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特林的新月区的房子建在一个斜坡上，三层楼高，外墙统一都是典型的英格兰红砖，雕刻着带有诺丁汉特色的纹饰，露台上摆放着形形色色的盆栽装饰。石头台阶用彩色的黏土随意涂抹，深浅不一。有的石头颜色鲜艳，无意间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娇羞地红着脸，有的色彩暗淡，人们视若无睹，因而满怀妒忌，有的出于愤怒露出苍白恐怖的脸色。不过所有的石头都摆出一副“少管闲事”的清高。你可能会忍不住敲一下门前光亮的铜铃——的确，它们磨得极为光滑的表面似乎在使眼色呼唤你去敲一敲——但你会径直跨过门槛，免得在平滑的黏土台阶上摔跤。格兰特走在索瑞尔以前常常走过的街道上，心想不知那个黎凡特人是否也曾经来过。埃弗雷特夫人应声打开了九十八号门，她大概五十来岁，瘦骨嶙峋，有点近视。格兰特向她打听起索瑞尔的事情。
“索瑞尔先生已经不住在这儿了，”她说，“他一周前刚刚离开启程去了美国。”
“所以有人跟她这么说了。”
“是谁说他去了美国？”
“当然是索瑞尔先生。”
“是的，索瑞尔可能会通过这个说法来掩饰他的自杀。”
“他自己一个人住吗？”
“你是谁，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她问，格兰特坦白说，他是个便衣警察，想进屋内和她谈几句。她不禁有点儿意外，但平静地接受了他的解释，把他带到一楼的客厅里。“这里曾经是索瑞尔先生的，”她说，“现在由一位年轻女教师租下了，但她不会介意我们用一会儿的。索瑞尔先生没有做错什么事吧？我相信他绝不是干坏事的人。像他那样一个安安静静的小伙子。”
格兰特让她放心，索瑞尔没做坏事，并再次询问他是否一人独住。
不是的，她说。他和另外一位男士合租，但索瑞尔先生去美国了，那位男士自己承担不起昂贵的房租，所以出去找了别的房间，本来也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士想搬进来。埃弗雷特夫人很遗憾，最后两个都离开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俩人还是密友。
“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杰拉尔德·拉蒙特，”她说，“索瑞尔先生自己开了一家博彩公司，拉蒙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帮忙。哦，不，不是合作伙伴，但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索瑞尔有没有其他朋友？”
几乎没有，她说。他和杰拉尔德·拉蒙特形影不离。一番冥思苦想后，她想起有两个男人曾经来过家里并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外貌，可以肯定都不是那个黎凡特人。
“你有索瑞尔或他朋友的照片吗？”
她想家里应该还留着几张快照，要是格兰特不介意等候一下，她可以去找找看。格兰特刚好视察完房间，她便拿着两张明信片大小的生活照回来，“这是去年夏天他们在河边拍的。”她说。
两张照片显然都是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的，都以泰晤士河岸边的垂柳做背景，还能看到河上漂浮着同一条船。其中一张照片里穿着法兰绒的索瑞尔，一手拿着一根管子一手拿着一张垫子。另一张里的年轻小伙同样也穿着法兰绒衣服，而他一看就是个外国人。
格兰特静坐良久，盯着照片里黝黑的脸庞。照片效果很好。眼睛清晰可见，不像平常很多快照，眼睛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然而，一种惊悚的恐怖突然向他袭来，跟他在斯特兰德大街上有同样的感觉。甚至照片上河岸边正在愉快地休息的两人，眼里也充满敌意，棱角分明的脸庞善意全无。
“你刚说拉蒙特搬去哪里了？”他用平淡的语气问道。
埃弗雷特夫人表示不知道。
他装作不经意地测试了一下埃弗雷特夫人。她说的是真话吗？似乎察觉到他的疑心，埃弗雷特夫人又补充了她之前说的话。说他貌似在泰晤士河南岸的某个地方租了个房间。
他心中满是怀疑。她是否还有所隐瞒？究竟是谁寄来索瑞尔的安葬费？有可能是他的朋友和那个黎凡特人的其中之一，可是，那个黎凡特人把他二百二十五英镑的全部财产都拿走了，没有理由把钱又寄出去，他看着埃弗雷特夫人线条硬朗的脸庞。说不定她的字迹就是男人的风格，再说笔迹专家也不是绝对靠谱的。不过此外，那个出钱的人就是手枪的主人。不对，他自我修正过来，那个寄出钱的人是手枪的主人。
他们两个谁有左轮手枪吗？他问道。
没有，她没见过他们带着那种家伙。他们可不是那样的人。
这是第二次，她强调他们都是安分的人。这纯属个人偏袒保护，还是想暗地里试着误导格兰特的调查？他想问拉蒙特是不是左撇子，但没有问出口。假若她没有说出全部的实情，这么一问就会立马引起她的警觉，并且暴露了他整个调查的进度。她还可能会去通风报信，所以他把话憋了回去，以免打草惊蛇。况且目前这不是最重要的。照片中曾与索瑞尔同住的男子，就是他在斯特兰德匆匆见过一面的男子，也就是夺走了索瑞尔所有钱财的男子，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排队时与他发生争执的男子。拉加德能够认出他来。不知道他和埃弗雷特夫人还隐藏了多少事情，所以目前最好还是少说为妙。
“索瑞尔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前往美国的？”
“他的船票是十四号，”她说，“但十三号就离开这儿了。”
“黑色十三号！”格兰特说，希望稍微缓和对话紧张的气氛。
“我不相信迷信，”她说，“天天如是。”
但格兰特百思不解。十三号正是谋杀当晚。
“拉蒙特跟他一起走的吗？”他问道。
是的，他们早上一起离开的。拉蒙特先生先把行李搬到他新租的房子，然后再回来送索瑞尔先生。索瑞尔先生乘坐晚上的港口联运火车到南安普敦转机。她本来想去为他送行，但他一再坚持说不用，便没有去成。
“为什么？”格兰特问道。
“他说太晚了，而且他不太喜欢送行那种眼泪汪汪的场景。”
“他的家人呢？”
没见过，也从没听他提起过。
那拉蒙特呢？
父母健在，还有一个弟弟。但战争爆发之后移民到了新西兰，之后便再没有见过。
他们两个在你这里租住了多久？
索瑞尔先生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八年，拉蒙特四年。
在拉蒙特之前谁跟索瑞尔一起合住？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住最久的是她的侄子，现在已经搬到爱尔兰去了。对，是的，索瑞尔先生跟他们每一位都相处得十分和睦。
“他人性格开朗吗？”格兰特问道。
噢，不，她说索瑞尔先生和开朗二字根本不沾边，形容拉蒙特先生倒还差不多。拉蒙特先生是个乐观活泼的人。索瑞尔先生则安静内敛，但讨人喜欢。有时候他情绪会有点消沉，拉蒙特先生就会表现得更加活泼让他振奋起来。
格兰特深有体会，当有人愿意费心思把自己从消极的旋涡中拉出来，该是多么感激。可事情为什么不是反过来，比如是索瑞尔杀害了拉蒙特。
他们吵过架吗？
没有，就她所知两人从未发生过争吵，要是有，她肯定很快就能听到。
“明白了，”最后格兰特说道，“我想你应该不会介意把这两张照片借给我一两天吧？”
“你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还回来的对吗？”她说道，“我就留着这两张了，那两个孩子我都很喜欢。”
格兰特向她保证，然后小心地放到皮夹里，希望能够在上面找到有用的指纹。
“你不会为难他们两个的是吗？”临走时她又问了一遍，“他们这辈子从来没做过坏事。”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格兰特说道。
格兰特马不停蹄地赶回苏格兰警察局。在照片送去鉴定指纹之后，他听了威廉姆斯对伦敦范围内多家博彩机构调查的汇报，结果跑了一整天，一无所获。等照片鉴定完一取回来，他就去了劳伦特餐厅。已经很晚了，餐厅内一个客人都没有，只剩下一个孤单的服务员漫不经心地收拾着桌子上制作糕点用的食材，空气中混杂着鲜肉、葡萄酒和香烟的味道。所有的用餐都结束了，那个心不在焉的服务员把工具放到一边，弯了个腰暗暗庆幸总算闲下来，不料迎宾员领着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进来。可当他认出来是格兰特，立马换上另一副表情，努力摆出“能为这样的贵宾服务是我的荣幸”的样子，可惜实际上他的脸上赤裸裸地写着“我的天，差点犯了愚蠢的错误！此人可是马歇尔的贵客啊”！
格兰特问起怎么不见马歇尔，得知他今天早上匆匆前往了法国。他的父亲去世了，况且身为独子，顺理成章地，要回去继承家中的大生意和打理葡萄庄园。虽然再也见不到马歇尔，格兰特倒也没有特别地伤心。马歇尔老是在他面前自卖自夸，有点让格兰特不知做何回应。点餐时，他问服务员拉乌尔·拉加德在不在，在的话，可否请他出来说两句话。过了几分钟，高挑的拉乌尔从门前的屏风后走了出来，从头上的帽子到身上的衣服都是白色亚麻布料，怯生生地跟在服务员身后来到格兰特的桌前。就像个小孩子，得知自己获奖后，害羞地走上领奖台一样。
“晚上好，拉加德，”格兰特和蔼可亲地说道，“谢谢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想你帮我看看这些，是否能够认出来什么。”他拿出十二张照片大致呈扇形铺开，叫拉乌尔仔细辨认。他每一张都观察了许久——事实上，久得格兰特都能腾出时间来思考，那小伙子自己说能认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吹牛。不过当拉乌尔指认出来说是他的时候，却又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犹豫。
“他，”他说道，修长的食指指着照片上的索瑞尔，“就是那天排队时站在我旁边的人。还有他，”——这回食指指向拉蒙特的照片，“就是过来跟他说话的人。”
“你能保证吗？”格兰特问道。
拉乌尔这次明白了保证的意思。“对，是的，”他说，“我任何时候都能发誓。”
格兰特感到十分满意。“谢谢你，拉加德，”他感激地说道，“等你当上餐厅的领班，我肯定要再来，还要把半个英国的贵族都介绍过来。”
拉乌尔听了笑容满面。“当餐厅领班，”他说，“恐怕不会有这么一天了。来找我拍电影的人开出很好的条件，只要简简单单拍个照，摆出——”他绞尽脑汁找一个合适的词语。“你说得对！”他兴奋地说，俊俏机灵的脸庞突然露出天真迷糊的表情，格兰特嘴里嚼着鸭肉和豌豆，没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呛了一下。“我应该先尝试一下，”他说道，“然后，等我赚到钱了，”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轮廓，“我就买下一家餐厅。”
格兰特露出慈爱的微笑，看着他帅气的背影离开，得回去继续用餐布擦勺子了。他心想，这小伙儿还真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幽默风趣、精明伶俐，深谙自己那张俊俏的脸庞具有怎样的商业价值。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发福，修长的身材和俊美的外貌将走样，想想都觉得可惜。格兰特希望就算以后他的脂肪日渐堆积，也要维持现有的幽默感。吃完晚餐，他独自回到警察局，申请杰拉尔德·拉蒙特的逮捕令——三月十三日晚于沃芬顿剧院外杀害阿尔伯特·索瑞尔。
探长离开后，她关上大门，住在布莱特林新月区的女人在门后久久无法动弹，眼睛空洞地盯着大堂地板上铺着的棕色花纹地毯。她的嘴唇轻轻地咬着舌头，看样子是在思考着些什么。她并没有显得焦虑不安，只是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集中精神思考，瑟瑟发抖的躯体如同一台振动的发电机。大约两分钟，她光站着一动不动，像一件静止的家具，安置在钟声嘀嗒嘀嗒的沉寂中。等回过神来她转身回到客厅，把刚才探长坐扁的坐垫弄回原来鼓鼓的样子——她自己却自然而然地做出防备，选择坐在没有痕迹的硬椅子上——貌似这是她当下生命中最为紧要的事情。随后，她从餐具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条白色桌布，开始着手准备晚餐，在客厅和厨房间不慌不忙地徘徊，煞费苦心地把餐刀和叉子排列得整整齐齐，显然这是她的日常习惯。门锁里传来钥匙串扭动咔嗒咔嗒的声音，一个疲惫的女子开门走了进来，二十八岁左右，穿着灰褐色外套，围着暗驼色围巾，戴着低调时尚的墨绿色帽子，散发着和预想中不太一样的气质，不难看出她的职业。她在走廊脱掉胶鞋后，走进客厅，装作欢快的样子生硬地聊了两句外面潮湿的天气。埃弗雷特夫人随声附和，接着说：“我在想，晚餐我准备了凉菜，如果你不介意，我打算出门去看一个朋友，希望没有给你带来不便。”她的房客表示没有关系，埃弗雷特夫人谢过她，回到厨房。她从食物橱挑了一块烤牛肉，切成厚厚的片片，做成三明治，然后利索地用白纸包好，放到篮子里，还放了几根熟香肠，一些肉块和一包巧克力。接着她生了火，往水壶里灌满水，放在炉边，这样她回来的时候水便烧热了。完了上楼来到卧室里，为出门特意收拾了一番，把散开的头发仔细地收拢到坚挺的帽子里。她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把钥匙，又打开另一个，拿出一卷钞票点了点数，放到自己的钱包里。再翻开一本封面用帆布和蕾丝包着的记事本，简短地记下什么，撕下来装到信封里放进自己的口袋。又带着东西下楼，戴上手套，拿走厨房桌子上的小篮子，从后门走了出去，锁好门转身离开。
她沿着街道一直往下走，两眼望着前方，挺着腰杆，抬起下巴，步伐坚定，完全就是一个问心无愧的好公民的样子。她在富勒姆路公共汽车站停下，随意地看了看周围等车的人，就像一个安分守己的妇人。普普通通，跟一般路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大概当她离开了公交车，也唯有售票员凭着他们与生俱来的观察力，认出她是曾经上过车的乘客，仅此而已。而在开往布里克斯顿的公车上，她同样地默默无闻，在其他同车的乘客眼里，她大概就和一只掠过的麻雀和一根灯柱没什么两样。她在到达布里克斯顿前的斯特里特姆山车站下了车，身影消失在夜晚的浓雾中，不会有人记得她曾去过那里，也不会有人为她隐藏在外表下的焦虑不安感到迷惑。
走在长长的街道上，两旁的路灯如同夜雾中朦胧的月亮，每一条街都像是上一条的复制版——平坦的路面，柔和的灯光，寂寥无人的巷道，一条接着一条。走到最后一条街道的途中，她猛然转身，返回最近的灯柱下停住。一个女孩儿从她身旁匆匆走过，似乎是约会来晚了，还有一个小男孩儿边走边玩弄掌心间叮叮当当响的硬币。除此之外，再别无他人了。她假装借着灯光低头看手表，又重新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向前走。她的左边是一排壮观的高楼，见证着如今落后的布里克斯顿渐渐被世人遗忘在角落，房屋墙上的石膏大面积地脱落，各种碎布拼凑而成的窗帘色彩斑驳，宣告着主人的到来。这样的天色，没办法看清一些边边角角的细节，只能依靠散布的一束束灯光和门上打开的气窗来确定屋内仍有人居住。她身影闪进了其中的一间屋子，门轻轻地合上。她上了两层楼梯，里面灯光昏暗，破旧不堪，来到第三层，连最后的一点光亮都没有了。她抬头瞥了一眼，一片黑压压的。竖耳细听，只听见房子里老木头隐隐约约嘎吱嘎吱的声响。慢慢地，她凭着感觉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顺利走过转弯处，没有跌倒，终于爬到漆黑一片的楼顶时，她已经气喘吁吁。出于对这个地方的熟悉，她伸出手来摸索着根本看不见的门，找到之后，轻轻地敲了敲。没有回应，也看不到下方的门缝有透出光亮。她又敲了敲，嘴巴贴着门框的缝隙，小声地说：“杰里！是我。”门后几乎同时响起什么东西踢开的声音，打开后看到房间点着灯，男人的身影像钉在了背后发射的十字光影之中。
“进来，”那人说，快速地把她拉进屋，关上门，锁上锁。她把篮子放在拉上了窗帘的窗户旁的桌子上，转身面对从房门走过来的男子。
“你怎么来了！”他说，“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已经来不及给你写信了，而且必须和你碰个面说清楚。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今天晚上有个苏格兰场的人找到我这里，想了解关于你们俩的一切。我把我该做的都做了，跟他说了他想知道的全部，除了没告诉他你在哪里。我甚至把你和他的照片也给了他。不过他知道你在伦敦，随时都有可能把你挖出来，你得赶紧撤。”
“你为什么要把照片给他？”
“是这样的，我走开假装去找照片的时候想了一下，要是我回去跟他说我找不到，还要让他信服，我知道做不到。我的意思是，我怕我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所以我就想，反正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查出了你们两个的底细，多一张照片估计怎么着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怎么不会？”男子说道，“明天整个伦敦的所有警察都会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刊登了外貌描述就够糟糕的了，天知道，照片简直就是恶魔。完蛋了！”
“所以我说，伦敦已经待不住了，如果你继续留在伦敦，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警察抓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今晚就得走。”
“这最好不过，”他愤愤地说道，“但怎么走，走去哪里？一旦我走出这所房子，基本上逃不过警察的视线，现在我这张脸，要骗过他们可不容易。过去的这个星期像在地狱里度过了一千年。天啊，我是多么愚蠢！就因为那点破事。干脆用根绳子勒住我的脖子算了！”
“好了，到此为止吧，”她冷冷地说，“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离开这里，而且越快越好。”
“对，说得没错——但怎么走，往哪儿走？”
“先吃点东西吧，我来告诉你。你今天有正常吃过一顿饭吗？”
“早饭吃了。”他说道。但他看上去一点都不饿，愤怒暴躁的眼神紧紧地盯着她。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她说道，“逃出这个流言蜚语到处飞的鬼地方，然后躲到一个没有人听说过这事的地方去。”
“如果你是指逃到国外，想都别想。四天前我试着到船上当帮工，他们问我有没有加入工会什么的，否则都不正脸瞧我一眼。至于海峡渡船，我就更加不指望了。”
“我根本没有打算让你逃到国外去。再说你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出名。我想说的是苏格兰高地。你觉得我西岸的老家有人认识你或了解上周二晚发生过什么事吗？我敢保证，没有人知道。除了当地的报纸，他们什么都不看，而报纸上关于伦敦的报道就寥寥几行字带过。那地方离火车站足足有三十六英里远，得到隔壁村子才会有警察局，那又是四英里以外了，鲑鱼失窃是他们处理过最严重的犯案。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已经写信交代好，说你身体欠佳要过去休养。你的名字叫乔治·洛尔，是一名记者。十点十五分有一趟从国王十字路口开往爱丁堡的火车，你今晚就得赶上。没有多少时间了，赶紧的。”
“这样的话警察在站台栅栏前就会把我给抓了。”
“国王十字车站没有栅栏。我将近三十年没有在苏格兰坐火车，都知道苏格兰的站台对外开放，谁都可以上去。而且就算真的有便衣警察驻守，列车可差不多有半英里长。如果你要逃走，难免要冒一定的风险。你总不能乖乖待在这里等他们来抓你啊！事到如今，我想你唯有放手一搏。”
“你以为我会害怕吗？”他说道，“我承认，我害怕。而且怕得要命。要我今晚走在大街上，就像走进无人区面对着手拿机关枪的德国佬一样。”
“你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打起精神逃命，要么直接自首。可你不能坐以待毙。”
“伯特是正确的，难怪他会叫您马克白夫人。”他说道。
“别闹了！”她厉声说。
“好吧，”他喃喃地说，“我有点不正常了。”沉默了许久，“决定了，我们就当作赌最后一把吧。”
“没有多少时间了，”她提醒他，“快点打包行李，带一个你可以自己拎的手提箱就好，搬运工也不要接触。”
他遵照她的指示，走进客厅后面的卧室，往手提箱里一阵乱塞，与此同时，她把一些包裹好的食物放到他门后挂着的大衣的口袋里。
“能行吗？”他突然问道，“逃不掉的。你觉得我一路都没有人拦截和质问，相安无事地坐上火车离开伦敦可能吗？”
“不行，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她说道，“但跟我一起就另当别论。看着我，像是会协助你逃跑的人吗？”
他站在门口打量着她了一会儿，嘴角扭曲，露出嘲讽的微笑。她完全就是正直守法的模范。“我相信你是对的。”他说，挤出几声苦笑，然后依照她的计划行动。十分钟后，收拾完毕，准备出发。
“带钱了吗？”她问道。
“有的，”他回答，“足够的。”
她似乎另有所指。
“不，不是那些钱，”他说道，“是我自己的。”
她带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备用大衣：“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显露出慌慌张张的样子，就当作一次远游，也不在意谁会知道。”他则拎着手提包和一个高尔夫球袋。当然了，他不可能是去打高尔夫。只是作为一种虚饰，这种虚饰愈是显眼夸张，他们愈容易迷惑人们的视线，逃离出去。他们走在浓雾笼罩的路上，她说，“我们先走到布里克斯顿的大街，再找辆公共汽车或出租车。”
还没走到大街，碰巧先来了一辆出租车，在黑暗中向他们驶来。男子把行李搬到车上的时候，女士告诉司机他们的目的地。
“夫人，到那里可不便宜呀。”司机说。
“知道，知道，”她回应说，“可我儿子不是天天都能放假呀！”
司机善意地咕哝着说，“那就行！该花的还得花，能省的尽量省。就是这个样子。”她上了车，车子停止了震动，缓缓地开始启动向前。
一阵沉默后，男子说，“假如我真的是你儿子，你也帮我够多的了。”
“幸亏不是。”她说，然后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她突然来一句。
他顿了顿，说：“乔治·洛尔。”
“好，”她说，“但下次别再犹豫。明天上午十点有一趟火车从韦弗利出发向北开往因弗内斯。你明晚在因弗内斯过一夜。我已经在一张纸上列好你后面该怎么做。”
“你好像百分百肯定我们在国王十字车站不会遇到麻烦。”
“不，我也无法预测，”她说道，“警察不是傻子——我说的话，那个苏格兰场的男人半点也不相信——但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没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同样地，火车开走之前我不会把字条交给你。”
“多希望我现在拿着那把左轮手枪！”他抗议道。
“幸好你没有。你干的蠢事已经够多了。”
“我不会真的开枪，只是拿来壮壮胆。”
“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你千万要小心，杰里。别冲动坏了事。”
他们再次陷入了沉默。那女士笔直而机警地坐着，男子缩在一边的角落，几乎看不见。一直到伦敦西部他们都保持同样的姿势，出租车穿过牛津街往北漆黑的广场，驶进尤斯顿路，一个急转弯向左拐进国王十字路。这一刻终于来临。
“你付车费，我去买票。”她说完下车。
拉蒙特把钱递给出租车司机时，下压的帽檐儿遮住了他的脸，漠然的司机只看到他离去的背影，压根也没有生起一丝好奇。有个行李搬运工主动前来给他拿东西，而他也欣然地接受。时机已到，他的“紧张感”倒顿然全无。如今孤注一掷，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那位女士从取票厅回来会合，她冰冷的脸色也明显认可了他的改变。他们一起走上站台，举目寻觅一个角落的位置，站在身后的搬运工放下行李。他们泰然自若的样子令人信服——男子拿着毯子、高尔夫球袋和围脖，旁边的女人则拿着男子备用大衣。
搬运工不声不响地钻进了走廊，重新回来时说，“先生，给您找到了一个角落里的座位。可能其中一边不会有人来来回回走动。今晚一定会很安静。”
拉蒙特给了他小费，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落脚处。对面占了位的乘客感觉立起了一道隐形的隔板，划清界限。他又返回门口跟那女士说话。身后的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他对她说：“那边的人会去钓鱼吗？”
“有的人会到湖边捕捞。”她说，两人持续着这个话题闲聊直到身后的脚步渐渐移动，不过一旦远离便停了下来。拉蒙特努力装作不经意的模样顺着走廊望了一眼，看见发出脚步声的主人停在他那节车厢打开的门旁，正在检查行李架上的行李。他才突然想起，搬运工把手提箱写着名字缩写的一面朝外放了。为时已晚，“q.l.”这个名字太大众化了。“接着讲！”他连忙对那女人说。
“当然了，还有一条小河，”她说，“在那里你可以钓到一种他们叫作比朗的鱼。它们大约有三英寸长呢。”
“哈哈，到时我给你寄一条比朗鱼过来。”他说道，特意发出低沉的笑声，女人投来赞许的目光，而此时，身后的一个男人打断了他们。
“不好意思，先生，请问您是叫洛里默吗？”
“不，”拉蒙特说，转身和那人直面，“我的名字是洛尔。”
“哦，对不起！”那人说，“不过，那个车厢里的行李是你的吧？”
“是的。”
“噢，打扰您了。我正在寻找一个叫洛里默的男子，多希望那是他的行李。这冷飕飕的夜晚出来找个不在这的人可真够受的。”
“可不是嘛，”那女人说，“我儿子一想到今晚的首次夜旅就开始嘟嘟囔囔。不过估计到爱丁堡之前还得发更多牢骚，不是吗？”
那人笑了。“我也没试过整晚坐车出游，就我自己的话，”他说。“很抱歉打扰你们了。”他补充道，然后继续前行。
“就该让我把另一条毯子也给你带上，乔治。”她说，随着男子的脚步渐行渐远。
“哦，毯子算了吧！”乔治说，似乎生来就是这种说话方式，“用不着一小时或许就焖成一个烤箱啦。”
列车刺耳的汽笛声“呜呜”长响，最后一扇车门砰地关上。
“这给你做日常开销，”她说，把一捆东西塞到他手里，“还有我承诺过，不会让你有事的。刚才那男人没有上车，在站台上。放心吧！”
“我们还忘了一件事。”他说，摘下帽子，俯身，吻了她。
长长的火车缓缓启动，驶入茫茫的夜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