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预言家，是诗人，是战士。我在《怀亡友鲁迅》文中说过：“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们中华民族的杰作。这样伟大的一生决不是短时间所能说尽的，不过随便谈谈，得个大概罢了。

在开讲之前，我要问诸位一声，诸位大概在中学时代，甚而至于在小学时代已经读过了鲁迅的作品。读了之后，在没有会见他或者没有见过他的照相之前，那时诸位的想象中，鲁迅是怎样一个人？

这种回忆，对于鲁迅的认识上是很有帮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十余年前，在孔德学校小学班已经读了鲁迅的作品。有一天，听说鲁迅来访她的父亲了，她便高兴之极，跳跃出去看，只觉得他的帽子边上似乎有花纹，很特别。等到挂上帽架，她仰着头仔细一望，原来不过是破裂的痕迹。后来，她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

再讲一个近时的故事：这见于日本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文中，用对话体记着。有一天，鲁迅照常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鞋，到大马路cathay 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

可是，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那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吧，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样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译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见《改造》十八卷十二号）

关于鲁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个英国人的话，颇觉简而得要，这见于h.e.shadick的《对鲁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曾会见过鲁迅，只是从照相上观察，说道：

在我的面前呈现着一张脸，从耸立的头发到他的有力的颚骨，无处不洋溢出坚决和刚毅。一种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诚恳的人才具备的。前额之下，双眼是尖锐的，而又是忧郁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胡须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盖过去。

这些特质同样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里……（原文见《燕大周刊》丛书之一《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

鲁迅的生活状况可分为七个时期：

（一）幼年在家时期，一～十七岁；

（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二十一岁；

（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二十九岁；

（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三十一岁；

（五）北京工作时期，三十二～四十六岁；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五十六岁。

一、幼年在家时期（一至十七岁，预备时期，1881～1897年），这期的时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战。

鲁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忆录《旧事重提》，后改名为《朝花夕拾》，可供参考，现在略举几个特点如下：

（一）好看戏。

（甲）《五猖会》（见《朝花夕拾》）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岁时候，正当高兴之际，突然受了打击，他的父亲要他读熟《鉴略》数十行，背不出不准去。后来虽然背出，不遗一字，却已弄到兴趣索然；

（乙）《社戏》（见《呐喊》）；

（丙）夜戏，目莲戏（见《朝花夕拾·无常》）；

（丁）《女吊》（见《中流》三期）：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一种便是“女吊”，也叫作“吊神”，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鲁迅临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寓所，也谈到这“女吊”，这可称鲁迅的最后谈话（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后一天的鲁迅》，记及此事，见日本杂志《文艺》四卷十二号）；

（戊）胡氏祠堂看戏：这点在他的著作里面是没有谈到，我从他的母亲那里听来的。在十余岁时候，胡家祠堂里演戏，他事先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远处的石凳。不料临时为母亲所阻止，终于哭了执意要去看，至则大门已关，不得进去。后来知道这一天，因为看客太多，挤得石凳断了，摔下来，竟有被压断胫骨的。他之不得其门而入，幸哉幸哉！

他幼年爱好看戏，至于如此，可是后来厌恶旧剧了。

（二）好描画。

（甲）描画：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见《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乙）搜集图画（见《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和《二十四孝图》）

这和他后来中年的搜集、研究汉画像，晚年的提倡版画有密切的关系。

（三）不受骗。

（甲）不听衍太太的摆布（见《朝花夕拾》八五页）；

（乙）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怀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见《朝花夕拾》三五页）。

这样从小就有独到之见，和上述的艺术兴趣，可见他在此时期，天才的萌芽已经显露出来了。

二、江南矿路学堂时期（十八至二十一岁，1898～1901年）。这期的国家大事有戊戌变法和庚子义和团之役。

他的学堂生活从此开始，起初考入水师学堂，后才改入矿路学堂，《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是可参考的。此外，还有几件事：

（一）爱看小说，新小说购阅不少。对于功课从不温习，也无须温习，而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十居其八；

（二）好骑马，往往由马上坠落，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三）不喜交际。

至于苦学的情况，如以八圆旅费上南京，夹裤过冬，凡上下轮船总是坐独轮车，一边搁行李，一边留自己坐。

三、日本留学时期（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修养时期，1902～1909年夏），这期的大事是俄兵占领奉天，日俄开战，革命思潮起于全国，和他个人关系较切的有章太炎师的下狱，徐锡麟、秋瑾的被杀等。

这留学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段：（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

（一）东京弘文学院时期（1902～1904年夏）。

此时，我初次和他相识，他在课余爱读哲学、文学的书，以及常常和我谈国民性问题，这些已见于拙著《怀亡友鲁迅》，兹不赘述。他曾为《浙江潮》撰文，有《斯巴达之魂》《说鈤》等（见《集外集》），鈤即镭也。

（二）仙台医学时期（1904～1906年春）。

他学医的动机：（1）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2）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

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3）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

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缠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例如：

（1）见了绣花的弓鞋就摇头（《朝花夕拾》）；

（2）“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可是她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她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热风》）。

（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呐喊·风波》）；

（4）讨厌的“豆腐西施”，“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呐喊·故乡》）

（5）爱姑的“两只钩刀样的脚”；（《彷徨·离婚》）

（6）“……女子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他的感触多端，从此着重在国民性劣点的研究了。可见《呐喊》序文所载，在微生物学讲议的电影里，忽然看到咱们中国人的将被斩，就要退学，决意提倡文艺运动，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唯一的刺激。

（三）东京研究文学时期（1906～1909年夏）。

一九〇二年的夏天，留日学生的人数还不过二三百，后来“速成班”日见增多，人数达到二万，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习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学文艺的简直没有，据说学了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

然而鲁迅就从此致力于文艺运动，至死不懈。

此时，他首先绍介欧洲新文艺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文学。有两件事应该提到的：（一）拟办杂志《新生》；（二）译域外小说。

这两件事说来颇长，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关于鲁迅》（二）（《宇宙风》三十期）文中已经叙明，我不必重复详说，只略略有所补充而已。

《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是统统预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曰“vita nuova”。后来，鲁迅为《河南》杂志撰《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坟》），绍介英国摆伦、德国尼采、奈宾霍尔、瑙威易卜生，及俄国、波兰、匈牙利的诗人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或外小说”，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它的民七，一月号，胡适之的《归国杂感》，说调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ckhov和andrej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开始译tsheckhov和andrejev的短篇小说了。

鲁迅实在是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

总之，他在游学时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养成了冷静而又冷静的头脑。惟其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愈热烈，所以观察得愈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这冷静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绍兴教书时期（二十九至三十一岁，1909年夏～1911年冬），这时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为要负担家庭的费用，不得不归国做事了。在杭州任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一整年，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一年余。革命以后，任师范学校校长几个月。

在两级师范教化学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试验轻气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所以孙春台（福熙）的《我所见于“示众”者》里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报》副刊）

五、北平工作时期（三十二至四十六岁，民元～十五年秋，即1912～1926年秋）。这期的大事，国内有民元中华民国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条》的威胁及洪宪称帝，民六张勋复辟运动，民十四孙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惨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惨案”及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外有世界大战。

元年一月，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之招，到部办事，公余老是抄沈下贤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鸿袆）去访驻防旗营的残址，只见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场，偶尔剩着破屋几间，门窗全缺，情状是很可怜，使他记起了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绍兴会馆。先在藤花馆，后在古槐书屋，这便是相传在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从此多年没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湾，十二年迁寓砖塔胡同，十三年移入宫门口西三条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国七年）为界，前者重在辑录研究，后者重在创作。

前期住在会馆，散值的工作是：（一）抄古碑，（二）辑故书，这二事可参考知堂的《关于鲁迅》（《宇宙风》二九期）。（三）读佛经。鲁迅的信仰是科学，不是宗教，他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作人类思想史的材料看，藉此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就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

至于他的创作短篇小说，开始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记》，才用“鲁迅”作笔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创作力好像长江大河，滚滚不绝。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现在时间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作个举例的说明而已。

《狂人日记》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礼教的。据鲁迅自己说：“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c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参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实实在在的话，试举读到篇中所云：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有谁不感到礼教的迫害，有谁不想奋起而来攻击呢？他的其余作品有好多篇仿佛可作这《狂人日记》的说明，《祝福》便是一个例子。《祝福》的惨事，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作的。

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吧。’”

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很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

《阿q正传》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人家都知道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在描写中国民族的魂灵。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报》副刊上说过：“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名称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园地》。后来印成单行本的时候，这一篇未见收入。）

《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到现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并且觉得在鲁迅的其余作品中，有许多处似乎可当作这篇的注解或说明来读，因为描写阿q的劣性仿佛便是描写民族的劣性故也。现在随便举出几点，彼此参照，便可了然，例如：

（一）自大。阿q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宛然是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负的国粹派的口吻，鲁迅所时常指摘的：“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热风》）

（二）卑怯。阿q“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试读《随感录》四十八有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

还有“通讯”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齐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华盖集》）

还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华盖集》）

（三）善变——投机，迎合取巧。阿q本来是深恶革命的，后来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吧”……试读《忽然想到》四里的话：“……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运。”（《华盖集》）

还有《算账》里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吧，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

（四）自欺——精神上的胜利法。阿q在形式上打败之后，有种种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儿子打了，或者说自己虫豸好不好，或者简直自己打两个嘴巴，就立刻心满意足了。这类自欺欺人，别设骗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间也何尝没有？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坟·论睁了眼看》）

此外，描写着的劣性还很多，限于时间，不及备举了。

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里若干日。鲁迅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不断地写文章，《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这时的作品。

这期的重要创作，已经结集者有：

小说：《呐喊》

同上：《彷徨》

论文：《坟》

讲义：《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野草》

回忆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杂感集：《热风》

同上：《华盖集》

同上：《华盖集续编》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民国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1926～1927年），时代背景是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运动。

这时期虽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鲁迅感触多端，不很开口，“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华盖集续编》）

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蛋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

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这期的著作如下：

回忆文：《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

同上：《而已集》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讲义：《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民国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1927～1936年），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

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他的短评，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

《热风》序文里说得好：

……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疥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电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段，思想很新颖，议论很透辟，将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我正盼望这部大著作能够早日观成，不料他竟赍志以殁，连腹稿也同埋地下，这是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近年来，他写文章之外，更致力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前者是提倡版画，因其好玩，简便，而且有用，认为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他个人首先搜集了许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时借给别人去展览，有时用玻璃版翻印出来，如《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使艺术学徒有所观摩。一面，在上海创办木刻速修讲习会，从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译，都由他一个人担任的。这个艺术现在已经很有进步，可以说风行全国了。

后者是鼓吹大众语，因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他说：“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论大众语》）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举如下：

短评集：《三闲集》

杂文集：《二心集》

短评集：《南腔北调集》

杂文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

短评集：《准风月谈》

同上：《花边文学》

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杂文：《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同上：《且介亭杂文集》二集、末编

此外，近年散见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结集起来，否则一定又添了一个有趣的书名。有一本题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鲁迅杂文集”在他逝世的一个月——十月印行的，编次甚乱而销行甚广，决不是他自己编订的东西，前面既无序文，书尾也不贴版花。自从他一去世，投机取巧的市侩，东抄西撮，纷纷出书，什么《鲁迅自述》啦，《鲁迅杂感集》啦，《鲁迅讽刺文集》啦，《鲁迅最后遗著》啦，陈列在书摊上，五花八门，指不胜屈。更有无耻之徒，冒名取利者，将别人的作品，换一个临时封面，公然题作“鲁迅著”，例如《活力》、《归家》等等，尤其可恶。请诸位千万注意，别去上当！

以上所谈，只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至于翻译，已经印行的不下三十种；工作也极其认真，字字忠实，不肯丝毫苟且，并且善能达出原文的神旨，这也是译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总之，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一定会感觉到的。他的勤苦耐劳，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昼夜。

在广州住白云楼的时候，天气炎热，他的住室，阳光侵入到大半间，别人手上摇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两窗之间的壁下，伏案写稿，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等等。

蛰居上海以后，为生活费的关系，勤劳更甚。书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张藤躺椅上，看看报，或是谈谈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览极少，酬应最怕，大抵可辞则辞。衣服是布制的；鞋当初是皮的，十余年来是胶皮底帆布面的；卧床向用板床，近十年来才改；写字始终用毛笔。除了多吸烟卷而外，一无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质朴的学生时代的生活。

他的真挚，我不用说别的，就在游戏文字里，也是不失常度，试读《我的失恋》，便可知道。这本来是打油诗，其中所云：“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野草》），似乎是信口胡诌了，其实不然。要晓得猫头鹰，发汗药之类，的确是他自己所心爱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并没有一点做作。

他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但是竟还有人说他脾气大，不易相处，这是我所不解的。

他这样地牺牲了个人生前的幸福，努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奋斗，患肺结核而至于医师多次警告了，还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赶快做”，真是实践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

我说过：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现在话已说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诗中的两句作为今天谈话的总括吧：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静，下句表热烈。关于上句，请参阅“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下句请参阅《救救孩子》（《狂人口记》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又景宋的哀诗所引用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伟大来。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