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文章读本》提要
（一）本书著者是有名的小说家，议论平正，略偏于保守。《论文调》一章说日本文章可大别为“流丽”、“简洁”两派：前者即《源氏物语》派，也就是和文调；后者即非《源氏物语》派，也就是汉文调（一六三面）。著者说前一体最能发挥日本文的特长。从前人称赞文章，惯用“流畅”、“流丽”等形容词，以读来柔美为第一条件。现在的人气味却不同了，喜欢确切鲜明的表现，这种表现法便流行了；他希望要稍稍使流丽调复活才好（一六二面）。所谓确切鲜明的表现固然近于汉文调，还受了西洋文的影响。著者反对西洋文的影响，他是个国粹论者。
（二）书中反对西洋化的话，随处可见。他说现在的口语文并不是照实际的口语写的，现在的文章似乎是西洋语的译文，成了日本语与西洋语的混血儿。实际的口语虽然也渐渐染上西洋臭味，可还保存着本来的日本语特色不少（二五一至二五二面）。又说现代人好滥费语言，也是西洋人的癖好。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等以文为业的人，所写作的也竟有此倾向。西洋人爱用最上级的形容词，如all
must等，日本人从而模仿，于没有必要时也用。著者说：“我们祖先所夸诩的幽邃慎深之德，便日渐消失了。”（七二面）
（三）他举过一例，指出现代文与古典文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省略敬语，二是句读显明，三是有主词（一五六面）。古典文如《源氏物语》，正要句读不显，造成朦胧的境界，其柔美在此（一五二面）。著者本人的文章也学这一派；他的点句法并不依照文法的句子而要使句断不明，文句气长，如用淡墨信笔写去的神气（二三二面）。又日本语的句子，主格是不必要的（八〇面）。他说有个俄国人要翻译他的戏剧叫做“要是真爱的话”的，觉得题目很难翻。到底谁爱呢？是“我”？是“她”？是“世间一般人”？要而言之，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谁？他说按戏讲，主词可以说是“我”；可是按理说，限定爱者是“我”，意味未免狭窄些。虽然是“我”，同时是“她”，是“世间一般人”，是别的任何人都行：这样气概就广阔，令人有抽象感。所以这个句子还是不加主词的好，他说，尽量模糊，于具体的半面中含有一般性，是日本文的特长；关于特别的事物的话，可以有格言与谚语之广之重之深。要是可能，翻成俄文，也还是不用主词的好（二七四至二七五面）。他又举李白的《静夜思》说此诗能有悠久的生命，能诉诸任何时代任何人的心，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主词，动词不明示“时间”这两件事关系甚大（二七六至二七八面）。
（四）著者是不看重文法的。他说：“文法正确的未必是名文；别教文法拘束住罢”（七八面）。况且所谓日本语的文法，除动词助动词的活用，假名用法，系活的用法以外，大部分模仿西洋，学了实际上没有用处，不学怕倒觉自然（八一面）。即如动词的时间规则，日本语也不是没有，可是谁也不去正确的应用（一九面）。他说现在日本中学校都有文法的科目，因为学生说本国话虽无特别困难，但写文章却和外国人一般，须有规则可以据依。而现在的学生虽小学校的幼童也用科学方法教育，从前私塾里非科学的教法，如无理的暗诵朗读，他们是不服的；他们头脑已习于演绎归纳，不用这种方法教，是记不住的。先生也觉得这么办有标准有秩序，所以现在学校里教的日本文法，实是为了师生双方的便利，将非科学的日本语的构造，尽量装成科学的，西洋式的。强立许多“非如此不可”的规则，如无主词的句子是错误之类（八三至八四面）。但他说来说去也还是只能承认，在初学的人，将日本文照西洋式结构，也许容易记些。但这只是一时不得已的方便法门，到了相当的程度，就不能再用这种笨拙的办法，须将因遵照文法而用的烦琐的语言竭力省减，还原于日本文简素的形式，这是作名文的秘诀（九一面）。但还原怕未必是容易的事罢。著者颇赞成私塾的朗读法，引了“读书百遍意自通”的谚语（三九至四〇面）；但口语文不适于朗读（四四面），私塾的朗读法终于是不行的。
（五）主词的有无与敬语有关。用了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便可省略主词而不致混淆，以造成复杂的长句（二六七至二六八面）。所以敬语的动词助动词不仅有表示礼仪的作用，并且是补救日本语构成上的缺点的利器（二六九至二七〇面）。著者说今日阶级制度撤废，烦琐的敬语虽已无用，但是敬语决无全废之理，因为敬语在日本国民性及日本语的机能中有着很深的根据的缘故。现在人已将昔日的书简文中相似的动词助动词应用于日常的口语里，便是一证（二六八至二七〇面）。敬语不限于动词助动词，别的品词中也有，尊称便是。如“颜”上加“御”字，便可省说“你呢”、“你的”；其省略作用正同（二七〇面）。但现代口语中虽用敬语，文章中却不多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人相信文章不是对面说话，而是向公众说话，所以叙述时不愿将个人的感情参在里面；再说留给后世人看，即使对于尊敬的人的事，也当取科学者的冷静态度。著者的意思，有些书里不妨参入一些亲爱敬慕的感情，如子侄记尊亲的事，学生记先生的事，妻子记丈夫的事，仆婢记主人的事等。就是本书著者“对于诸位先生也在用着某种程度的敬语”的（二七一面）。著者《论文体》一章中，将日本口语体分为“讲义体”、“兵语体”、“口上体”、“会话体”四类（一八二面）。“讲义体”去实际的口语最远，而与“文章体”相近（一八三面）；演说时讲书时都用此体，现在普及于一般日本人的口语文大部分是这个。“讲义体”可以说就是现代文（一八五至一八六面）。可是“讲义体不适于多用敬语”（二七二面），著者的意思怕到底不容易多多实现。
（六）著者论“会话体”的特长有四：一、说法自由，句末用名词用副词都成，不像别体有死板的句式。二、句终有音的变化，即表示口气的声音。三、可以实际的感到作者的语势，想象他微妙的心境与表情。四、可以辨出作者的性别。著者主张论文与感想文等皆可试用此体，小说更不用说（一九三至一九四面）。但是近来年轻人将他们自己平素随便的发音移写入文字里，如“シュヰタ”作“シュタ”之类，而小说家于叙述的文字里也流行这种错误的用法。著者认为是可慨叹的（二六一面）。其实音的变化也是自然的趋势，一两个人是挡不住的。
（七）本书论文极重含蓄，可以说自始至终只说了含蓄一事（二七四面）。《论品格》一章，有论古典中人名一节，著者开头就说：“我们以直述活的现实为卑下，言语与所表现的事情间必须隔着一重薄纸似的，才觉着品高。我们是这种国民。”他举《伊势物语》中的插话，总以“昔有一男子”句起始，而决不记这些男子的姓名、身分、住所、年龄。又这类书中记女人的名字，多只写一个“女”字。见于《源氏物语》中的“桐壶”、“夕颜”等名，也并非女人们的本名，而是借房室或花的名字以称之。著者说：以“物语”而论，若用女人们真名，就对她们失礼了。对于男子，也多避记真名，而以其官职、爵位、住所邸宅的名称间接指示之。这样，述情写景就能“如隔薄纸一张”了。他说，真实虽可贵，但写得太显，便教人觉着如在人前露出胫股似的了（二四九至二五〇面）。
（八）他又以含蓄解释日本语语汇的少。在日本语里，陀螺或水车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都用“マハル”或“マゲル”两字；前者是自转，后者是绕着别的东西转，在日本语却不分别。中国语里相当于“マハル”或“ラグル”的字，可就多了，如“转”、“旋”、“绕”、“环”、“巡”、“周”、“运”、“回”、“循”等，意义皆略有不同。他说，这是日本语的缺点之一。从前日本人取汉语以补充自己的语汇，现在又取欧美语，这是很对的。但是他又说语汇丰富起来了，便过于依赖言语的力量，过于好说话，而忘却沉默的效果，那就不妥当了。他说日本语语汇的缺乏，不一定就是日本文化劣于西洋或中国，他宁以为这是日本国民性不好说话的证据。自古中国与西洋都有以雄辩著闻的伟人，日本的历史上就没有这种伟人。他说日本自来的风气是看不起能辩的人的。他说因为日本人正直，贵实行，不爱巧语花言，又性不执拗，对于一件事不愿意烦言。他说日本人有十分实力，自己只觉着七八分，叫人看也只七八分；这是东洋式的谦让之德，与西洋人正相反。又说优劣暂不必论，而由此可见日本语的发达，不适于多言，并非偶然（五四至五八面）。著者论述此意，占了三面半的地位，才真是雄辩呢。
（九）可是日本人依赖言语的习性，到了记述西洋输入的科学哲学法律等学问，就发生困难了。这些学问在性质上必须细密正确，非处处写得清清楚楚不可。但日本语的文章却怎么也不能如此周到的。著者说他常读日译德国哲学书，许多处问题稍深入，就常会不懂。这固然也是哲理本身的深奥，而日本语构造不完备却是主要原因。自古以来，东洋关于学问技术的著述也不是没有，但都以难言传的境界为贵，以写的太露为嫌。徒弟教育时代，弟子直接受先生口传，一面受先生的人格陶冶，自然领会，并不全依赖书。这样看来，日本文章不适于科学著述也是当然的了。现在日本的科学家解决这种不便，大概以参用“原语”为主。他们讲书，在日本语里挟上非常多的原语，发表论文，既用日本文，同时又用外国文发表，而以外国文体为标准。他们的日本文在具有专门的知识及外国语的素养的，虽然看得懂，在常人简直茫然。体裁虽说是日本文，实在是外国文化的东西。这种外国文化的东西要比外国文还难懂，实际上说，翻译文在没有外国文的素养的人才是必要的。日本的翻译文，没有一点外国文的素养的却看不懂。那有什么用呢？（七二至七五面）
（十）但日本语这种缺陷该怎样补救才好呢？这不仅是文章的问题，而是由于思想方法，长时间养成的习惯，传统气质等等。就眼前而论，不适于用本国国语发表的学问，不能真算是本国的东西。著者说：“迟早我们得创造适于我们自身的国民性及历史的文化式样。”他说，今后不可单模仿西洋人，非得将从他们学得的东西与东洋的传统精神融合起来开辟新路不成（七五至七六面）。著者相信他们立在文化的前头发挥独创力的机运已经到了（七六面）。但是谈何容易呵！
（十一）从以上种种看，在创造中的日本语的问题，颇跟在创造中的中国语的问题相像。这也难怪，日本语在构造上虽与国语不属一系，但在文化及表现的样式上，却是差不多的。日本语所受汉文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又日本维新在别的方面进步很快，但在语文方面似乎并不如此。我们和他们至多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所以谷崎的议论很足供我们参考。但他的意见究竟过于保守，在这个时代，讲tempo，讲speed，人心忙迫而忘却悠闲的这个时代（一四四面），怕不合于实际罢。
原书于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本文作于193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