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虽古之所谓仁与义、与信、与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义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则无诸已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为吏而吏，为将而将，若是者，非天之所与，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与德可勉以进也，才不可强揠以进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何哉？才难强而道易勉也。
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奈何以朴?小道加诸其上哉。
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肆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
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简。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俞矣，不若古之淳。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或至于诬执。民?俞，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书，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价。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价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人，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盗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辩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故赎金者，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从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汉始。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槛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既已薄矣，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从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
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燕师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蓄者，兵食夺之也。
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彷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今吏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田与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繇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
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之于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