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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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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夜深时,当我正放下书,预备吃一点东西就寝的时候,我听见了炮声。

那么难道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想。

这许多日子中,太平洋风云飘到上海的已经不少,先是美国驻军的撤退,再是美国一再召回上海的侨民,最近又有许多船只的停驶,以至于已出发来上海的船只的折回。在这些风片云瓣中,我也偶尔与史蒂芬夫妇谈到,他们始终无确定的判断,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详细意见。史蒂芬是军人,他似乎除了听上面的命令外,不必预料一切的变化,史蒂芬太太是音乐家,对于政治很少兴趣,所以每次偶尔谈到,始终未成我们谈话的中心。

然而如今是炮声!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呢?租界中已无英美 驻军,那么自然是英美留此的军舰。可是这究竟是一个臆断,无从证明也无从打听。我开了无线电,方知太平洋战争确已爆发,黄浦江上,英舰与日军在开火。

有点冷,也已经很疲倦,我开始就寝,我想第二天的报纸总可以有更详尽的消息。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竟什么都没有;我出去看看,马路一切依旧。后来到报馆看一个朋友,才知道四更时的炮声果为日军与英舰的冲突,这只英舰因不愿缴械而被击沉,全体舰员都以身殉难。还有一只美舰,则因众寡不敌,已被缴械,舰上人员,都成俘虏而进集中营了。

这使我想到了史蒂芬。我直觉地有点惊慌,是这样可爱的一个朋友,难道就此永远不见了。如今回忆起来,才意识到我同他近来会面的机会实在太少,我于是拿起了电话,满以为史蒂芬太太总可以在家,但是她竟一早就出去了。我留话请她回来时打个电话给我。

我从报馆出来 , 到钱庄去取点钱 , 钱庄上人挤得厉害 , 我等了半天方才拿到。匆匆出来,心境非常不安,没有雇车,也没有目的地,我一个人走到了南京路。那时南京路上有许多日本的军用车来回的走,车上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散发许多荒谬的传单与可怕的禁令,路旁都是人,有的站着观望,有的匆忙地奔走,市面非常混乱。我顺着南京路走到静安寺路,许多地方都已有日军在布岗,沿途忙着装军用电话线;墙上只有日军布告,没有一点别的东西,我很想回家听点无线电里的消息,但从英租界到法租界的路都已封锁,后来听说有一条路可以走过,我于是绕着弯过去。这时候,我想到了白苹,在这样慌乱的情形中,白苹不知怎么在安排自己?我同她好久不见,也许她还可以告诉我史蒂芬的消息,于是我坐上一辆车,一直到白苹那里。阿美来开门,她说:

“怎么这许久不来呢?”

“所以我今天来了。”我说:“白苹在家吗?”

“在家。”

但是我还站在门口,她笑了,说:

“请进来吧。”

“有客人在么?”我问。

“没有。”她讽刺地笑:“专等着你来。”

我没有说什么,走了进去。白苹的房门关着,可以听到日语广播的无线电声音,我略一沉吟,我敲门。

“请进来。”

我推门进去,白苹穿着灰布的长袖旗袍,卷起袖子,露着两寸的白绸衬衫,非常安详地坐在矮小的沙发上,脚穿着软鞋,伸得很远,吉迷就睡在她的脚旁,右面开着电炉,左面茶几上是一匣巧克力。她看我进来,没有动,眼睛望着我,反手关了无线电,露着百合初放的笑容说:

“是你么?”

“奇怪么?”

“没有。”她说:“我想你也该来了。”

我脱去大衣,坐在她的对面,她说:

“坐到这边来,比较暖和些。”

我坐过去,她拿了两块巧克力,抛了一块给我:

“吃一块巧克力吧。”

“谢谢你。”我说。

她半晌不说什么,露着低浅的笑,端详着我。于是迟缓地说:“更清瘦了。”

“你太悠闲了。”我说。

“怎么样呢?”

“外面这样混乱,你一个人这样安详在家里。”

“不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你有史蒂芬的消息么?”

“好久不见他了,他怎样啦?”

“好久不见他了?”

“他好久没有找我,”她说:“也没有打电话给我。”

“你知道他所属的那个军舰昨天被缴械了?”

“自然知道。”

“他呢?”

“想来是进集中营了。”她微笑着说。

“白苹!”我歇了半晌,抽起一支烟,眼睛低视着庄严地说:“我很奇怪你这样,史蒂芬到底也是你的朋友。”

“自然。”

“那么你一点也不着急。”

“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她顽皮地笑。

“你的态度。”

“你要我满街去叫么?”她还是顽皮地笑。

“我们是人,我们有情感,我们有爱。”我说。但是她顽皮地接我的话:

“我们应该着急。”

“而你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呢?”她顽皮地说:“你也安详地坐在这里。”

“你知道我上午跑了几个地方?”

“你知道我从有炮声时候起,跑了几个地方?”她始终顽皮地温和地说,但是忽然换了纯正的口吻:“我该着急的事情多了,我自己的处境,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前途,我还有更好的朋友在香港,我难道应当在你的面前披头散发,挥手顿足的失声大哭吗?”

我低头不语,她又说:

“难得到这里一走,何苦绷着脸来同我吵架;朋友,你也有,我也有,各人去尽自己的责任,去尽自己的爱心。也许你为史蒂芬跑了一上午,也许我为史蒂芬哭一宵,但这些都是我们对史蒂芬的感情,你也不必表现给我看,我也无须对你装作慌张。”

“但是我们应当商量着想办法。”

“商量?”她说:“假如为营救史蒂芬,我同日本人商量,不是比同你商量来得有效。但是这是有效么?战争!朋友,战争!你 知道么?”

“……”我似乎有话,但是说不出什么。

“不要这样,给我一点笑容看,”她笑着,于是朝着外面叫“阿美!”

阿美在门口出现,白苹说:

“拿两杯葡萄酒来。”

阿美去拿葡萄酒时,白苹开了无线电,她似乎在寻什么,终于寻到了爵士音乐。

“是慢弧步。”她说;“很好,好久没有同我跳舞了,同我跳一只舞么?”

在银色的地毡上,我同她跳舞。

“我有什么改变吗?”她问。

“你更红了。”

“此外呢?”

“更深刻了。”我对她的确有另外一种了解。

音乐告终的时候,她举起葡萄酒感伤地说:

“为史蒂芬夫妇祝福吧。”

我们干了酒,她坐下,望着我,平静而严肃地说:

“我不是深刻,我是更老练。”

我没有说什么,望着她,等她说下去。

“我是舞女,我必须藏着一切可怕与着急,一切痛苦与焦虑,露着愉快安详的笑容去应付外物,用镇静沉着的态度处理自己的事务与情感。”她灰色而庄严地说:“那么请你原谅我。”最后,她叫:

“阿美,开饭。”

在饭桌上,她说:

“现在,你真该打算回到后方去了。”

“我刚才在路上也这样想过。”我说:“那么你呢?”

“我还值得提么?”她笑得颓伤而冰冷:“那么允许我活在你的心上吧。”

饭后,她说:

“史蒂芬也许可以出来,也许不能够,但这都是你能力以外的事。”

她又说:

“早点预备到内地去吧,需要钱,你不要客气,到我地方来拿。”

最后她说:

“现在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常来看我,除了我约你。”

我没有问她理由,匆匆出来,白苹竟是越来越神秘了,我心里有七分不安与三分担忧。

我一直回到家里,知道史蒂芬太太没有来过电话。从二时到夜里十二时,我前前后后少说也打了二十个电话去,她都没有回家。第二天我又去看她,但她的女仆说她一直没有回来,我请她的女仆于她回来时打电话给我,另外我还留一个条子。我现在担忧的不仅是史蒂芬,而且还担忧史蒂芬太太,难道她也被日军掳去了么?——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十一日早晨,史蒂芬太太的音讯还是一点没有,但是我接到海伦的信,她说:

“徐: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不在,只好写这封信给你。

炮声毁灭了我歌唱的计划,毁灭了我的前途,毁灭我的光明与梦。人生到底是为什么?人类到底在干什么?我现在需要朋友,需要冷静的思想。

接到这封信请马上来看我,并请带我几本帮助思想的书。淡淡的月光中,我期望你一切的奔走忙碌都有灿烂的收获。我祝福着你。

海伦.曼斐儿

十二月十日夜”

穿着深色的常服,金黄色头发松散地披在后面,素淡的脂粉,静肃的表情,这是写这封信前后的海伦.曼斐儿,在读信的两点钟以后,我就在她的面前。

她露着惨淡的浅笑说:

“你消瘦了。”

“怎么?”我说:“你的身体不舒服么?”

“没有。”她低下眉梢与眼睫,轻微地说。

“你母亲呢?”

“她出去了。”

我把书交给她,她没有打开,接过去放在钢琴上,钢琴上放着花瓶, 瓶里的花似已有几天不换,显得黯淡与憔悴。我四周望望,顿觉得房中的空气已完全改变,所有的活泼已变成杂乱,所有清静已变成寂寞,像一个人的病后,像一张画的被蚀后,像一株花受过风雨的打击 , 像一块园地挨过牛羊的践踏;为太平洋的风云掠过了这里的屋脊,为黄浦江的炮声震动了这里的墙头!我感到烦躁与郁闷,我过去打开了窗,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可是这里什么都变了?”海伦低声地问。

“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但是我立刻感到这句话激动了她的感触,她眉心起了薄颦,露出黯淡的浅笑,于是我振作了自己的声调,逼出轻快的语气,我一面跑过去,一面说:

“一定是你好久不歌唱了!你想,这间屋子,吸引过你多少的歌声?它靠你歌声而生存,靠你歌声而灿烂。你的歌声是这间屋子的粮食,是这间屋子的灵魂。但是如今它枯竭了,正如花失了水的培养,草失去了露的滋润。”

“……”她嘴唇微颤,但没有说出什么,痴呆地望着我微笑,在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时,我亲切地问:

“是不是你好久不唱歌了,海伦?”

“我永远不再歌唱!”她含恨地说。

“那么,”我说:“这屋子就会憔悴,憔悴,以至于倒塌。” 我走到钢琴边去,我说:

“你看钢琴上都是灰,是灰!”我为她打开了钢琴。我过去请她:

“来,来,为我唱一只歌。唱一只你所喜爱的歌。”

“不,不。”她拒绝我。

“唱一支,为我,仅仅为我,我已经许久没有听你歌唱了。”

“不,不,”她眉头皱一皱,换了庄严的语气说:“不要这样勉强我。”

我看她心中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又似乎要生气的样子,我没有法子再求,我沉默地坐下,无意识地微喟一声,抽起了一支烟。

但是她注视我一下,略一沉吟,好像用着许多力气似的,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迟缓地到钢琴边去,她坐下,突然轻拨着琴,渐渐地高起来,她开始唱歌。

是这样深沉,是这样悠远,它招来了长空的雁声,又招来月下的夜莺,它在短促急迫的音符中跳跃,又从深长的调中远逸,像大风浪中的船只,一瞬间飞翔腾空,直扑云霄;一瞬间飘然下堕,不知所终;最后它在颤栗的声浪中浮沉,像一只猛禽的搏斗,受伤挣扎,由发奋向生,到精疲力尽,喘着可怜的呼吸,反复呻吟,最后一声长叫,戛然沉寂。

我起初愉快地望着她掀动的背项,后来慢慢难受,像看护守着难产的产妇,于是我闭起眼睛,靠在沙发上静听,我感到我心弦抽搐,神经颤栗,眼泪在眼眶中涌腾,最后潸然从我面颊上流下。我拿出手帕,揩我的眼睛。

她阖上钢琴,我没有鼓掌,举目望她。她庄严地站起,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眶含着泪珠,缓步出来,走到原来的沙发上坐下,脸埋在手上,她竟呜咽地哭了。我没有话可以安慰她,我跑过去,俯身在她的耳边,我用最低的声音说:

“你的确成功了,海伦。努力!我期望你努力。”

她还是伏在沙发边上啜泣。

“努力,海伦。”我说:“永远为你祈祷。”

她还是伏在沙发边上啜泣。我站起,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我不知道她为何啜泣,也没有话可以安慰她,也不想给她劝慰。她歌唱的成就已出我意外,我骤觉得我非常渺小,在一个天才的面前,同在一个威赫的伟人,四周站着闪亮武装兵士的面前一样,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我想离开那里,我轻轻地拿起大衣与帽,偷偷地走出去。

但就在我出门的当儿,我碰见了曼斐儿太太回来。她神情很匆忙,丰胖依然,但面色非常灰黯,见了我,她露出浅郁的笑说:

“徐,怎么,预备走吗?”她拉住我,又说:“在这里吃饭,我正要同你谈一谈。”

我只得同她进来,海伦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曼斐儿太太说:

“不舒服么?海伦!”

“没有,”她脸上露出苦笑,张开湿润的眼睛,对她母亲说:“你回来了?”

海伦也许发觉我走过,也许没有,她似乎没有关心我的存在,但是曼斐儿太太对于这场合似乎觉得奇怪,她知道我走,又看到海伦哭过,于是她用疑问的目光望望我又望望海伦,她没有发言,于是我先说了:

“曼斐儿太太,海伦的确已成功了,她刚才的唱歌,几乎使我昏晕了。”

“你唱过歌?”曼斐儿太太问。

“是的。”海伦说:“我发觉我第一次真的在歌唱。”

“你是说……” 曼斐儿太太似问又似解释地没有说下去。

“过去我的歌唱只用我的嗓子,今天我似乎用到了我的灵魂。我已经忘去我的嗓子,我觉得我的每一丝神经每一粒细胞都在歌唱。”

“愿意再唱一支么?”曼斐儿太太问。

“不,不。”海伦说:“只能有一次,偶然的碰到,偶然的碰到,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我沉默地坐在旁边,曼斐儿太太不再勉强她,悄然站起,对我们说:

“你们谈谈。”她留下黯淡的笑容出去。

海伦沉默着,但我注意到她刚才的情绪已经平复,我说:

“为什么又好久不唱歌呢?”

“算是为什么呢?”

“难道你的歌唱就为圣诞节的音乐会么?”

“不。”她说:“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兴趣。人生到底为什么?战争,金钱,我……”

“人生是一张白纸,随便你填。”

“必须填么?”

“事实上你每天在填,吃饭,睡觉,起来,坐下,头脑想,手动,活着就是在填人生的白纸。除非死去,你死了方才算是交卷。”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

“就在白纸的填写。儿童拿到了白纸乱涂, 商人在白纸上写账,画家在白纸上绘画,音乐家在白纸上画音符,建筑家在白纸上打样,工程师在白纸上画图。”

“于是你在白纸上写哲学。”

“好好坏坏在上帝交我的白纸上填写点意义上去。”

“那么我……”

“歌唱,歌唱,歌唱,这就是你的意义。”

“……”她不响,歇了一会,忽然问:

“你近来碰见梅瀛子么?”

“梅瀛子,你没有碰见她么?”

“长远了。”

“我比没有看见你们还久。”我说。

曼斐儿太太进来,她邀我们到饭厅去。席上我们又谈到梅瀛子,谈到白苹,大家都好久不见她们了。于是我谈到史蒂芬的被掳,大家都感到人事的寥落,与变化的可怕,最后我说到史蒂芬太太没有音讯,我担心她会出事。

“史蒂芬太太?”曼斐儿太太说:“我在外滩碰见她。”

“她怎么说?”

“没有招呼,她坐在汽车里,想来没有看见我。”

“一个人吗?”

“好像还有两个男人。”

这使我非常奇怪,但是假如真是史蒂芬太太,那么她没有被掳终于得到证明。我问:

“你没有看错是史蒂芬太太吗?”

“没有,绝对没有看错。”

我的心宽慰了不少,我马上打电话到史蒂芬太太家里,史蒂芬太太不在家,我想告诉她女仆叫她放心,但是她的女仆知道是我,先告诉我昨天史蒂芬太太曾经派人去拿衣服用品,只是没有说出地址。那么史蒂芬太太的平安已经没有疑问,我挂上了电话。

饭后在客厅里,海伦不在座,曼斐儿太太开始告诉我她家里的情形。我想到外商银行都已落于日人之手,外侨是否可以提款,办法似乎还没有公布。而她们是没有男人也没有十分亲密的亲友的家庭,而且现在外侨的情形都是相同的,也很难有什么照顾飞那么她们的经济情形是怎么样呢?我顿悟到这间屋子空气黯淡的原因,我用最诚恳的语气低声地说:

“需要钱么?”

“但是……”她嗫嚅着,不好意思的望着我。我当时口袋里有七百多块钱,我把六百元给她。我说:

“先收着用,隔天我再送来。”

“不,不。”她不好意思似的不肯收。

“这有什么关系?曼斐儿太太。我们不是很好的朋友么?”

“……”她还不肯收。

“战争。”我说:“谁都有困难。我们应当互助,我情形比你稍微好一些,你尽管收着。”

曼斐儿太太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我,她收了钱握在手里。我说:

“明后天我再为你送点来,以后不够请随时同我说。”

“谢谢你的尊贵的好意。”

“我们是朋友,患难中自然应当互助。”我说:“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海伦。”

“为什么呢?”她说:“海伦会同样感激你。”

“不,不,你千万听我话。”我说:“我知道像她这样爱自强的尊贵的个性,决不愿让自己的困难给外人知道的。”

“你太好了!”她露出和蔼光亮感激的笑容说。

“把钱收起来吧。海伦进来看见不好。”

曼斐儿太太把钱收在皮包里,我听见海伦在外面叫她母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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