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后有嘉熙丁酉永嘉徐霆长孺《跋》云：“霆初归自草地！尝编叙其风土习俗。及至鄂渚，与前纲书状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撰以相参考，亦无大辽绝，遂用所著者为定本。间有不同，则霆复疏于下方”云云。今书中顶格书者，大雅原书，其低一字者，长孺所疏也。长孺随使蒙古，在宋理宗端平初年，当蒙古窝阔台汗之七八年。本书云：“霆至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故立之以示壮观。前纲邹奉使至不曾立，后纲程大使、更后纲周奉使至皆不立。”

考《宋史·理宗纪》，绍定五年（壬辰）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来。辛卯遣邹伸之、李复礼、乔士安、刘溥报谢。二年（乙未）正月，以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为大元通好使，从义郎王全副之。嘉熙二年（戊戌）三月己丑，命将作监周次说为大元通好使。本书所谓邹奉使即邹伸之，程大使即程芾，周奉使即周次说。是长孺随使当在邹伸之之后，程芾之前，而邹、程奉命使北，相距才一月，中间未必更遣他使。本书所谓前纲邹奉使至时不立金帐者，疑谓伸之壬辰初使时事，而长孺则与于伸之再使之役。盖伸之初使实衔史嵩之命，而再使时则奉朝命，故曰“霆至草地时立金帐，想是以本朝皇帝亲遣使臣来”，可互证也。故伸之再使，虽奉命于甲午十二月，然其至草地已在丙申之夏。本书云：“霆在燕京，见差胡丞相来，黩货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云云。

考《皇元圣武亲征录》，甲午（太宗七年）遣忽都忽主治汉民。乙未夏，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元史·耶律楚材传》亦纪此事，则云“丙申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云云，视《亲征录》差后一年。案忽都忽、忽都虎，《元史·太宗纪》亦作胡土虎，本书胡丞相即谓此人。其至燕京定差发，当在乙未、丙申间，而长孺适以是时留燕，则亦当在乙、丙间矣。后至草地住月余，其回程宿野狐岭在七月十五日，则其至草地时正当盛夏。又跋中称彭大雅为前纲书状官，则大雅当在邹伸之壬辰一行中。

大雅后为四川制置副使，以贪黩获咎。宋季《三朝政要》（二）：“嘉熙四年，彭大雅使北。”是大雅于此书成后又膺专对之命。又《宋史》多记大雅获罪事，而《政要》则颇称大雅守蜀之功，云：“彭大雅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办迫促，人多怨之。其筑重庆也，委幕僚为记，不惬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月日，守臣彭大雅筑此为国西门，谒武侯庙，自为祝文，云云。其文老成简健，闻者莫不服之。后不幸遭败而卒，蜀人怀其思，为之立庙。”故其为此书，叙述简该，足征觇国之识。长孺所补，亦颇得事实。蒙史开创时史料最少，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

乙丑十二月，海宁王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