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之名，始见于唐之中叶。阙特勤碑之突阙文中有三十姓鞑靼，otuztatar九姓鞑靼，tokuztatar是为鞑靼初见纪录之始。案阙特勤碑立于开元二十年，则鞑靼之名古矣。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有《赐回鹘腽没斯特勒等诏书》，末云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云：纥挖斯专使将军踏布合祖云，发日，纥挖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是为鞑靼见于汉籍之始。时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嗣于懿宗咸通九年，从朱邪赤心讨庞勋，僖宗中和二年，从李克用讨黄巢，并有功。至后唐、汉、周，仍世入贡，故薛、欧《五代史》及欧、宋《唐书》并记其事，而欧氏于《五代史》并为达怛立传。宋初太祖、太宗朝尚三次入贡，后为西夏隔绝，不与中国通。而两宋人纪录中尚屡见其名，乃《辽史·营卫志》所记诸部族，《百官志》所记属国职名中，皆无鞑靼；本纪中虽三见“达旦”字，亦去其偏旁,金史》乃并绝其迹。正史中至《明史》始复有《鞑靼传》，而《明史》之《鞑靼传》，实蒙古传也。然则辽、金三百年中，唐宋间所谓鞑靼者，果何往乎？观宋元人之著书，知当时固有鞑靼！其对辽金之关系！决非浅鲜！正史中必不容没其事！而竟不概见！此读史者当发之疑问也。以余之所见，则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m，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

曷言乎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噗也？《辽史·圣宗纪》开泰元年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而《萧图玉传》云：开泰中，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屯于窝鲁朶城。按《圣宗纪》，统和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地理志》，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则《纪》《传》所载地名既合，年岁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称达旦，一称阻卜，是阻卜即鞑靼之证一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来归，言戎主母后萧氏有姊二人，长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使西捍塔靼，尽降之。案《辽史·圣宗纪》，统和十二年八月，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献西边捷，九月，萧挞凛奏讨阻卜捷。而《萧挞凛传》则云：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

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从之。考三城者，谓镇州及防、维二州，皆在驴驹河西南，与西夏相去绝远，是统和间太妃西征非讨西夏而实经营阻卜诸部，乃李信谓之西捍塔靼，是阻卜即鞑靼之证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证据，乃在《金史》。《金史·夹谷清臣传》：北_噗叛，上谴责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又《内族襄传》：襄代清臣，遂屯临潢，（中略）乃命支军出东道，襄由西道。而东军至龙驹河，为阻僕所围，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中略）襄即鸣鼓进发，（中略）向晨压敌，突击之。围中将士亦鼓噪出大战，获舆帐牛马，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完颜安国追蹑之，众散走。会大雨，冻死者十七八，降其部长，遂勒勋九峰山石壁云云。今按《元朝秘史》（四）大金因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将篾古真薛兀勒图袭将来。案王京者，完颜之对音，《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并记此事，皆作“丞相完颜襄”,浯泐札河亦即《金史》之斡里札河（今乌尔载河），是二书纪事并相符合。而《金史》之阻幞、《元秘史》谓之塔塔儿，正与《辽史·萧图玉传》之阻卜、《圣宗纪》作达旦者，前后一揆；而塔塔儿一语，为鞑靼之对音，更不待言。故曰唐宋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幞也。

更从地理上证之。唐时鞑靼住地，据阙特勤碑侧之突厥文，两记三十姓鞑靼，皆在黯戛斯、骨利干之后，契丹、白霄之前。日本箭内博士谓黯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干又在其北，契丹、白霄皆在突厥之东，则在其间之三十姓鞑靼，当居突厥东北，与金元间之塔塔儿方位全同。其说良是。今假名此部曰东鞑靼，然此碑突厥文中，尚有九姓鞑靼，此部住地无可考。然《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入四夷道里记》云：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鹏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麕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牙帐。此达旦泊在回鹘牙帐东南数百里，疑以鞑靼人所居传名。九姓鞑靼所居，盖当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鞑靼。《会昌一品集》所见达怛，其一与黑车子连称者，似与东方之三十姓鞑靼相当；其一与安西北庭连称者，似即西方之九姓鞑靼也。而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籍者，只有近塞鞑靼。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至北宋中叶，并散居于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鞑靼。

欧阳公《五代史》之所传，王延德使高昌时之所经，李仁甫《续通鉴长编》之所见，皆是族也。而《辽史》所记阻卜，其分布区域，乃各与此三部鞑靼相当，李信谓辽齐妃领兵屯西鄙驴驹儿河，西捍塔靼，而《辽史·文学传》萧韩家奴之言曰：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驴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诸部望风悉降，是辽时边境以北至胪朐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拟唐时之东鞑靼。又《太祖纪》云：天赞二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丙午，遣骑攻阻卜。《萧图玉传》云：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萧惠传》云：西阻卜叛，都监涅鲁古等将兵来援，遇敌于可敦城西南。又《萧挞不也传》，阻卜酋长磨古斯绐降，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

案古回鹘城即今外蒙古额尔德尼昭西北之合刺八刺合孙（唐时回鹘牙帐），在鄂尔昆河西岸；可敦城即镇州，其地今虽未能考定，要当在鄂尔昆河之东，喀鲁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来，则其住地当在可敦城西南。唐时达旦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拟唐时之西鞑靼。又《辽史·属国表》，圣宗开泰五年，书阻卜酋长魁可来降。《圣宗纪》作党项魁可来，《兵卫志》言西夏元昊谅作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此以阻卜与党项互举连言，则阻卜又南与党项相近。此种阻卜，又可拟唐末五代之南鞑靼。故辽时阻卜分布之广，正与唐宋人所谓鞑靼相同。至见于《金史》之阻幞若北阻幞，则略当唐时之东鞑靼，亦即蒙古人所谓塔塔儿。此亦可由地理上证明之。《金史·宗浩传》云：内族襄以为攻破广吉刺，则阻蹼无东顾忧。是阻蹼在广吉刺之西，而《元朝秘史》记翁吉刺住地云：合勒合河流入捕鱼儿海子处，有帖儿格等翁吉刺。其记塔塔儿住地，则云：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两种塔塔儿，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中间，兀儿失温地面（今鄂尔顺河）。又云：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鲁孩四种塔塔儿，在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地面（今乌尔浑河与色野尔集河合流处），皆东与在喀尔喀河流域之翁吉刺为邻。

又载扯克扯儿地面（今苏鲁克斜鲁山），有塔塔儿人，距翁吉刺之德薛禅家不远，与《金史》所载阻蹼地望无一不合。故《辽》、《金》二史中阻卜阻幞之为鞑靼，自地上证之而有余矣。

若然，辽、金之阻卜、阻幞，于唐宋为鞑靼，于蒙古为塔塔儿，则阻卜、阻镤之名，乌从起乎？又于唐宋以前、蒙古以后，得求此名之源流否乎？然求之前后诸史，绝不见有与阻卜或阻幞相类之名称，余乃不得不设一极武断、极穿凿之假说，曰：阻卜、阻幞者，鞑靼二字之倒误，且非无意之误而有意之误也。何以言之？曰：辽、金人文字中多言鞑靼，如史愿《亡辽录》（《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云：辽于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招讨府，（中略）镇摄鞑靼蒙骨迪烈诸国。又，金主亮遣翰林学士韩汝嘉与宋国信使副徐嘉等宣谕公文（《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九引）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靼等，从东昏王时数犯边境。是辽、金时固有鞑靼，其《国史》、《实录》亦当不讳言鞑靼；而《辽》、《金》二史中无之者，曰蒙古人讳言鞑靼故。蒙古人何以讳言鞑靼？曰蒙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而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事，非朝贡即寇叛，彼盖误以蒙古之先朝贡于辽、金也，虑其有损国礼，故讳之尤深。当蒙古盛时，《秘史》、《亲征录》并记太祖受金官职事，初未尝以此为讳，然《宋》、《辽》、《金》三史之作，在顺帝之世，其时蒙古之势力既已坠地，故于文字之间尤多忌讳，试举实证以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太祖乾德四年、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并书鞑靼入贡，盖本与《国史》及《会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亦云：鞑靼于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贡，乃《宋史·本记【纪】》于外国朝贡无一不书，独无太祖太宗鞑靼入贡事。王延德《使高昌记》载于王明清《挥麈前录》者，中有鞑靼字凡六处，《宋史·高昌传》全录其文，惟删去有鞑靼字之处。《亡辽录》（《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天祚于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天助，欲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云云；《东都事略·附录》（二）亦云：耶律延僖得大石林牙七千骑，又阴结鞑靼毛褐室韦三万骑助之，而《辽史·天祚纪》则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收复燕云。《辽史》此节，分明出于二书，而二书皆有鞑靼字，《辽史》独无。又《松漠记【纪】闻》：余都父子以游猎为名，遁入夏国，夏人问其兵几何，云亲兵二三百，遂不纳。投鞑靼，鞑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领诈出迎，具食帐中，潜以兵围之。余都出敌，不胜，父子皆死。《辽史·耶律余睹传》则云：余睹假游猎为名遁西夏，夏人问汝来有兵几何，余睹以二三百对，夏人不纳，卒。此事与《纪闻》同。当出《纪闻》，而独无投鞑靼被杀事；《金史·叛臣传》亦但言边部杀余睹及其二子，函其首以献,太宗纪》亦言部族节度使土古厮捕斩余睹及其诸子，而不明言其为何部。是数证者，谓非元人修史时有意删去鞑靼字不可也。

然辽金史料中之鞑靼，固自倍蓰于宋史料，又不必与他事并见，史臣以其不可删，且不胜删也，乃或省其偏旁作达旦字，又创为改字之法。考鞑靼之始见载籍也，其字本作达怛（《会昌一品集》及《册府元龟》），后作达靼（薛、欧《五代史》及《梦溪笔谈》），至宋南渡后，所撰所刊之书乃作鞑靼，鞑字不见于《集韵》、《类篇》，是北宋中叶尚无此字，其加革旁，实涉靼字而误。然辽金史料中，其字当已有作鞑靼者，其倒也或作怛达，或作靼鞑，极与阻幞二字相似，当时史料中或有一二处误作阻幞，或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误，遂并史料中之不误者而尽改之，以避一时之忌讳。其于《辽史》太祖、圣宗纪三处尚存达旦字者，盖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间隙以待后人之考定者也？且《辽史》所见之达旦三处，不独省其偏旁，亦异其书法，凡史家于敌国使来则书聘，属国则书贡，此诸史之通例，《辽史》本纪惟于梁、唐、周、宋四国书聘，后晋、北汉、西夏之称臣或受册而书贡，南唐虽未称臣，亦仍书贡，至塞北诸部更无不书贡者。

惟《道宗纪》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戊午，远萌古国遣使来聘。独书聘者，以示蒙古之先与辽世为敌国也。而《太祖纪》书神册三年二月达旦国来聘，《圣宗纪》书统和二十三年六月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亦书聘者，盖元代修史诸臣，已不知鞑靼与蒙古之分，误以辽史料中之鞑靼为蒙古之先，故以敌国书法书之，与《道宗纪》之书萌古来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条，可见元人修史时讳言鞑靼之隐。《金史》之中亦有类是之特笔。如西北西南招讨司下之钆军详隐，本有十处，今《地理志》、《兵志》所载均为九处，地理志》有移典钆而无萌古钆，《兵志》反是。其实二者均当有之，盖萌古、萌骨之为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于金之钆军为讳，故于《地理志》删之，而于《兵志》亦删去移典钆，以与《地理志》之九处相应。然于其首大书曰：西北西南之钆军十，明移典、萌骨二钆皆所当有，故于二《志》互见，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节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中无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删彼而存此者，缘《地理志》记各部族节度使各详稳，皆自为一行，易属人目；若《兵志》之文，则蝉联而下，非通读全文，难以觉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辞。《辽》、《金》二史中之阻卜、阻幞，亦犹是矣。要之吾侪既发见元人讳言鞑靼之隐，则其删剷事实，改易名目，并不足深怪，而上所陈述武断穿凿之假说，固自有可能性在也。

漠南鞑靼（阴山鞑靼）之见于载籍也，较漠北东、西二鞑靼（三十姓鞑靼及九姓鞑靼）为后。唐会昌初年，回鹘为黯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国近塞。时李德裕为相，筹所以防御招抚之者甚备，具见《会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记近塞蕃族，仅有沙陀、契宓、退浑、党项四部而无鞑靼。至咸通九年，鞑靼始从朱邪赤心讨庞勋，赤心时为蔚州刺史，则尔时鞑靼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鞑靼之徙阴山左右，当在会昌与咸通之间。然则未徙之时，果居何地？抑称何名？自欧史以来颇有异说。余谓阴山鞑靼当即三十姓鞑靼或九姓鞑靼一部之南下者，盖当时东、西二鞑靼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即《会昌一品集》中之达怛与黑车子连称者，余前既定为三十姓鞑靼。当唐之季，黑车子一族实已南徙幽州近塞（见拙著《书津田博士室韦考后》），则其邻部之达怛，同时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鞑靼住地，余前以贾耽《道里记》中之达旦泊拟之，此泊在回鹘牙帐东南，当回鹘入唐之道。回鹘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势也。日本箭内博士乃据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所引《汪古氏家传》及《蒙鞑备录》，谓阴山鞑靼出于沙陀，乃突厥人种，与漠北鞑靼之属蒙古人种者全非同族。

余意此二族在唐并为鞑靼，在《辽史》并为阻卜，自不既视为异种。但南徙之后，与沙陀、党项诸部杂居，故此部中颇含有他种人，而其与党项之关系，尤较沙陀为密，故昔人多互称之。如折氏本党项大姓，而《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二）之党项折文通，同卷又称之为达怛都督折文通；又《辽史·属国表》有阻卜酋长魁可，而《圣宗纪》作党项魁可,宋史·党项传》，景德二年，熟户旺家族击夏兵，擒军主一人以献；又大中祥符二年，夏州略去熟户旺家族首领都子等来归。案旺家即白鞑靼名族汪古之异译，而《宋史》以为党项部族。《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传》云：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而《蒙鞑备录》则云：金章宗筑新长城，在静州之北，以唐古钆人戍之。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盖鞑靼与党项，自阴山贺兰山以西，往往杂居，故互受通称。然若据此而遽谓阴山鞑靼出于党项，则与谓其出于沙陀者，同为无根之说也。故余对箭内博士之二元论，宁主张一元论，以唐之鞑靼、辽之阻卜名称之统一，非是无以解释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