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自在自为的自由的意志，当他在抽象概念中的时候，具有直接性的这一规定性。在这一阶段，它是否定的实在性，只是抽象地自我相关的现实性——主体在自身中所具有的单个意志。从意志的特殊性这一环节看来，这种意志另外具有由各个特定目的所构成的内容，而且由于它是排他的单一性，所以这种内容对它说来同时又是外部的、直接在眼前看到的世界。

补充（意志的抽象性和直接性） 说自为地自由的意志，当它在抽象概念中的时候，具有直接性这一规定性，这话乃指这个意思：当概念使自己完全成为实在的，当它的定在成为无非就是它本身的发展的时候，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意志充分发展了的理念。但当初概念是抽象的，这就是说，一切规定都包含在概念中，但也不过包含在里面而已，它们仅仅自在地存在着，而尚未发展成为自身内部的整体。当我说我是自由的，这时我还是这种无对立面的在自身中的存在，在道德领域中才有了对立面。因为在那里我是作为单个的意志而存在，而善则是普遍物，尽管它是存在于我自己内部的。所以在道德领域中，意志已经在它自身中具有单一性和普遍性的差别，从而它是被规定了的。但初时这种差别还不存在，因为在当初抽象的统一中，尚未有任何进展和中介，从而意志还具有直接性的形式、单纯存在的形式。从这里所欲达到的本质的观点看来，这一最初的无规定性本身是一个规定性。因为无规定性是指意志和它的内容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而言。但是当它本身跟被规定了的东西对立时，它就获得了被规定了的东西这一规定。这里抽象的同一性构成了这种规定性。因此，意志就成为单一的意志——人（person） [1] 。

第35节

这种自为地自由的意志的普遍性是形式的普遍性，即在意志单一性中的自我意识着的此外便无内容的单纯自我相关。这样看来，主体就是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毕竟我全然是纯自我相关系；因此我是在有限性中知道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

附释 当主体用任何一种方法具体地被规定了而对自身具有纯粹一般自我意识的时候，人格尚未开始，毋宁说，它只开始于对自身——作为完全抽象的自我——具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在这种完全抽象的自我中一切具体限制性和价值都被否定了而成为无效。所以在人格中认识是以它本身为对象的认识，这种对象通过思维被提升为简单无限性，因而是与自己纯粹同一的对象。个人和民族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对自己的纯思维和纯认识，就未具有人格。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精神跟现象中的精神所不同者在于：在同一个规定中，当后者仅仅是自我意识，即对自身的意识，但仅按照自然意志及其仍然是外在的各种对立的自我意识（《精神现象学》，班堡和维兹堡，1807年版，第101页以下；《哲学全书》，第344节） [2] ，前者则以自身即抽象的而且自由的自我为其对象和目的，从而它是人。

补充（人格概念的高贵和低微） 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即抽象的意志就是人。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但是尽管这样，人这种赤裸裸的抽象，在称谓上已经有些可鄙。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所以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的那种自由的单一性。作为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自己在我自身中是自由的，而且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因为在我的面前除了纯人格以外什么都不存在。然而作为这样一个人，我完全是被规定了的东西，例如我有这点年龄，身材这样高大，在这个地点，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视为特异性的东西。所以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低微的东西。他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

第36节

（1）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第37节

（2）意志的特殊性诚然是意志整个意识的一个环节（第34节），但抽象人格本身还没有把它包含在内。所以这种特殊性虽然存在着，但仍作为与人格、与自由的规定有区别的东西，即作为情欲、需要、冲动、偶然偏好等等而存在。所以在形式法中，人们不考虑到特殊利益、我的好处或者我的幸福，同时也不考虑到我的意志的特殊动机、见解和意图。

补充（作为权能的形式法） 因为在人格中特殊性尚未作为自由而存在，所以关于特殊性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都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某人除了自己的形式法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这可能是纯偏执，为胸襟狭窄的人所常有，因为粗野小人才最坚持自己的权利，而高尚的精神则顾虑到事物是否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所以抽象法最初只是一种单纯可能性，如果与整个范围的关系比较起来，它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因之法的规定提供一种权能，但我没有绝对必要去行使我的权利，因为这不过是整个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说，可能性是存在，它具有也可能不存在这一意义。

第38节

就其与具体行为以及道德和伦理情况的关系来说，抽象法跟以上这些更详细的内容比较，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因之法的规定仅仅是一种许可或能力。这种法的必然性，正因为这种法是抽象的，所以局限于否定的方面，即不得侵害人格或从人格中所产生的东西。所以在抽象法中只存在着禁令，至于命令的积极形式，从其终极内容看来，也是以禁令为基础的。

第39节

（3）人这作出决定的和直接的单一性，是与眼前存在的自然界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因之自然界是跟作为某种主观东西的那意志的人格对立的。但是对于在自身中无限的而且普遍的那种人格来说，使它仅仅成为主观的这一限制是矛盾的和无意义的。人格是肯定的东西，它要扬弃这种限制，使自己成为实在的，换句话说，它要使自然的定在成为它自己的定在。

第40节

法首先是自由以直接方式给予自己的直接定在，即

（一）占有，就是所有权。在这里自由是一般抽象意志的自由，或者，因而是仅仅对自己有关的单个人的自由。

（二）人使自己区分出来而与另一人发生关系，并且一方对他方只作为所有人而具有定在。他们之间自在地存在的同一性，由于依据共同意志并在保持双方权利的条件下将所有权由一方移转于他方而获得实存。这就是契约。

（三）在自身中区分的意志，其区分是像（一）那样在对它自己相关中，而不是像（二）那样与他人区分中发生的，这种意志，作为特殊意志，是与自身，即作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相殊异而对立的。这就是不法和犯罪。

附释 把权利区分为人格权、物权和诉权，跟许多其他相同分类一样，其目的首先在于，把眼前一大堆无组织的素材编成一种外部秩序。所以在这种分类中，特别存在着以家庭和国家等实体性关系为前提的权利和有关单纯抽象人格的权利纷然杂陈的混乱现象。康德所主张而为后人乐于采用的分类 [3] ，把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以及物权性质的人格权，也是同样混乱。人格权和物权这种构成罗马法基础的分类是乖谬而缺乏思辨思想的。如果详加论述（诉权有关司法，属于另一秩序），未免扯得太远了。在这里至少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里所谓物是指其一般意义的，即一般对自由说来是外在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我的身体生命在内。这种物权就是人格本身的权利。然而从罗马法中所谓人格权看来，一个人（mensch）作为具有一定身份而被考察时，才成为人（person）（海内秀斯：《市民法要义》，第75节）。所以在罗马法中，甚至人格本身跟奴隶对比起来只是一种等级、一种身份。因此，罗马法中所谓人格权的内容，就是家庭关系，他如对奴隶（儿童也几乎包括在内）的权利以及无权（capitis diminutio〔人格减等〕）状态都不在内。依照康德的说法，家庭关系完全属于物权性质的人格权。

所以罗马的人格权不是人本身的权利，至多不过是特殊人的权利。后面还要谈到 [4] ，家庭关系毋宁是以牺牲人格为其实体性的基础。现在把具有特殊规定的人格权放在一般人格权前面加以处理，只显得次序颠倒而已。

康德所说人格权，是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如我给予或给付某物等等，这也是罗马法中根据obligatio〔债〕产生的jus ad rem〔对物的权利〕。任何一种权利都只能属于人的，从客观说，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而只是对在他外部的某种东西或者他可以转让的某种东西的权利，即始终是对物的权利。

第一章 所有权

第41节

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

补充（所有权的合理性） 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即使我的自由这种实在性最初存在于一个外界事物中，从而是一种坏的实在性，然而抽象人格，就因为它存在于其直接性中，所以除了在直接性的规定中的定在以外不可能具有任何其他定在。

第42节

跟自由精神直接不同的东西，无论对精神说来或者在其自身中，一般都是外在的东西——即物，某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以及无权的东西。

附释 物象客观一样，有两种不同而是对立的意义。有时，譬如当我们说：就是这个东西，问题在于事物，而不在于人——这是指实体性的东西而言；有时用来与人（不是特殊的主体）相对比，这时物正是指与实体性东西相反的东西而言，即按其规定是纯粹外在的东西。对自由精神——必须与单纯意识很好加以区别——说来，外在的东西是绝对外在的，因此，自然界的概念规定就在于它本身是外在的东西。

补充（外在的东西） 由于物欠缺主观性，所以它不仅对主体说来而且它本身是外在的东西。这样说来，空间和时间是外在的。作为感性的东西，我本身是外在的，是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我所具有的感性直观，乃是我对某种其本身是外在的东西所具有的直观。动物也能直观，但是它的灵魂不是以灵魂即它本身为对象，而仅仅以外在的东西为对象。

第43节

人作为直接概念，并从而作为本质上单一的东西，具有自然的实存。这种实存一方面是在它本身中的；另一方面是像人对待外部世界那样来对待它的那实存。在这里关于人，即其本身尚在最初的直接性中的人，我们所要谈的，仅仅是这些作为直接存在的事物的事物，而不是那些通过意志的中介而能变成事物的规定。

附释 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甚至宗教方面的东西（讲道、弥撒、祈祷、献物祝福），以及发明等等，都可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在买卖等方式中所承认的物同视，但是，艺术家和学者等等是否在法律上占有着他的艺术、科学知识，以及传道说教和诵读弥撒的能力等等，即诸如此类的对象是否也是物，却是一个问题。如果把这类技能、知识和能力等都称为物，我们不免有所踌躇，因一方面关于诸如此类的占有固然可以像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是另一方面它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所以理智对于它的法律上性质可能感到困惑，因为呈现在理智面前的仅仅是一种对立；或是某物或是非物，非彼即此（像或是有限或是无限那样）。学问、科学知识、才能等等固然是自由精神所特有的，是精神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东西，但是精神同样可以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而且把它们转让（见下文） [5] ，这样就可把它们归在物的范畴之内了。所以它们不是自始就是直接的东西，只是通过精神的中介把内在的东西降格为直接性和外在物，才成为直接的东西。

按照罗马法那种不合法的和不合乎伦理的规定，孩子对父亲来说是物，因而父亲可在法律上占有他的孩子，不过他对孩子仍处于爱这种伦理关系中（自然不能不由于那种不法而大大减弱了）。因之在罗马法中产生了物与非物这两种规定完全不法的结合。

抽象法是单单以人本身以及属于他的自由的定在和领域的那特殊物为对象的，只要它作为与人可分离而殊异的东西而存在，不问这种可分离性构成特殊物的本质规定，或是特殊物仅仅通过主观意志的中介才能取得它都好。所以在抽象法中，精神技能和科学知识等等，仅以法律上认为可占有者为限，才在被考察之列。至于通过教养、研究、习惯等等而对身体和精神所取得的占有，作为精神的内部财物而存在的，不在此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这种精神上财物过渡到外在物而把它列入法律上财物的范畴的问题，且待述及转让时再谈。 [6]

第44节

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

附释 对直接的单一事物、不属于人的东西，赋予实在性（指独立性以及真正自为的和在自身中的存在而言）的那种所谓哲学 [7] ，遭到对待这些事物的那自由意念的态度的直接反驳。断定精神不能认识真理，不能知道自在之物的那种哲学 [8] ，也是这样。如果对意识、直观和表象说，所谓外物是具有独立性这种外观的，那么与这相反，自由意志是理想主义，是这种现实性的真理。

补充（意志的理想主义） 所有的物都可变为人们所有，因为人就是自由意志，作为自由意志，它是自在和自为地存在着的，至于与他对立的东西是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把它的意志变成物，或者物变成他的意志，换句话说，他有权把物扬弃而改变为自己的东西。其实作为外在性的物没有自身目的，它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无限的自我相关，而是某种对它本身说来是外在的东西。生物（动物）也是这种外在的东西，因而其本身是物。唯有意志是无限的，对其他一切东西说来是绝对的，至于其他东西就其本身说只是相对的。所以据为己有，归根到底无非是：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优越性，并显示出物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不是自身目的。这种表示是采用下列方式的：我把不同于物所直接具有的另一个目的体现于物内。当生物成为我所有的时候，我给它不同于它原有的灵魂，就是说，我把我的灵魂给它。所以自由意志是理想主义，它不把物的本来面貌看做是绝对的。至于实在主义呢，尽管这些物仅仅以有限性的形式存在着，它仍宣布它们为绝对的。可是就拿动物来说，也已不再具有这种实在主义哲学了，因为它们把物吃掉，因而证明物不是绝对独立的。

第45节

我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样就构成占有；同样，我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一特殊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但是，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

附释 如果把需要当作首要的东西，那么从需要方面看来，拥有财产就好像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手段。但真正的观点在于，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

第46节

因为我的意志作为人的意志，从而作为单个人的意志，在所有权中，对我说来是成为客观的了，所以所有权获得了私人所有权的性质；共同所有权由于它的本性可变为个别所有，也获得了一种自在地可分解的共同性的规定。至于我把我的应有部分留在其中，这本身是一种任意的事。

附释 自然界各种对象的利用，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特异化而成为私人占有的。

罗马的土地法包含着关于土地占有的公有和私有之间的斗争。后者是更合乎理性的环节，所以必须把它保持在上风，即使牺牲其他权利在所不惜。

家庭信托遗赠财产包含着一个与人格权、从而与私有权相反的因素。但是属于私有权的各种规定有时不得不从属于法的较高级领域，即共同体、国家；从私有权方面说，所谓法人的财产和永远管业的财产，其情形正复相同。可是这种例外也不是出于偶然，出于私人任意或私人利益的，而是完全根据于国家这一合乎理性的机体。

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念侵犯人格的权利，它以人格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作为普遍原则。人们虔敬的、友好的，甚至强制的结义拥有共有财产以及私有制原则的遭到排斥，这种观念很容易得到某种情绪的青睐，这种情绪误解精神自由的本性和法的本性，并且不在这种本性的特定环节中来理解它。关于这种观念的道德方面和宗教方面的考虑，甚至伊壁鸠鲁在他的朋友们提议成立类此拥有共有财产的结合时也力加劝阻，他的理由，正是因为这种结合证明互不信任，而彼此互不信任的人是不配做朋友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6节）。

补充（私人所有权） 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国家固然可以制定例外，但毕竟只有国家才能这样做。然而尤其在我们时代，国家往往重新把私有权建立起来了。例如，许多国家很正确地解散了修道院，因为归根到底团体不像人那样拥有这样一种所有权。

第47节

作为人来说，我本身是一个直接的个人。如果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规定，那首先就是说：我在这个有机身体中活着，这个身体按其内容说来是我的普遍的、不可分割的、外部的定在，而且是一切再进一步被规定了的定在的实在可能性。但是作为人，我像拥有其他东西一样拥有我的生命和身体，只要有我的意志在其中就行。

附释 从我不是作为自为的概念而是作为直接的概念实存着这一方面看来，我是活着而且具有有机的肉体这一点是以生命的概念和作为灵魂的精神的概念为依据的，即以自然哲学中（《哲学全书》第259节以下，同时参阅第161节，第164节和第298节） [9] 和人类学中（同上书第318节） [10] 的各种环节为依据的。

只有在我愿意要的时候，我才具有这四肢和生命，动物不能使自己成为残废，也不能自杀，只有人才能这样做。

补充（动物没有权利） 动物固然占有自身，它们的灵魂占有它们的身体，但是动物对它们的生命是没有权利的，因为它们没有这种意思。

第48节

当身体还是直接定在的时候，它同精神是不相配合的，为了成为精神的驯服器官和有灵性的工具，身体必须首先为精神所占有（第57节）。但从别人看来，我虽然直接占有我的身体，但是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的东西。

附释 就因为我作为在身体中自由的东西活着，所以我这个有生的定在不得当作驮畜而被虐使。只要我是活着，我的灵魂（概念和较高级意义上的自由的东西）就与肉体分不开，肉体是自由的定在，我有了肉体才有感觉。所以只有那缺乏理念的、诡辩的理智才会把精神和肉体分开，并以为纵使身体受到虐待以及人的实存屈辱于他人暴力之下，而自在之物即灵魂是不会被触及或受到伤害的。我可以离开我的实存退回到自身中，而使我的实存变成外在的东西，我也可以把特殊感觉从我身上排除出去，虽在枷锁之中我也可以是自由的。但这是我的意志，对他人说来我是在我的身体中；我在定在中是自由的和我对他人说来是自由的这两个命题是同一的（参阅我的《逻辑学》，第1卷，第49页以下） [11] 。他人加于我的身体的暴力就是加于我的暴力。

由于我是有感觉的，所以对我身体所施加的触动或暴力现实地而且现在地直接触动到我，侮辱人格同毁坏我的身外财物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因为在我的财物中我的意志并没有依照这样直接的方式现在地和现实地存在着。

第49节

在对外在事物的关系上，合理的方面乃是我占有财产。但是特殊的方面包含着主观目的、需要、任性、才能、外部情况等等（第45节）。占有光作为占有来说固然依赖于上述种种，但在这种抽象人格领域中，这一特殊方面还没有与自由同一化。所以我占有什么，占有多少，在法上是偶然的事情。

附释 如果这里我们还没有作出这种差别而就能谈到多数人的话，那么在人格上多数人是一律平等的。但这样说是空洞的同语反复，因为人作为抽象的东西，尚未特殊化，也还没有被设定在把他区分出来的规定中。

平等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反思着的思维从而一般平庸的理智在遭遇到统一对某种差别的关系时，首先就想到这一点。在这里，平等只能是抽象的人本身的平等，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占有的一切——它是这种不平等的基地——是属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

有时人们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甚或其他现存财富，如果考虑到在这种特殊性中的，不仅有外在自然界的偶然性，而且还有精神的整个范围——这种精神是处于它无限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中，处于发展成为有机体的它的理性中的，——那就愈显得这种要求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

我们不能见到占有和财产的分配不平均，便说自然界不公正，因为自然界不是自由的，所以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一切人应该有足够的收入以满足他的需要，一方面这固然是道德的愿望，并且照这样笼统的说法，的确还是善意的愿望，但是像一般单纯的善意愿望一样，它缺乏客观性。另一方面收入跟占有不同，收入属于另一领域，即市民社会。

补充（财产的平均分配） 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因为财产依赖于勤劳。但是行不通的东西不应付之实施。其实，人们（mensch）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person），即在他们的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意义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平等，所谈的应该就是这种平等。但是特殊性的规定，即我占有多少的问题，却不属于这个范围。由此可见，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正义所要求的仅仅是各人都应该有财产而已。其实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是不法了。的确，人们往往看想他人的财产，但正是这不法，因为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

第50节

物属于时间上偶然最先占有它的那个人所有，这是毋待烦言的自明的规定，因为第二个人不能占有已经属于他人所有的东西。

补充（先占取得） 到此为止的种种规定，主要是关于人格必须在所有权中获得定在这一命题。现在，最先占有者就是所有人，这个道理从以上所述就可得出。但是最先一个人就是合法所有人，其理由并非因为他是最先一个人而已，而是因为他是自由意志，其实，由于其他一个人继他而来，他才成为最先一个人。

第51节

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这种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认在内。我所能占有的东西是无主物（如第50节所述），这是不言而喻的消极条件，或者毋宁说，它涉及早已预想到的跟别人的关系。

补充（占有的表白） 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下一步骤才是这一概念的实在化。表示某物是我的这种内部意志的行为，必须便于他人承认。我把某物变成我的，这时我就给该物加上了“我的”这一谓语，这一谓语必须对该物以外在的形式表示出来，而不单单停留于我的内部意志之中。孩子们惯于提出先于他人的希求，以对抗他人的占有；但是对大人来说，单单这种希求是不够的，还必须除去主观性的形式，而争取到客观性。

第52节

取得占有使物的实质变为我的所有物，因为物的实质本身不是它所特有的。

附释 物质对我作抵抗（而且它无非是对我所作的抵抗而已），这就是说，它对我作为抽象精神，即作为感性精神，显示它的抽象和独立的存在（感性表象却倒过来把精神的感性存在当作具体的，而把理性东西当作抽象的）。但是在对意志和所有权的关系上，物质的这种独立存在并不具有真理。把自然物据为己有的一般权利所借以实现的占有取得，作为外部行动，是以体力、狡智、技能，总之我们借以用身体来把握某物的一切手段为条件的。按照自然物的质的差别，对这些物的获得和占取具有无限多的意义，以及同样无限的限制和偶然性。此外，类和自然物本身不是人格单一性的对象。为了这种对象而能被占取，它首先必须单一化（一口空气、一口水）。对外在的类本身和自然物的占有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说，应该把外界的物理的不可能性看作最后的，而是说，人作为意志把自己规定为单一性，而且作为人他同时是直接单一性，从而作为人他是与作为许多单一东西的外界发生关系的（第13节附释和第43节）。

所以物的获得和外部占有也具有无限的方式，并且多少是不确定的和不完全的，但是物质绝不会没有本质上的形式的，而且唯有如此它才成为某种东西。我愈是把这种形式据为己有，我就愈加现实地占有某物。消化食物就是把消化前该物之所以为该物的质的本性加以渗透消融并使之变化，我的身体受到训练因而获得技能，以及我的精神受到教养，这些同样是在不同程度上的完全占有和渗透。精神正是我可以最完全地使之成为我的东西的。但是取得占有的这种现实与所有本身不同，因为所有要通过自由意志来完成的。在占有这种外在关系中虽然还遗留着一种外在性，但是在自由意志面前，物已不再保存它本身的独特性。思想必须克服没有性状的那种物质的空虚抽象，当物为我所有时，这种抽象仍留在我的身外而为物所特有的。

补充（占有形式和占有物质） 费希特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物质经我给以某种形式后是否也属于我的。 [12] 按照他的意见，当我把黄金制成杯子以后，别人仍可自由自在地把黄金取去，只要他不因而损害我的作品。即使在思想上可以尽量把物质分开，然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仅仅是空虚的狡辩。其实当我占有并耕种土地时，不仅犁沟为我所有，连同犁沟在内的土地都是我的。这就是说，我是想把这一物质全部加以占有的，因之这一物质不是依然为它所特有的。其实，即使物质存在于我所加于对象的那个形式之外，然而形式正是一种标志，说明该物应该属于我的。所以该物并不存在于我的意志之外，并不存在于我所希求的东西之外。因之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供他人占有的了。

第53节

所有权在意志对物的关系上具有它更进一步的规定。这种关系是（甲）直接占有，这里意志是在作为肯定的东西的物内有其定在；（乙）使用，即物比之于意志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这里意志在作为应被否定的东西的物内有其定在；（丙）转让，即意志由物回到在自身中的反思。以上三者分别是意志对物的肯定判断，否定判断和无限判断。

一 取得占有

第54节

物的占有有时是直接的身体把握，有时是给物以定形，有时是单纯的标志

补充（占有的方式） 占有的这些方式包含着由单一性的规定到普遍性的规定的进展。身体把握只能行于单一物，反之，标志是借观念而占有。在后一种情况，我用观念来对待物，并且认为全部是我的，而不仅仅以我身体所能占有的部分为限。

第55节

（甲）从感性方面说，身体把握是最完善的占有方式，因为我是直接体现在这占有中，从而我的意志也同样可被认识到。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占有方式仅仅是主观的、暂时的，而且从对象的范围说来，以及由于对象的质的本性之故，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我能把某物跟我用其他方法所取得而已属于我的东西联系起来，或者某物偶然地加入这种联系，那么，这多少可使这种占有方式扩大范围；至于利用其他中介作用也可达到同样结果。

附释 机械力量、武器和工具可以扩大我的权力范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例如我的土地靠着海洋或河川，我的不动产邻近狩猎场、牧场和可供其他用途的土地，我的耕地下埋有宝石和其他矿藏，我所有的土地上下可能有财宝等等；还有一些是在时间上偶然发生的联系，例如所谓自然添附的部分（沙滩等以及漂流物），至于foetura〔家畜的繁殖〕固然也是对我的财产的一种添附，但是这种联系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而不是对我所已占有之物的外来附加，所以它与其他的添附完全不同；——以上这些联系，一方面可看做某一占有者比起其他占有者能够更便易地占有和利用某物，而且有时只有他才可能占有和利用；另一方面可把该附加物看做被附加物的不独立的偶性。一般说来，这些联系都是不以概念和生命为其纽带的外在结合。所以，按照这些关系在程度上多少是本质的或多少不是本质的，这样来提出并审酌正反两面不同的理由概属于理智范围内的事，这样来作出决断是实际立法的问题。

补充（身体把握式的占有） 占有在方式上完全是零星的；我不能占有比我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其次，外物比我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所占有的任何物体，总是与他物有联系的。我用手占有，但是手的远程可以延展。手是一种伟大的器官，为任何动物所没有的。我用手所把握的东西，转而可以成为我攫取他物的手段。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我所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定法必须把这一点规定下来，因为从概念中得不出更多的东西来。

第56节

（乙）某物是我的这一规定，由于我给某物以定形，而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外观，并且不再受到我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的限制，也不受到我的知识和意志的体现的限制了。

附释 给物以定形，虽然随着对象的质的本性以及各种不同主观目的，而是无限地不同的，但它终究是最适合于理念的一种占有，因为它把主观和客观在自身中统一起来了。属于这一问题的还有有机体的形成。我对有机体所做的，不仅仅停留于它的外部，而是被它吸收了。例如耕种土地，栽培植物，驯养、饲育和保护动物等都是；又如为利用原料和自然力而建成的设备，或使某种素材作用于别种素材的设施等等亦同。

补充（给物以定形） 这种定形在经验上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态。耕地由于我的耕作而给以定形。关于无机物，不总是直接给物以定形的。例如我在制造风车时并未制成空气，而只制成利用空气的形式。空气本身既非我所制成，自然不能说是我的。又保护野兽也可看作给物以定形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是为考虑到保存对象而采取的一种动作。当然，驯服动物是给物以定形的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它多半要依赖于我。

第57节

人根据在他本身内的直接实存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对概念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只有通过对他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培养，本质上说，通过他的自我意识了解自己是自由的，他才占有自己，并成为他本身所有以对抗他人。倒过来说，这种占有，就是人把他在概念上存在的东西（即可能性、能力、素质）转变为现实，因而初次把他设定为他自己的东西，同时也是自己的对象而与单纯的自我意识有别，这样一来，他就成为有能力取得物的形式（参阅第43节 附释）。

附释 为奴隶制辩护所提出的论证（包括它最初产生的一切理由，如体力、作战被俘、拯救和维护生命、扶养、教育、慈善以及奴隶自己的同意等等），以及为奴隶主支配权作为一般纯粹支配权所作的辩护，此外，一切关于主奴权利的历史上观点，都从这一点着想：即把人看作一般自然的存在，看作不符合于人的概念的实存（任性亦属于此）。与此相反，认为奴隶制是绝对不法的那种论据，则拘泥于人的概念，把人作为精神，作为某种自在地自由的东西来看；这种主张是片面的，因为它把人看做生而自由，也就是把直接性中的概念本身而不把理念看做真的东西。这个二律背反，同所有二律背反一样，都建立于形式思维之上，主张一个理念的两个环节是分立的，各不相关的，从而坚持不适合理念和不符合真理的各个环节。自由精神就在于（第21节 ）它不是单纯的概念或自在地存在的，而在于扬弃它本身的形式主义，从而扬弃直接的自然实存，而给自己以只属于它自己的、自由的实存。所以，二律背反中主张自由的概念这一方面，具有一个优点，即它包含着真理的绝对出发点，虽然还只是一个出发点而已。至于另一方面，死抱住无概念的实存，根本不包含合理性和法的观点。法和法学所由开始的那种自由意志的立场，已经超越了虚妄不真的立场，在后一种立场上，人作为自然存在，而且仅仅作为在自身中存在的概念，尚有可能成为奴隶。这种早期的不真现象所涉及的精神，还只是在它最初意识的阶段。自由的概念和自由的最初纯粹直接的意识之间的辩证法，就引起了承认的斗争和主奴的关系（参阅《精神现象学》第115页和《哲学全书》第352节以下） [13] 。但是如果对客观精神、法的内容，不再仅仅在它的主观概念中去理解，从而对人之所以绝对不应被规定为奴隶也不再仅仅作为理应如此来理解，那就必须认识到，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

补充（奴隶） 如果人们坚持人是自在自为地自由的这一方面，那就等于诅咒奴隶制度。但是某人当奴隶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这正与某个民族受到奴役是出于它自己的意志一样。所以，不仅仅使人为奴隶和奴役他人的人是不法的，而奴隶和被奴役者本身也是不法的。奴隶产生于由人的自然性向真正伦理状态过渡的阶段，即产生于尚以不法为法的世界。在这一阶段不法是有效的，因此，它必然是有它的地位的。

第58节

（丙）其自身并非现实的但只表明我的意志的占有方式，就是对物加上标志。标志的意义应该是：我已经把我的意志体现于该物内。这种占有无论从对象的范围和它的意义来说，都是极不明确的。

补充（作为占有方式的标志） 他种占有方式虽然多少带有标志本身的作用，但通过标志来占有是一切占有中最完全的。当我把握某物或给某物以定形时，其最终意义同样就是一种标志，这种标志的目的对他人说来，在于排斥他人并说明我已把我的意志体现于物内。标志的概念就在于对事物不是如其存在的那样来看，而按其所应具有的意义来看。例如，徽章是指某个国家的公民资格而言，虽然它的颜色与这一民族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不表示徽章本身，而表示民族。人能够给某物以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了他对该物有支配权。

二 物的使用

第59节

通过占有，物乃获得“我的东西”这一谓语，而意志对物也就有了肯定的关系。在物和我的意志这一同一性中，物同时被设定为否定的东西，而我的意志则在这一规定中成为特殊意志，即需要、偏好等。但是我的需要作为单一意志的特殊性是肯定的东西，它要满足自己，至于物作为自在的否定的东西，则专为我的需要而存在，并为其服务。使用就是通过物的变化、消灭和消耗而使我的需要得到实现；这样，物的无我性质就显示出来，该物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附释 有人认为不被使用的财物应视为死物、无主物，并对不法夺取这种财物提供理由，说是所有人并没有使用它。在这些人思想中就会漂浮着一种情况，即以使用为所有权的实在方面和它的现实。但是，把物成为他的这种所有人意志才是首要的实体性的基础。使用是进一步的规定，次于上述普遍基础，而且只是它的现象和特殊方式。

补充（使用） 如果我采用标志以普遍方式占有物本身，那么，在使用中就存在着更为普遍的关系，因为那时不是物的特殊性得到承认，而是物被我否定了。物沦为满足我的需要的手段。当我与物会合时，为了使我与物同一起来，其中一方必须丧失其性质。然而我是活的，是希求者和真正肯定者，而物是自然的东西。所以物必然要消灭，而我则依然故我。一般说来，这就是有机体的优越性和理性。

第60节

直接把握某物而加以利用，这本身就是对单一物的占有。但是，如果其利用系出于持续的需要，而且是对不断再生的产品的反复利用，又为保持其再生而限制其利用，那么，这些和其他情况，使上述对单一物的直接把握成为一种标志，表明这种把握应具有普遍占有的意义，从而应具有对这种产品自然的或有机的基础或其他条件加以占有的意义。

第61节

因为我所有之物，就其自身说，其实体乃是它的外在性，即它的非实体性——这种物同我对比起来，其本身不是最终目的（第42节 ），——又因为实现这种外在性就是对该物的使用或利用，所以完全使用或利用一物就是指该物的全部范围而言。其结果，如果使用权完全属于我，我就是物的所有人，关于其物，再没有什么东西在整个使用范围以外有所遗留而可供他人所有的了。

补充（使用和所有权） 使用对所有权的关系与实体对偶性的东西、较内部的东西对较外部的东西、力对它的表现等等的关系是相同的。力只有表示于外部的才是力，耕地只有带来收益的才是耕地。所以谁使用耕地，谁就是整块耕地的所有人。如果就对象本身承认另一个所有权，这是空洞的抽象。

第62节

所以，仅仅部分地或暂时地归我使用，以及部分地或暂时地归我占有（其本身就是部分或暂时使用一物的可能性），是与物本身的所有权有区别的。假如全部使用范围是属于我的，而同时又存在着他人的抽象所有权，那么作为我的东西的物，就完全被我的意志所贯穿（前节和第52节），然而其中同时存在着我的意志所不能贯穿的东西，即他人的然而是空虚的意志。作为肯定的意志，我对于物中之我来说，既是客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这是一种绝对矛盾的关系。所以所有权本质上是自由的、完整的所有权。

附释 空虚的理智把全部范围的使用权同抽象所有权截然分开，从这种理智看来，理念——在这里是所有权（或一般说来人的意志）及其实在性的统一——不是真的东西，而它的彼此分离的两个环节倒是某种真的东西。所以这种区分作为现实关系来看是一种空虚的支配关系，可以把它叫做人格的疯狂（如果疯狂这词不仅仅指主体的单纯表象及其现实之间的直接矛盾这种情形的话），因为在同一客体中，我的东西将不经过任何中介，而成为既是我的个别的排他性意志，又是他人的个别的排他性意志了。

《法学阶梯》第2卷第4篇中说：ususfructus est jus alienis rebus utendi，fruendi salva rerum substantia.〔用益权是无损于物之实体，而对他人的所有物为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同处又说：ne tamen in universum inutiles essent proprietates，semper abscendente usufructu：placuit certis modis extingui usumfructum et ad proprietatem reverti.〔虽然如此，为了不使所有物由于经常不行使用益权而陷于无用，法律乐于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得消灭用益权而使所有权恢复。〕好个“乐于规定”，似乎最初是一种偏好或决定用这个规定来给上述空洞的区分以某种意义的。一个proprietas semper abscendente usufructu〔经常不行使用益权的所有权〕不仅是inutilis〔无用〕，而且不再是proprietas〔所有权〕了。关于所有权本身的其他区分，如res mancipi〔要式移转物〕和nec mancipi〔略式移转物〕，dominium quiritarium〔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和bonitarium〔裁判官法上的所有权〕等，不在此处论述之内，因为它们同所有权的概念规定根本无关，而只是所有权史上的一些精制珍馐而已。但是领主所有权和臣民所有权的关系，永佃契约，关于采邑同佃租并其他租金、地租、移转税等进一步的关系（如这类负担不能偿付时还有各种各样规定），从一方面说，固然含有上述空洞的区分，从另一方面说，并不含有这种区分，因为负担和臣民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其结果领主所有权同时就成为臣民所有权。即使在这些关系中，除了仅仅上述严格抽象的区分以外，不包含其他任何东西，在那里也不存在着两个真正的主人（domini），而只有一个所有人面对着一个空虚的主人。不过为了负担的缘故，于是设定了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两个所有人。可是他们并不处于一种共同所有的关系中。从前一种关系推移到后一种关系，是最近便的。这种推移在领主所有权中已具端倪，因为关于领主所有权，被看做本质的东西的是计算收益；所以对所有物支配权中的不可计算的要素——这一向被认为是光荣的——就让位于utile〔用益〕，它在这里是理性的要素。

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开始开花，并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1500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是昨天的事。这是世界史中的一个例子，说明精神在它的自我意识中前进，需要很长时间，也告诫俗见，稍安毋躁。

第63节

在使用中之物是在质和量上被规定了的单一物，并且与特种需要有关。但它的特种有用性，由于具有一定的量，可与其他具有同样有用性之物比较；同样，该物所满足的特种需要同时是一般的需要，因之它可以在特殊性方面与其他需要比较。准此而论，物也可与供其他需要之用的物比较。物的这种普遍性——它的简单规定性，来自物的特异性，因之它同时是从这一特种的质中抽象出来的，——就是物的价值。物的真实的实体性就在这种价值中获得规定，而成为意识的对象。我作为物的完全所有者，既是价值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使用的所有者。

附释 享有采邑者的所有权则不同，因为他本来仅仅是物的使用的所有者，而不是价值的所有者。

补充（价值） 这里，质是在量的形式中消失了。也就是说，当我谈到需要的时候，我所用的名称可以概括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共通性使我能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思想的进展就从物的特殊的质进到对于质这种规定性无足轻重的范畴，即量。在数学中也可看到同样情形。例如，当我给圆、椭圆和抛物线下定义时，我们看到它们在特种方面是不同的。尽管如此，这些不同曲线的区别仅仅规定在量的方面，就是说，这样地规定，以至于唯一重要的东西是量的差别，它仅仅与系数、与纯粹经验上的大小有关的。在财产方面，由质的规定性所产生的量的规定性，便是价值。在这里质的东西对量给以定量，而且在量中既被废弃同时又被保存。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就应把物本身单单看做符号，即不把物作为它本身，而作为它所值的来看。例如，票据并不代表它的纸质，它只是其他一种普遍物的符号，即价值的符号。物的价值对需要说来可以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所欲表达的不是特种物而是抽象物的价值，那么我们用来表达的就是货币。货币代表一切东西，但是因为它不表示需要本身，而只是需要的符号，所以它本身重又被特种价值所支配；货币作为抽象的东西仅仅表达这种价值。我们可能一般地是物的所有人，而同时却不是物的价值所有人；不能出卖或质押其财物的家庭，就不是价值的所有人。但是，由于这种所有权的形式不符合所有权的概念，所以对所有权的这些限制（采邑、信托遗赠），多半在消逝中。

第64节

给予占有的形式以及标志本身都是些外部状态，而没有意志的主观表现，唯有意志的主观表现才构成这些外部形态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主观表现就是使用、利用或其他意思表示。它是属于时间的；从时间方面说，客观性是这种意思表示的持续。如果没有这种持续，物就成为无主物，因为它被意志和占有的现实所委弃了。因之，我就因时效而丧失或取得所有权。

附释 所以在法中采用时效制度，并非单纯出于表面的而是违背严格法的考虑，即欲杜绝远年请求权所能引起的争执和纠纷，而确保所有权的安全，等等。与此相反，时效制度是建立在所有权的实在性这一规定上，即占有某物的意志必须表达于外。

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艺术品那样。

著作者家属对他著作的私人所有权，也依同样理由，因时效而消灭。这些著作在下述意义上变为无主物，即它们（与上述的纪念物同样，可是方式相反）变成了一般所有，并按照其物的特殊利用，而变成任何私人所有。

空地，或作冢茔之用或竟永不使用，都含有空虚而不现在的任性，对这种任性的侵害不会使任何现实的东西遭受侵害，因此不能保证对这种任性表示尊重。

补充（时效） 时效建立在我已不再把物看做我的东西这一推定之上。其实，要使某物依旧成为我的，我的意志必须在物中持续下去，而这是通过使用或保存行为表示出来的。

在宗教改革时代，公共纪念物价值的丧失，常常表现在弥撒基金或捐助方面；旧时信仰的精神，即这些弥撒基金的精神丧失了，这些基金就可被私人占有而成为他的所有物。

三 所有权的转让

第65节

我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因为财产是我的，而财产之所以是我的，只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所以一般说来，我可以抛弃（derelinquire）物而使它成为无主物，或委由他人的意志去占有。但是，我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因为实物按其本性来说是某种外在的东西。

补充（转让） 如果时效是未经意志直接表明的转让，那么，我的意志表示不再视物为我所有就是真正的转让。从全面看也可把转让理解为真正的占有取得。直接占有是所有权的第一个环节。使用也同样是取得所有权的方式。然后第三个环节是两者的统一，即通过转让而取得占有。

第66节

因此，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些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这些规定就是：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的意志自由、伦理和宗教。

附释 精神根据它的概念或自在地是什么，那么在定在中和自为地它也就该是什么（从而是一个人，他有取得财产的能力，有伦理和宗教），——以上这个理念本身就是精神的概念（这种精神作为causa sui〔自身原因〕，即作为自由原因，是这样的：cujus natura non potest concipi nisi existens〔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一） [14] 。这种精神的概念只有通过它自身，而且作为从它定在的自然直接性无限地返回到自身中，才成为它之所以为精神的概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概念中存在着矛盾的可能性，这种矛盾是：仅仅是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不就是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第57节），同样倒过来说，仅仅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不就是自在地存在着的东西（在意志方面就是恶）。这里存在着割让人格和它的实体性存在的可能性，不论其割让出于不知不觉的或采取明白表示的方式都好。割让人格的实例有奴隶制、农奴制、无取得财产的能力、没有行使所有权的自由等。割让理智的合理性、道德、伦理、宗教则表现在迷信方面，他如把权威和全权授予他人，使他规定或命令我所应做的事（例如明白表示受雇行窃杀人等等，或做有犯罪可能的事），或者我所应履行的良心上义务，应服膺的宗教真理等等均属之。

对这些不能让与的东西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时效而消灭，因为我借以占有我的人格和实体性的本质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的人的那种行为，正好从这些规定中除去了外在性，唯有这种外在性才使他人能占有这些东西。这种外在性既被废弃，时间规定以及根据先前承诺或容忍而来的一切理由也就消失了。我这样地返回于自身——使我作为理念，作为具有权利和道德原则的人而实存，——就扬弃了以前的关系，以及我和他人对我的概念和理性所施加的不法行为，这种不法行为在于把自我意识的无限实存作为外在的东西来处理和听人处理。我这样地返回于自身，就揭露了我把我的权利能力、伦理生活、宗教信仰让给他人占有这种矛盾，因为或者我放弃了我未曾占有的东西，或者我是在放弃我占有之后本质上马上就作为只是我的、不是作为外在物而实存的东西。

补充（不能让与的权利） 按照事物的本性，奴隶有绝对权利使自己成为自由人，如果人们违反他的伦理而雇佣他行窃杀人，这是绝对无效的，谁都有权撤销这种契约。如果我把宗教感情向牧师即听取我忏悔的长老和盘托出，情形正复相同，因为这种内心生活问题只能由他本人自己去解决。一部分落在他人手中的这种宗教感情根本不是什么宗教感情，因为精神只能是一个的，而且应该定居于我的内部。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结合应该属于我的。

第67节

我可以把我身体和精神的特殊技能以及活动能力的个别产品让与他人，也可以把这种能力在一定时间上的使用让与他人，因为这种能力由于一定限制，对我的整体和普遍性保持着一种外在关系。如果我把在劳动中获得具体化的全部时间以及我的全部作品都转让了，那就等于我把这些东西中实体性的东西、我的普遍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格，都让给他人所有了。

附释 这一关系跟前面第61节中所述物的实体及其利用的关系是相同的。利用仅以有限制的为限，可与物的实体相区别；同样，我的力的使用也仅以在量上被限定者为限，可与力本身从而与我相区别。力的表现的总体就是力本身，正如偶性的总体就是实体，特殊化的总体就是普遍物。

补充（奴隶制和雇佣关系） 这里所分析的是奴隶和今日的佣仆或短工之间的区别。雅典的奴隶恐怕比今日一般佣仆担任着更轻的工作和更多的脑力劳动，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的全部活动范围都已让给主人了。

第68节

精神产品的独特性，依其表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转变为物的外在性，于是别人现在也能同样生产。其结果新所有人取得了这种物之后可因而把其中所展示的思想和所包含的技术上发明变成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这种可能性有时（如关于书籍）构成这种取得的唯一目的和价值。除此之外，新所有人同时占有了就这样表达自己和复制该物的普遍方式和方法。

附释 艺术作品乃是把外界材料制成为描绘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那样一种物：它完全表现作者个人的独特性，以至于它的仿制本质上是仿制者自身的精神和技术才能的产物。著作品借以成为外在物的形式，与技术装置的发明一样，都是属于一种机械方法。在著作品中，我们只是用一系列零星的抽象符号，而不是以具体的造形把思想表达出来。在技术装置的发明中，全部思想都具有机械的内容。如果把这些机械的物品作为物品来制造，则其制造的方式和方法是属于普通的技艺。但是在艺术作品和工匠产品这两极之间有着各种不同阶段，有时多带着些有时少带着些这一头或那一头。

第69节

尽管著作品的作者或技术装置的发明者依然是复制这种作品或物品的普遍方式和方法的所有人，因为他没有把这种普遍方式和方法直接转让他人，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保留下来，然而这种产品的取得者取得了样品之后，即占有作为单一物的样品的完全使用权和价值，因而他是作为单一物的样品之完全而自由的所有人。

附释 著作者和发明者权利的实体，不应该首先求之于他在出让个别复制品时任意附加的条件，规定出让后归他人占有了的、把这种产品作为物来复制的那种可能性，不归他人所有，而依然为发明者所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把物的所有权跟复制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连物一并给予受让人——分离开来，在概念上是否容许，是否就不会取消了完全和自由的所有权（第62节）。然后应该认为重要的是，最初精神上创作者的任意决定，即或者他把这种复制可能性为自己保留下来，或者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出让了，或者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于是把它和单一物一起放弃了。但是说起来，这种可能性具有一个特点，它成为该物的一个方面，根据这一方面该物不但可被占有，而且构成一种财产（参阅后面第170节以下）。它之所以是一种财产就在于对物的外部使用的特殊方式和方法，这种方式和方法跟对物所直接规定的使用是不同的，而且是可以分立的（这种财产不是像foetura〔家畜繁殖〕那样的accessio naturalis〔自然添附〕）。由于这种差别属于性质上是可以分割的领域，即属于外部的使用，所以把使用权一部分出让了，一部分保留起来，并不是保留着缺乏使用要素的支配权。

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纯粹消极的然而是首要的方法，在于保证从事此业的人免遭盗窃，并对他们的所有权加以保护，这与促进工商业最首要和最重要的方法在于保证其免在途中遭到抢劫，正复相同。此外，精神产品旨在使人得到理解，并使他们的表象、记忆、思维等等掌握它而化为己有。然后他们把所学到的东西（其实学习并不专指用记忆的方法背诵词句；他人的思想只能通过思维来理解，而这种重复思虑也就是学习）也加以表达，而同样变成一种可转让的物品；这种表达总是很容易具有某种独特的形式的，其结果他们就把由此产生的财产看做属于自己所有，并主张自己有权照样生产。一般说来，科学传播，尤其是一定知识的传授，都是以复述一般既经发表的和从外方采来的已证实的思想为其使命和义务，此在各种实证科学、教会教义、法学理论等尤其如此。以传授知识和传播与普及科学为目的所写成的著作亦同。现在，复述所采取的形式，应达到何种程度，才使现存科学知识的宝库，特别是他人的思想——而该他人还依然在其精神产品中保持外在所有权的——变成复述者的特种精神上财产，从而使他有权利把它们变成他的外在所有权？又达到何种程度还不能使他有这种权利？著作品的复述到何种程度成为一种剽窃？对于这些问题不大好作出精确规定，因而在法的原则上和法律中没有规定下来。所以剽窃只能是一个面子问题，并依靠面子来制止它。

因此之故，禁止翻印的法律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而且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达成了法律上保护著作者及发行者所有权的目的。故意在形式上作某些变更，或者对在他人作品中的广泛科学知识以及渊博理论想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小小修改，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至于把理解了的东西照原作者的词句一字不改地来叙述，那是不可能的；于是自然而然地离开了需要作这种复述的特殊目的而产生出花样繁多的无穷变更，这些变更对他人所有物打上了多少表面上是自己的东西的印记。例如千百种的概要、文选、汇编等等，以及算术书、几何书、劝导宗教信仰的册子等等所表明的，就是这样；又如在评论杂志、诗集年刊、百科全书等等中的每一种新思想都可以立刻在相同的或变更了的标题下加以复述，并且主张它是某种独特的东西。这样就很容易使著作者和独创企业家对自己作品或巧思获得利润的期望变成泡影，或者彼此都减少收入，或者大家破产垮台。

但是，关于面子对制止剽窃所起的作用，令人讶异的是，我们不再听到剽窃或剽贼等语，可能因为面子已发生了消除剽窃的作用，可能因为剽窃已不再是不体面的事，因而对它的反感也消失了；再不然，可能因为人们把渺小的新奇想法和外在形式的变更高估为独创和出自心裁的产物，竟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剽窃。

第70节

外界活动的包罗万象的总和，即生命，不是同人格相对的外在的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这一人格自身，它是直接的。放弃或牺牲生命不是这个人格的定在，而正相反。所以一般说来，我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放弃生命，享有这种权利的只有伦理理念，因为这种理念自在地吞没这个直接的单一人格，而且是对人格的现实权力。正像生命本身是直接的，死是生的直接否定；因此，死必须来自外界：或出于自然原因，或为理念服务，即死于他人之手。

补充（自杀） 不言而喻，单个人是次要的，他必须献身于伦理整体。所以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但是人是否可以自杀呢？人们最初可能把自杀看做一种勇敢行为，但这是裁缝师傅和侍女的卑贱勇气。其次，它又可能被看做一种不幸，因为由于心碎意灰，遂致自寻短见。但是主要问题在于，我是否有自杀的权利。答案将是：我作为这一个人不是我生命的主人，因为包罗万象的活动总和，即生命，并不是与人格——本身就是这一直接人格——相对的外在的东西。因此，说人有支配其生命的权利，那是矛盾的，因为这等于说人有凌驾于其自身之上的权利了。所以人不具有这种权利，因为不是凌驾于自身之上的，他不能对自己作出判断。海格立斯自焚其身，布鲁陀斯以剑自刎，这种都是对他人格的英勇行为。但是如果单就自杀权而论，那么就对这批英雄来说也不得不加以否认。

从所有权向契约的过渡

第71节

作为特定存在的定在，实质上是为他物的存在（第48节附释），从财产是作为外在物的定在这方面看，财产对于其他外在物以及在它们相互联系的范围内来说，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但是，财产作为意志的定在，作为他物而存在的东西，只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存在。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得定在的特殊的和真正的基础。这是一种中介，有了它，我不仅可以通过实物和我的主观意志占有财产，而且同样可以通过他人的意志，也就是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占有财产。这种中介构成契约的领域。

附释 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正与人们占有财产相同（参阅第45节附释）。就人的意志说，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契约以当事人双方互认为人和所有人为前提。契约是一种客观精神的关系，所以早已含有并假定着承认这一环节。（参阅第35节和第57节两节的附释）

补充（作为契约基础的普遍意志） 在契约中，我通过共同意志而拥有所有权。这就是说，理性的利益在于主观意志成为普遍意志，并把自己提高到这种现实化。所以这个主观意志的规定还留存于契约中，而且留存于与他人意志的共同性中。至于普遍意志在这里还只是以共同性的形式和形态出现的。

* * *

[1] 参阅本书第65节以下。——译者

[2] 参阅本书第65节。——译者

[3] 参阅《哲学全书》，第26节以下。——译者

[4] 指康德哲学，参阅《哲学全书》，第40节以下。——译者

[5] 第3版，第336节以下，第213节，第216节和第376节。——拉松版

[6] 第3版，第388节。——拉松版

[7] 在《逻辑学》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1833年版）中，这一节更改颇大，上述引证相当于该书第115页以下。——拉松版

[8] 费希特：《自然法的基础》，1796年版，第19节a。——拉松版

[9] 《精神现象学》，拉松版（全集第2卷），第127页以下；《哲学全书》，拉松版（全集第5卷），第376节以下。——拉松版

[10] 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3页。——译者

第二章 契约

第72节

通过契约所成立的所有权，它的定在或外在性这一方面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而包含着意志（从而是他人的意志）的环节。契约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并解决了一个矛盾，即直到我在与他人合意的条件下终止为所有人时，我是而且始终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独立的所有人。

第73节

我不但能够转让作为外在物的所有权（第65节），而且在概念上我必然把它作为所有权来转让，以便我的意志作为定在的东西对我变成客观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已被转让了的我的意志同时是他人的意志。所以这种情况——在其中这种概念上的必然性是实在的——就是不同意志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双方都放弃了它们的差别和独特性。但是双方意志的这种同一又（在这一阶段上）包含着这种情况：一方的意志并不与他方的意志同一，而且他自身是并且始终是特殊意志。

第74节

由此可知，契约关系起着中介作用，使在绝对区分中的独立所有人达到意志同一。它的含义是：一方根据其本身和他方的共同意志，终止为所有人，然而他是并且始终是所有人。它作为中介，使意志一方面放弃一个而是单一的所有权，他方面接受另一个即属于他人的所有权；这种中介发生在双方意志在同一中联系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方的意志仅在他方的意志在场时作出决定。

第75节

契约双方当事人互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所以契约（甲）从任性出发；（乙）通过契约而达到定在的同一意志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从而它仅仅是共同意志，而不是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丙）契约的客体是个别外在物，因为只有这种个别外在物才受当事人单纯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让（第65节以下）。

附释 这样看来，婚姻不可能归属于契约的概念下，而康德竟把它归属于契约的概念下（《法学的形而上学的第一要义》，第106页以下 [15] ），可说竭尽情理歪曲之能事。同样，国家的本性也不在于契约关系中，不论它是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契约还是一切人与君主或政府的契约。把这种契约的关系以及一般私有财产关系掺入到国家关系中，曾在国家法中和现实世界造成极大混乱。过去一度把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看做并主张为特殊个人的直接私有权，以对抗君主和国家的权利，现在却把君主和国家的权利看成契约的对象，看成根据于契约，并看成意志的单纯共同物，而由结合为国家的那些人的任性所产生的。以上两种观点无论怎样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把私有制的各种规定搬到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更高的领域。其详请阅下文关于伦理和国家 [16] 。

补充（国家契约说） 近人很欢喜把国家看做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契约。他们说，一切人与君主订立契约，而君主又与臣民订立契约。这种见解乃是由于人们仅仅肤浅地想到不同意志的统一这一点而来。但在契约中存在着两个同一的意志，它们构成双方当事人，并且愿意继续成为所有人。所以契约是从人的任性出发，在这一出发点上婚姻与契约相同。但就国家而论，情形却完全不同，因为人生来就已是国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脱离国家。生活于国家中，乃为人的理性所规定，纵使国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国家的理性要求却已存在。入境或出国都要得到国家许可，而不系于个人的任性，所以国家决非建立在契约之上，因为契约是以任性为前提的。如果说国家是本于一切人的任性而建立起来的，那是错误的。毋宁说，生存于国家中，对每个人说来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在于所有公民都具有同一个目的，即始终以国家为绝对目的，而不得像中世纪那样就国家问题订立私人条款。

第76节

共同意志借以成立的双方同意，把让与某物的否定环节和接受某物的肯定环节分配于双方当事人之间，这时，契约是形式的，例如赠与契约。但若当事人每一方的意志都构成这两个中介环节的整体，因而在契约中成为而且始终成为所有人，这时，契约可叫做实在的，例如互易契约。

补充（实在的契约） 契约中有两个同意和两个物，即我既欲取得所有权又欲放弃所有权。实在的契约指当事人每一方都做全了，既放弃所有权又取得所有权，在放弃中依然成为所有人。形式的契约则指仅仅当事人一方取得或放弃所有权。

第77节

因为实在的契约中，当事人每一方所保持的是他用以订立契约而同时予以放弃的同一个所有权，所以，那个永恒同一的东西，作为在契约中自在地存在的所有权，与外在物是有区别的，外在物因交换而其所有人变更了。上述永恒同一的东西就是价值。契约的对象尽管在性质上和外形上千差万别，在价值上却是彼此相等的。价值是物的普遍物（第63节）。

附释 法律规定显然不利（laesio enormis）是本于契约所承担的义务的一种撤销原因，这种规定导源于契约的概念，特别导源于当事人由于放弃其所有权而仍为所有人——说得更精确些，仍为在量上等价的所有人——这一环节。但是，如果就不可转让的财物（第60节）订立让与契约或任何约定，那么其不利不止是显然的（其不利超过价值一半以上者视为显然的）而已，而且是无限的。

再者，约定与契约不同，首先在内容上，约定只意味着整个契约中的某一个别部分或环节；其次，它是契约固定下来的一种形式，详见下文 [17] 。从内容方面说，约定只包含着契约的形式上规定，即一方同意给付某物而他方同意接受某物。因此之故，约定可以列入所谓单务契约。契约之区分为单务契约和双务契约以及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其他分类，一方面是从个别的而且往往是外表的方面如契约成立的方式和方法来考虑，而作出肤浅的排列；另一方面（别的不说），把有关契约本身性质的各种规定，跟有关司法（诉讼）和依实定法所产生的法律上效果的各种规定，而且往往是根源于外部情况而违反法的概念的各种规定，混为一谈。

第78节

所有权和占有的差别，也就是实体方面和外表方面（ 第45节）的差别，在契约的领域中变成了共同意志和意志的实现或合意和给付的差别。已告成立的合意本身是一种被表象的东西，在这点上它与给付不同，从而它必须按照表象的特殊定在方式（《哲学全书》第379节 [18] 以下），即用符号给予合意以特殊定在，或者表达为约定，已往虽采用姿势和其他象征性行为的形式，或者尤其采用语言而作明确表示，因为语言是对表象说来最贵重的要素。

附释 按照这一规定，约定诚然是一种形式，它使契约中所订立的最初只是在表象中的内容获得定在，但是对内容具有表象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意味着内容，因而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期望和希求这个或那个，反之，内容是对于这种主观的东西所作出的决定。

补充（契约的符号） 我们在所有权的学说中已经见到了所有权和占有、实体性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同样，在契约中我们见到作为合意的共同意志和作为给付的特殊意志之间的差别。由于契约是意志和意志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契约的本性就在于共同意志和特殊意志都获得表达。在文明民族，用符号来表示的合意跟给付是分别存在的，但在未开化民族，两者往往合而为一。例如在锡兰的森林中，有一种经营商业的民族，他们把所有物放在一处，静候别人来把他的所有物在对面放下进行交换。这里哑巴式的意思表示与给付并无不同。

第79节

约定包含着意志这一方面，从而包含着契约中法的实体性的东西。同这种实体性的东西比较起来，在契约未履行前依旧存在的那种占有本身只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它的规定完全依赖于意志。通过约定，我放弃了所有权和在所有权中的我的特殊任性，所有权就马上属于他人的了。所以通过这种约定，我就在法上直接负有给付的义务。

附释 单纯诺言和契约的区别在于，前者所表明的我欲赠与某物，从事某事或给付某物都是未来之事，所以仍然是我的意志的主观规定，从而我还可以把它变更。反之，契约中的约定条款本身已是我的意志决定的定在，意思是说由于约定，我让与了我的东西，如今它已不再为我所有，而且我已承认其为他人所有。罗马法中pactum〔无形约束〕和contractus〔契约〕的区分是一种错误的分类。

费希特一度主张：只有在他方开始实行给付的时候，我才开始负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因为在他方尚未着手给付以前，我不能确定他方是否想认真履行，所以在未给付以前，债务只具有道德性质，而不具有法律性质 [19] 。但是，约定的表示不是平常一般的表示，而是包含着已经成立于当事人之间的共同意志，它消除了当事人的恣意妄为和任性变更，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方是否心中曾经有过或已经有了别种想法的可能性，而在于他方是否有那样做的权利。即使他方开始履行，我依然可以任意毁约的。又费希特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把契约中法的东西建立在恶的无限即无限过程上，建立在时间、物质、行为等等的无限可分性上。意志在身体的姿势或明确表示的语言中所达到的定在，已经完全是作为理智的意志的定在，给付只是由此所生的不由自主的必然结果而已。

此外，在实定法中尚有所谓实践契约，其与所谓诺成契约的区别，除了合意，还须要实物的交付（res〔物〕，traditio rei〔物的交付〕），其契约始为完全有效；但这与问题实质无关。一方面实践契约指一些特殊场合，即相对人对我所实行了这种交付，才使我处于给付的地位，我所应为给付的债务只是与我所取到手的物相关，如消费贷借、质押契约、寄托等是（在其他契约也可能有这种情形）。但这并不是有关约定和给付的关系的性质的问题，而是有关给付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实践契约还有一种场合，即当事人可以任意在契约中约定，一方应为给付的债务不就订在契约本身中，而以债务的发生仅仅系于他方的给付。

第80节

契约的分类以及本于这种分类而对各种契约的理智上处理，不应从外部情况、而应从存在于契约本身本性中的差别引申出来。这些差别就是形式的契约与实在的契约，然后是所有权与占有和使用，价值与特种物等等的区分。于是可得出如下的分类（这里所作的区分大体上是跟康德的区分相一致的，《法学的形而上学的第一要义》，第120页以下。放弃实践契约和诺成契约，有名契约和无名契约等通常习用的契约分类，而采用合理的分类，这是好久以来所期待着的）。

（一）赠与契约，又分为：

（1）物的赠与，即真正的所谓赠与。

（2）物的借贷，即以物的一部分或物的限定享受和使用赠与于人，这里贷与人仍然是物的所有人（无租息的mutuum〔消费借贷〕和commodatum〔使用借贷〕）。这里的物或者是特种物，或者虽然是特种物，但仍可被视为普遍的，或算作普遍的东西本身（例如货币）。

（3）一般劳务的赠与，例如，财产的单纯保管（depositum〔寄托〕）。附有特种条件的赠与，即在赠与人死亡时——此时赠与人已根本不再是所有人了——他方才成为所有人，那是遗赠，初不属于契约的概念，而且以市民社会和立法为前提的 [20] 。

（二）交换契约：

（1）互易，又分为：

（甲）物本身的互易，即一个特种物与其他特种物的互易。

（乙）买卖（emtio，venditio），即特种物与被规定为普遍的物之间的互易，后者即货币，只算作价值，而不具有在使用上的其他特种规定。

（2）租赁（locatio，conductio），即收取租金而把财产让给他人暂时使用，又分为两种：

（甲）特种物的租赁，即本来的租赁。

（乙）普遍物的租赁，在这场合，出租人依然是这种物即价值的所有人——例如，金钱借贷（mutuum〔消费借贷〕，甚或commodatum〔使用借贷〕而附有租金的亦属之。物的进一步的经验性状，例如它是楼房、家具、房屋等等，或它是res fungibilis〔代替物〕或res non fungibilis〔非代替物〕，也带来——像赠与（2）的借贷那样——其他特殊的、但并不重要的规定）。

（3）雇佣契约（locatio operae），即按限定时间或其他限制让与我的生产操作或服务作业，——以可让与的为限（参阅 第67节）。

与此相类似的有委托和其他契约，其给付是以品性，信任或高等才能为根据的，而其所给付的也不可以外在的货币价值来衡量的（所以其报酬不叫做工资，而叫做谢礼）。

（三）用设定担保来补足契约（cautio）。

我订立契约而把物的使用转让他人时，我虽然不占有该物，但仍为该物的所有人（例如在租赁的情形）。其次，在互易契约、买卖契约，甚至赠与契约的情形下，我虽尚未占有，但已成为所有人；其余一般不采用银货两讫方式所为的给付，都会有这种分离情况。至于担保所造成的情况是：在一种情形我依然处于、在另一种情形我被置于对价值的现实占有中，作为价值它依然是或已经成为我的所有物，但在任何一种情形，我对所放弃的或将成为我的特种物，并不取得占有。担保设定在特种物上，这个特种物只是在我放弃而由他人占有的所有物价值范围内，或是在应归属于我的所有物价值的范围内，才为我所有。至于该物的特种性状以及多余价值仍为担保人所有。所以设定担保其本身不是契约，而只是一种约定（第77节），即在占有财产方面补足契约的一个环节。抵押权和人的保证都是担保的特殊形式。

补充（设定担保） 在契约中，通过合意（约定）而物为我所有（虽然尚未为我占有），与通过给付而我取得占有，这两件事是有区别的。现在我既然是该物的道地所有人，设定担保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想同时占有该项财产的价值，因而在合意中已经含有保证给付的意思。人的保证是设定担保权的特殊种类，即由某人以其诺言和信用来保证我的给付，这里是以人作保，至于设定物上担保则仅仅以物作保。

第81节

在直接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他们的意志一般说来虽然是自在地同一的，而且在契约中又被他们设定为共同意志，但仍然是特殊意志。因为他们都是直接的人，所以其特殊意志是否与自在地存在的意志（唯有通过特殊意志才获得实存）相符合，乃是偶然的事。特殊意志既然自为地与普遍意志不同，所以它表现为任意而偶然的见解和希求，而与法本身背道而驰，——这就是不法。

附释 向不法过渡系出于逻辑上较高的必然性，根据这个必然性，概念的各个环节——在这里是自在的法或作为普遍物的意志，以及在实存中的法（这个实存就是意志的特殊性）——被设定为自为地不同的东西，而这是属于概念的抽象实在性。但是意志的这种特殊性，单独说来是任性和偶然性，在契约中我只把它作为对个别事物的任性，而没有作为意志本身的任性和偶然性予以放弃。

补充（契约和不法） 在契约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意志的关系，它们成为共同意志。但是这种同一的意志只是相对的普遍意志，被设定的普遍意志，从而仍然是与特殊意志相对立的。契约中的合意固然产生请求给付的权利，然而给付又依存于特殊意志，而特殊意志本身可能违反自在地存在的法而行动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早已存在于意志本身中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就是不法。一般说来，过程就是清除意志的直接性，并从意志的共同性中唤起了作为对抗它的东西而出现的特殊性。由于缔约者在契约中尚保持着他们的特殊意志，所以契约仍未脱离任性的阶段，而难免陷于不法。

* * *

[1] 《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第24—27节。——拉松版

[2] 即本书第三篇，特别是第258节，第278节，第294节。——译者

[3] 参阅本书第217节。——译者

[4] 第3版，第458节以下。——拉松版

[5] 《论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判断》，载《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111页以下。——拉松版

[6] 参阅本书第179节以下。——译者

第三章 不法

第82节

自在的法在契约中作为被设定的东西而出现，它的内在普遍性则作为当事人双方的任性和特殊意志的共同的东西而出现。法和它本质的定在即特殊意志直接地即偶然地相互一致这一现象，在不法中变成了假象 [21] ，也就是说，变成了自在的法和使法成为特殊的法的那种特殊意志相对立的局面。但是这一假象的真理乃是虚无的，法通过对自己否定的否定而又返回于自身；通过自我否定返回于自身这一过程，法把自己规定为现实的和有效的东西，至于最初法仅仅是自在地存在的和某种直接的东西。

补充（法与不法） 自在的法即普遍的意志，作为本质上被特殊意志所规定的东西，是与某种非本质的东西相关的。这就是本质对它的现象的关系。纵然现象符合本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并不符合本质，因为现象是偶然性的阶段，是与非本质的东西相关的本质。不过在不法中现象进而成为假象。假象是不符合本质的定在，是本质的空虚的分离和设定，从而两者间的差别是一种截然的不同。所以假象是虚妄的东西，在要求自为地存在时，便消失了。在假象消失的过程中本质作为本质，即作为假象的力而显示出来。本质把否定它的东西又否定了，因而成了坚固的东西。不法就是这样一种假象，通过它的消失，法乃获得某种巩固而有效的东西的规定。我们所称为本质的东西就是自在的法，违反它的特殊意志是作为不真的东西而被扬弃的。先前法不过具有直接的存在，如今经过自我否定而返回到自身，并成为现实的，因为现实就是要发生实效的东西，并在它的他在中保持自身的，反之直接的东西还是容易遭受否定的。

第83节

法作为特殊的东西，从而与其自在地存在的普遍性和简单性相对比，是繁多的东西，而取得假象的形式时，它或者是自在的或直接的假象，即无犯意的或民事上的不法，或者被主体设定为假象，即诈欺，或者简直被主体化为乌有，即犯罪。

补充（不法的种类） 这样看来，不法就是把自己设定为独立的东西的那本质的假象。当假象只是潜在的而非自觉的，即在我以不法为法时，这就是无犯意的不法。这时对法说来是假象，而对我说来却不是假象。第二种的不法是诈欺。这时它对法自身说来不是什么假象，实际情形是我对他人造成了假象。由于我进行诈欺，对我说来法是一种假象。在前一种情形，对法说来，不法是一种假象。在后一种情形，对我本身即对不法说来，法仅仅是一种假象。最后，第三种的不法是犯罪。这无论自在地或对我说来都是不法，因为这时我意图不法，而且也不应用法的假象。我无意使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他方把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不法看成法。诈欺和犯罪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其行为的形式中还承认有法，而在犯罪则连这一点也没有。

一 无犯意的不法

第84节

占有（第54节）和契约在它们自身和它们的特殊种类上，一般说来首先是我的意志种种不同的表示和结果；因为意志自在地是普遍物，所以只要他人承认，就可成为权原。但是权原是相互外在和多种多样的，因之就同一物权原可能属于各个不同的人，每个人会根据其特殊权原而认该物为其所有。由此就产生了权利冲突。

第85节

根据某种权原而要求某物所产生的这种权利冲突，构成民事权利争讼的领域。在这里包含着承认法为普遍物和决定性的因素，所以物应属于对它有权利的那个人。这种争讼只是关于物应归一方或他方所有，——是一种单纯否定的判断，在“我的东西”这一谓语中，只是特殊的东西被否定了 [22] 。

第86节

当事人对法的承认是跟他们之间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和观点有联系的。自在的法同这种假象相对抗，同时就在这种假象本身中（前节）出现了自在的法，作为被表象着和要求的东西。但是自在的法最初不过作为应然而出现，因为这里所存在的意志尚未从利益的直接性解放出来，以至于作为特殊意志它尚未以普遍意志为其目的；而且在这里意志尚未被规定为得到被承认的现实，似乎对着它当事人就得放弃其特殊的观点和利益的。

补充（权利争讼） 自在地存在的法具有一定的根据，而我之以不法为法也是用某种根据来进行辩护的。有限的和特殊的东西的本性就在于为偶然性留余地。在这里我们既然处于有限的东西的阶段，冲突的发生是势所必然的。这第一种的不法只不过否定了特殊意志，对普遍的法还是尊重的，所以一般说来它是最轻微的不法。当我说蔷薇花不是红的，我毕竟还承认它是有颜色的。这时我并不否定类，而只否定红这种特殊颜色。同样，在这里法是被承认的，每个人都希求法的东西，都盼望得到法的东西。他的不法只在于他以他所意愿的为法。

二 诈欺

第87节

自在的法在跟作为特殊的和定在的东西的法有区别的时候，是被规定为被要求的并且是本质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同时仅仅是被要求的东西，而且从这方面说它是某种纯粹主观的东西，从而不是本质的而仅仅是假象的东西。所以当普遍物被特殊意志贬低为单纯假象的东西，首先在契约中被贬低为意志的单纯外在共同性的时候，就发生了诈欺。

补充（诈欺） 在不法的这第二个阶段上，特殊意志虽被重视，而普遍的法却没有被尊重。在诈欺中特殊意志并未受到损害，因为被诈欺者还以为对他所做的是合法的。这样，所要求的法遂被设定为主观和单纯假象的东西，这就构成诈欺。

第88节

我为了物的特殊性状的缘故通过契约而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同时我的取得又是根据该物的内部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一方面是关于它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物原系他人所有。在这方面，他方的任性可能给我虚伪的假象，因此，该契约作为双方自由合意而就这个物按其直接单一性进行交换说来，固然十分正当，但在其中欠缺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物这一方面。（这就是肯定表达或同义反复的无限判断，参阅《哲学全书》，第121节） [23]

第89节

为了反对把物仅仅作为这个物来接受，反对单纯臆测的意志和任性的意志，客观或普遍的东西应认为可以作为价值来认识，并应看做法；此外，违法的主观任性也应予废弃；以上这些，在这里首先都不过是一种要求。

补充（诈欺和刑罚） 对无犯意的民事上不法，不规定任何刑罚，因为在这里并无违法的意志存在。反之，对诈欺就得处以刑罚，因为这里的问题是法遭到了破坏。

三 强制和犯罪

第90节

我的意志由于取得所有权而体现于外在物中，这就意味着我的意志在物内得到反映，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物内被抓住而遭到强制。因而我的意志在物中可能无条件地受到暴力的支配或者被强迫作出某种牺牲、某种行为，以作为保持某种占有或肯定存在的条件。这就是对它实施强制。

补充（犯罪） 真正的不法是犯罪，在犯罪中不论是法本身或我所认为的法都没有被尊重，法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遭到了破坏。

第91节

诚然，作为生物，人是可以被强制的，即他的身体和他的外在方面都可被置于他人暴力之下；但是他的自由意志是绝对不可能被强制的（第5节），除非它本身不从其所受拘束的外在性或不从其对这种外在性的表象撤退出来（第7节）。只有自愿被强制的意志才能被强制成为某种东西。

第92节

由于意志只有达到定在的时候才是理念，才是现实地自由的，又由于意志体现于其中的定在是自由的存在，所以暴力或强制在它的概念中就自己直接破坏了自己，因为作为意志的表示，它扬弃了意志的表示或定在。所以抽象地说，暴力或强制是不法的。

第93节

关于强制在它的概念中自己破坏自己这一点，在强制被强制所扬弃中获得其实在的表现。所以强制不仅是附条件地合法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作为扬弃第一种强制的第二种强制。

附释 由于不为约定给付而违反契约，或者由于作为或不作为而违反对家庭和国家的法定义务，都是第一种强制或至少是暴力，因为我未履行对他人应尽的义务或夺取属于他人的财产。

教育上的强制或对野蛮人和未开化人所施的强制，初看好像是第一种强制而不是随着先前的第一种强制而来的强制。但是，纯粹自然的意志本身是对抗自在地存在的自由的理念的一种暴力，为了保护这种自由的理念，就必须反对这种未开化的意志，并克制它。或者伦理的定在早经设定于家庭或国家中，于是上述的自然性是对抗伦理性的定在的一种暴力行为，或者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然状态，是一般暴力横行的状态，为了对抗它，理念创立了英雄权利。 [24]

补充（英雄权利） 在国家中已再不可能有英雄存在，英雄只出现在未开化状态。英雄的目的是合法的、必然的和政治性的，而且他们以实现这种目的为自己的事业。英雄之建立国家，实施婚姻和农业，当然不是以为自己被承认有这种权利。这些行为还是作为他们的特殊意志而表现出来的。但英雄所实施的那种强制，作为理念对抗自然性的更高的权利，乃是一种合法的强制，因为采用温和手段来对抗自然的暴力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

第94节

抽象法是强制法，因为侵犯它的不法行为就是侵犯我的自由在外在物中的定在的暴力；所以抵抗暴力以维护我的自由的定在这件事本身乃作为外在的行为而出现的，它是扬弃上述第一种暴力的暴力。

附释 给抽象法或严格意义上的法自始就下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可以强制大家遵守的法，就等于从结果来理解法，而这种结果是经过不法的弯路才出现的。

补充（法和道德）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的区别。在道德的东西中，即当我在自身中反思时，也有着两重性，善是我的目的，我应该按照这个理念来规定自己。善在我的决定中达到定在，我使善在我自身中实现。但是这种定在完全是内心的东西，人们对它不能加以任何强制。所以国家的法律不可能想要及到人的心意，因为在道德的领域中，我是对我本身存在的，在这里暴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95节

自由人所实施的作为暴力行为的第一种强制，侵犯了具体意义上的自由的定在，侵犯了作为法的法，这就是犯罪，也就是十足意义的否定的无限判断（参阅我的《逻辑学》，第2卷，第99页） [25] ，因而不但特殊物（使物从属于我的意志）（第85节）被否定了，而且同时，在“我的东西”这一谓语中的普遍的东西和无限的东西即权利能力，也不经过我的意见的中介（如在诈欺的情形）（第85节），甚至藐视这种中介，而被否定了。这就是刑法的领域。

附释 违反了它便是犯罪这样一种法，迄今为止只具有以上各节所述的种种形态，从而犯罪也首先在与这些规定相关中具有更确定的意义。但是在这些形式中的实体性东西就是普遍物，在它进一步的发展和形态中也仍然如此，因而违反了它在概念上也仍然是犯罪。所以下节所考察的规定也与特殊的被进一步规定了的内容有关，这种内容见于例如伪誓罪，国事罪、伪造货币和票据罪等等。

第96节

由于唯有达到了定在的意志才会被侵犯，而这种意志在定在中进入了量的范围和质的规定的领域，从而与此相应地各有不同，所以对犯罪的客观方面说来也同样有以下的区别，即这种定在及其一般规定性，是否在其全部范围内，从而在与其概念相等的无限性上受到侵犯（例如杀人、强令为奴、宗教上强制等等），还是仅仅一部分或其质的规定之一，受到侵犯。

附释 斯多葛派的见解只知有一种德行和一种罪恶，德拉科的立法规定对一切犯罪都处以死刑，野蛮的形式的荣誉法典把任何侵犯都看做对无限人格的损害；——总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停留在自由意志和人格的抽象思维上，而不在其具体而明确的定在中，来理解自由意志和人格，作为理念，它必须具有这种定在的。

强盗和窃盗的区别是属于质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形，我是作为现在的意识，从而作为这个主体的无限性而遭到侵害，而且我的人身遭受了暴力的袭击。

有关犯罪的许多质的规定，例如危害公共安全 [26] ，在被进一步规定了的各种情况中有其根据，但也往往通过结果的弯路而不是从事物的概念而被理解的，例如，单从其直接性状上看来是更加危险的犯罪，从它的范围和性质上说来也是更加严重的侵害。

犯罪的主观道德性质是与更高级的差别有关，一般说来，某一事件和事实终究达到了何种程度才是一种行为，而牵涉到它的主观性质本身，关于这个问题，容后详论 [27] 。

补充（刑罚的标准） 对各个犯罪应该怎样处罚，不能用思想来解决，而必须由法律来规定。但是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犯罪或刑罚并没有变化，而是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第97节

对作为法的法所加的侵害虽然是肯定的外在的实存，但是这种实存在本身中是虚无的。其虚无性的表现就在于同样出现于外在的实存中的对上述侵害的消除。这就是法的现实性，亦即法通过对侵害自己的东西的扬弃而自己与自己和解的必然性。

补充（刑罚的意义） 犯罪总要引起某种变化，事物便在这种变化中获得实存，但是这种实存是它本身的对立物，因而在本身中乃是虚无的。其虚无性在于作为法的法被扬弃了，但是作为绝对的东西的法是不可能被扬弃的，所以实施犯罪其本身是虚无的，而这种虚无性便是犯罪所起作用的本质。虚无的东西必然要作为虚无的东西而显现出来，即显现自己是易遭破坏的。犯罪行为不是最初的东西、肯定的东西，刑罚是作为否定加于它的，相反地，它是否定的东西，所以刑罚不过是否定的否定。现在现实的法就是对那种侵害的扬弃，正是通过这一扬弃，法显示出其有效性，并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必然的被中介的定在。

第98节

仅仅对外在的定在或占有所加的侵害，只是对某种形式的所有权或财产所加的不利或损害；扬弃造成损害的侵害便是给被害人以民事上的满足，即损害赔偿，如果可以找到这种赔偿的话。

附释 说到满足这一方面，当损害达于毁坏和根本不能回复原状的程度时，损害的普遍性状，即价值，就必须取代损害在质方面的特殊性状。

第99节

但是，对自在地存在的意志（不仅指加害人的意志，而且包括被害人和一切人的意志）所加的侵害，在自在地存在的意志本身中，以及在侵害所产生的单纯状态中，都不具有肯定的实存。这种自在地存在的意志（法或自在的法律），就其自身说，并不是外在实存的东西，因而是不可被侵害的。同样，对被害人和其他人的特殊意志说来，侵害不过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侵害唯有作为犯人的特殊意志才具有肯定的实存。所以，破坏这一作为定在着的意志的犯人的特殊意志，就是扬弃犯罪（否则会变成有效的了），并恢复法的原状。

附释 刑罚理论是现代实定法学研究得最失败的各种论题之一，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理智是不够的，问题的本质有赖于概念。如果把犯罪及其扬弃（随后被规定为刑罚）视为仅仅是一般祸害，于是单单因为已有另一个祸害存在，所以要采用这一祸害，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克莱因：《刑法原理》，第9节以下） [28] 。关于祸害的这种浅近性格，在有关刑罚的各种不同理论中，如预防说、儆戒说、威吓说、矫正说等，都被假定为首要的东西；而刑罚所产生的东西，也同样肤浅地被规定为善。但是问题既不仅仅在于恶，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善，而肯定地在于不法和正义。如果采取了上述肤浅的观点，就会把对正义的客观考察搁置一边，然而这正是在考察犯罪时首要和实体性的观点。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下面的结果：道德观点即犯罪的主观方面变成了本质的东西，而这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跟一些庸俗的心理学上观念相混杂的，认为刺激和感性冲动与理性相对比是太强烈了，此外，又是跟一些强制和影响人们观念的心理上因素相混杂的（似乎自由没有同样的可能把人们这种观念贬低为某种单纯偶然的东西）。关于作为现象的刑罚、刑罚与特种意识的关系，以及刑罚对人的表象所产生的结果（儆戒、矫正等等）的种种考虑，固然应当在适当场合，尤其在考虑到刑罚方式时，作为本质问题来考察，但是所有这些考虑，都假定以刑罚是自在自为地正义的这一点为其基础。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唯一有关重要的是：首先犯罪应予扬弃，不是因为犯罪制造了一种祸害，而是因为它侵害作为法的法；其次一个问题是犯罪所具有而应予扬弃的是怎样一种实存；这种实存才是真实的祸害而应予铲除的，它究竟在哪里，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对这里成为问题的各个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关于刑罚的见解必将依然混淆不清。

补充（费尔巴哈论刑罚） 费尔巴哈的刑罚理论 [29] 以威吓为刑罚的根据，他认为，不顾威吓而仍然犯罪，必须对罪犯科以刑罚，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要受罚的。但是怎样说明威吓的合法性呢？威吓的前提是人不是自由的，因而要用祸害这种观念来强制人们。然而法和正义必须在自由和意志中，而不是在威吓所指向的不自由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据。如果以威吓为刑罚的根据，就好像对着狗举起杖来，这不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是像狗一样对待他。威吓固然终于会激发人们，表明他们的自由以对抗威吓，然而威吓毕竟把正义摔在一旁。心理的强制仅仅跟犯罪在质和量上的差别有关，而与犯罪本身的本性无关，所以根据这种学说所制定的法典，就缺乏真正的基础。

第100节

加于犯人的侵害不但是自在地正义的，因为这种侵害同时是他自在地存在的意志，是他的自由的定在，是他的法，所以是正义的；不仅如此，而且它是在犯人自身中立定的法，也就是说，在他的达到了定在的意志中、在他的行为中立定的法。其实，他的行为，作为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所包含着的是：它是某种普遍物，同时通过这种行为犯人定下了一条法律，他在他的行为中自为地承认它，因此他应该从属于它，像从属于自己的法一样。

附释 如所周知，培卡利亚 [30] 否认国家有处死刑的权利，其理由，因为不能推定在社会契约中包含着个人同意，听人把他处死；毋宁应该推定与此相反的情形。可是，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契约（见第75节），保护和保证作为单个人的个人的生命财产也未必就是国家实体性的本质，反之，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其次，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认为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如果不从犯人行为中去寻求刑罚的概念和尺度，他就得不到这种尊重。如果单单把犯人看做应使变成无害的有害动物，或者以儆戒和矫正为刑罚的目的，他就更得不到这种尊重。再其次，就正义的实存形式来说，它在国家中所具有的形式，即刑罚，当然不是它的唯一形式，国家也不是正义本身的前提条件。

补充（死刑） 培卡利亚要求，对人处刑必须得到他的同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犯人早已通过他的行为给予了这种同意。不仅犯罪的本性，而且犯人自己的意志都要求自己所实施的侵害应予扬弃。尽管这样，培卡利亚想废除死刑的这种努力曾经产生良好的结果。即使约瑟夫二世和法国人没有能够把死刑完全废掉，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探究哪些犯罪应处死刑，哪些不应处死刑。因此，死刑变得愈来愈少见了；作为极刑，它应该如此。

第101节

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从而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是同样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自在地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

附释 在普通科学中某一规定的定义，这里是刑罚的定义，应求之于意识的心理经验中的一般观念，如果这里也采用这种方法，就会显得民族和个人对犯罪的一般感情现在和过去都是主张应对犯罪处以刑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能不看到，把一般观念作为从中取得它们各种规定的来源的那些科学，怎么会在其他场合接受与这种所谓普遍的意识事实相矛盾的命题。

但是，等同这一规定，给报复的观念带来一个重大难题；刑罚在质和量的性状方面的规定是合乎正义的这一问题，诚然比起事物本身实体性的东西来是发生在后的。即使为了对这后来发生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规定，我们必须探求规定刑罚的普遍物的一些原理以外的其他原理，但是这个普遍物仍然会依它的本来面貌而存在。一般说来，只有概念本身才必然含有对特殊物说来也是基本的原理。但是概念所给予刑罚的这个规定正是上述犯罪和刑罚的必然联系，即犯罪，作为自在地虚无的意志，当然包含着自我否定在其自身中，而这种否定就表现为刑罚。正是这一种内在同一性在外界的反映，对理智说来显得是等同的。然而犯罪的质和量的性状以及犯罪的扬弃是属于外在性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绝对规定（参阅第49节）；在无限性的天地中，绝对规定不过是一种要求，必须由理智经常对它设定更多的界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要求继续前进，毫无止境，但只是永远接近满足而已。

如果我们不仅忽略有限性的本性，而且完全停留在抽象的种的等同性上，那么，当规定刑罚的时候，不仅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尤其心理学还要援引感性冲动的强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或者是恶的意志在比例上的更大强度，或者是一般意志的自由在比例上的更小强度——看你喜欢哪一种），而且根据这种观点，很容易指出刑罚上同态报复的荒诞不经（例如以窃还窃，以盗还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时我们还可以想到行为人是个独眼龙或者全口牙齿都已脱落等情况）。但是概念与这种荒诞不经根本无关，它应完全归咎于上述那种犯罪和刑罚之间种的等同性的主张。价值这一范畴，作为在实存中和在种上完全不同的物的内在等同性，在契约方面（参照上述 [31] ）以及在为对抗侵害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方面（第95节 [32] ），早已提到了；通过这一规定，我们对物的观念就从物的直接性状提高到普遍物。犯罪的基本规定在于行为的无限性，所以单纯外在的种的性状消失得更为明显，而等同性则依然是唯一的根本规则，以调整本质的东西，即罪犯应该受到什么刑罚，但并不规定这种科罚的外在的种的形态。单从这种外在的种的形态看来，一方面窃盗和强盗他方面罚金和徒刑等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等同，可是从它们的价值即侵害这种它们普遍的性质看来，彼此之间是可以比较的。寻求刑罚和犯罪接近于这种价值上的等同，是属于理智范围内的事，业如上述。如果不理解犯罪及其否定之间自在地存在的联系，不理解关于价值以及两者可按价值进行比较的思想，那么就会（克莱因：《刑法原理》，第9节）在真正的刑罚中只看到祸害和不法行为的任意结合。

补充（作为报复的刑罚） 报复就是具有不同现象和互不相同的外在实存的两个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同一性。对犯罪进行报复时，这一报复具有原来不属他的、异己的规定的外观。可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刑罚毕竟只是犯罪的显示，这就是说，它是必然以前一半为其前提的后一半。报复首先会遭到这种非难，即它显得是某种不道德的东西，是复仇，因而它可能被看作某种个人的东西。但是实行报复的不是某种个人的东西，而是概念。在《圣经》中上帝说：“复仇在我。” [33] 如果我们从报复这个词中得出主观意志的特殊偏好那种观念，那就不能不指出，报复只是指犯罪所采取的形态回头来反对它自己。欧美尼德斯 [34] 们睡着，但是犯罪把她们唤醒了，所以犯罪行为是自食其果。现在，报复虽然不能讲究种的等同，但在杀人的场合则不同，必然要处死刑，其理由是，因为生命是人的定在的整个范围，所以刑罚不能仅仅存在于一种价值中——生命是无价之宝，——而只能在于剥夺杀人者的生命。

第102节

在法的直接性这一领域中，犯罪的扬弃首先是复仇，由于复仇就是报复，所以从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上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体现它的无限性，所以它是否合乎正义，一般说来，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意志。复仇由于它是特殊意志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作为这种矛盾，它陷于无限进程，世代相传以至无穷。

附释 在把犯罪不是作为crimina publica〔公罪〕而只作为privata〔私罪〕（例如，犹太和罗马的窃盗和强盗，英国今天还存在着的一些犯罪）予以追诉和处罚的场合，刑罚至少还带有一部分复仇的意味，英雄和冒险骑士等等的复仇行为与私人复仇不同，它们是属于建立国家的性质 [35] 。

补充（作为刑罚形式的复仇） 在无法官和无法律的社会状态中，刑罚经常具有复仇的形式，但由于它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从而与内容不相符合，所以始终是有缺点的。固然法官也是人，但是法官的意志是法律的普遍意志，他们不愿意把事物本性中不存在的东西加入刑罚之内。反之，被害人看不到不法所具有的质和量的界限，而只把它看作一般的不法，因之复仇难免过分，重又导致新的不法。在未开化民族，复仇永不止息，例如在阿拉伯人中间，只有采用更强大的暴力或者实行复仇已不可能，才能把复仇压制下去。在今天许多立法例中，也还有复仇的残迹存在，例如侵害事件应否提出于法院，可由个人自行决定。

第103节

要求解决在这里扬弃不法的方式和方法中所存在的这种矛盾（像在其他不法情况下的矛盾一样）（第86节和第89节），就是要求从主观利益和主观形态下，以及从威力的偶然性下解放出来的正义，这就是说，不是要求复仇的而是刑罚的正义。在这里首先存在着对这样一种意志的要求，即虽然是特殊的主观意志，可是它希求着普遍物本身。但是这种道德的概念不仅仅是被要求的东西，而且是在概念的运动本身中显现出来的。

从法向道德的过渡

第104节

犯罪和复仇的正义揭示着意志发展的形态，这一发展形态呈现为自在的普遍意志和跟它对立的自为地存在的单个意志之间的区分，其次，它揭示着自在地存在的意志通过这一对立的扬弃而返回于自身，从而本身成为自为的和现实的意志。这样，法在纯粹自为地存在的单个意志面前，就通过它的必然性而成为并被证实为现实的。这一形态同时也是意志的内在概念规定的进展过程。意志根据它的概念，在它本身中的现实化是一种过程，它把它自己最初存在的并在抽象法中具有形态的那种自在的存在和直接性的形式加以扬弃（第21节），从而首先在自在地存在的普遍意志和自为地存在的单个意志的对立中设定自己，然后再通过这一对立的扬弃，即通过否定的否定，把自己作为在定在中的意志规定起来，以致它不仅是自在地自由的而且是自为地自由的意志，这就是说，它把自己规定为自我相关的否定性。在抽象法中，意志的人格单单作为人格而存在，如今意志已把人格作为它的对象。这种自为地无限的自由的主观性构成了道德观点的原则。

附释 我们不妨回头仔细看看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所通过的各个环节，意志从其最初的抽象规定进而形成为它的自我相关的规定，从而是主观性的自我规定，这一规定性在所有权中是抽象的“我的东西”，所以是处于一个外事物中的。在契约中，“我的东西”是以双方意志为中介的，而且只是某种共同的东西。在不法中，抽象法领域的意志，通过单个意志——其本身是偶然的——而其抽象的自在存在或直接性被设定为偶然性。在道德的观点上，意志在法的领域中的抽象规定性被克服了，以致这种偶然性本身，作为在自身中反思的而且与自己同一的东西，就成为无限的在自身中存在的意志的偶然性，即意志的主观性。

补充 （向道德的过渡） 概念存在着，而且概念的定在与概念相符合，这就是真理。在抽象法中，意志的定在是在外在的东西中，但在下一阶段，意志的定在是在意志本身即某种内在的东西中。这就是说，意志对它自身来说必须是主观性，必须以本身为其自己的对象。这种对自身的关系是肯定的，但只有通过自己直接性的扬弃才能达到。这样，在犯罪中被扬弃了的直接性通过刑罚，即通过否定的否定，而导向肯定——导向道德。

* * *

[1] 参阅《哲学全书》，第131节。——译者

[2] 参阅《哲学全书》，第173节补充。——译者

[3] 第3版，第173节。——拉松版

[4] 参阅102节附释和第350节。——译者

[5] 《黑格尔全集》，第5卷，1833年版，第90页。——拉松版

[6] 参阅本书第218节，第319节附释。——译者

[7] 参阅本书第113节以下。——译者

[8] 克莱因（1742—1810）从1800年起担任柏林高等法院推事。——拉松版

[9] 保罗·约翰·安塞尔姆·费尔巴哈（1775—1833），是德国古典哲学家、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父亲，从1817年起担任班堡上诉法院首任院长，著有《德国普通刑法》（1801年）一书。——译者

[10] 培卡利亚（1738—1794）是意大利的人道主义刑法学家，著有《犯罪和刑罚》（1764年）一书，18个月中出了6版，译成20种以上的欧洲文字，在欧洲风行一时。——译者

[11] 参阅本书第77节。——译者

[12] 诺克斯英译本指为第98节。——译者

[13] 《新约全书·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译者

[14] 希腊神话中司复仇的女神。——译者

[15] 参阅本书第93节附释和补充以及第350节。——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