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家职能的过时

我们在讨论正在消失投资机会的理论时，曾作过一个保留，主张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的经济需要到某个时候可能得到充分满足，那时就不会再有推动人的生产努力进一步提高的动力。但是，即使我们保持目前的需要进度，离充分满足的情况无疑是非常遥远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旦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了，这些需要将自动扩大，而新的需要会出现或者被创造出来， (1) 满足成为一个正在前面的目标，特别是，如果我们把闲暇包括在消费品之中，情况更加如此。可是，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更加不现实的可能性，即假定生产方法已经完善到不容进一步改善的境地。

此时将出现或多或少的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会萎缩衰退。此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他们将发现自己处于与完全确保永久和平的社会中将军们同样的地位。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工商业的管理将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员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义的特性。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人的精力将离开工商业。经济领域以外的事业将吸收才智之士，并为他们提供活动机会。

就可以预计的将来而言，上面这种看法没有什么重要性。而下面的事实却有较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期望由于需要接近完全满足或由于技术绝对完善，对社会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组织所产生的许多后果，也能够期望由已经清晰可见的发展事实而产生。进步本身就像管理静止经济一样可以机械化，这种进步的机械化几乎会像经济进步停止一样严重地影响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看清这一点，只要说明以下两点就行了：第一，企业家的功能是什么；第二，它的功能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有什么意义。

我们已经知道，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和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早期的铁路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汽和钢铁、汽车、殖民地风险投资是大批成就中最瞩目的例子，成就中还包括无数比较细微的事例，小到成功地制造特殊灌肠和牙刷这类事业。这类活动就是能使经济机体革命化的多次发生的“繁荣”和由于新产品或新方法造成干扰平衡的冲击而经常出现的“衰退”的主要原因。从事这样的新事物和建立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职能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它们不属于人人懂得的日常事务，其次是社会环境抗拒这种新事物。抗拒的方法多种多样，根据社会条件不同而不同，从简单地拒绝投资生产新产品或拒绝购买新产品，到对试图生产新产品的人进行人身打击。在熟悉的标志灯的照明范围之外，满怀信心地敢作敢为，并克服那种抗拒，需要目前只有少数人具有的显示企业家风格和企业家职能的智力与才能。这个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种东西或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在于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即使经济过程本身——企业家精神是主要推动力——继续不减缓地进行下去，在今后，其重要性必定还会加速丧失。这是因为，一方面做不属于熟悉的日常事务的事情现在比过去容易得多——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受过训练的专家小组的业务，他们制成所需要的东西，使它以可以预计的方式运行。早期商业性冒险的浪漫气氛正在很快消失，因为许许多多事情现在都能严密计算，而在过去，必须要有天才的闪光才能看出它来。

另一方面，在已经习惯于经济变革——最好的例子是新消费商品和生产商品潮水般不断涌现——和不但不抵抗变革而且作为当然之事接受变革的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了。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存在下去，来自受生产过程中革新的威胁的利益集团的抵抗不可能消失。例如，这种抵抗是走向大规模建造便宜住宅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大规模住宅建造又以机械化和全部消灭建造计划中低效工作为先决条件。但一切其他性质的抵抗——特别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新事物（只是因为它是新的）进行的抵抗——几乎早已消失了。

这样，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参照与军事方面相类似的地方，将再次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

在旧时代，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包括拿破仑战争），将才意味着领导才能，成功意味着统帅个人的成功，他获得相应“利润”，即社会威望。在当时的战争技术和军队结构下，统帅的个人决策和指挥能力——甚至他骑上高头大马亲临战场——是战略和战术形势的基本要素。拿破仑亲临前线是战场上实际（而且必然）感觉到的事情。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合理化和专业化的办公室工作最后将抹去个人的影响，可以计算的结果最后将抹去“想像力”。领导人不再有机会投身于激烈的冲突中，他正变为办公室中的一个工作人员——而且不总是难以替代的一员。

再举一个与军事上相似之处。中世纪战争是与个人关系很大的事情。身披甲胄的骑士施展一种需要终生训练的武艺，每个骑士的价值在于各人的武艺与英勇。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技能竟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按这个词的最全面和最丰富的意义上说——的基础。可是社会和技术的变化破坏和最终毁灭了那个阶级的职能和地位。战争本身没有因此而终止。它只是变得越来越机械化——最后机械化达到这样程度，以致战争中的成功现在仅仅是专业上的成功，它不再具有个人成就的内涵，不再使个人和他的集团上升到持久的社会领导地位。

现在，一种同样的社会过程——归根到底是同样的社会过程——破坏了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个角色以及与之连在一起的社会地位。企业家角色虽然没有与中世纪军阀一般的魅力，它或多或少也是（不论现在或过去）由取得成功的个人力量与个人责任心而获得个人领导权的另一种形式。一旦它在社会过程中的职能失去重要性，企业家的地位就和武士阶级的地位一样受到威胁，而它的职能之所以失去重要性，或者因为由它作贡献的社会需要不复存在，或者因为那种需要改由别的非个人的方法来满足。

这个过程影响整个资产阶层的地位。虽然企业家一开始不一定是甚至典型地是资产阶层成员，但他们如果成功，就能进入这个阶层。因此，企业家本身并不形成一个社会阶级，但资产阶级吸收他们、他们的家庭和亲戚，从而经常地补充资产阶级自己和使自己重新充满活力，虽然与此同时，一个或两个世代以后，他们中间与“企业”切断积极关系的家庭就脱离这个阶级。在他们中间有大量我们称之为工业家、商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人；他们处于企业家风险投资和仅仅是日常管理祖传事业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阶级生活所依靠的利润是由这个或多或少积极活跃部分的成功产生的，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依靠它的成功——这一部分（正如在这个国家里一样）占资产阶层90％以上——此外也依靠正在努力争取上升进入这个阶级的一些个人的成功。因此不论从经济学观点还是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直接和间接都依赖企业家，它作为一个阶级，和企业家同生共死，虽然很可能出现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感到既不能生也不能死的最后阶段——就像封建文明确曾有过的那样。

总结一下这部分的论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除了还能苟延一段时间的准地租与垄断利润的残余外，最后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完全官僚化了的巨型工业单位不但驱逐中小型企业，“剥夺”其业主，而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但失去收入，而且丧失远为重要的它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这个结论可能不论从哪方面都不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口味，更加不会适合通俗的（马克思会说庸俗的）那类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但就预测本身来说，它和他们的预测并无不同。

2．保护层的毁坏

迄今，我们讨论了资本主义过程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及威望造成的影响。但影响还进一步扩大到保护他们的制度结构。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使用制度结构这个词的被最广泛接受的含义，即它不但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含公众心理和政府政策。

1．资本主义发展首先破坏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采邑、村落和手工业行会。这个过程的事实和机制我们都十分熟悉，毋需赘述。破坏是沿三条道路进行的。工匠行业的破坏主要是受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家竞争的自动后果的影响；取消低效的组织与规章的政治行动只是表明这个后果罢了。领主和农民世界主要是被政治行动——有时是革命行动——破坏的，资本主义只不过主持这个适度的转变过程而已，例如把日耳曼采邑组织转变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但是，与这些工业和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还有立法当局与公众舆论中普遍态度的同样革命性的变化。与旧经济组织一起，过去在那些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与集团的经济、政治特权，特别是土地贵族、乡绅和教士的免税权和政治特权，统统被消灭了。

从经济上说，所有这一切对资产阶级意味着打碎许多枷锁和撤除许多障碍。从政治上说，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其中被列为臣仆的社会秩序为另一个更符合其理性主义精神和其直接利益的社会秩序所取代。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观察那个过程，观察者可能意存犹豫，不知这样的彻底解放到底对资产阶级及其世界是否有好处，因为那些枷锁不只是起阻碍作用，它们也起保护作用。在作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地对这点进行澄清和评价。

2．资产阶级兴起和民族国家兴起这两个互相关连的过程，在16、17、18世纪，产生了一个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两栖的社会结构，虽则它不比任何其他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两栖或过渡的性质。看一看路易十四王朝提供的绝妙例子吧。王权压服了土地贵族，与此同时，又以提供官职、给予年金以及有条件地接受他们的要求，让他们登上统治或领导阶级的地位，来和他们和解。王权还压服教士阶级，并和它结成同盟。 (2) 王权最后加强了对资产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原是王权和领地大贵族斗争中的同盟军，王权保护和推进它的企业的发展，为的是要反过来更有效地剥削它。农民和幼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同样受政府当局的管理、剥削和保护——虽然法兰西旧政权的保护行为远远不及玛丽亚·特蕾西亚或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那么显著——并由地主和工业家代行这些职责。当时政府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类型的政府，也就是说，它不是以最低岁入支持的为行使有限职能而建立的社会机构。原则上，这个君主政权驾驭一切，从人的良心到里昂丝织物的图案；财政上，它的目标是达到最大限度的岁入。虽则国王从来不是真正独裁的，政府职能却是包罗万象的。

对这个模式的正确理解对我们的主题至为重要。国王、宫廷、军队、教会和官僚机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靠资本主义过程所创造的收入过日子，甚至纯粹的封建性质的收入来源也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大大增加。国内国外政策的制订和制度的改革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适合并推进这个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 ，所谓专制君主制度结构中封建分子的进入只能是一种返祖现象——事实上这是人们在乍见之下自然采取的判断。

但是，作较细致的观察，我们便能理解，那些分子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君主制结构的钢架依旧由封建社会的人组成，这些人依旧按照前资本主义模式行事。他们充斥着国家机关，指挥军队，制订政策——他们发挥统治阶级 的作用，虽然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总小心翼翼地与资产阶级保持距离。位居中心的是上帝恩宠的国王，他宝座的根基是封建的，不仅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封建，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不管资本主义提供的经济可能性对他有多大好处，也不会改变这个立场。这一切的意义远大于返祖现象。它是两个社会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另一个阶层，反过来在政治上又受后者的支持。不管我们认为这种安排有什么成就和缺点，不管资产阶级本身在当时或后来对它怎么想——不管对酒囊饭桶或游手好闲的贵族怎么想——这是那个社会的真实情况。

3．只有那个 社会是那样吗？随后事情的进展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的情况是最好的例子。贵族分子继续当家作主，直到上升阶段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结束 。无疑，那些分子——任何地方没有像英国那样有效率——不断地从进入政治的其他阶层吸收人才；他们使自己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作战；他们放弃最后的法律特权；有了这些资格，并为了不再属于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继续为政治机器提供人才，继续管理国家，进行统治。

资产阶层中从事经济工作那部分人并不反对这种情况。从总体上说，那种劳动分工适合他们，他们喜欢这种分工。在他们确实反抗这样安排的地方，或者在他们不经反抗就掌权的地方，他们的统治并没有出色的成功，也未能证明他们能够支撑得住。于是出现了如下的假定是否真正可靠的问题：他们的失败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获得经验的机会，或者是有了经验，但缺乏政治上统治阶级的气度。

这个假定不可靠。失败有更根本的理由，法国或德国资产阶级觊觎统治权的经验提供这样的例证——对照一下工业家或商人的形象和中世纪封建领主形象就能最好地阐明这个理由。领主的“职位”不但使他有资格令人敬佩地保卫他自己阶级的利益——他能为这种利益亲自战斗——而且这个职位给予他周身的光环，使他成为众人的统治者。肉体上的争斗是重要的，可是神秘的魅力和高贵的气度更加重要——支配人使人服从的才能和习惯带来使社会所有阶级和生活的每个层次表示崇敬的威望。那种威望是如此崇高，那种气度是如此有用，以致阶级地位比形成这种阶级地位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更加经久，并证明它能以转变阶级功能为手段，适应十分不同的各种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领主和骑士以最最优闲而雅致的姿态变为廷臣、显宦、外交官、政治家，变为那种与中世纪骑士完全不同的军官。这种古老威望的残余——不仅仅在我们的女士们身上——甚至到今天还存在，当我们想到这点时，它定是最令人吃惊的现象。

工业家和商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肯定没有丝毫神秘的魅力，这种魅力正是统治他人所必要的东西。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代替品。我们见到过工业家和商人（只要他们是企业家）也完成领导任务。但这种类型的经济领导不可能像中世纪领主的军事领导那样，上升为国家的领导。相反，分类账和成本计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和限制他们的发展。

我称资产阶级中人为理性主义者和非英雄主义者。他只能使用理性主义和非英雄的手段来维护他的地位或迫使国家服从他的意志。他能以人们可以从他经济成就中预期得到什么而给人深刻印象，他能为他的事业辩护，他能允诺付钱或者威胁着要收回款项，他能雇佣兵队长、政客或记者做卑鄙的勾当。但以上是他能做的全部，而这些行为的政治价值被人们大大地高估了。这种生活经验和习惯也不能扩大他的个人魅力。一个业务办公室里的天才在办公室以外连对一只鹅喝声呸的胆子都没有——在宫廷接见室和在演讲台上同样胆小如鼠。他知道这点，他希望人们不来打扰他，他也不去过问政治。

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碰到例外。但这些例外同样没有重大意义。在欧洲，资产阶级人士在市政管理上表现的才能、兴趣和成功是唯一的重要例外，这种例外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我们的理由。在现代都市出现（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人士的事务）之前，市政管理极似工商业管理。在市辖区内的问题与权力自然地落入制造商和商人手中，而当地制造业和商业的利益构成当地政治的主要内容，因而适宜于以工商业事务所的办法与精神加以处理。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从这些根源上滋长特殊的事态发展，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低地国家的情况属于同一模式。以下事实具有特别的启发性，即商人国家在国际政治大竞赛中无一不失败，实际上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商人国家不得不把统治权交给封建主义的军阀。至于美国，不难列举它的独一无二的有利环境条件——在迅速减少——这些条件造成它的目前状况。 (3)

4．结论是明白的：除了这类特殊情况外，资产阶级具备的条件不足以应付国内外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大国小国正常要面对的。资产阶级本身感觉到这一点（尽管口头上予以否认），群众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不是由资产阶级材料制成的保护结构中，资产阶级可能取得成功，不但在政治防御上能成功，在进攻中也能成功，尤其是作为反对派时更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它感觉到它的地位十分稳固，以致有余力去攻击保护结构本身；像德意志帝国内存在的这类资产阶级反对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集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孤立无助，它不但不能领导国家，甚至不能照顾它特殊的阶级利益，以上情况等于说，它需要一个主人。

但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的经济机制和它的心理—社会影响，抛弃这个保护它的主人，或者像在美国那样，从不给主人或其替身有发展的机会。这件事的含义还由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另一个后果而加强。资本主义进化不但消灭了上帝保佑的国王，也消灭了由村社和工匠行会建成的（若能证明其可以防守）政治堑壕。当然，这两种组织都不能保持当资本主义发现它时那种明确形式而不变。但资本主义政策摧毁的范围远远超过不可避免要毁灭的东西。它攻击原可永远存在下去的传统保留行业内的工匠。它在农民头上强加早期自由主义的祝福——自由而无保护的租入土地以及为了自缢而需要的个人主义索套。

在打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但冲破阻挡其进步的障碍物，而且也拆除了防止它崩溃的支架。以其冷酷必然性给予人印象深刻的那个过程，不仅仅是去掉制度上枯株朽木的过程，而且也是去掉资本主义阶层的伙伴的过程，与这些伙伴共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基本模式。在弄清楚这个被许多口号弄得模糊难辨的事实之后，我们可能发生这样的疑问：把资本主义视作能够独立自成一类的社会形式是否完全正确，或者事实上应把它看做仅仅是我们称为封建主义这个东西瓦解过程的最后阶段。从整体上说，我倾向于相信，它的独特性足以成为一个类型，并承认在不同时代、不同过程中存在的各阶级共生是规律而不是例外——至少在这六千年中，即自从原始掘土人变为骑马游牧人的子民的六千年中，这一直是规律。至于提到的相反看法，我看不出有很大的缺陷。

3．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毁坏

我们不再继续叙述带有大量不详事实的离题话。这些事实虽不十分多，却几乎已足够证实我们的下一个论点，那就是，资本主义过程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也以完全相同的同样方法毁坏它自己。

上文业已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自相矛盾地倾向于损害早先和它联合的那个阶级的威望和社会权势，巨型的控制机构倾向于剥夺资产阶级借以获得社会权势的职能。资产阶级世界的制度及其典型态度的内涵的相应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活力的丧失，其踪迹是易于找出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打击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足点。它对前资本主义阶层所做的事情，它同样——通过同一竞争机制——施加给资本主义行业的较低阶层。在这点上马克思所说是正确的。工业集中的事实并没有实现认为公众已受教育愿意接受它的想法，也是正确的（见第19章）。这个过程的发展要比人们从许多通俗文章得知的要慢些，而且会遇到较多的挫败和曲折。特别是，大型企业不单消灭小生产企业和小商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它们（尤其是商业企业）创造生存空间。对于农民和农场主，资本主义世界最终证明它愿意也能够执行一项代价昂贵但在总体上有效的保护政策。但从长期看来，很难怀疑我们正在设想的事实及其后果 。而且在农业领域以外，资产阶级显露出它不大懂得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重要性。 (4) 生产组织合理化，尤其是商品从工厂到达最后消费者这条曲折道路上成本的降低从而获得的利润，是典型工商业者内心无法抗拒的。

现在，明确领会这些后果为什么是重要的。一种我们曾听到过的非常普遍的社会批评哀叹“竞争的衰落”，并把它等同为资本主义的衰落，因为批评者把美德归于竞争而把邪恶归于现代产业“垄断”。在这种解释的图式中，垄断起了动脉硬化症的作用，并通过越来越令人不满的经济表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起反作用。我们知道反驳这个看法的理由。从经济上说，无论赞成竞争的理由还是反对集中经济控制的理由，都不及这个论点所含的理由那么有力。且不论这个看法的强弱如何，它没有对准突出点。即使巨型公司全都经营得非常完美，赢得天上神仙的喝彩，集中的政治后果依旧如故。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深刻地受到一大批中小型企业消失的影响，这些企业的所有人兼经理，加上他们的家属、亲信和业务上有关系的人，在投票上是有分量的数字；中小企业还掌握我们可以称之为领班阶级的人们，这是大型单位经理部门从来不曾有过的。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真正基础在一个国家里销蚀了，在这个国家里，它的最有活力、最具体、最有意义的典型从人民的道德视界中消失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在大单位领域里也攻击它自己的制度结构——让我们继续把“财产”和“自由契约”设想为整体的所有部分。除了实际上由单一个人或家庭拥有一家公司的那种仍有相当重要性的事例外，业主形象连同明确的业主利益都从画面上消失了。有领薪金的董事和全体领薪金的经理和部门经理。有大股东。然后还有小股东。第一类人倾向于持有雇员的态度，很少（即使有）把自己利益与股东利益看做一回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在他们己身利益等同于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第二类大股东们即使认为他们与公司的关系是永久性的，即使他们实际上像金融理论所描绘的股东那么行事，他们还是与企业所有人的职能和态度有距离。至于第三类小股东们，他们常常不大关心对他们大多数人说不过是小小收入来源的事情。不论他们关心与否，除非他们或他们的几个代表出来利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的价值，他们很少为它操心；因为经常受不公正的对待，更经常的是他们以为自己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几乎总是对“他们的”公司抱敌视态度，一般地对大企业抱敌意，特别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敌意。我无条件地把这些持典型态度者归纳为三类人，这三类人中没有任何一类人采取意义如此丰满、消逝如此迅速、可以用“财产”一词加以包含的那种奇怪现象为特色的态度。

契约自由的状况也是一样。在它具有全部活力时，它意指在无限可能性中由个人选择订立的个别契约。今天那种老一套的、非个人的、不具人格和官僚主义化的契约——它应用的范围很普遍，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工契约上——它呈现有限的选择自由，大多数成为取决于抓住或放手的问题，它不复有旧时的特色，特色中最重要部分，对于那些与别的大公司、非个人的工人集体或消费者群众打交道的大型公司来说，已变得不可能了。这个空白正由迅速成长的新法律结构来填补——略经思考就明白，事情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就这样，资本主义过程把所有那类制度，尤其是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推入幕后，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表现了真正“私人”经济活动的需要与方法。在资本主义过程尚未废除这些制度的地方，就像它在劳工市场已经废除自由契约一样，它通过变更现有法律形式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属于公司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增加，属于合伙和个人企业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减少——或者变更现存法律形式的内容与含义，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资本主义过程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它松弛了过去一度抓得很紧的东西——人们根据自己爱好使用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和实际能力；所有权持有人丧失了为“他的”工厂和他对工厂的控制权，从经济上、肉体上、政治上进行战斗，如有必要在工厂台阶上战死的意志。这种对我们可以称之为财产的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观念上的淡薄，不但影响财产所有人的态度，同样影响工人以致一般公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无功能的、不在当地地主式的所有权不如有生命力的财产形式那么引人注目和能唤起人们道德上的忠诚。最后真正愿意支持它的人将不留一个 ——在大公司内外没有一个支持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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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廉·冯特称此为“目的的再生”（heterogonie der zwecke ）。

(2) 高卢主义不过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罢了。

(3) 这方面的论据将在第4篇中再次讨论。

(4) 虽然有几个政府是懂得的；德意志帝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反对这个特殊的合理化，而现在在美国出现仿照它行事的强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