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一字石经，为《周易》、《尚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除《论语》不在经数、不立博士外，余皆立于学官之经，博士之所讲授者也。且汉石经后各有校记，盖尽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隶释》谓《石经》有一段二十余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鸡”八字可读，其间有“齐”、“韩”字，盖叙二家异同之说。是汉石经用《鲁诗》本，而兼存齐、韩二家异字也。又《隶释》所录《公羊·哀十四年传》，后有三行，皆有“颜”氏有、“无”语，是汉石经《公羊》用严氏本，而兼存颜氏异字也。《论语》后有“包”、“周”及“态、毛、包、周”字，是《论语》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周诸本异字也。以上《诗》之鲁、齐、韩、《公羊》之严、颜，皆立于学官之书。石经以一本为主，而复著他本异同于后，则当时学官所立诸家经本，已悉具于碑。是蔡邕等是正六经文字之本旨，而后儒所以咸取正于是者也。

由是推之，汉石经《易》、《书》、《礼》三经，其校记虽不存一字，然后汉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石经本亦必以一家为主，而于后著诸家之异同，如《鲁诗》、《公羊传》例，盖可断也。盖汉自石渠、虎观二议，已立讲五经同异之帜。嗣是章帝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同异，又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马融亦著三传异同。郑玄注《周官》，存古书字，又著“杜子春读为某，郑大夫、郑司农读为某”，是亦著杜、郑二家之异同；注《礼经》，则著古今之异同；注《论语》，则存鲁读。当时学风，已可概见。况石经之刊，为万世定本，既不能书刊诸家，又不可专据一家，则用一家之本，而于后复列学官所立诸家之异同，固其所也。然汉学官所立皆今文，无古文，故石经但列今文诸经异同，至今文与古文之异同，则未及也。而自后汉以来，民间古文学渐盛，至与官学抗行。逮魏初复立太学，暨于正始，古文诸经盖已尽立于学官。

此事史传虽无明文，然可得而（微）[徵]证也。考《魏略》言：“黄初中，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后汉书·儒林传》注及《魏志·杜畿传》注引）《魏志·文帝纪》言：“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似魏初博士之数与后汉略同，但增置《春秋谷梁》一家。然考其实际，则魏学官所立诸经，乃与后汉绝异。《齐王芳纪》：“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今学者得以课试。”（即博士课试五经所用）《王肃传》：“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于学官。”又《高贵乡公纪》载其幸太学之问，所问之《易》，则郑玄注也；所讲之《书》，则马融、郑玄、王肃之注也；所讲之《礼》，则小戴记，盖亦郑玄、王肃注也。是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其时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家，且或为郑氏弟子也（详见余《汉魏博士考》）。

当时学官所立者既为古学，而太学旧立石经，犹是汉代今文之学，故刊古文经传以补之。《隋志》载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此盖魏石经二经足本。十三卷者，后来伪孔传之卷数，与马融、王肃注本之十一卷、郑玄注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与欧阳、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或三十一卷，及壁中书之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者绝异，乃汉魏间分卷之法。其《春秋》十二卷，则犹是《汉志·春秋古经》之篇数，亦即贾逵三家经本训诂之卷数（贾以《左氏经》为底本），与《汉志公》、《谷》二家经各十一卷者不同。盖汉魏以前，《左氏》所传《春秋经》皆如是也。魏时学官所立《尚书》既为马、王、郑三家，则石经亦当用三家之本。三家虽同为古文《尚书》，然其本已改今字。陆氏《释文》所引马、郑本经文！绝非壁中书，王肃本亦然。敦煌本未改字！《尚书释文》云：“此篇既是王注，应作今文，相承以续孔传，故亦为古字。”（今本为宋时陈鄂辈删去）是王肃本亦作今字。而此具古、篆、隶三体者：壁中本古文《尚书》，后汉时尚在秘府，许慎见之，郑玄亦见之。中更董卓之乱，虽未必存，然当时未必无传写之本。《隋志》谓：“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尚书正义》引束晳云：1盘庚序》，将治毫殷，，孔子壁中书作，将始宅殷，。”晳所据壁中书，盖即晋秘府之古文《尚书》，虽未必为壁中原书，亦当自壁中本出矣。且汉魏间除秘府本外，尚有民间传写之本。卫恒《四体书势》谓其祖“敬侯（即卫觊）尝写邯郸淳《尚书》以示淳，而淳不别”。案淳虽以传古文书法名，然书法与书体亦不能彊别。

且《魏略》言“淳于黄初中为博士”，是淳盖亦传古文《尚书》而为《书》博士者，其本宜有所受之。是魏时《尚书》古文固有祕府本及民间本矣。至古文《春秋经》及《左氏传》，至魏时尚存否虽不可考，然《周礼·小宗伯》注引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是郑君犹及见之。正始距郑君之卒，不过数十年，或当时尚有传写之本矣。且汉魏之间，字指之学大兴，魏时博士如邯郸淳，如苏林，如张揖，皆通古今字指者也（《王粲传》注引《魏略》：“邯郸淳，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又《刘劭传》注引《魏略》：“苏林通古今字指。”《隋志》张揖有《古今字诂》三卷。字指，《旧唐志》作“字旨”，或谓“字义之学”。然《隋志》有《杂字指》一卷，后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撰。又《字指》二卷，晋朝议大夫李彤撰。《汗简》多引郭显卿《字指》、李彤《集字》，其字皆古文。是《字指》殆谓古今字之学，其体例当如《汉志》之《八体六技》及卫宏《古文官书》也）又《魏略·儒宗传序》谓“太和、青龙中，太学课试，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是课试诸生亦用字指。

魏之石经古文，果壁中本若其子本，抑用当时字指学家自定之本，均不可知。然即令出于字指学家之手，而字指学家之所据，亦不外壁中古文，因汉时除壁中书及张苍所传《春秋左氏传》外，别无古文故也（《说文序》虽言“郡国山川所出彝器，与古文相似”，然实未引一字）今就魏石经遗字中古文观之，多与《说文》所载壁中古文及篆文合（《说文》篆文中本多古文），且有与殷周古文（谓殷虚书契文字及古金文。至壁中书，则多先秦文字也）合而为许书所未载者。然则谓魏石经古文出于壁中本，或其三写、四写之本，当无大误。即谓出于当时字指学家之手，然虽非壁中之本，犹当用壁中之字，固不能以杜撰讥之矣。

至其与壁中本相异者，亦可得而言。壁中《尚书》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而魏石经据《隋志》注仅十三卷，且壁中本尚有逸《书》十六篇（建武时亡《武成》一篇，为十五篇），而魏石经若数逸篇，则三十五碑不能刊至《左传》桓、庄间。是其篇数当与马、郑本同，是卷数、篇数均异于壁中本也。又石经《尚书》十二卷，虽若与梅赜本卷数同，然无梅本所增之二十五篇，此亦可以石数、字数证之。又梅本《书序》分冠各篇之首，而石经残字中，《吕刑》与《文侯之命》相接处，除《文侯之命》篇题外，无容《书序》之余地。故知石经《书序》亦自为一卷，与马、郑本同，而与梅本绝异也。要之，汉、魏石经皆取立于学官者刊之。汉博士所授者皆今文，故刊今文经。

魏学官所立《尚书》为马、郑、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逸篇绝无师说，又不立学官，且当时亦未必存，故不复刊。亦犹《尚书》、《逸礼》、《春秋左氏传》同为古文，逸《礼》绝无师说，又不立学官，故仅刊古文《尚书》及《春秋左氏传》也。其刊此三经者，以汉世所未刊；其不刊逸《书》及逸《礼》者，以学官所不立。至《费氏易》、《毛诗》、《周官》、《礼记》、《谷梁春秋》，魏时亦已立学官，而石经无之者，盖《礼记》、《谷梁传》均为今学，《费易》、《毛诗》虽为古学，或已无古文之本，而魏石经必具三体，故未之及；或欲刊而未果，与《左传》之未毕工者同（《隋志》“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下注：“梁有《毛诗》二卷，亡。”案汉时《毛诗》未立学官，绝无刊《毛诗》之理。如果有《毛诗》，或出魏时所刊。后人以用一字，与汉石经同，遂附之《鲁诗》下耳）。然则汉、魏石经皆刊当时立于学官之经，为最显著之事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