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放在我们面前。这个宏大的综合体从整体上说怎么样呢？这不是多余的问题。如果它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是整体比各部分的总和更多点什么的缘故。此外，这个综合体可能糟蹋了精华或利用了糟粕（几乎每一部分都有这两种情形），以致整体可能比它的任何部分单独看来更加正确或更加错误。最后，有一种信息 只来自整体。但关于它不能多说什么。我们每个人必须满足于他对它所能体会到的东西。

我们的时代厌恶专门研究的绝对必要性，因而大声疾呼，要求作综合研究，这种呼声在社会科学方面声调最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非专业因素所占分量最大。 (1) 马克思体系表现得十分清楚：虽然综合可能意味着新的启示，它也意味着新的桎梏。

现在我们已经看出，在马克思论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互相渗透。在意图上，某种程度也在具体实践上，它们是一件事。因此所有重要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在两个平面上具有相同意义——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仍可以称之为论证的两个平面。因此，经济学范畴 的“劳动”和社会阶级 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在事实上是同一的。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职能分配——也就是解释收入作为各种生产服务的报酬而出现的方式，与领取这种报酬者属于哪个社会阶级无关——而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就呈现社会阶级之间分配的形式，于是得到不同的涵义。或者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资本只有在明显的资本家阶级手中才是资本，如果在工人手里，同样的东西就不是资本。

由此给予分析的生命力是不能怀疑的。经济理论的一些幽灵似的概念开始呼吸。无生气的定理逐渐能够活动、奔驰和呐喊；不失其逻辑性，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抽象体系的逻辑特性的命题；它是描绘社会生活急剧动乱的画笔的笔触。这样的分析不仅传达了比所有经济分析所描绘的更丰富的意义，而且它还包含远为广阔的领域——它把每一种阶级活动绘入图画，不管这种阶级活动是否符合经济程序的一般规律。战争、革命、各种类型的立法、政府结构的变化，总之，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当作外部干扰对待的一切事物，全都与（譬如说）机器投资或劳动交易一起，找到它们的位置——单一的解释性图式包罗了每一件事物。

这样的做法同时有其缺点。受这种做法束缚的概念布置，在效力方面的损失很可能与在活力方面的收获一样多。工人——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可以用作一个有力的虽然不免有点陈旧的例子。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个人的劳务报酬全是工资性质，不管那些人是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经理还是扫街工人。因为从有关的经济现象的观点看，所有这些报酬有许多共同之处，所有把它们这样归为一类不是无益或无效的。相反，即使对事物的社会学方面而言，这样做也有启发作用。可是，把劳动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我们把它弄混了；事实上我们把它从我们的画面上全都抹掉了。同样，一项有价值的经济学定理可以由于它的社会学变形，得到的是错误而不是更丰富的含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因而，一般性的综合，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综合可能容易造成较坏的经济学和较坏的社会学。

一般性的综合——不同前进路线各种方法和结果的配合是很少有人能够处理的难事。因之通常根本不这样处理，而从所受教育只能看到个别树木的学者那儿，我们听到断断续续的要求看到森林的喧嚷。但他们不理解，困难的部分原因是材料多得令人困惑，而综合的森林可能看来极不寻常，像是一座知识的集中营。

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综合——着眼于把任何事物都纳入单一目标的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综合——当然特别容易看来像是知识集中营。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论证——足够广泛，但分析体制不够广泛。这里确实有政治事实和经济定理的密切结合；但它们是被强制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解决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事情确实是这样，但他们只是用阉割它们的方式做到的。关于这一点需要说得详细一点。

刚才我说过，马克思的综合体包括所有那些历史事件（战争、革命、立法变化）和所有那些历史制度（财产、契约关系、政府形式），这些事件和制度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眼中习惯于把它们当作干扰因素或数据资料，也就是说，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分析它们的作用和后果。无论如何，为了为任何研究计划限定对象和范围，这样的因素和数据资料当然是必要的。如果说它们总是没有被明显地详细说明，那只是因为作家预期任何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独有特性是，它使那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制度本身服从于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或者用行话来说，它不把它们当作数据资料，而是当作变数。

因此，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1914年世界大战、法国的投石党运动、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国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特殊表现、殖民地扩大、制度改变、每一国家每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党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之内，马克思的经济学根据阶级斗争、企图剥削和反抗剥削、资本结构中的积累和质的变化、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化找到理论解释。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为技术问题作出技术解答；他教导人类它斗争的隐蔽含义。“政治”不再是可以和必须从基本原理研究中提取的独立因素，当政治真的闯入时，它根据人们的爱好，或者扮演顽童的角色，他在工程师转过身去时恶意地瞎弄机器，或者扮演具有哺乳类可疑种族的神秘聪明、被崇敬地称为“政治家”的天外飞来的救星的角色。不，政治本身受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况决定，它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和在任何买进或卖出中同样完全地变成财物管理人。

再说一遍，理解综合施展的魅力是最最容易的，综合给予我们的正是这个。青年人和那些看来上帝已经赐给他们永恒青春的新闻界几十个知识分子特别了解这种魅力。不耐烦地渴望走好运，热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拯救世界，厌恶无法描写的单调的教科书，因为自己的努力做不到综合，从感情上和理智上感到不满，他们从马克思那儿找到他们祈求的东西。那里正好有打开所有最深奥秘的钥匙，有能指挥大小事件的魔杖。他们看到能说明一切的图式——如果我可以暂时信奉黑格尔主义的话——这个图式既是最一般的又是具体的。他们在重大的人生事务中用不着因找不到答案而徬徨，他们一下子看透对周围事物一窍不通的政界和实业界自负的木偶。考虑到能得到的可选择的办法，谁能责备他们呢？

是的，当然是这样——但除了这点外，马克思主义综合体的这种用途还有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描述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或早期英国工厂立法成就的谦卑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忘掉——过去也从不会忘掉提到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条件。如果他们在写一篇纯理论的文章或一本书中不提到这一点，那只会使分析更简洁和更有效。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添加的只有对原则的坚持以及用以补充原则的特别狭隘和有偏见的理论。这个理论无疑产生结论，而且是十分简单和明确的结论。但我们只需系统地把它应用于个别事例上，就会对占有人与非占有人之间的无穷尽的阶级斗争滋生彻底的厌倦，我们便会痛苦地感到它的不适当，或者更坏一点，会痛苦地感到它的浅薄无聊，如果我们不信赖作为该理论基础的图式，我们感到它的不适当，如果我们信赖这个图式，我们会感到它的浅薄无聊。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洋洋得意地指出他们对据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趋势的诊断是成功的。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说法有点道理：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清楚地辨认出朝向大企业的趋势，他不仅看清这一点，还看清随后出现的形势的某些特色。我们还看到，在这件事例中，见解帮助了分析，补救分析的某些缺点，并使综合体的含义比综合前在分析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更加正确。但也只有这么些。这个“贫困日益增长”预言的失败必然抵消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成就，这个预言是错误见解和不正确分析的联合后果，大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事态未来进程的推测，都以这个预言为根据。谁要是信任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体，用它来理解目前的形势与问题，往往陷于可悲的错误。 (2) 这一点，事实上现在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经感觉到了。

特别是没有理由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好像马克思主义综合体说明了最近10年的经历。长期的萧条或不能令人满意的复苏证明了悲观的预测的正确，也恰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意气消沉的资产阶级和洋洋得意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制造出一种相反的印象，由于他们的害怕和希望，他们的言论自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可是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明任何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诊断是有道理的，更无法证明下述推断的正确：大意是，我们目击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萧条，而是如马克思预期发生的那种资本主义过程中结构变化的症状。如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看到，因为所有观察到的现象，如超过正常的失业、投资机会的缺乏、货币价值的下跌、企业亏损等等，都未超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严重萧条时期人所共知模式的范围，对于那些年代的萧条，恩格斯的评论语调克制，它为今天热情的追随者树立一个榜样。

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被看成解决问题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体的功过。

首先我们来考虑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它的全部根据可以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找到，但一直由本世纪最初20年十分昌盛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加以发扬，这个学派虽未与像卡尔·考茨基那样的卫道士断绝联系，它确实为仔细检查马克思体系做了许多工作。维也纳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中心；奥托·鲍尔、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是它的领导人。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他们的工作由其他许多人继续下去，只是在侧重点上有稍微的转移，这些人中著名的有罗莎·卢森堡和弗里茨·斯登堡。他们的论点如下。

一方面，因为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存在，它的经济制度就不能运行；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制度本身的运行使利润永远在消失中，使保持利润的不停努力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中心目标。如我们业已看到，积累伴随着资本构成中质的变化，是一个补救办法，这个办法虽然能暂时缓和个别资本家的困难处境，但最终使事情变得更坏。因此听任日益下降的利润率摆布的资本——我们记得利润率下降是因为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也是因为如果工资趋向上升和工作小时在缩短，剩余价值率就下降——企求在那些有劳动力可以任意剥削，机械化过程无充分发展的国家寻找出路。这样，我们看到资本向不发达国家输出，这种输出基本上是资本设备的输出或者是消费品的输出，输出消费品的目的在于购买劳动力或者交换可以用以购买劳动力的东西。 (3) 但也有这个词寻常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输出的商品不是——至少不直接——由输入国的货物、劳务或现金支付的。如果为了保护投资防止当地人民的仇恨反应（你如果愿意可以说为了防止当地人对剥削的抗拒），也为了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就得使不发达国家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地位，于是资本输出就成为殖民化的工具。殖民化一般用军事力量完成，武装力量由进行殖民的资本家自己装备，或者由他们母国政府提供，这种情形符合《共产党宣言》里所作的定义：现代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然这种武装力量不只用于保护性目的，它将使用于征服，使用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摩擦和敌对资产阶级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

另一个因素使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完善到现在寻常见到的样子。至于由资本主义国家下降的利润率促使的殖民地扩大，它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阶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更愿意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与资本家控制企业高度集中和作为中小企业时代特征的那种类型的竞争处于衰落的时间相一致。马克思本人并不十分重视由此引起的朝向产量垄断性限制的趋势和随之发生的朝向保护国内禁猎区反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越境偷猎者侵入的趋势。也许他是一位能力极强的经济学家不会过分相信这种论证方法。可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却乐于利用它。因此我们不仅得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个刺激因素和帝国主义种种纠葛的另一个原因，而且还得到作为副产品的、其本身不一定是帝国主义现象的理论——现代保护主义。

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索结，它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进一步困难的工作中处于有利地位。当不发达国家取得发展时，我们谈论的那种资本输出将减少。嗣后有一段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交易将以制造品交换原料进行。但到最后，制造品的出口也必将减少，那时殖民地的竞争将在宗主国里坚持自己的利益。阻止这种状况出现的企图将是产生进一步摩擦（这次产生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和其殖民地之间）和发生独立战争等等冲突的根源。但无论如何，殖民地的门户最后将向宗主国资本关闭，这种资本不再能够从国内正在消失利润的环境逃往国外比较富饶的市场。缺乏出路、过剩的生产力、完全的停滞，到最后经常一再出现的全国性破产和其他灾难——也许是因为资本家彻底失望而爆发的世界大战——这些都是有把握预料到的。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理论是一种相当好——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综合体试图解决问题和借此获得权威的方式。整个事情似乎绝妙地根据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体系基础里的两个根本前提引申出来的：阶级理论和积累理论。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要事实似乎可以完全用它们来说明。整个国际政治的迷宫似乎可以用单一的、有力的一次分析便能澄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本质上一直保持相同的阶级行动为何和怎样根据只决定策略方法和术语用法的条件，有时采取政治行动的形式，有时采取经济行动的形式。如果一群资本家掌握的手段和机会就是这么多，倘若商谈借款比较有利，就会商谈借款。如果手段和机会就是这么多，倘若发动战争比较有利，就会发动战争。后者的抉择和前者抉择有同等权利进入经济理论。甚至纯保护主义现在也很漂亮地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生长出来。

此外，这个理论充分表现出它和通常称为应用经济学领域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一种共同的优点。这就是它和历史事件与当代事件密切结合。也许没有一个读者，读了我的概述，对这个论证的每一步都能十分容易地得到大量历史例证会不感到惊讶。难道他没有听到过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欧洲人压迫土著劳工吗？难道他没有听到过例如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手中受苦受难吗？或者他没有听到过猎取奴隶、贩卖奴隶和苦力劳工吗？资本输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永远存在吗？资本输出不是几乎不变地伴随着有利于降服土著人和与其他欧洲强国作战的军事征服吗？殖民化即使完全由商业公司如东印度公司或英国南非公司管理时，不是总有相当明显的军事一面吗？马克思自己想望的例证能有比塞西尔·罗得斯和布尔战争更好的吗？在1700年以后的所有事件中，殖民野心至少是欧洲纷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极为明显吗？至于现代，谁没有一方面听到关于“原料战略”，另一方面听到关于热带地区当地资本主义的成长对欧洲的反击？如此等等。至于保护主义——啊，它比什么都明白。

但我们最好还是慎重一点。根据未经详细分析的乍一看有利的事例作出的明显证据可能是很靠不住的。而且，正如每一个律师和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的，有力地诉之于大家熟稔的事实大大有助于诱导陪审团或议会接受他希望提交给它们的建议。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利用这个技术。在这个例子中这种技术特别成功，因为正在谈论的事实兼有两个优点：每个人都肤浅地知道它；只有极少数人彻底地理解它。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但事实上，甚至匆匆地想一想，就足以产生“事情并非如此”的怀疑。

关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作简单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输出、殖民化和保护主义的解释正确，那么当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松散而误用的名词时把它用作解释我们想到的所有现象的理论是不是也适合呢。当然，我们能够把帝国主义的含义限定为正如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意思；我们也能够一直自认深信，所有那些现象必定 可以用马克思方式加以解释。但此时帝国主义问题——姑且承认这个理论本身是正确的——只能老生常谈地加以“解决”。 (4)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或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以任何纯经济方法提出不是老生常谈的解决办法还仍需加以考察。但我们在这里不必对它担心，因为在我们对它进行稍稍深入考察之前，它的基础就崩溃了。

乍看起来，这个理论似乎还适合某些事例。最重要的事例是由英国和荷兰在热带地区的征服提供的。可是对在新英格兰进行殖民的另一种事例，却全然不适用。甚至前一类型事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不能描述得令人满意。承认获利的诱惑在推动殖民地扩张上发挥作用显然是不够的。 (5) 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想主张如此令人憎恶的陈词滥调。如果这些事例对他们有用，那么也有必要指出，殖民地的扩大是在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压力下以上面指明的方式出现的，因而它是衰败中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殖民冒险的英雄时代，恰恰就是早期和未成熟资本主义的时代，那时积累刚刚开始，任何这样的压力——特别是剥削国内劳动力的任何阻碍——显然尚不存在。垄断的因素不是不存在，正相反它的存在比今天远为明显。但那只是增加这个解释的荒谬性，它把垄断和征服说成是后期资本主义的特征。

此外，这个理论的另一条腿——阶级斗争——情况也不较好。人们必须戴上有色眼镜才能集中注视殖民地扩张的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几乎不曾发挥超过次等的作用；也必须戴上有色眼镜才能用阶级斗争这个术语来解释那种提供了一些最瞩目阶级合作事例的现象。阶级合作是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它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而从长期看来它给予无产阶级的好处肯定比给予资本家的多（部分因为剥削殖民地劳动力）。可是我不想强调它的后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后果的起因 与阶级斗争没有多少关系，它和阶级结构的关系最多也只是那些属于资本家阶级（或由于殖民地企业而上升为资本家阶级）的集团和个人的领导权所暗示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去掉有色眼镜，不再把殖民化或帝国主义看做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附属品，这个问题中按特性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亚当·斯密有关这个问题所说的话说得同样好——事实上还要更好些。

那个副产品，即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保护主义理论，还需一谈。经典文献充满对“邪恶利益”的抨击——在当时主要（决非全部）指的是农业利益——它吵吵嚷嚷地要求保护，犯下损害公众福利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经典著作有很好的保护主义成因的理论——不仅仅有其后果的理论——如果我们现在添加对现代大企业的保护主义利益，我们已经走到这个理论合理范围的尽头了。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真应该懂得多一点，不要说他们的资产阶级同事们甚至到现在还看不到朝向保护主义的趋势与朝向大控制企业的趋势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同事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去强调一件这样明显的事实。不是说经典学派及其迄今的继承者关于保护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对保护的解释过去是、现在还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同样是片面的，而且他们对后果和所涉及的利益的评价常常是错误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懂得的保护主义中的垄断成分，他们对它的了解至少已有50年。鉴于这个发现的平凡性质，了解它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经典派在一个很重要方面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他们经济学的价值如何——也许它是不大的——他们通常对它坚持不渝。 (6)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优点。认为许多保护性税收的产生是由于大企业希望利用这些税收来使它们产品在国内的价格高于未征税前的价格，以便使产品在国外卖得更便宜一些而施加的压力，这个论调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正确的，虽然从来没有一种关税的征收是整个地或主要地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综合体使这个说法显得不适当或错误。如果我们的愿望只是想理解现代保护主义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全部原因和涵义，那么它是不适当的。举例说，美国人民只要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总是一贯地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态度不是因为他们爱护大企业或者受大企业的控制，而是出于热望建立和保持一个自己的世界，并摆脱世界其余部分盛衰变化的任何牵连。忽视这个情况中的此种因素的综合，绝不是资产而是负债。可是，如果我们的愿望是要把现代保护主义的所有原因和涵义（不管它们是什么）归结为现代产业的垄断因素，把它看做唯一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相应地对这个命题作系统的阐述，那么它就是错误的。大企业一向能够利用群众的感情，并且鼓励这种感情；但要说大企业造就这种感情则是荒谬的。产生——我们毋宁说，假定——这种结论的综合比根本没有综合更糟。

如果我们不顾事实和常识，把那种资本输出和殖民化的理论吹捧为国际政治的根本解释，把国际政治分解为一方面是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彼此斗争，另一方面是每一个垄断资本集团和它自己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则事情会变得非常糟糕。这种说法对党派文献可能有用，否则的话，它仅仅表明是童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品。事实上，大企业——从富格尔家族到摩根家族这一类金融资本家——施加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此种大企业或大金融业能够试一试它们身手的大多数情况里，它们天真的浅薄涉猎都以失败告终。资本家集团对他们国家政策的态度主要是适应性的而不是成因性的，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如此。而且，他们的态度受短期考虑影响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们同样很少关心深谋远虑的计划和任何明确的“客观的”阶级利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群众迷信的配方。 (7)

在马克思主义结构的所有各部分中，还有类似情况的事例。提一下其中之一。刚才从《共产党宣言》中援引的政府性质的定义，其中肯定有真理成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真理可以说明政府对比较明显的阶级对抗现象所抱的态度。但就真实性而言，这个定义中所含的理论却是价值不大的。值得不嫌麻烦讨论一番的是，在大量事例中，这个理论为什么 和怎样 不能与事实相符，或者即使相符，也不能正确地描绘那些“管理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的实际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所有事例中，人们能用反复论述的办法使这个理论变得正确。因为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外，任何政策都被看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或超经济、短期或长期的利益，至少从它能挡住更坏局面的意义上说是这样。但这并不能使这个理论有较多价值。让我们转而谈谈马克思主义综合体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二个例子。

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说法，它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志就在于证明：不管人的意志或愿望如何，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上文已述，这句话的全部意思是，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其本身逻辑，趋向于毁灭资本主义的事物秩序，并产生社会主义的事物秩序。 (8) 马克思在证实这种趋势的存在上，得到多大程度的成功呢？

关于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复。 (9) 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纯粹经济理由而不可避免地崩溃的学说，从未被马克思证实，如希法亭的反对意见足以表明这一点。一方面，他对于与正统立论极为重要的未来事实的某些命题，尤其是关于苦难与压迫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这些命题即使全对，也未必能由它们引申出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但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形势中的其他因素以及（我希望表明是这样）最后结果本身是马克思正确地看到的。关于后者，可能有必要以另一种连接关系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连接关系，而“崩溃”一词那时可能被证明用词不当，特别如果把它理解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发生故障而引起的那个意思的崩溃；但这点不影响这个学说的本质，不管它对这个学说的构架和某些涵义有多大的影响。

关于朝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我们务须首先了解，这是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秩序或任何其他事物秩序可能明显地溃崩——或者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把它冲破——但社会主义的凤凰未必会从它的灰烬中升起。可能出现混乱，除非我们把任何取代资本主义的无混乱的秩序叫作社会主义，否则还有其他可能性。普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布尔什维克出现前——似乎在期望的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肯定只是许多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马克思本人虽然很聪明地不详细描述社会主义社会，但他着重地指出它出现的条件：一方面是存在巨大产业控制单位——当然能大大促进社会化——另一方面是存在被压迫、被奴役、受剥削但人数众多、有纪律、团结一致、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这显然暗示将出现成为两个阶级间长期战争激烈阶段的最后战斗，那时这两个阶级将作最后一次的列阵交锋。这还暗示将随之出现的某些情况；它暗示这样的无产阶级将进行“接管”，通过它的独裁终止“人对人的剥削”，造成无阶级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千年至福信条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说了这些实际上足够了。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一方面，而是科学的预测，它显然是不够的。施穆勒所处的地位要安全得多。因为虽然他也拒绝作详细的描述，他显然设想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官僚化、国有化等等的过程，结局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他至少表白了明确的意思。因此，即使我们完整地同意马克思的崩溃理论，他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可能性成为肯定性；要是我们不同意这个理论，那么失败是当然之事。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推理或者任何其他推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秩序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动实现；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可以想象的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为它提供一切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仍需特殊的行动。 (10) 这一点当然符合马克思的教导。他的革命不过是他的想象力喜欢披在这种行动上的特殊外衣。对暴力的强调，对于在思想定型年代经历了1848年全部骚动，虽然很能鄙视革命空论但从未能摆脱它的束缚的人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他的大部分听众大概不愿听缺乏神圣而响亮的号角声的道理。最后，虽然他看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至少对英国是这样——他也许没有看到可能成功的迹象。在他那个年代，这种迹象不是很容易看到的，而他喜爱的列成战斗阵势的两个阶级的思想使得看到这种迹象更加困难。他的朋友恩格斯艰辛地研究革命策略。但是，虽然革命可能被降格为非本质的混合物，对独特行动的必要性依然如故。

这能否解答他的门徒为何划分为革命派和渐进派的问题？如果我真正了解马克思的意思，答案不难作出。在他看来，进化是社会主义的父母。他受社会事物固有逻辑的感染如此强烈，以致不能相信革命可以替代进化所做工作的任何部分。不过革命仍然会来到。但革命是为了在一整套前提下写出结论才来到的。所以马克思的革命在性质和职能上全然不同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阴谋家提出的革命。它本质上是时机成熟的革命。 (11) 确实，不喜欢这个结论，尤其不喜欢把它应用于俄国事例的门徒们， (12) 能够从圣书中指出许多似乎和它矛盾的段落。但在那些段落中，马克思本人和《资本论》的分析结构明确无误地说出来的话与他最深刻和最成熟的思想相矛盾——由于任何思想必然受事物固有逻辑观念的浸染——并在可疑的宝石的奇异闪光下，带有显然保守的涵义。再说，究竟为什么不该这样呢？从来不曾有过一种严肃的论点无条件地支持任何“主义”。 (13) 说马克思允许对他的论点（删去一些空话）作保守意义的解释，这只是说他是可以被严肃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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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的一些崇拜者表现的非专业因素特别强烈，这些人的态度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加偏执，依旧坚持马克思作品中的任何表面价值。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个学识丰富的经济学家至少有三个门外汉，而这个经济学家通常只是本篇引言中限定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向神礼拜，但在做他的研究工作时却不理会这个神。

(2)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会回答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了解我们时代简直没有作出贡献，所以马克思的门徒在这方面要强一些。究竟什么也不说好，还是说些错话好，这个问题暂且不谈，我们务必记住，上面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见解事实上也有重大贡献，虽然大多数在于个别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说法，如果把马克思教导与奥地利、瓦尔拉或马歇尔学派的教导作比较，绝对找不到根据。这些学派成员的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全部（在所有情况下，主要）集中于经济理论。因此他们的成就与马克思的综合体是不能作比较的。它只能与马克思的理论工具作比较，而这方面的比较结果都对他们有利。

(3) 想一想卖给酋长以交换奴隶或者交换雇用土著劳动力的工资货物的奢侈品。为简要起见，我不考虑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设想意义上的资本输出，一般地将作为两国总贸易一部分而出现，总贸易也包括与我们所想的特殊过程无关的商品交易在内。这种商品交易当然会大大促进那种输出，但不会影响那种输出的原则。我也不想谈别种类型的资本输出。我们讨论的理论不是、也不打算是关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一般理论。

(4) 强加给我们的这种空洞的老生常谈的危险在个别事例中有最清楚的说明。例如，法国用武力征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意大利用武力征服阿比西尼亚，并没有任何重大的资本主义利益迫使它们这样做。事实是，此种利益的出现是很难成立的托词，这种利益的随后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政府的压力下以令人不满的速度继续发展。如果这样说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只有这样回答：那种行动是在潜在的或预期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压力下采取的；或者回答说：在最终分析中，在那种行动的底部“一定”有某种资本主义利益或客观必要性。于是我们能追寻确凿的证据，这种证据绝不会全然缺乏，因为资本主义利益和其他利益一样，会受到不管什么样的形势的影响，也会利用不管什么样的形势，因为资本主义有机体的特殊条件总是呈现并不荒谬地与那些国家扩张政策相连接的某些特色。显然，促使我们这样不顾一切地进行一项工作的不是别的，是先入为主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我们绝不会从事这项工作。我们确实不需找这个麻烦；我们大可以这么说“事情一定如此”，就让它这样吧。这就是我所说的老生常谈的意思。

(5) 强调每一个国家实际上的确“剥削”殖民地也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剥削作为整体的另一个国家（或者说所有阶级剥削所有阶级），它与马克思主义特殊种类的剥削无关。

(6) 他们并不总是使自己局限于经济学。当他们不局限于经济学的时候，效果绝不是令人鼓舞的。詹姆斯·穆勒的纯经济学著作虽然不是特别有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毫无价值而置之不理。真正的胡言乱语——极其平凡的胡言乱语——是他论政府及与此同类主题的文章。

(7) 这种迷信和许多可尊敬而又头脑简单的人所怀有的另一种迷信完全一样，他们以这样的假设解释历史，以为在某个地方有个由极端聪明而恶毒的犹太人组成的委员会在幕后操纵国际政治，也许是一切政治。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种特殊迷信的受害者，但他们迷信的水平并不较高。说来好笑，当我面对这两种迷信的任何一种时，我总觉得很难以使我自己满意的方式加以回答。这不仅因为对于根据事实的断言总是很难加以否定，主要困难来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对国际事务及其有关人物缺少第一手知识的人们也缺少察觉荒谬的任何本领。

(8) 见第2篇引言。

(9) 见上文第3章第7节。

(10) 参见第3篇第5章。

(11) 应该注意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提到它。我们将多次回到这个主题，除讨论别的事情外要讨论“时机成熟”的标准。

(12) 卡尔·考茨基在他给《剩余价值学说史》所作的序言中甚至宣称1905年的革命拥护马克思社会主义，虽然大家都明白，少数知识分子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

(13) 这个论点可以进一步加以引申。特别是，在劳动价值理论中没有什么东西按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熟悉这一学说历史发展的任何人当然会承认这一点。这点对剥削理论（当然除言词外）同样是正确的。我们只需承认，马克思称之为剩余的这个东西的存在，是——至少过去是——我们包括在文明一词中所有事物出现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是难以否认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不够的。在任何科学理论之上可以加上社会主义或革命的结论；但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必然意指它们。没有一种科学理论使我们处于萧伯纳在某个地方描述的社会学狂热，除非它的作者为了激动我们的情绪，故意写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