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勃兴，问题核心在“解放思想”一点上。因这运动提出的各样枝节部分，如政治习惯的否认，一切制度的怀疑，男女关系的变革，文学的改造，其努力的地方，是从这些问题上重新估价、重新建设一新的人生观。与因袭政治作对抗的是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在文学革命上，则胡适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男女关系重新估价重新决定的努力，除了一些人在论文上作解释论争外，直接使这问题动摇到一般年青人的心，引起非常的注意，空前的翻腾的，还是文学这东西。
中国雏形的第一期文学，对过去有所反抗，所有的武器，却完全是诗。在诗中，解释到社会问题的各方面，有玄庐、大白、胡适诸人。然而从当时的诗看去，所谓以人道主义作基础，用仍然保留着绅士气习的同情观念，注入到各样名为新诗的作品中去，在文字上，又复无从摆脱过去文字外形内含所给的一切暗示，所以那成就，却并不值得特别叙述。如玄庐的《农家》，大白的《卖布谣》，刘半农的《学徒苦》，及《卖萝卜人》，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路上所见》，写作的兴味，虽仿佛已经做到了把注意由花月风物转到实际人生的片断上来，但使诗成为翻腾社会的力，是缺少使人承认的方便的。这类诗还是模仿，不拘束于格律，却固定在绅士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怜悯观念上。在这些诗上，我们找寻得出尸骸复活的证据。使诗注入一种反抗意识，虽不是完全没有，如胡适的《乐观》、《威权》、《死者》等作品，然而从其余那些诗人搜索检查，所得的结果，是诗人所挣扎做到的，还只能使诗成为柔软的讽刺，不能成为其他什么。
既然男女关系新的道德的成立，在当时的兴味，并不在普遍社会问题之下，因“生理”的或者说“物质”的原因，当前的事情，男女解放问题，竟似乎比一般问题还更容易趋于严重。使问题一面得到无数的同情，也同时使无数的人保持到另一见解，引起极端的纷争，倒不是政治，不是文言与白话，却是“男子当怎样做男子，女人应如何做女人”。这焦点移到文学，便归结到诗上去，是非常自然的事。在诗上，对于这一方面态度有所说明，或用写“情诗”的勇敢，作微带夸张的自白，对“恋爱自由”有所拥护，在当时引起一般人注意的，是胡适的《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仔细思量过。今度月重来，独自临江坐。
风打没遮楼，月照无眠我，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
这是旧诗。一种惆怅，一个叹息，有好的境，也仍然完成到它那旧的形式中。另外有《如梦令》也不缺少热情，但其中却缺少所谓“情欲的苦闷”，缺少“要求”。又如玄庐的《想》：
平时我想你，七日一来复。昨日我想你，一日一来复。
今朝我想你，一时一来复，今宵我想你，一刻一来复。
一种抑郁，节律拘束到子夜歌一类古诗组织中，他还不是当时所要求的新诗。俞平伯、康白情，两个人的长处也不在这一方面。王统照、徐玉诺、陆志韦、冰心女士，也不能从这方面有所成就。在这里，或者应当提到这些人生活的另一方面，使这些诗人，皆避开这问题了。
表现女子的意识，生活上恋爱的自决，保留着一点反抗，一点顽固，是登载《新生活》第十七期上，以黄婉为笔名的一首《自觉的女子》。
我没见过他，怎么能爱他，又怎么能嫁他？……
这里所提出的是反抗与否认意识，是情欲的自觉与自尊。没有爱，一切结合是不行的！然而反抗的是眼泪还是气力？这诗没有结果。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就是说，有了爱，是些什么？周作人有一首《高楼》的诗，一面守着纯散文的规则，一面在那极散文的形式中，表现着一种病的忧郁。那样东方的，静的，素描的对于恋爱的心情，加以优美的描画，这诗是当时极好的诗。那样因年龄、体质、习惯，使诗铸定成为那种形式，以及形式中寄托的忧郁灵魂，是一般人所能接受，因而感到动摇同情的。在男女恋爱上，有勇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是在当时比其他诗人年青一点的汪静之。
使他的诗成为那样的诗，年轻是有关系的。正如另外一个早年夭去的诗人胡思永君，所留下的《思永遗诗》，有青春的灵魂，青春的光，青春的颜色与声音在内。全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理知，全是矛盾，全是……然而那诗上所有的，却是一般年青人心上所蕴蓄的东西。青年人对于男女关系所引起的纠纷，引起纠纷所能找到的恰当解释与说明，一般人没有做到，感到苦闷，无从措手，汪静之却写成了他的《蕙的风》。他不但为同一时代的青年人写到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的一面，也同时把欢悦的奇迹的一面写出了。
就因为那样缺少如其他作者的理智，以及其他作者所受生活道德的束缚，仅凭一点新生的欲望，带着一点任性的神气，漫无节制的写了若干新诗。汪静之君是为自己而写，同时却又近于为一般年青人而写作的。年青人的兴味所在是那一面，所能领会是那一类诗歌，汪静之在他那工作上是尽了力，也应当得到那时代的荣宠的。
《蕙的风》出版于民十一年八月，较俞平伯《西还》迟五个月，较康白情《草儿》约迟一年，较《尝试集》同《女神》则更迟了。但使诗，位置在纯男女关系上，作虔诚的歌颂，这出世较迟的诗集，是因为它的内在的热情，一面摆脱了其他生活体念与感触机会，整个的为少年男女所永远不至于厌烦的好奇心情加以溢美，虽是幼稚仍不失其为纯粹的意义上，得到相当成功。在这小集上，有关于作者的诗，与其人其时代，作为说明的诸人的诗序，可以参考。
朱自清序《蕙的风》诗集，用下面的措词：
“静之底诗颇有些象康白情君。他有诗歌的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的流露。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的小孩子。这一句自白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间底波折，自然只有‘无关心’的热情弥满在他的胸怀里。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歌咏恋爱。……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泪的文学，不是美与爱的文学；是呼吁与诅咒的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的文学……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的核心，……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应该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底作品。……”
胡适的序，又说到这些话语：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得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楚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但不久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影响还不能算很深……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为了证明《蕙的风》的独造处，在胡适序上，还引得有作者《月夜》。又引出《怎敢爱伊》以及《非心愿的要求》同《我愿》三诗，解释作者在诗上进步的秩序。
刘延陵则在序上说到关于歌唱恋爱被指摘的当时情形，有所辩解，且提到这顺应了自然倾向的汪静之君，“太人生的”诗，在艺术方面不能算是十分完善。
作者自序是：
“花儿一番一番地开，喜欢开就开了，哪顾得人们有没有鼻子去嗅？鸟儿一曲一曲地唱，喜欢唱就唱了，哪顾得人们有没有耳朵去听？彩霞一阵阵地布，喜欢布就布了，哪顾得人们有没有眼睛去看？
“婴儿‘咿嘻咿嘻’地笑，‘咕嗫咕嗫’地哭；我也象这般随意地放情地歌着，这只是一种浪动罢了。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安慰了，畅快了。我是为的‘不得不’而做诗，我若不写出来，我就闷得发慌！”
………
在序里，还说到诗国里把一切作品范围到一个道德的型里，是一种愚鲁无知的行为。这里说的话，与胡序的另一章与刘序，皆在诗的方面上有所辩解，因为在当时，作者的诗是以不道德而著名的。
《蕙的风》成为当时一问题，虽一面是那一集子里所有的诗歌，如何带着桃色的爱情的炫耀，然而胡适的序是更为人所注意的。在《一步一回头》那首小诗上，曾引起无数刊物的讨论，在胡序过誉为“深入浅出”的《我愿》一诗上，也有否认的议论。
在《放情的唱呵》的题词后，我们可以见到下面的一些诗。
伊底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乐的钥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乐园里了呢？
伊底眼变成忧愁的引火线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里了呢？
（《伊底眼》——《蕙的风》三一）
我每夜临睡时，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白莲姐姐呵！当我梦中和我的爱人欢会时，请你吐些清香熏我俩吧。
（《祷告》——《蕙的风》四七）
又如在《别情》的诗上写着，“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赠我的诗么？知道我把你底诗咬了几句吃到心里了么？”又如“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底嘴了；望你把你梦中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这样带着孩气的任性，作着对于恋爱的孩子气的想象，一切与世故异途比拟，一切虚诞的设辞，作者的作品，却似乎比其他同时诸人更近于“赤子之心”的诗人的作品了。使诗回返自然，而诗人却应当在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心情上歌唱，是在当时各个作者的作品中皆有所道及的。王统照、徐玉诺、宗白华、冰心，全不忘却自己是一个具有“稚弱的灵魂”这样一件事实。使这幼稚的心灵，同情欲意识联结成一片，汪静之君把他的《蕙的风》写成了。
作者在对自然的颂歌中，也交织着青年人的爱欲幻觉与错觉，这风格，在当时诗人中是并不缺少一致兴味的。俞平伯君的作品，对汪静之诗曾有着极大的暗示。在《西湖杂诗》中，我们又可发现那格调，为俞平伯、康白情所习惯的格调。使小诗，作为说明一个恋爱的新态度，汪静之君诗也有受《尝试集》的影响处。
又如《乐园》，作者从爱欲描写中，迎合到自己的性的观念，虽似乎极新，然而却并不能脱去当时风行的雅歌以及由周作人介绍的牧歌的形式。《被残萌芽》则以散文的风格，恣纵的写述，仍然在修辞的完美以及其他意义上，作者表现的天才，并不超越于其余作品标准之上。作者的对旧诗缺少修养，虽在写作方面，得到了非常的自由。因为年龄，智慧，取法却并不能摆脱同时一般诗作的影响，这结果，作者的作品，所余下的意义，仅如上面所提及，因年龄关系，使作品建筑在“纯粹幼稚上”。幼稚的心灵，与青年人对于爱欲朦胧的意识，联结成为一片，《蕙的风》的诗歌，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刻消灭于时代兴味旋转的轮下了。
作者在一九二七年所印行的新集，《寂寞的国》，是以异常冷落的情形问世的。生活，年龄，虽使作者的诗的方向有所不同，然而除了新的诗集失去了《蕙的风》在当时的长处以外，作者是不以年龄的增进在作品中获同样进步的。另一面，到一九二八年为止，以诗篇在爱情上作一切诠注，所提出的较高标准，热情的光色交错，同时不缺少音乐的和谐，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想象的恣肆，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微带女性的羞涩和忧郁如冯至的《昨日之歌》。使感觉由西洋诗取法使情绪仍保留到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如戴望舒的《我的记忆》。肉感的，颓废的，如邵洵美的《花一般罪恶》。在文字技术方面，在形式韵律方面，也大都较之《蕙的风》作者有优长处。新的趋势所及，在另一组合中，有重新使一切文学回复到一个“否认”倾向上去的要求，文学问题可争论的是“自由抒写”与“有所作为”。在前者的旗帜下，站立了古典主义绝端的理智，以及近代的表现主义浪漫的精神，另一旗帜下，却是一群“相信”或“同意”于使文学成为告白，成为呼号，成为大雷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提倡者，由于初期的诗的要求而产生汪静之君的作品，自然是无从接近这纠纷，与时代分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