至，视之，乃索放高尚仁者。首书‘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云云，后列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余衔。兄阅之，大怒曰：‘此宵小藉势庇匪之惯技，不惩无以安闾阎矣。 ’乃提高至，掷文书与看曰：‘殴警之事，是非曲直，明日讯尔，今杖汝为此文书也。’乃重杖之，置文书不覆。川岛之操警政也，一扫旧日步营诈索闾阎恶习，对待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兄接管后，力守斯旨。时有故习复萌者，辄罪之，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陋风终难尽革，然与昔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忽有建议归并外城者，兄拒之，曰：‘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多南省京官，奴隶坊官，秽污街道，动以流言挟之，未可轻于合并也。内城极力整理，外城可暂听之，徐图着手，否则使我内城维新之萌芽夭折矣。’乃止。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肃邸交局议，兄仍否认之，曰：‘洋商之于租界，非其治国法也，因陋就简，居留地之公约耳，何足效之？’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请者，余兄曰：‘庚子而后，八旗生计奇窘，巡警之额有限，除老病残疾外，尽以充之，犹虞不给。旗人习于弓马，奔走是其专长，又有底饷，虽少足以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因势利导，未可更张也。或日后扩充外城，再议未晚。 ’事遂寝。”工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史料，罕见记载，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美，而可供史家之要删。

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朗事云：“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朗也，以吴越（按：“越”应作“樾”）

炸五大臣于火车站，朝廷建设专部，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事，那尚书桐继之。未几炸弹案出，改设巡警部，收外城归巡警部直辖。徐君世昌补尚书，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按：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后乃真除。）……徐君雄才大度，刚毅有为，内城事仍托之余兄，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以张元奇、钱能训、延鸿、吴廷燮等充丞参，规划天下警务，议设警官。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之，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兄曰：‘武弁久为社会所轻侮，参游都守，习于卑鄙龌龊，一旦以此名之，则数年之功堕矣。’执不可。乃设文官，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兄言于徐尚书，乃以四品为之长。退而语人曰：‘我非争巡警之官阶，为保持其人格也。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厚巡警之俸给，尊其身份，巡警有所关白，我未尝不正容接之，立而与语。委员有慢之者，斥之；巡警有自薄者，惩之。言出法随，从无反汗，一洗旧日徇情枉法之习，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惟遇事一再审慎，未敢掉以轻心。今设部，用人至伙，旧习相沿，尤易堕落，可不为之维持地步乎？’众以为有见地。会有熟于世故者，以巡警部之名，动关地面，时有革命之徒，日谋发难，脱有事，考成甚大，不如以地面责两厅，改巡警部为内务部，增司，收入内务事项，如前工部所管各项，以为言者。徐尚书商之于余兄，余兄不以为可。钱右丞争之曰：‘堂堂一部，以巡警名之，殊不称。’余兄曰：‘吏部即司官吏事。何如？’钱曰：‘吏非巡警比也。’余兄笑曰：‘理兵事曰兵部，何如？’钱丞语塞，全堂一笑而罢。后卒改内务部焉。……后徐君入枢府，夏令上驻颐和园，暂改在海淀公所办事，间日一会。时余兄正以世爵同醇邸等入陆军学堂听讲，率午刻至煤渣胡同学堂，功课垂毕，急赴海淀堂期，散值即寓侗将军园。次早兴，至徐尚书寓所候其归，详陈内城警务情形，应兴应革，从长讨议。

以公所人杂言厖，部务正繁，无暇讨论，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巡警部之设，毓朗以曾任工巡局事之故，得为堂官之一，于中国警政之初期，自有关系，而对北京内城警察，其关系为特深也。

卷五记其任光禄寺卿事云：“兄之任光禄卿也，甫上任，良酝署署正谢某，即以内务府索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稿呈画，兄不可。后谢某一再请，乃使驳之。盖武英殿久遭回禄，多年无修书事，更何匠役肉斤之有也。久之，文书不出，兄促之。一日早起，忽署正恩荣来见，衣服褴褛，人亦颓唐。见时，战栗不能自止，吃吃言曰：‘将军嘱行内务府之文，张大人云不用办。’余兄见状，笑曰：‘尔为人舞弄矣，谢某何不来？’曰：‘病矣。’兄曰：‘张燮君，余夙知之，诚笃君子也，何能有此言？此不过满员多不学无术，相袭成风，故易受侮。

予非其人，鼎铛有耳，谢不闻耶。使汝来，无他，试余之虚实耳，祸则汝受之，事济，享之者谢某耳。’恩荣索索欲抖。问其谢署正每年分尔余润若干。曰二十金而已。笑遣之，嘱其明早同谢来见。次日，荣谢两司员同来，谢果称昨因患病未能来见，曾见张正卿，回行内务府文书事。张堂云：‘将军既嘱行内务府文，速行之，无不用行之语，或书手传言误也。’余兄笑曰：‘尔伎俩只此乎？我昨日固言之，尔故为尝试我也。若隐忍受之，则尔计得矣。我若不受，则委过恩荣，恩荣委过书手，引一乞丐杖而枷之，其事结矣。我非可欺者也。’正驳诘，张燮君至，事乃大白。谢某面赤如火。余兄必欲参之，经大官署署正等缓颊，乃咨部记过焉。异日，该寺归并礼部，张君任礼部侍郎，独嘱谢某不得入署，即为此也。值祭先农坛，光禄寺走福俎礼，余兄以初执祀事，欲从下祭襄礼，此次仍由少卿行之。少卿德本，宗室且姻娅也，托病不行，要赠五十金始可行。余兄怒曰：‘德健堂固姻娅也，穷可助之，未可作贾人态，必须销假到坛。祖俎余自执之，毋庸其过问也。’乃自执福酒，张君执福胙，如礼。事后馈德健堂三十金，曰：‘此为姻娅故也。’德亦赧颜受之。满员固有学识优长者，然贪得畏势志气懦弱之俦，往往为司员所侮，同寅所轻，即此类也。”写来情态宛然。此辈穷官龌龊，可鄙尤可怜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清末极为读者所欢迎，其内容详于外官，不惜加以逾量之描绘，对京曹情状，则多未知，若是者，尤非其所能写出也。燮君为张亨嘉字，时亦官光禄寺卿，与毓朗为本寺满汉正堂。署正之流，依《会典》不得与各部郎员主同称司员，惟习惯上亦或称之，对堂官而言也（所谓堂司）。

更有可笑者，如卷一记其任神机营委员事，时有“龟蛋阵”之笑柄。据云：“局中有一委员余仁，尝上书请编龟蛋阵。阅其书，乃使兵丁着绿衣，背负藤甲，手握木球，中实以灰，匍匐行至敌侧，立以灰眯其目，云可操胜算。书上，王大臣交营议之。余兄笑曰：‘曩见南苑有袁某献策，所筑成之炮台，缚炮于柱，台周划分若干度，用以射标固易，惟不复能俯仰。

近至火线内，则束手无策。试以余委员此策攻之，当无不胜矣。’众大笑。余仁市井之无赖，自称为天师高足弟子，时以贩鸦片漏税投营，袋中名片，或曰二品衔道员某，或曰四品衔知府某，实则一候选县丞耳。”如阅《官场现形记》所写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军务条阵一节，妙在王大臣居然交议也。

书中文字上之舛误，颇不乏，如卷五谓自恭忠亲王“摄政”（奕曾加议政王之头衔，然不得称摄政），谓徐世昌以巡警部尚书“入枢府”（徐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即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至九月授巡警部尚书），谓巡警部改为“内务部”（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其时有内务府在，部固不能亦以内务名也。内务部之名词，至民国始见），卷六谓梁敦彦以“尚书”副毓朗赴厦门欢迎美舰（此光绪三十四年事，时梁氏犹为外务部侍郎，尚书则袁世凯，使还值两宫大丧，袁旋罢，梁始擢尚书。又“率”梁云云，亦嫌失词，梁氏同受使命，非随员也）。卷七谓盛宣怀回“交通侍郎”任（交通应作邮传。邮传部之改为交通部，亦民国事），皆未遑致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