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贤，四日对视着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屋子里面乱糟糟地，床前有香烟灰，抄发靠手旁有啤酒瓶，满地是花生亮。三太太闻声走了下来，浑身戴着学，我不禁大吃一惊，正要问时贤却向我丢了一个眼色，我连忙咳了声，三太太便看了我一眼先道：你的身子还好吗？新养的小妹妹怎么不带来？我听了更加心中惨然，那里还肯详细说给她知道，只含糊答说留养在家中；谈了一会，她也告诉我章老先生已过世了， 他的侄子已由n城径赴内地，我这才知道她戴孝的原因，又替她担心从此更没人替她照顾着了。
贤自重来上海后，便没有雇女佣，自己在外面吃饱饭，衣服则是送到洗衣店里去的。厨房里什么之类都给章家在借着使用，有的且不见了，贤当然不管，我来了大家客客气气的，也不好意思追问。他现今仍在中学里教书，月薪七十余元，一个人用着也是很刻苦的；有一次他患没了，睡在床上，三太太等也没有留意到他，他整整的饿了一天又半，次日下午只得挣扎着出去喝瓶牛奶，回到家中又呕吐了，我听着不禁掉泪。
于是我决计不用娘姨，自己动手来做。举凡烧饭，洗衣，擦地板，收拾屋子等等，莫不躬亲为之，自觉是一个贤良的主妇了，但事情却也并不如此简单。在早晨起来以后，我便忙着生煤炉啦，煮茶，烧泡饭啦，弄得七慌八乱，梳头洗脸擦粉是再没有这种闲心清了。接着贤便起床，我忙着替他照料，但神色已有些不大好看，因为我实在疲乏了。贤说：“请你不要太忙吧，我自己会动手的。”但是我看出他实不是为了顾惜我，而是不满我的不能和颜悦色，我便心想让你自己去做也好，你管你的，我干我的，于是便另外叠床，扫地。倒痰盂去了，贤见我尽管在他眼前穿来穿去，更觉麻烦，有时候索性连早饭也不吃，匆匆教书去了。
午饭他常不回来吃，我买了小菜以后，要拣要洗，弄得头昏眼花，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儿做些羹来自己吃，只得匆匆扒几口饭算数。仅食单以后，一样要拣桌子洗碗碟，双手沾得油腻腻的，醒人作呕。下午又要擦地板洗衣服，有时候忽然来了个客人。又去陪着谈谈笑笑，忙着自己出去买点心，出去后恐怕客人在家独自久候乏味，紧步奔了回来，真是累极了。到他晚上回家时，他是精疲力尽想得些安慰，但是我又何尝不作如此感想呢？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也想勉强做，然而到后来总是一个不讨好，彼此也就互相怨恨起来了：贤说他情愿我不要苦做，只要陪着他兴兴头头的谈几句话。我则以为人家已为你尽了最大心力，你还不知足，也未免太没有良心了。
有一天贤对我说：“我有一个机会，要到洋行里去当大写了，每月一百元，还有花红，你以为如何？”我听了大喜过望，便主张那时先去乡下领回小女儿来。贤说那还是等她断了奶叫他们送出来吧，眼前先雇一个娘姨要紧，你累了时这付嘴脸，我实在看不惯。我听了大闹起来不依他道：“看你还没有进洋行哩，便要嫌憎老婆的嘴险生得不好了，将来还有我的日子过吗？”他再三解释安慰不了。
这家洋行其实是华行，规模相当大，就是经理小派得很。贤本来是个聪明人，善于揣摩上司心理，因此经理着实喜欢他。下午公毕以后，本来是可以回家的，但是经理邀他去吃茶跳舞，他当然得奉陪。家里用了一个娘姨，孩子气的，时常做错事，但人总算还老实。贤不在家，我详细指导娘姨做事，指导比自己做起来还吃力，有时又惹气。待要少管些吧，让娘姨吃饱了饭白白空过，心实不甘，因此常常挖尽心思想出些不必须的事来叫她做，她做得不好，又得费心教，或者责骂，于是心中很烦恼。有时候贤夜深回来，又不免把气移到他头上，叽咕不休。贤也发脾气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做事回来，你还要横不是竖不对的，这种女人我才受不了！”我撇了下嘴顶他道：“做事也不见得要做到半夜三更呀？难道你从跳舞场回来，我也闷声不响的侍候你吗？”他说：“就是逛跳舞场又怎样呢？经理dg你去难道你好意思不去？一家三口总也得活下去呀，你有本领去赚，我情愿给你当家作家主公！”于是他便不是奉陪经理，也常常奉陪朋友去玩乐了，有时候便是不在玩乐，我也假定他是在玩乐的。
甘七年春天南京等处也平静了， n城人反而纷纷迁到上海来，明华听从他哥哥的主张，改入上海的大学，暂时住宿在我家。他还是同打仗以前一样的活泼，朴实，常常发些爱国理论，虽然太浅薄，究竟是出于真诚的。他也很不以贤的日渐都市化为然，常常暗中规劝他，贤只付之一笑，以为你们孩子家懂得什么，那时候贤已在经理帮助下借做些生意，赚了几千元钱，自不免得意洋洋起来了。
他已把当教员这回事看作是没有出息的，我与明华则以为是甚高尚的，因此每当我们三人共坐时，我谈起以前的教书生活，明华总是听得很有趣，而贤则深为不乐，觉得我活多喀苏，似乎又使他失面子了，我因此颇怏怏不乐。
明华同情我，帮助我做些小事，他住在我家似乎很快乐的，也很自然。娘姨虽然仍！日不更事，但我也渐渐不大理会，只要眼不见，耳不闻的，便落得清净。于是我渐渐胖了起来，面庞也似乎丰腴些，在一个初夏的晚上，我穿着件浅蓝夹细碎白花的麻纱衫子，贤瞧着我半晌，说道：“倒想常常跟你在一块享受些家庭之乐，就可惜事情太忙。”明华一脸正经的规劝他道：“你何不过些时候挂牌做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比较不受拘束些，用不着坐写字间，大家可以叙得畅快了。”贤也颇以为然。
夜里他对我说：“以后我们多跟着别人交际交际吧，赚钱最要紧是兜着转，人头热。”于是我们分头找熟人，我只找着几个旧同学，他也只能跟以前大学里的教授们联络联络。找人顶容易找出希望来，也顶容易使人失望，起初他们都是只对你从容易处讲，于是讲得你心头痒痒的，请客，送东西，正式开口请他帮忙了，他这才告诉你许多难处，也许还有许多不巧，使作欲进不得，欲罢又不甘休，因此损失了许多心计与物质，直到如此经过好几次碰壁以后，这才会把现实看得清楚些，但却又感到东张西望不知该朝哪去走好了。贤虽然精明，毕竟也因过份的热心着了人家道儿，有时候且以为事情捏得稳稳了，于是买酒添菜自先庆祝一番，说着计划着每天做了许多的梦，连明华也是随着我们一忽儿兴奋，一忽儿失望的，弄得读书做功课都没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