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大唐新语》卷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条）略云：
有一儿，年且十岁，以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牝狼每衔肉至于儿处。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后狼生十男……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又云，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质泥帅都，狼所生也。
旗纛之上，施舍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参《隋书》卷八四《突厥传》、《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等）。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槊幡皆仿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按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
同书下略云：
裴寂等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卫元嵩等歌语诗谶曰：西北天火照龙山，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
《隋书》卷一《高祖纪》云：
八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义宁元年六月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句下胡注云：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同书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条略云：
五月甲子，唐王即位于太极殿，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云：
因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
《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参《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略云：
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卷七略云：
恭帝义宁元年（即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
《通鉴考异》云：
新旧唐书武周皆无国号，惟创业起居注云，国号定杨。
《通鉴》此条胡注云：
言将使之定杨州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而应之。
《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参《旧唐书》卷五六《梁师都传》）略云：
自为梁国，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
同书卷九二《李子和传》云：
北事突厥，纳弟为质，始毕可汗册子和为平杨天子，不敢当，乃更署为屋利设。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卷七略云：
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胡注云：
平杨，犹定杨也。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云：
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
同书上略云：
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同书上云：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云：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顿于兴国寺，顺德顿于阿育王寺。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略云：
隋末为晋阳令，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裴寂又言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
《大唐创业起居注·上》略云：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新唐书》卷八六《李轨传》略云：
薛举乱金城，轨与同郡安修仁等共举兵。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集众应之，执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遂自称河西大凉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达度阙设内属，保会宁川，至是称可汗，降于轨。未几，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举，遣使凉州，玺书慰结。轨喜，乃遣弟懋入朝。梁硕为谋主，尝见故西域胡种族盛，劝轨备之，因与安修仁交怨。谢统师等每引结群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离沮其众。修仁兄兴贵本在长安，自表诣凉州招轨。帝曰：“轨据河西，连吐谷浑、突厥，今兴兵讨击尚为难，单使弄颊可下邪？”兴贵曰：“臣世凉州豪望，多识其士民，而修仁为轨信任，典事枢者数十人，若候隙图之，无不济。”帝许之。兴贵至凉州，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兴贵乃与修仁等潜引诸胡兵围其城。修仁执送之，斩于长安。
同书卷一《高祖本纪》云：
五月庚辰，凉州将安修仁执李轨以降。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
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下）“武德二年九月”条云：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遣使请杀之，上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世民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上迟回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厥使者使杀之。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略云：
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今请婚，其计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卷四略云：
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谄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藉。”上命裴寂、陈叔达、萧瑀杂鞫之，乙巳，仲文伏诛。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参《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略云：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勒（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
同书同卷同传略云：
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余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指颉利、突利言，如昔人称汉疏广受父子之例，盖颉利、突利为叔父及从子也）并亲从我。”
《教坊记》（据《说郛》本）“坊中诸女”条云：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娉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娉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官僚者，宫忝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搴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附张长逊传》略云：
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乱，遂附于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勒（勤）。言事者以长逊久居丰州，与突厥连结；长逊惧，请入朝。
同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略云：
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同书同卷同传云：
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
同书卷二《太宗纪·上》略云：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迁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
《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传》云：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云：
又云突利武德初深自结托，太宗亦以恩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
《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附元传》略云：
元又谓颉利曰：“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
同书卷五五《刘武周传》（参《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略云：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
武周率五百骑弃并州，亡奔突厥。
武周又欲谋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
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高祖遣谕之，君璋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满政遂以城来降。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贞观三年十一月”条、“贞观四年三月”条略云：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旧书《李勣传》作“通漠道”，当从之），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勣节度（两唐书皆作受李靖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云：
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云：
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
同书卷七略云：
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国摩诃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书于法师，其书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刚座所摩诃菩提寺诸多闻众所共围绕上座慧天，致书摩诃支那国于无量经律论妙尽精微木叉阿遮利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略云：
道希法师者，齐州历城人也，梵名室利提婆（唐云吉祥天）。
玄太法师者，新罗人也，梵名萨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
道生法师者，并州人也，梵名旃达罗提婆（唐云月天）。
明远法师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唐云思天）。
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唐云解脱天）。
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
同书卷下略云：
灵运师者，襄阳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无行禅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
兹刍法朗者，梵名达摩提婆（唐云法天），襄州襄阳人也。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略云：
其舅韩擒虎，号为名将，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与渊有隙”条考异曰：
柳芳唐历及唐书靖传云：“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按太宗谋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犹不从。当击突厥之时，未有异志，靖何从察知。又上变当乘驿取疾，何为自锁也。今依靖行状云：“昔在隋朝，曾经忤旨。及兹城陷，高祖追责旧言。公慷慨直论，特蒙宥释。”但行状题云魏征撰，非也。按征以贞观十七年卒，靖二十三年乃卒，盖后人为之，托征名。又叙靖事极怪诞无取，唯此可为据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