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四国之外，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 1868 年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个是在 70 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首先遇到的外交难题，是议结天津教案。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基督教以列强的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出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不仅在于传播基督教，而且渗人了侵略的性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既与一般民众又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封建官绅分庭抗礼，从而激发了交织着中西文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斗争。1870 年 6 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自动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表示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示威群众，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中其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放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土 20 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或称“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曾国藩决心“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拟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并力主“拿犯”、“赔银”，特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曾国藩的举措，受到时论的谴责，有的甚至给他加上卖国贼的徽号。当津案行将议结之时，清廷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取曾氏而代之，这次人事调动，实际上起到了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作用。

早在 60 年代，李鸿章就对西方基督教和中国频繁发生的教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站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立场上，把从西方传人的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断言天主教较之释老“尤卑陋”，不能像僧道那样安分。他揭露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及其危害，指出最可忧虑的是外国传教士专心引诱“无赖穷民”，而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宫相抗衡。“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 尤藏异日之祸根。”对于绅民“毁堂阻教之案”，他既持否定态度，认为不是长远之计，又从中看出“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他认为外国在华传教已为中外条约所规定，不能不加以遵守，应该采取“明为保护，密为防闲”的态度。提出了限制传教的“治本”与“治标”二策。所谓“治本”就是“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则困乏”。所谓“治标”即是“坚守旧约章程，教士不得丝毫干予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宫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堂旧基，不得私买立堂”。

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人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邑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丰大业“枪击官长”，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 20 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之上。他讥讽那些“哗然欲战”的人们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的作法“老成谋国”。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

9 月 7 日李鸿章经过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他于 9 日致函曾国藩，支持“拿犯”，但又深恐因之而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公然表示要等待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曾国藩无奈，只得在 9 月 18 日上奏分别定拟一疏，建议正法 15人，军流 4 人，徒罪 17 人。20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30 日接篆受事。当时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软，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词气极为和婉”。李鸿章虽然获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请雅妥玛将此情此意转致英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正因为这样，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 名死刑，25 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 497 千余两；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李鸿章供认：“津案缉凶、赔堂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他公然把这种“弹压士民”、“议卹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惬心”的卖国行径吹嘘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