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言古制度者，多据《周官》、《王制》等书，若传记诸子中整齐有条理与此类者。诸书之说，固非无所据依，然率以异时异地之事相糅杂，又以作者之意损益之，非古制之真也。且如封建之制，今文说大国百里，古文则为诸男之封，大国扩至五百里。案孟子言今鲁方百里者五；管子言齐地，亦曰方五百里；而孟子言齐地，则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矣。盖周初大国之封，仅等秦汉时之一县，其后开拓，寝至倍蓰。凡著书者之见地，率较其时代少旧。今文多春秋时说，其所心仪者，盖周初之制，故其说如此；《周官》则战国时书，其所心仪者，乃在春秋之时，其时鲁、卫诸邦，疆域五倍于其初者，已无从削而小之，亦不必削而小之，故其说如彼也。举此一端，余可类推。然则读经传说记若诸子之书者，必以其所据之制度，及其人所生之时世，若其所怀抱，参伍错综而考之，然后可以知史事之真，径据其说，以为古制如此则缪矣。其一笔抹杀，以为一切制度，皆古人冯亿为说，托古所改，则又矫枉而过其正者也。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其考证所得，著其立说之所以然，与此编相辅而行者，则取崔东壁之书之名以名之曰《春秋考信录》。其言古事，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径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大体以金石刻辞证《春秋经》，以经定传，以传正说；于《左氏》，取其纪事，而舍其释经之辞；则其法之可言者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风尘洞，同客海滨，杀青之时，喜得先睹，敢识数言以告读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武进吕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