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巴斯夏1801年6月30日出生在法国西南港口城市巴荣纳（bayonne）。10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17岁那年，他结束学业，到家族在巴荣纳镇开办的出口企业中工作。在这里，他亲身感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便和恶果：由于政府奉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个地区商店纷纷倒闭，人口外流，失业人口增加。这是他后来毫不妥协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
25岁那年祖父去世，他继承了家族在米格龙的财产，从而使他在以后的25年中不用为衣食奔波，过上了“体面的农民”和学者的生活。巴斯夏雇人经营家族企业，从而得以集中精力追求学术事业。他大量阅读了萨伊（jean-baptiste say）、亚当·斯密、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孔德（charles comte，也许是他最钟爱的作者）和迪诺耶尔（charles dunoyer）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当时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他的邻居库德罗伊（felix coudroy），他们在一起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旅行、诗歌、政治经济学、名人传记等方面的著作，并经常展开热烈的讨论。就在这些阅读和讨论中，巴斯夏逐渐形成自己的观念，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有趣的是，库德罗伊最初是卢梭的信徒，也跟当时卢梭的大多数信徒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巴斯夏曾经说过，他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而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下讲话。最终，他把库德罗伊转化成了个古典自由主义者。
巴斯夏第一篇见诸报章的文章发表于1834年4月，是对波尔多、里昂等商人的一份请愿书的回应，这些商人们要求取消农产品关税，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保留制成品关税。对前者，巴斯夏表示赞赏；对后者，巴斯夏则予以批判，并指出这两者是自相矛盾和伪善的。他写道，“你们争取少数人的特权，而我则要求赋予所有人自由。”然后，他解释了，为什么应当全面取缔一切关税。
接下来一篇文章《税收与葡萄》则反对对葡萄酒征任何税，在这篇文章中，他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自由理念；第三篇文章则反对一切土地税和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然后是1844年夏天，巴斯夏将一篇论述法国、英国关税的影响的手稿寄给当时法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家学报》（th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在1844年10月号上发表，题为《英国和法国的关税对两国人民的未来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frenchand english tariffson the future of the two peoples ）。毫无疑问，它是当时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捍卫自由贸易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自由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章。此时，巴斯夏已经成长为自由放任主义坚定而不知疲倦的捍卫者。
这之后，巴斯夏一发而不可收拾，为报纸撰写了大量小册子和文章，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写作生涯。他的这些文章结集为两卷本的《经济学的诡辩》（economic sophisms ），先后在1844年和1845年出版。
巴斯夏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1845年巴斯夏见到了英国自由贸易主义代表人物、曼彻斯特学派领袖科布登（richard cobden），决心组织法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社会运动。1846年，他在波尔多成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自由贸易、经济自由观念。然后他到巴黎，成为他参与创办的一份宣传自由贸易的周刊《自由贸易》（le libreéchange ）的秘书和编辑。
当时的法国人厌倦了代表着特殊利益集团的君主的腐败，1848年二月发动革命，迫使国王退位。然而在随后的动荡中，种种乌托邦争相在社会上表演。为了与这些观念进行斗争，已经身患肺结核的巴斯夏竞选成为国民公会议员。他最初与诗人拉马丁关系还不错，并使这位在后来的革命和临时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具有自由贸易色彩。但当拉马丁开始采取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后，巴斯夏就公开反对他的做法。在国民公会，他坚定地捍卫财产权，为公民自由辩护，并据此对右翼和左翼的限制主义的经济政策左右开弓。他反对君主专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军国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不幸的是，其时的大多数议员都沉溺在狂热的改造社会的幻想中，而对他的理性洞见没有兴趣。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勇敢地与攻击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种种学说进行斗争。
巴斯夏曾经深刻地剖析过法国政治的困境，结果果如他的预言，法国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新生的共和国垮台了，君主又回来了。不过，巴斯夏没有看到拿破仑三世加冕，就于1850年圣诞之夜在罗马病逝，刚刚写完其最完整地表述其经济理论的《和谐经济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部分章节，其中有一部分在他死后才发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抱病写作了其最著名的论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巴斯夏先是搬家丢失了已经写成的手稿，然后重写一遍。但自己觉得太学究气，很不满意，就付之一炬，写了该文的第三稿。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经济学名篇。
巴斯夏的著作多写作于1848年法国革命前后，其时，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他的文章直面民众错误的想象和精英分子知识上的谬误。由于他的文章大多都是专为报刊而写作，因而所谈论的都是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但行文中却贯穿了他对最基本的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领域基本理论的思考，因而使他的文章在引人入胜的文笔下面，透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法文版的巴斯夏《全集》（oeuures complétes , paris: guillaumin，various dateso fpublica tionan dreissue）共有7卷。他的著作大约有2/5被翻译成了英文，组织翻译出版的则是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其中《和谐经济论》是全译本，而《经济学的诡辩》（economic sophisms ）则并没有把法文两卷本《经济学的诡辩》中的所有文章全部译出。
本书收录了集中反映巴斯夏方方面面思想的文章，包括他最著名的论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和《法律》等。另外，译者将《经济学的诡辩》中的《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一文译出作为最后一章。在翻译《法律》一文的过程中，译者参考了两个英文译本。书中注释有三种，一种是巴斯夏法文版全集编者所加的注解，一种是英文译者的注解，还有一种是中文译者的注释，均已逐条注明。
经济学理论与文章的机智、雄辩，一般是很难相提并论的，而在巴斯夏的文章中，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巴斯夏的文章充满了有趣的寓言、辛辣的反讽、机智的辩论，阅读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然而，由于本书是经过英文转译的，加上译者的英文理解能力和汉语表达能力有限，巴斯夏行文之妙，或许只能传达一二，实为莫大的遗憾。
douglass ceil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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