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在1847年喜欢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胜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这时候带有资产阶级体面社会地位的气味。不管这是否事实，如果这是事实，不管我们喜欢怎样去解释它——不止一次我们发现有充分理由将社会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智力的产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会有错的。资产阶级出身和传统的背叛者——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政策与策略。令人震惊的是他思想流行的广大范围。
首先，这位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带着1848年永远烙印在他整个灵魂里的形成他性格的经历，抛弃了他自己的阶级，也被他自己阶级所抛弃。从此他能接近的和能信任的只有同样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和稍为疏远一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段话解释了我们在上一章见到的急需解释的理论，即工人能够“解放他们自己”的理论。
第二，这位被赶出家园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 自然成为国际主义者。这不光是意味着任何特定国家的问题和盛衰——甚至是某个国家无产阶级的问题和盛衰——不是他主要关心的，始终放在他感兴趣范围的外缘。这还意味着对他来说，创立超国家的社会主义宗教和构想一个国际无产阶级——阶级内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原则上彼此结合得比与它们自己国内不同阶级同胞的关系密切得多——是十分容易的。任何人能够用冷酷的逻辑构成这个显然不现实的概念，用它解释过去的历史，并形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外交政策的观点。但是，这个概念必定会受到由祖国环境使人产生的爱恋情绪的竞争，有千丝万缕感情与国家黏结在一起的人绝不会热情地接受它。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这样的黏结剂。他自己没有祖国，便轻易地深信无产阶级也没有祖国。
我们立即会明白这个教导为什么能存活和能存在多久，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提出这个主张的用意何在。马克思本人无疑接受它的不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含义。他肯定认为，不但“资本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而且战争还是更全面使无产阶级屈服的手段。也许有人认为他已作如下的让步，即参加保卫自己国家抵抗攻击与忠于无产阶级的义务并非不相容，这显然只是一个十分必要的策略办法而已。
第三，不管他的学说怎么教导人， (1) 这位被赶出家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血液里有民主精神。这就是说他相信以民主为中心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不单是他那个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社会模式特有条件的理智概念，也不仅仅是策略上的事情。真的，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和他的个人工作）在不是信奉当时理解的民主原则的任何环境中是无法进行的，或者无论如何进行起来是极多摩擦的。除了非常罕见的事例外，每一个反对派必然赞成自由——对于他自由意味着民主——并全身心忍受“人民”驱使。当然，这个要素过去是，甚至在某些国家里现在还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我曾指出，这一点显然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表白在它们的政治力量强大到足以具有选择力之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理由，特别是为什么它们在社会主义逻辑与民主政治逻辑之间未能建立任何根本关系的理由。但看来有把握这样说，在马克思眼光中，民主不需要讨论，而其他任何政治模式不值得讨论。必须承认这种看法是1848年型革命者所固有的。 (2) 当然，要他接受如此重要的一项资产阶级信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暴露出最烦人的巨大的共同点。但我们在上一篇中业已看到，他知道怎样去应付这个困难，办法就是大胆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是民主。
2．这些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先验论。 (3) 不需强调它完全不同于与他同时的甚至任何时候的一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先验论，差距如此之大，以致几乎不可能互相同情，甚至不可能互相完全了解，这与黑格尔主义或其他学说上的障碍无关。如果我们拿马克思和另一个具有十分类似背景的德国知识分子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年）作比较，这种不同显得更加突出。由极相类似文化传统模型中铸造出来的同一种族的后裔和同一阶层的产物，同样接受1848年经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可是拉萨尔以一种难以用个人因素解释得透的方式与马克思不同。比这点更重要得多的是，马克思是被赶出家园的人，而拉萨尔不是。拉萨尔从不割断与他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的关系。他从不像马克思那样是个国际主义者。提到无产阶级，他指的是德国无产阶级。他不反对与当时的国家合作。他不反对个人与俾斯麦和巴伐利亚的国王接触。这些事情是重要的，也许比最深刻的理论分歧更加重要，重要得足以产生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和无法调和的对抗。
现在让我们站在马克思先验论的立场上看一看他面对的政治条件。
首先，马克思所写和所想的庞大的产业大军，只存在于英国一个地方。即使那里，在他找到他的方位的时候，宪章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工人阶级越来越变得现实主义和保守。因先前激进活动失败深感失望，工人再也不理睬炫耀一时的政纲和他们有全部产品权利的高调。他们清醒地只想增加他们在全部产品中的份额。工人领袖正小心地试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构架中确立、支持和增强工会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力量。不但在原则上，而且从明显的策略考虑，他们势必把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看做有害的事情，看做对工人的严肃事业的愚蠢而轻浮的破坏。同时，他们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上层，至于对下层，他们怀着近乎蔑视的感情。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所属的类型，他们绝不会想到挺身而出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组织工业无产阶级或这个阶级中的任何特殊集团。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接触工会领袖和工会官僚机构。一方面他们看到“可尊敬的”工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当时）大城市无法组织的群氓的态度 (4) ——对于后者他们几乎不想去组织——他们面对令人厌烦的两难境地。他们不会不认识工会运动的重要性，这个运动将逐步地完成把工人群众组织成为像一个有发言权阶级那样的巨大任务，就是说，去解决他们自身认为最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完全处于工会运动之外，并了解这个阶级有可能持资产阶级立场和采取资产阶级态度的危险，他们必然不喜欢和不信任工会，其程度就像工会不欢喜和不信任他们——只要他们能注意到——一样。就这样，他们被赶回具有经典社会主义特征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到今日在重要性上虽已大大降低，仍表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根本性对抗（在一些重要事例中，约略相等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对抗）。对于他们来说，工会运动应该改宗阶级斗争的教义；每当劳工纠纷使群众变得激进，并足以使工会官员忧虑和激动得去诱导群众听取福音的时候，作为使运动改宗的手段，就他们的信仰来说偶尔与工会运动合作是正确的。但是，只要改宗尚未完成，特别是只要工会的意见在原则上仍旧反对革命行动，甚至反对采取政治行动，工会运动就不会蒙受天恩，相反它是走上错路，认错了它自己真正的目标，以比无所作为更坏的浅薄无聊来欺骗自己；因而，除非为了要从内部进行破坏，信徒们务必远远地离开它。
这种形势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已起了变化，在恩格斯生前变化更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最终使它在欧洲大陆也成为一支力量，加上那个时期经济萧条引起的失业，增加了他们对劳工领袖的影响，虽然他们从未对群众有过直接影响。但归根到底为群众提供工作材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可是，尽管他们在那个领域的成功相当可观，而知识分子给予他们的麻烦远远多于工人对他们的冷淡有时称得上敌视的态度。存在那么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反对参加工会，也不反对参预资产阶级激进型甚至保守型的社会改良。这些人当然执行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他们强调眼前利益，是危险的竞争者。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是拉萨尔，他在群众中拥有一定地位，具有更直接的竞争性。最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就革命热情而言，他们更为高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正确地把他们看做是严肃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像布朗基那样的“盲动主义者”、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不论出于策略上考虑还是理论上考虑，用毫不动摇地喝一声“不”来对付这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群是绝对必要的。
3．那种理论背景和那种策略形势使马克思非常困难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每个追随者或未来追随者肯定会提出来的。那就是对待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态度问题和当前实行的政纲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不能劝导社会主义政党眼看着资产阶级政治活动而默不作声。他们明显的任务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揭穿阶级利益的假面具，指出每一件事在社会主义天堂里要变得多么好，并到处寻找参加社会主义的新党员，总之，一方面批评，一方面组织。无论如何任何要保持一定政治重要性的政党不可能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作为原则是令人满意的。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与大多数有组织劳动者的真正需要相冲突，如果比较长期地坚持这种态度，将使这个政党的追随者减少为少数政治上的苦行者。就1914年前马克思教导对伟大德国党和许多较小政党施加的影响而言，看一看他怎样对付这个困难是很有趣的。
只要他感到有可能这样做，他就采取唯一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必须拒绝参预资产阶级用以欺骗无产阶级的假改良。这样的参预——后来被称为改良主义——意味背叛信仰，背弃真正的目标，缀补理应毁灭的东西的阴险企图。像倍倍尔那样一度背离正道后再去神殿进香膜拜的门徒被严厉地归属于这一类。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他们1847年共产党时代，曾打算与左翼资产阶级团体合作，这是确实的。而《共产党宣言》也承认偶尔妥协和联盟的必要性，正如它允许策略必须根据时间、地点的条件而有所不同。嘱咐信徒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所有对抗和每一个国家里不同资产阶级团体间的所有对抗的箴言也隐含同样的意思——因为不与它们中某些部分合作，就做不到这一点。但所有这些话不过是用来修饰原则，目的在于使它更加有效罢了。在每一桩事例中，例外情况必须严格予以审查，根据设想总是反对这样做的。此外，可以想象的合作是在某种确实紧急状态中——较可取的是在革命中——的合作，而不是包括寻常政治生活谅解在内的长期联盟，后者可能危及信条的纯洁性。
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资产阶级敌人提出的显然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特定政策时应该怎么办，这点我们可以从大师本人在一个十分重要事例中所作的榜样推论而得。自由贸易是英国自由主义政纲中的一个主要政策要点。马克思这样一位高明的经济学家，绝不会看不到在当时环境下，它给予工人阶级多大的好处。这种好处可以被缩小，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主义者可以被谩骂，但这样做并不解决问题，因为社会主义者肯定不得不支持自由贸易，特别是食品的自由贸易。当然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便宜的面包是一种恩惠——啊，不！——而是因为自由贸易会加速社会进化的步伐，从而加速社会革命的来临。这个策略性的计谋是值得称赞的，再者这个论点极为正确，可以在大量事例中加以运用。但大师的言论并没有说到，面对虽有利于无产阶级却未能推动资本主义进展的政策——如大部分社会改良、社会保险等法案——或者面对虽能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但对无产阶级无直接利益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应该怎么办。可是，如果资产阶级阵营在这类问题上分裂，革命的道路就可“利用资本主义的纷争”这个名言而廓清。马克思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对付资产阶级以外如土地贵族与缙绅分子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发起的种种改良主张，虽然在他的纲要里并没有这种现象的独立地位。
第二个问题同样棘手。任何政党若没有提出如何满足眼前利益的政纲就不能存在。但在逻辑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里没有提出这样的政纲。在污浊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积极做成的或要做的任何事情，就根据它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做出的这个事实，就是受了玷污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深表忧虑，他们一贯阻拦门徒制订含有资本主义制度内建设性政策意味，又不可避免带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气味的政纲。但是，当他们自己面对1847年问题时，他们坚决用快刀斩乱麻。《共产党宣言》非常不合逻辑地列举若干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目的，简直把社会主义的驳船靠在自由主义的班轮边上。
免费教育、普选权、禁止童工、递进的所得税、土地和银行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的国有化、扩大国有企业、开垦荒地、强制工业为全体人民服务 、全国铺开工业中心——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允许他们自己成为机会主义者（在当时）达到何种程度，尽管他们总是否定其他社会主义者有这种特权。关于他们这个纲领的惊人之处是，其中不存在任何政策要点，能使我们在其他追随者主张中见到它便能认出它是典型社会主义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独具的；政纲中任何单独一条都可以出现在非社会主义政纲之中——甚至土地国有化也被其他方面属于资产阶级的作家以特殊理由鼓吹过——其中大部分简直是从激进派的材料库里取来的。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唯一可做的明智之举。可是它仍然是道地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显然在于掩饰恼人的实践上的弱点。要是马克思对那些项目的本身含义感到兴趣，他必将别无选择，只能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派联合在一起。事实是，他对它们毫不关心，并不认为有为实现它们作任何牺牲的义务；如果资产阶级激进派全部实现它们，这对马克思可能是十分不称心的意外。
4．同样的原则、同样的策略、同样的政治论据组成他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开幕词。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当然意味着从德国1847年的劳动教育协会和同年的小型国际组织前进了一大步。当然它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虽然例如有两个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加入，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快就退出——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但许多地区和许多类型的工人团体确实派代表出席，甚至英国的工会表示出相当浓厚的兴趣——虽然态度不明朗，并着眼于可能获得的眼前利益——足以在一个时间内与它维持一种志趣似乎并不相投的联盟关系。乔治·奥杰列名于发起人之中。 (5) 协会和某些协会历史学家关于协会在当时革命运动和重大劳资纠纷中的任务所作的断言必须打折扣。但是，如果说它的影响极小，说它从未对那些运动和事件作过领导或控制，但至少它提供了统一的词汇。它还建立各种接触，这种接触在愚蠢得为它做广告的资产阶级敌人的好心支持下，最终把它抬高到具有实际重要性的地位。开始时，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最初的四次“大会”是出色成功的，某些非社会主义的小事情，如关于支持继承原则的投票，被正统会员们巧妙地忽略过去。可是巴枯宁的闯入（1869年）和被开除（1872年）给协会一个沉重的打击，事实证明协会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虽然它勉强存在到1874年。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收容可疑立场的知识分子，同时收容那些显然决定根据不同环境或者利用或者舍弃协会的工会工作者的庞杂队伍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和危险。这些正是他一直在争取的可能性和一直在防止的危险。首要的任务是保持组织团结，其次是使它倾向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任务都要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解决，即他个人的追随者总是占少数，而他对其他成员的影响要比从他受推选——应该说受允许——作政纲演说这件事所推断的要小得多。结果，这篇演说包括了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让步，这些观点和马克思本人吃惊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1875年）中发现的那些观点极为相似。同样，明智的策略和妥协嗣后更为明显，这种事情有一次曾使马克思以半幽默的绝望口吻惊呼：“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妥协的意义如何要依据作出妥协的人和作出妥协的精神来判断。只关心趋势的他可能会容忍许多偏差。显然马克思相信他本人一直在注意他的趋势，并能在每次偏离之后回到正确的方向。可是我们应该了解，每当他看到别人玩同样手法时，他总感到担忧。因此可以看出，在他的策略性转变路线中和他恶毒地谴责别人的转变路线中，存在着比单纯自我主义更多的东西。
当然，嗣后一直成为正统社会主义经典政策的策略和原则都有可以批评的地方。马克思建立的策略例子使他的追随者可以毫无约束地使用大师的某个行动或格言来证明几乎任何行动或不行动的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原则已被指摘为指向死胡同。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他还相信——虽然他自己的学说本应使他怀疑这点——革命来到的时刻不会太远，犹如大多数早期的基督徒相信最后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因此，他的政治方法当然建立在错误的诊断上。那些颂扬他政治敏锐性的知识分子， (6) 全然看不到进入他实际判断的有多少是如意算盘。但在他视野之内的事实和根据他认为当然正确的这些事实所作的推断，就像他对有直接后果的问题和他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会议桌上的合作关系立即会产生的看法一般，立即产生那种工作方法。按照这个观点看来组成一个以各国有组织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向着目标大步前进而不丧失它革命信念的、在前进路上永葆朝气的成分纯洁的政党，的确是极端重要的任务，与这个任务比较，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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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20章和第23章。
(2) 1848年产生的热情态度也使他不可能懂得（更不用说公正对待）驱逐他的非民主政权。冷静的分析就不会不看到那个政权的成就与成功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要作这样的分析是他做不到的。
(3) 我所知道的语言都未正式承认这个词是名词。可是要使它成为名词是一桩非常方便的词语改动。
(4) 应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很欢喜提到无产阶级群氓（lumpen protelariat）一词。
(5) 他甚至担任过国际总委员会主席。这有许多理由，因为他原是最杰出的工会联合和团结的推动者之一，又是一个伦敦工会评议会的组织者，还是城市工人选举权改革联盟的一个领导人。
(6) 例如，见贝内代蒂诺·克罗齐，《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c．m．梅雷迪思译，19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