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散文本是对骈文而言，亦有是对诗而言。这是中国文学之一大支。就近代文学观点看，除诗文以外，还应有词曲、小说、戏剧等。但中国一向不重视小说，也不重视戏剧。在《四库提要》里，并无戏剧一目。
《四库提要》所收诗文集中，散文就占了一半分量。可见散文在中国文学史里比重极大。我们应该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中来讲散文。反过来说，也可从散文的发展中，来窥知全部文学史。再进一步说，如不从全部文化史作透视，也就无从彻底了解全部文学史。
西方文学如史诗、神话、戏剧等，开始就像是自然的、朴素的、天真的、民间的以及地方性的。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虽亦源自民间，实际上却经过了官方的一番淘洗。关于这点，却被所有写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们忽略了。像中国最早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是出于政府的官书。若是地方性的文学，要渗透到全国的广大范围，就先须经过一层雅化。而此层雅化工夫，在古代则是操之于上层贵族手里的，也可说操在政府的。这是由于中国地理，文化环境，与西方不同之故。
西方文学发展，普通是说，如神话、故事。是唱，如诗歌。是演，如戏剧。然而中国却不这样。在中国古代产不出像希腊的荷马那样的大歌唱家。这因中国国土大，语言难得一致。希腊城邦的单位小，又是语言统一，故歌唱家可以到处通行。在中国就不能，即如今天的京剧，还是不能通行全国。就如梅兰芳、杨小楼那样的名角，也只能在北方及华中一带唱，到了广东、福建等省，便不通行。
中国文学发达，与西方不同。主要缘于中国古代就有一个统一政府。各地地方性文学，要传播到全国，不得不先经过政府之淘洗与雅化。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学主要决不是地方性的。
地方性的文学只在四个阶段中渗透进文学范围：
第一阶段--是经过王官的淘洗，像刚才说过的《诗经》。
第二阶段--是诸子百家言，如《庄子》、《孟子》等书中，就有不少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因于透过了诸子的手笔，而始普及通行。
第三阶段--如楚辞，它是代表当时楚地民族的文学，或可是由民间歌谣发展而来。但楚辞虽然有着鲜明的地方色彩，也还是透过了屈原、宋玉等人之手而成。实际上与第二阶段仍多相同。
第四阶段--是经过游士之手。在《战国策》中，所收有许多极好的散文。在那些散文里，也附带有不少本来是民间文学的素材。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即中国文学的发展乃是由上而下，主要在贵族阶级手里来完成。
西汉时的文学，乃由游士之手，转入宫廷的侍从们，像司马相如等。直到那时，中国学术界，还未有纯文学观念出现。必待到东汉，才可说有纯文学意态的观念出现了。因此范晔《后汉书》里，就首先有《文苑传》。虽然过去已很久有极高的文学作品，但尚无明确地对文学有独立的认识。许多散文其实只是应用文，甚至诗和韵文也都有应用气味。
东汉的五言诗，才可算得是纯文学了。像以前诸子百家著书，都不是纯文学。严格说来，两汉辞赋还是孕育在贵族宫廷手里的一种应用文，也非纯文学。
（二）
中国文学的确立，应自三国时代曹氏父子起。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正式的文学批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键。因文学独立的观念，至此始确立。
中国文学另外一个特征，常是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常说的文以载道，其实也如此。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载道必能载入此作者之本人始得。此又与西方文学有不同。设辞作譬，正如一面镜子，西方文学用来照外，而中国文学乃重在映内。也可说，西方文学是火性，中国文学是水性。火照外，水映内。
汉魏以后的文学，主要可看《昭明文选》。中国文学之有总集，不自《文选》始。惟《文选》所收集的，时间放长了，文体也放宽了。但《昭明文选》里，不选经，不选史，也不选子，所收集的便只限于较近纯文学的一部分。总分赋、诗、文辞三大类。由此可见昭明太子当时，已有文学独立的认识了。尤其重要的，他不分诗与文，骈与散。这实在不像我们开头所讲，诗文对称，骈散分立的说法了。换言之，散文也可有纯文学价值了。
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韩愈提倡散文，实在有一些是采取《文选》中赋前之序而变化出来的。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唐代一篇名文。此文有人把来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相提并论。我们若把《文选》中所收有些赋前之小序合看，便可悟其同出一类。又如韩愈《送杨少尹序》之类，此可谓是一种无韵的散文诗。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用，这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大变化。再像《祭田横墓文》，把祭文也改用散体。这一改变，遂破除了以前种种格调的限制与拘束。这也正如我们另换了一套宽大的衣服，而感到格外地轻松与舒适。散文在纯文学中之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
韩愈同时有柳宗元，下及宋代欧阳修等人，多擅记叙文章。如柳的山水游记，欧的园林杂记如《醉翁亭记》之类，其实多有诗意。尤属主要的，则须能把自己投入作品中。由于中国文学这一特性，遂引起后人为各著名作家编年谱，及把诗文编年排列，这又是中国文学与史学发生了关系。
宋明理学注重人格修养，这正如韩愈所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尤其如朱子、阳明，是理学家中能文的。他们的文章，也都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切事物及对外应接都装入其诗文中去。从这里，我们更看得清楚些，所谓文以载道，其实是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
由宋经金、元，骈文更走下坡路。到明代，骈文终于是没落了，而散文则更为盛大起来。明代前后七子如王世贞、李梦阳和李攀龙等，都要力仿秦汉。但比较有价值的文学家，还是要推归有光，他是宗法唐宋的。
归有光极反对盲目模拟古人，并力斥前后七子的文章，都像是空架子，只在格调词藻方面下功夫。归则以日常生活的描写为主，他可算已抓住了极重要的一点，即是以文学来表现人生。这又回复到韩愈及宋学家们的精神了。
归有光在政治上不得意，一生过的多是平民日常的生活。他因此最擅长在家庭中生活方面的描述，如《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他的文字很能学《史记》，尤其如《外戚传》等。他从《史记》中领悟到写文章的诀窍。关于这点，给清代的桐城派影响很大。他这种新的笔法，也可说唐宋八家尚未畅行，可说给散文写法又开辟了一条新路线。所遗憾的，是他的文章不能反映出当时的整个时代，这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限制了他。
（三）
谈到清代的散文，多半只是桐城、阳湖两大派势力。桐城派的始祖是方苞，以后还有他的弟子刘大櫆和刘的弟子姚鼐。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称为桐城派。他们的系统，是远宗唐宋八大家的。
姚鼐在扬州、南京主梅花、钟山书院诸讲席，凡四十年，本桐城古文义法选辑《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其中心贡献在他为文章作分类的工作。他将各种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以后论文体者，莫不奉为圭臬。这是姚氏对文学史上一大贡献。就《古文辞类纂》之文体分类言，实比《昭明文选》远为进步了。但《古文辞类纂》也避去经、史、子专书不选，则仍是沿袭昭明意见。他又特别提出八个字来作为衡评文学的主要标准。此八字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此八个字遂为桐城派做文章的依据。我们可说神、理、气、味四字，偏在文学的人生方面。格、律、声、色四字，则偏在文学的技巧方面。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重，而桐城派言义理，其实有些即已涵在他们所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之内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此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即是文章与义理兼通互用融化合一了。因此桐城派主张文章的每一辞句，都得含有道德意味在内，都得慎细考虑，从严检别。这样的写作态度，可算得是很严肃的。
又有阳湖派，如恽敬、张惠言诸人。他们能兼经子考据，因此阳湖古文虽是桐城别支，却和桐城门径广狭不同。同时有洪亮吉，亦阳湖人，他亦能诗文，尤喜以骈文写作，创为新骈文体。
我们再回头看古文派的唐宋八家，是以韩愈为主的。韩愈虽为散文提高了其纯文学中之地位，但韩的文章实是从经、史、子中蜕变而来的。但以后的古文家，尤其在明清两代，渐渐不能遵从这条路了。这确是一大错误。从归有光、方苞以下，古文的气味转弱，渐不够有力了。古文派之所谓文以载道，本来是要抓住人生的道，而来表现在文学之中。并不是即以文学来表现文学。散文之所以被重视，正是因为它最容易表现人生。而桐城派在此方面之成就，实远比不上唐宋。
关于中国散文的确立及其发展，已经讲过不少。下边我们再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
章学诚所著的《文史通义》，也是我们研究近代文学所必读的书。那是一部讲文学及史学的通论。他说："六经皆史"，就是说，古代的经学，实在也就是史学。这一论点，实是针对当时的经学派而发。当时对立的两大派，经学派以戴震为首领，文学派当推姚鼐。他俩都没有做过大官，戴只是个举人，姚曾考为进士。
自归方评点《史记》的传统，学文学应该读《史记》，这已成为桐城派相传的真诀。桐城派还特别看重评点。而章学诚则加反对。就常情说，评点只能当为学文的入门，不能算是学文的归宿。章氏说："以古人无穷之文，而拘于一时之心手。"这是对评点的一针见血之论。
章学诚对文学的另一看法，他说："文章之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这也可说，学文学不能单从文学本身去学。这一观点，却近于韩愈文以载道的说法。不能认为文学即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从这一观点，章氏又申述"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今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诸语。照这样做来，则可成为如古代诸子，成一家之言，而不专限在文学中去学文学。因为章氏对当时的两大派，经学与文学，都不满意，而极想创造出一条新路径。他当时评论古文，写出《古文十弊》一篇，也是很有力量的。
章学诚又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是以文来写人或事，不是以文来写文。他这样讲文学，可谓已讲到较高的一步了。最后他又讲"文德敬恕"。他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态度，还是敬与恕。如果能这样，在临文时就当检其心气。他还主张，应明古人之大体，而文之工拙尚其次。这些意见都很重要。一般人写文章，多不懂得这些大道理，又哪能注意到文德与敬恕呢。
其次，对桐城派提出批评的有阮元。他说："六朝言文，一定指有韵的。"由他这论点，引起经学考据家言文学之新根据来反对桐城派。但桐城派由于后起曾国藩的发扬光大，也能直延续到清末。
曾国藩遇到姚鼐弟子梅伯言，他又在倭仁处学得宋明理学，继在军中选了《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分论著、辞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在文章分类方面，大体还承袭姚鼐。但他主张经、史、子同时就是文学，却把文学门户扩大了。曾氏又另选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他主张学诗应分家去学，先注重作家，再从此作家来学此一作家之诗。此意见极重要，实在大堪注意。
曾氏批评古文，曾说："古文无施不可，惟不宜说理耳。"此说亦甚有意思。因就散文在纯文学之境地中来讲，自然是不宜多于说理的。他又以为诙谐文并不好写，他能在文章中特别提起诙谐一格，也是从纯文学观点出发。他最喜欢雄健的文章，他又主张学《汉书》，则是兼顾了当时考据学派如阮元等人的意见了。因此他的文章，多能宏深骏迈。实际上，曾氏已把桐城派加以改变。他一生在三十多岁时，始向学问路上跑，四十三岁进入军界，六十二岁作古。他的文章能越过姚鼐，可独成一家，但在学术界，则影响并不大。
到清末，王先谦有《续古文辞类纂》，补选清代之文，承续姚氏选法。又有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亦有《续古文辞类纂》，其所选文承续曾氏，兼及经、史、子，可补姚氏所未备。有吴汝纶私淑姚氏，少长，受知于曾国藩。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游日本考察教育。此君可为桐城派之殿军。至章炳麟，乃经学中之古文学家，精训诂，喜魏晋文，又夹以先秦诸子来写文章。以先秦诸子与魏晋掺合来创新文体。其实这一路径，在龚定庵已开始。与章同时，有康有为，乃今文学家，与其弟子梁启超，亦创新文体。康文浑灏流转，可说是胎近于两汉贾董诸人。另有介绍西方文学的严复几道和林纾琴南。严偏重哲学方面，林则是介绍西方小说的第一人。
严林皆福建人。严先曾去英国学海军，学识渊博，国内六十年来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之多，无人可比。译有《原富》、《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从吴汝纶学古文，其所译《天演论》序文，即请吴作。关于翻译西书的技术，他定下信、达、雅三原则，作为后人译书之准绳。
林纾先后译有小说共一百五六十种，包括美、英、法、挪威、西班牙、比利时以及瑞士等国。特别介绍欧文(washington irving)，狄更斯（dickens)，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pere)，小仲马（dumas fils)，托尔斯泰（tolstoy）等诸名作家的作品。他有文学天才，能对原书的旨趣有极深刻的领悟，能把西洋文学融入中文。他用《史记》笔法来写社会，写人生。他虽不认识英文，只靠别人口述，而他笔受的本领，居然能译一百多种外国小说。质的方面不谈，单以量来说，也实在够惊人了。这的确是中国文学上的一项了不起的译作。大体论来，林是沿了桐城派路径而有成，严则偏于湘乡及晚清看重诸子的影响为多。
（四）
以上关于古代及近代中国散文的演变已说了不少，现在该提到白话文了。民国六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改良旧文学的八项意见：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须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在全部中国文学史中，不论古今，真称得上一件文学作品，真称得上一位文学作家，何曾犯有胡适所举之各病。文学中讲及对仗，并非即文学之病。文学既有一传统，又哪能绝无模仿。实际上，在胡适以前，已有人写白话文了，如黄远庸即是其中之一。然而正式提倡白话文，乃自胡适始。可是胡适实不是一位文学家。当时可当得文学家的，应算鲁迅、周作人。鲁迅一生的文学生涯，可分三阶段：
一、同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那是有意学林纾的。
二、《呐喊》时期，这期间的文学意味够浓厚。他的精神，实近于唐宋八家，在文学中描写人生。例如其中的《社戏》、《孔乙己》、《药》、《故乡》、《端午节》……都是偏重日常生活的描写，实在主要是以描写人生来作文章。
三、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
说到今天的问题，过去的一切，都忽略了。大家正处在旧的没有，而新的还未产生出来的这一段真空地带里。总而言之，人的聪明，大体都还是一样的，所差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近百年来，没有一条可依归的路。文学如此，其他学术也如此。因而大家的聪明，都近空费。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在能开一条路，使以下人才都因这条路而兴起。
现在的我们，过去的路，因无兴趣而不走了，同时又不知道该向哪条新路走，因而像是陷于迷路中。但知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真懂得人生，真能了解文学史之大纲大节所在，艰险奋进，终可以创出新路，产生这时代的好文学来。
说到这里，我该作一个结束了。其实我对文学并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就我过去所曾留意到的一点旧知识，贡献给各位作参考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