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支那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那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钦佩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支那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北京周报社长藤原君也在社说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支那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支那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读佩弦君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看见他说：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
把这个与杨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难的事实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日本记者的感想是确实的，并不全是由于异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其实这现象也是当然的，从种种的方面看来，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身受的迫压也更大而且更久。波兰俄国以及朝鲜的革命史上女子占着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国虽是后进，也自然不能独异。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我也并不如日本记者那样以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国，但我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为母妻所羁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国，还可以成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这就是她们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为的变化与性择很有关系，不过现在都是以男性为主，将来如由女性来作“风雅的盟主”（elegantiae
arbiter），不但两性问题可以协和，一切也都好了。（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张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现在不谈别的，只说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我们的盟主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断然不是躲在书斋里读《甲寅》的聪明小姐喽，却也未必一定是男装从军的木兰一流人物。我在这里忽然想起波兰的一首诗来，这诗载在勃阑特思（geor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纪波兰文学论》中，是有名的复仇诗人密子克微支（adam
mickiewicz）所作，题名“与波兰的母亲”，是表示诗人理想中的国民之母的，我们且看他是怎样说法。大意云：
“赶快带你的儿子到冷僻的洞窟里，教他睡在芦苇上，呼吸潮湿秽恶的空气，与毒虫同卧一处。在那里，他将学会怎样使他的愤怒潜伏，使他的思想叵测，沉默地毒死他的言语，卑屈的使他的形状像那蝮蛇。我们的救主在做小孩的时候，在拿撒勒游戏，拿了十字架，后来他就在这上面救了世界。波兰的母亲呵！倘若我是你，我将拿他的未来运命的玩具给他游戏。早点给他链条锁在手上，叫他习惯推那犯人的污秽的小车，使他见了刽子手的刀斧不会失色，见了绞索不会红脸。
因为他并不如古时武士将往耶路撒冷充十字军，插他的旗在那被征服的城上，也不像三色旗下的兵士将去耕自由之田地，沃以自己的鲜血。不，无名的奸细将告发了他，他当在伪誓的法官前辩护他自己，他的战场是地下的囚室，不可抗的敌人就是他的裁判官。绞架的枯木即为他的墓标，几个女人的眼泪，不久就干了，以及国人的夜间的长谈，是他死后的唯一的荣誉与记念。”
这是波兰的贤母，但是良妻应当怎样呢？据同一诗人在《格拉支那》（gracyna）一篇中所说，她可以违背了丈夫的命令，牺牲了性命身家领地，毫无顾惜，只要能保存祖国的光荣，与敌人以损害。啊，波兰的复仇诗人们，密子克微支与斯洛伐支奇，你们的火焰似的热情是永不会消灭的，在这世界上还有迫压与残暴的时候。你们理想中的女子或者诚然不免有点过激，但在波兰恐怕非如此不可，而且或者非如此波兰也不会保存以至中兴。
中国现在情形似乎比波兰要好一点，（不过我也不能担保，照这样“整顿学风”下去，就快到那地步了，）因为如勃阑特思的《波兰印象记》第二卷所说，“政府禁止在学校里教女子读波兰文，但教裁缝是许可的，所以她们在石板上各画一幅胸带的图，以防军警来查，她们在桌上摆着裁缝材料，书籍放在下面，”中国总算还让她们读书。因此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女子还不至于希望她们成为波兰式的贤母良妻，只希望她能引导我们激刺我们，并不是专去报复，是教我们怎样正当地去爱与死。
我不知道中国的新妇女或旧妇女的爱情是猛烈还是冷淡，但我觉得中国男子大抵对于恋爱与生死没有大的了解与修养，可见女性影响之薄弱无用。生在此刻中国的女子不但当以大胆与从容的态度处理自己的恋爱与死，还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引导——不，我简直就说引诱或蛊惑男子去走同一的道路，而且使恋爱与死互相完成。这应当怎么做，她们自己会知道，我们不能说，我只能表示这样一个希望罢了。至于弹琴作画吟诗刺绣的小姐们，本来也是好的，不过那是天下太平时代的装饰品，正如一个霁红花瓶，我决不想敲破他，不过不是像现在中国这样的破落人家所该得起的，所以我不想颂扬。大约在二十年前，刘申叔先生正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曾做了三首偶成的诗，寄给他发表，现在还没有忘记，转录在这里，算作有诗为证罢。
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
学得调羹汤，归来作新妇。
不读宛委书，但织鸳鸯锦，
织锦长一丈，春华此中尽。
出门怀大愿，竟事不一吷，
款款坠庸轨，芳徽永断绝。
民国十五年大残杀之月末日，在北京书为被杀伤的诸女士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