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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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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自程子从儒学、治道晦蒙否塞后作此一语,后人不可苦向上面讨滋味,致堕疑网。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故程子于此说,吾道中原有此不从事迹上立功名,文字上讨血脉,端居无为而可以立万事万物之本者。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为能见之也。

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则须直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托,故实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有以“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

而又曰“夫子说其笃志”,则以夫子之门,除求、路一辈颇在事迹上做去,若颜、闵、冉、曾之徒,则莫不从事于斯理,固不但开为能然;而子之所以说开者,说其不自信之切于求己,而非与程子所谓“见大意”者同也。

朱子谓“未能决其将然”,陈氏谓“工夫不到头,止于见大意”,下语自实。春秋之世,夫子之门,其为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路、冉有当之,然其视萧、曹、房、杜,则固已别矣。即至刘子,也解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威仪所以定命”。则当时士大夫风味习尚可知,而“见大意”者,岂独一开哉?

上蔡云“不安于小成”,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领。朱子于此,却以仁义忠孝帖出,直是亲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极只是性”,则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学”二字,以别于俗儒、俗吏之学,故为引伸以推其极至如此。若漆雕开言“斯”之时,初未尝即含一“性”字在内。

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笼统。性即理也,而有于“性”学者,抑有于“理”学者。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固已显分差等。性藏夫理,而理显夫性,故必穷理而乃以尽性,则自明诚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诚明之天道。学必有其依,性必有其致。然则开之求信者,亦但于事言理,初未于理言性。即其言而熟绎之,当自知其所指矣。

程子之言,有为而言也。从俗儒、俗吏风尚浮诡之余,而悠悠然于千载之上,有开与点,求诸此心、此理以为仕学,程子所为当诸心,而见其可说也。

开之言,非有为而言也。当洙、泗教隆之日,才可有为,而略小以图大,欿然求诸己以必其无不信者,则所争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说其笃志”之言为尤切也。

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说以正圣学而绌事功,是以存其言,而显其实曰“性”;亦恐性学说显之后,将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摄”之邪说,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别之曰理、曰笃志、曰仁义忠孝,反覆于异同之闲,而知良工之心独苦矣。读者毋惊其异而有所去取,抑毋强为之同,如双峰之所附会者,则可无负先儒矣。

程子曰“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只此语最得。庆源不省程子之意,而云“ 愤世长往”,则既失之矣。至胡氏又云“无所容其身”,则愈谬甚。

无所容其身者,则张俭之望门投止是已,而夫子岂其然!道虽不行,容身自有余地也。若云“愤世长往”,则苟其欲隐,奚必于海?自卫反鲁以后,夫子固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于无人之境而后遂其志哉?

程子传春秋,于鲁桓公及戎盟而书“至”,发其意曰“此圣人居夷浮海之意”。盖谓圣人伤中国之无君,欲行道于海滨之国也,岂长往不返如管宁之避兵耶?海值鲁东费、沂之境,其南则吴、越,其北则九夷、燕,其东则朝鲜、追貊。圣人不轻绝人,故亦聊致其想望。

然夷之於越,终视诸夏为难化,斯反覆思之,要不可轻舍中华以冀非常之事,则裁度事理,不得徒为苟难者也。子路勇于行道,不惮化夷之难,故曰“好勇过我”。或谓好勇为勇退,则仕卫辄、使子羔之子路,岂勇退者哉?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繇其不善之积成,著而不可掩,则但据此六者,而其人之陷溺于恶已极矣。此六者是文仲相鲁下很手、显伎俩处,此外尚其恶之小者。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窃位,而春秋于其告籴,特目言其罪。安得有如吴氏所云“善者多”哉?

若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其四者则修己、治人、敦伦、笃行之大德也。子产之于君子,其不得当者,盖亦鲜矣。吴氏扬积恶之臧辰,抑备美之子产,吾不知其何见也!

若区区于“三”“四”两字上较全缺,则人之不善者,岂必千不仁、万不知之可指数;而夫子云“君子之道四”,“君子道者三”,亦为阙陷之词耶?

臧孙之恶,若跻僖下展,随得其一,即天理蔑尽;居蔡之事,犹其小者,特以征其昏迷狂妄之本耳。以其跻僖公之心,得当为之,弑父与君可也。以其下展禽之心,使宰天下,李林甫、史弥远蔑以加也。若子产,自三代以上人物,垂、益、吕、散之流亚,自非吴氏章句之智所知。

“不知其仁”,是说当时人物有属望之意,言不决绝。“未知,焉得仁”,则心既不可知,迹犹不可许,故直曰焉得而谓之仁,是竟置之不仁之等矣。故集注向后补出“不仁可见”一段,原非分外。其云“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找定他君臣之闲,新旧之际,所为忘荣辱、忘恩怨者,只要大家一心撺掇教楚做个乱首。而文子仕齐,既不讨贼,未几而复反,则避乱之意居多,亦自此可见。唯然,故夫子决言之曰“焉得仁”,犹言“焉得俭”、 “焉得刚”也。

乃所以必云“未知”者,非但圣人不轻绝人之德,而于理亦自有难以一概言者。据此,二子大体,则是不仁。特此二事,或其去位之际,避难之时,偶然天理发见,而子文前之所谋僭王猾夏之志,因而脱然如失,文子后日之复反于齐,仍与崔、庆同列者,亦持守之不足,转念为之,而非其初心;乃若当事一念,则与乍见孺子入井之恻怛同其发现。故不能直斥此二事之不仁,而以“未知”疑之。

然使其当事一念,即无所私而发于天理,要为仁之见端而非即仁,况其犹在不可知之天者乎?子文只是尽心所事,文子只是利禄情过轻。遇著平居时,两件无所见长,则败缺尽见;一莅乎变,恰恰好教者忠、清露颖而出,故一似中当事之理而若无私,然亦一事之忠、清而已。若夷、齐之清,比干之忠,却千回万折,打迭到天理人心极处,才与他个恰好底忠、清。故箕子之与比干言者,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夫子之论夷、齐,曰“求仁而得仁”;明其非信著一往之志气,一直做去便好。子文心有所主,故事堪持久,而所失愈远;文子心未有主,故蓦地畅快,且若无病,而后不可继。托体卑小,而用乘于偶然,其与全体不息以当理而无私者,直相去如天渊矣。

繇此思之,则程子有云“圣人为之,亦止是忠、清”者,或亦砭门人执事忘理之失,而非允论也。圣人之去位而不愠、辞禄而不吝者,必不可以忠、清尽之。乃圣人之所为者,则亦必不同于二子。使圣人而为子文,其所告于僚友者,既万不如子文之所告矣。使圣人而为文子,则不但以弃十乘为高,而前乎所以消弑逆之萌,后乎所以正讨贼之义者,其必有为矣。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正以不为二子之所为,而岂可云为之亦但忠、清也哉?

仁、不仁之别,须在本体上分别,不但以用。然有其体者,必有其用,则圣人之异于人者,亦可于用征之,而非其异以体者有同用,异于德者有同道也。曾圣人而仅忠、清也乎?凡小注所引程子之说为集注所不收者,大抵多得理遗事之论,读者分别观之可也。

南轩所云“类此”二字,较为精密;而又云“不妨”,则亦有弊。圣人正于此等去处见仁之全体大用,岂但不妨而已耶?

程子言思,在善一边说,方得圣人之旨。那胡思乱想,却叫不得思。洪范言“思作睿 ”,孟子言“思则得之”。思原是人心之良能,那得有恶来?思者,思其是非,亦思其利害。只缘思利害之思亦云思,便疑思有恶之一路。乃不知天下之工于趋利而避害,必竟是浮情嚣气,趁著者耳目之官,拣肥择软。若其能思,则天然之则,即此为是,即此为利矣。故洪范以思配土。如“水曰润下”,便游移不贞,随地而润,随下而下。若“土爰稼穑”,则用必有功也。

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却说“再斯可矣”,显然思未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著想,则一且不可,而况于再?三思者,只是在者一条路上三思。如先两次是审择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计较,则叫做为善不终,而不肯于善之一途毕用其思,落尾掉向一边去,如何可总计而目言之曰三?

后人只为宣公篡弑一事,徯落得文子不值一钱。看来,夫子原不于文子施诛心之法,以其心无可诛也。金仁山摘其黜莒仆一事,为夺宣公之权。如此吹毛求疵,人之得免于乱贼者无几矣。

文子之黜莒仆,乃其打草惊蛇之大用,正是一段正气之初几,为逆乱之廷作砥柱。到后来不讨贼而为之纳赂,则亦非但避一身一家之祸,而特恐其不当之反以误国,故如齐以视强邻之从违而为之计。文子始终一观衅待时之心,直算到逐归父之日,是他不从贼一大结果。看来,做得也好,几与狄梁公同。

且弑嗣君者,仲遂也,敬嬴也,非尽宣公也。屈之于宣公,而伸之于东门氏,亦是义理极细处。宣公亦文公之子也。恶、视既死,而宣公又伏其辜,则文公之血脉摧残几尽矣。故文子于此熟思到底,也在义理上迟回审处。不然,则妾不衣帛,马不食粟,遇苕丘之难而不屈,岂怀禄畏死而甘为逆党者哉?特其图画深沉,作法巧妙,而非居易俟命之正道,则反不如逐莒仆时之忠勇足任尔。

其对宣公之词曰“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又曰“于舜之功二十之一”,皆讽宣公以诛仲遂。仲遂诛,则宣公固不妨如叔孙舍之得立也。宣公既不之听,便想从容自下手做。乃以夫子“再斯可矣”之义处之,则当亟正讨贼之词,即事不克,此心已靖,而不必决逐东门之为快耳。除圣人之大中至正,则文子之与温太真、狄梁公,自是千古血性人,勿事轻为弹射。

凡为恶者,只是不思。曹操之揣摩计量,可谓穷工极巧矣,读他让还三县令,却是发付不下。缘他迎天子都许时,也只拚著胆做去,万一官渡之役不胜,则亦郎当无状矣。又如王莽于汉,也只乘著时势莽撞,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后来所以一倍蠢拙可笑。三代而下,唯汉光武能用其思,则已节节中理。掣满帆,入危地,饶他奸险,总是此心不灵,季文子则不然。后世唯魏相、李泌似之。益以知思之有善而无恶也。

缘说孔子之志大于颜子,又云气象如天地,故不知者务恢廓以言其大,即此便极差谬。如以人之多少、功之广狭分圣贤,则除是空虚尽、世界尽、我愿无尽,方到极处,而孔子之言,亦眇乎小矣。繇此不审,乃有老者、朋友、少者“该尽天下人”之一说,迹是实非,误后学不浅。

且勿论夫子言老者、少者,初非以尽乎天下之老少,必须其老、其少与我相接,方可施其安之、怀之之事。而所谓朋友者,则必非年齿与我上下而即可谓之朋友,则尤明甚。天下之人,非老、非少,林林总总皆是也。若咸以为朋友,则屠羊酤酒之夫,亦君子之应求乎?于孺悲则无疾而言疾,于阳货则瞷亡而往拜,如此类者,不以信朋友者信之,盖多矣。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门、同志,而后信以先施也。朋友既然,老少可知。不可与安者,亦不得而强安之;不可与信者,亦不得而强信之;不可与怀者,亦不得而强怀之。特圣人胸中,不预畜一不安、不信、不怀之心,以待此等,则已廓然大公矣。

安一老者亦安也,安天下之老者亦安也。怀一少者亦怀也,怀天下之少者亦怀也。而朋友之多寡,尤其不可强焉者也。时之所值不同,位之得为有别,势之所可伸者亦有其差等。圣人本兼小大、多少而为言,而其不可施吾安、信、怀者,正如天地之化有所不能生成而非私耳。

特在为老、为少,则原为爱敬、哀矜之理所托,故亲疏虽有等杀,而即在疏者,苟与吾以事相接,亦必酌致其安之、怀之之心。若其非老、非少,则非爱敬所宜加隆、哀矜所宜加厚者。其为涂之人也,虽与我名相闻而事相接,终亦涂之人而已矣。终为涂之人,则吾忠告善道、鹤鸣子和之孚,自不容于妄投。故夫尽天下之人,苟非朋友,特勿虞勿诈而已足矣。信之者,岂但勿虞勿诈而已哉?言必以情,事必加厚,践之于终,必其循而无违于始也。

安、信、怀者,施之以德也,非但无损于彼之谓也。如天地之有明必聚于日月,五性之灵必授于人,而禽兽草木不与焉。即此可想圣人气象与造化同其撰处。若云尽天下之人,非安即信,非信即怀,泛泛然求诸物而先丧其己,为墨而已矣,为佛而已矣。善观圣人气象者,勿徒为荒远而失实也。

子路愿共敝裘、马,颜子愿无伐、无施,其气象不如夫子之大处,正在消息未到恰好地。老、少、朋友三者,已分节目,而三者之外,尤为一大界限,所以体不失而用不匮。张子西铭一篇,显得理一分殊,才与天道圣性相为合符。终不可说会万物为一己者,其唯圣人也。出释氏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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