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一精一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
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
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天皇去贺电。
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线”的授意下进行的。
在“七七”事变前，我的私事家事，关东军还不多过问，可是事变后，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变前，我在关内的家族照例每年要来一些人，为我祝寿，平时也不兔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做出规定，只准列在名单上的几个人在一定时间到长春来。而且规定除了我的近支亲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礼，不准与我谈话。
同时，外面给我寄来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冈的喽罗——宫内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后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我。
当然，关东军也了解我不致于反满抗日，但是，他们仍旧担心我会跟关内勾结起来恢复清朝，而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那时，要想瞒过吉冈私自会见外人或收一封信，简直是办不到的。那时在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穿着墨绿色制服的日本宪兵，不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们的视线，就连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加之宫内府自次长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冈的爪牙，这就造成了对我的严格控制。
吉冈之所以能作为关东军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领的。
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分，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
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诗，请我题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由此出现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断定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值钱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中间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再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现成的做点心师傅，彼此送来送去，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了才敢动。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地问我：
“这个机器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我们两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时说话中国话夹着英文，加上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吧！嗯！”接着就用日本话说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话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挑起。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也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却有了变化：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份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担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考查我。
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听说他到，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甚至正在吃饭，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