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之际，尼寺林立，京师里巷，逶迤相接，乡村野陌，尼寺亦在在而是；尼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每朝每代，尼僧盍可尽数?
比丘尼形成如此庞大的群体，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看到，从西晋末以来，比丘尼的人数愈来愈多，她们在社会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也愈来愈显著。在以虔诚奉佛的主流文化中，比丘尼也随之受到人们的瞩目。
一部《比丘尼传》，可以说是一部六朝时比丘尼的文化史，是六朝时期比丘尼信佛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集成。既然是传记，尼传显然不在于表现她们的诵经的内容、阐述佛典的教义，而在于记述比丘尼出家前后的事情本末，重在「史」而不在「义」，因此也必将触及广泛的社会内容。
王室和达官显贵重视尼僧，是比丘尼现象得到迅速发展的主因。晋世以还，比丘尼出入宫闱，受到皇室的推崇并产生影响，地方官宦之家也常以襄助比丘尼，来博取社会好感。两晋和宋、齐、梁、五代，几乎各朝各代都有皇上礼遇寺尼、常加供奉之事，这也可以说是该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丘尼传》卷一，谓晋穆帝对昙备尼「礼接敬厚」，常称曰：「久看更佳」；又对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鲜有昙备俦也。」后为之建寺。
晋穆帝也对僧基尼大相称道，「雅相崇礼」。晋明帝对新林寺道容尼「甚见敬事」，尝请她做七日斋，以祛除邪怪，并惊其妙法。
宋世诸帝，钦重尼僧，有甚于晋。宋武帝对东青园寺业首尼至为推重，该传称：「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异，文帝少时，从受三归，住永安寺，供施相续。」以皇儿相托，可见信任之深。
〈宝贤尼传〉载：「宋文帝（对宝贤尼）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明帝即位，赏接弥崇。」三代君主并重于一尼，亦足见当时敬尼之一贯世风。
卷四〈净贤尼传〉称：「宋文皇帝善之，湘东王或龆齓之年，眠好惊魇，勅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亲宾。及明帝即位，礼待益隆，资给弥重。」
宋明帝对普贤寺法净尼，也深嘉其行，「宫内接遇，礼兼师友。」齐沿宋风，未曾消歇。齐武帝曾请妙智尼讲经，又为慧绪尼建寺。齐文惠帝对净曜尼、昙简尼也是大为崇重，优礼有加。
纵观五代君主，几乎代代重尼，或钦其德，或惊其异，或慕其行，为其建寺、提官，大资所需，延入宫内，奉为明师，甚至礼聘为家师。其时，尼僧地位之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
比丘尼制度从草创之初，短短百余年，便彬彬称盛，大备于时。这固然取决于君主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赖于皇室其它成员（如皇后、宫妃、王子）及臣子的相肋之力。比丘尼乃女众学佛之人，这也就自然地增加了皇后、宫妃们和她们接触的机会，为她们枯燥的宫廷生活带来一种新鲜的宗教气息。
在尼传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皇后、宫妃对尼僧总是显得那样的乐善好施，出资割地为她建寺，一遇名尼，「富贵妇女，争与之游。」（〈道瑗尼传〉）「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左贝右亲）。」（〈法净尼传〉）诸尼僧也「出入宫掖，交关妃后。」（《南书.天竺传》）而皇帝喜好，也常将其迎至后宫布教。故供奉尼事纷传，亦是六朝政治生活中之一独特事。
而各朝王子也常与尼僧往还切磋，仅《比丘尼传》中之宋临川王子刘义庆结交昙晖尼；江夏王刘义恭为慧琼尼立寺，对慧濬尼甚敬重；齐文惠太子对僧敬尼、净秀尼、智胜尼等敬加供奉，并请净曜尼讲经；豫章文宪王萧嶷特重慧绪尼；竟陵王萧子良子于僧敬、净曜、净秀、净行、僧述等尼僧均相结好；始安王遥光也赈给法宣尼所用。至梁有衡阳王元简等也颇重尼行。
六朝尼僧就是在与皇室的往来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她们也正是借着这层关系而发挥其愈来愈大的作用。尼僧不仅能扩大尼寺、弘传佛法、教化信徒、寻求经济上的保障，同时也常扮演着宗教本身的作用。
据《南史》卷七十八载：宋孝武帝一方面崇佛敬僧，另方面又想「沙汰沙门」，「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细研《比丘尼传》，便可对六朝时比丘尼参政之举有些直观了解了。
《比丘尼传》卷一《妙音尼传》云：
「荆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既而列宗门妙音：『荆州缺，外闻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出家人，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内外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云云。」
妙音尼竟能凭一尼僧，说服皇上，确定人选；刚愎如桓玄，竟也想到托一尼僧，代为游说，亦足见其对朝廷的影响力了。
关于妙音尼参与朝政之事，《晋书》中也有记载。其卷六十四〈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云：「国宝（王国宝）即宁（范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国宝事，亦言「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事。
另一则见于《比丘尼传》的尼僧参政之事，是宋王国寺的法静尼。《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中有载：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熙先善于治病，并能拯脤。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
《南史》卷三十三〈范泰传〉更得其详，谓：
「豫章胡藩子遵世与法静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随之，付以牋书，陈说图谶，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缎、（上其下系）奁等物。」
尼僧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如此作用，以至权上朝廷，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尼僧的造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上层社会的引发。六朝的统治者资助尼僧、促进尼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常常染污这一净地，利用尼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乱世蓄尼、养尼的世风显然污染了一些尼僧的清净修行。
另外，许多王公大臣不尊重佛门净地，宋后废帝曾「往青园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十）梁元帝之徐妃，淫荡非常，「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南史》卷十二）其时，甚至还出现：「兴宗纳何后寺智妃为妾，姿貌甚美」（《南史》卷二十九）的荒而唐之的事，显现五代以还上层社会污渎尼寺的另一种面貌。
因此，在《比丘尼传》及其相关的材料中，我们看到，两晋、宋、齐、梁时代的比丘尼现象有时是一种扭曲的繁荣。这是一个中国女子走上宗教活动中心的时代，也是一个妇女以另一种方式受到摧残的时代。这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贵族重视比丘尼的背后，也常含有对比丘尼的摧残?大多数比丘尼只能认此命运，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反抗者。比丘尼传卷一〈智贤尼传〉载：
「太守杜霸，笃信黄老，憎疾释种。符下诸寺，克日简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简试之日，尼众盛壮，唯贤而已。霸先试贤以格，格皆有余。贤仪观清雅，辞吐辩丽。霸密挟邪心，逼贤独住。贤识其意，誓不毁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贤二十余疮，闷绝贤地，霸去乃苏。」
智贤不毁戒法、不苟身命，抗言拒之，这是一种护道、护法的剧烈的反抗。也有时，这种反抗则表现为一种智慧的摆脱。卷三〈慧绪尼传〉载，当时齐豫章王萧嶷曾多方纠缠慧绪尼，几乎到了要挟持的地步，而慧绪尼以智慧巧与周旋，摆脱了官府的纠缠。
一部《比丘尼传》，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中国比丘尼的真实处境，感受到她们向道求法的热忱，也感受到她们在那样一个浑沌混乱朝代里挣扎、修持的困境。种种忧痛创伤，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低徊不尽，成为那个时代比丘尼在风雨狂潮中的一部获教受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