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竟然顽固地拒绝为某些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限制他人贸易的措施大唱赞歌，我们知道这些人士的抱怨是多么的悲切。假如说他们并不是想完全压制这门学科，那他们至少也是想解雇那些讲授这门学科的人士。他们效法的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总结出来的充满智慧的公理：“你想打败你的论敌吗？那就封上他的嘴。”

因此，议会在起草一份关于大学各系组织的法律时，向公共教育部长发来一篇很长的备忘录。里边出现了我们用自己的话叙述的下面这些意思，当我们得知此事时，我们根本就不应惊讶：

“你是否认识到你在干什么，先生？你竟然要把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入大学课程！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我们的特权将声名扫地！

“如果说有什么公理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这一条：在所有国家，教育都必须与其政府的制度保持一致。你是否以为在斯巴达或罗马，国库会付钱给教授们去高声攻击战争中的掠夺行径或反对奴隶制？那么，在法国，你怎么能允许教授们批判贸易限制政策！ [2]

“先生，这是自然的旨意，每个国家都只能靠自己劳动的果实生存，而上帝又使劳动成为一件痛苦的事。因此，我们看到，所有时代，各个地方的人们都热切地希望掠夺他人。把自己的负担加到邻人肩上，而把好处留给自己，这是多么的惬意啊。

“战争，可以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要想抢占他人的财产，这是最迅捷也最简单的办法。

“奴隶制次之。这是一种更优雅的办法，历史已经证明，不再杀死俘虏而是将其作为奴隶，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更为狡猾的办法，取代了上面两种比较粗暴的掠夺方式。这种办法能长时间维持下去，而它的名字‘保护’，也更能掩藏其可恶之处。你不明白，名字有时能够大大有助于我们掩盖真相。

“先生，你得明白，在当代鼓吹反对贸易保护，就相当于在古典时代反对战争和奴隶制。这就意味着扰乱社会秩序，干扰最值得尊敬的阶层的宁静。如果异教的罗马镇压那个跑到他们民众中间散布威胁平静和友爱的新教派（指基督教），从而显示了其超凡的智慧和有先见之明的保守主义精神，那么今天，我们怎么竟然同情政治经济学教授？而且，我们并没有要你把他们喂给狮子吃。你看，我们的办法是多么地文雅，我们是如此地讲究中庸之道。只要不让他们讲课，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或者最起码，如果他们确实打心眼里希望讲课，那他们怎么就不能稍微显得公正一些呢？他们怎么就不能调整一下他们的课程以满足我们的希望呢？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难道注定了非得用理性的武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制度不成？即使这种制度有一些缺陷，可它怎么也应该有一些长处吧，因为它对我们有好处。教授们难道就不能不说其缺点而多讲其优点？

“而且，如果学者不去搞科学发现，那要学者有什么用呢？谁会养活他们去创造一种专门反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显然，他们是存心跟我们作对。当罗马宗教裁判所裁定伽利略认为地球自转的想法是错误思想后，这位伟人毫不迟疑地改口说，地球不转了。他甚至跪在地上发表了这一声明。他确实低声咕哝了一声，据说是epursimuove（“但它还在转”）。应该让我们的教授们也公开跪地发表声明：自由是无益的，即使他们低声嘀咕什么epurèbuona（“但它确实有益”），我们也并不在意。

“不过，我们希望更中庸一些。一个人必须不偏不倚，先生，你不会否认这一点吧。那好，由于世界上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学说，一种信奉这样的座右铭：允许自由贸易；另一种则提出：禁止自由贸易。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就平等对待这两种理论吧，让他们同时教授两种理论。务必保证大学要教授各种流派的政治经济学。

“看到科学总是站在自由一边，难道不是很令人丧气的事吗？科学是否不应该有这样强烈的倾向呢？应该如此，可是，只要设立一个教授职位，他立刻就表现出美杜莎的头 [3] ，自由贸易主义者的面孔。

“于是，萨伊 [4] 树立了典范，而布朗居伊 [5] 、罗西 [6] 、米舍尔·舍瓦利埃 [7] 和若瑟夫·加尼埃 [8] 紧随其后。假如你的前任没有投入更多精力限制这些人的有害学说，我们现在会变成什么样？谁知道呢？即便是这样，我们这些年也不得不承受面包降价之苦。

“在英国，亚当·斯密、杜加尔德·斯图亚特 [9] 、拿骚·塞涅尔 [10] 等成千学者也搞出了同样造谣惑众的理论。牛津大学还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让谁担任此职？——一位未来的大主教 [11] ，于是，大主教先生也在散布宗教与科学和谐的理论，而谴责我们从贸易保护制度中得到的好处。结果如何呢？渐渐地，公共舆论受到诱惑。在两年之内，英国人很不幸地实现了其贸易自由。他们可真是罪该万死！

“同样的事情在意大利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国王、君主、公爵可真是轻率，竟然容忍经济学教学活动，而没有强迫这些教授搞出支持贸易限制的科学来。不出所料，日诺维西 [12] 、贝卡里亚 [13] 及当代的西亚罗扎 [14] 等无数教授都积极宣传自由，而今，托斯卡纳实行了自由贸易，那不勒斯正在削减关税。

“你也知道，这一思想运动在瑞士的结果是什么，它总是让人们的思想倒向经济学知识。瑞士是自由的，又处于欧洲中心，就像一盏明灯，明晃晃地让我们很尴尬。因为，当我们宣称‘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毁灭农业、商业和工业’时，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瑞士。这时，我们可真是无言以对。感谢上帝，《新闻报》（la presse ）总算把我们从这种困窘中解脱出来，它帮我们想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瑞士之所以没有被毁灭，仅仅因为它是小国。

“科学，可恶的科学，很有可能在西班牙也释放出同一个魔鬼。西班牙可是贸易保护的典型。看看它是如何地繁荣昌盛！即使不算上它从新世界榨取的财富及从自己富饶的国土上掠夺的财富，单是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就足以解释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然而，西班牙也有了政治经济学教授，比如拉萨格拉 [15] 、弗洛雷兹·埃斯特拉达 [16] 和目前的财政部长萨拉曼卡先生 [17] 等人士，他们都提出要恢复西班牙的信誉，完全通过自由贸易的力量提高国家的收入。

“先生，你还想怎样？在俄国，只有一位经济学家，而他也赞成自由贸易。

“你知道，世界上所有反对贸易壁垒的学者的阴谋都是不能容忍的。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自私自利吗？不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很好地宣传贸易保护，他们又不会给饿死。那么，宣传自由贸易，纯粹是心怀叵测。他们的看法一致，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看到经济学家的想法如此一致，人们会得出结论，他们也会由于同样的理由而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上，就好像自阿基米得之后，所有的几何学家对直角三角形之斜边的平方等于什么有同样的结论一样。

“先生，当我们请你下令大学不偏不倚地同时教授两种相反学说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我们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你强令要求传授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人，通过自己研究，很快也会转而信奉自由贸易理论。

“因此，最好是一劳永逸地禁止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回归明智的帝制传统。不去创设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而是干脆废掉这种教职，如果幸运的话，仅留下极少数。你知道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什么吗？就是教劳动者保护属于自己的财产的科学。显然，如果这种可怕的科学四处传播，那人类的四分之一就会被毁灭。

“让我们牢牢坚持美好的古老的古典教育，它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伤害。让我们向我们的青年人灌输古希腊和拉丁文。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审视他们笔下的《田园诗》的六步格，那怎么可能伤害到我们？让他们与格拉古兄弟和布鲁图一起生活在罗马社会。在这里，元老院中谈论的都是战争，而城镇的广场中讨论的都是如何分配战利品；就用贺拉斯文雅的哲学来教化他们：

‘特拉拉拉拉（表示欢快），我们的青年

特拉拉拉拉，在这里成长。’

“有必要教他们劳动和交换的法则吗？罗马教他鄙视劳动，这是奴隶才干的事，除了为被征服者悲哀、为尚武的奴隶主呐喊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交换的正当性。这样，我们就使我们的年轻人为进入现代社会做好了准备。这里，确实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我们的年轻人可能会多多少少成为共和主义者，他们对自由和财产权会有一些奇怪的看法；他们盲目地崇拜残酷的暴力，因此，他们或许可能跟整个欧洲反目为仇，他们会喜欢在大街上用铺路的石头来解决政治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坦率地说，多亏了提图斯皇帝和李维 [18] ，我们多多少少都沾染了这个习性。不过，对于这种危险，你可以用那些好心的警察来对付。但是，你能用什么样的警察力量对付这些经济学家的颠覆性观念？他们在其课程中竟然厚颜无耻地这么定义财产权：当某人自己挥汗生产出某一东西后，由于他有权消费它，所以他也有权交换它。 [19]

“不，不，对这些人我们必须竭力予以驳斥。

“快点——一个马嚼子（gag），两个马嚼子，三个马嚼子！”

* * *

[1] 在《掠夺与财产》一文（本书第8章）中提到的决议通过3年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米默勒尔委员会正式要求解雇政治经济学教授，取消政治经济学教席。不久它变得温和一些，仅仅要求在教授自由贸易理论的同时，也必须教授贸易保护理论。1847年6月13日，巴斯夏在报纸le libreéchange上运用讽刺手法批驳了这种要求，当时米默勒尔委员会头一次提出这种要求。——法文版编者注

[2] 这显然是《学位与社会主义》（第9章）一文的初步想法，这一点，下面的段落表现得更明显。——法文版编者注

[3] medusa，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之一，凡看她一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中译者注

[4] j.b.say（1767—1832），法国古典经济学家，他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构成生产三要素，而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是其各自服务的报酬，并把政治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论，为19世纪经济学所普遍接受。著有《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大全》等。——中译者注

[5] jérôme adolphe blanqui（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巴黎商业学校（the parisé cole de commerce）领导人。——英译者注

[6] pellegrino luigi eduardo rossi（1787—1848），政客、法学家，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由于参加意大利统一战争而被驱逐，成为日内瓦研究院法学教授（1819），及日内瓦派驻联邦议会的代表。1833年成为法兰西学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政治经济学教授，1834年成为索邦大学宪法学教授。1848年遇刺身亡。他与萨伊一起代表着一种实用唯心论（the practical idealism），在巴斯夏看，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英译者注

[7] michel chevalier（1806—1879），法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主义，曾任le globe编辑，此后，成为文明产业主义（enlightened industrialism）的鼓吹者，认为它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由于这一点，也由于他鼓吹自由贸易，所以是巴斯夏的同仁。他也跟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科布登一起，参加了1860年著名的英法商业条约谈判过程。——英译者注

[8] clement joseph garnier（1813—1881），亚当·斯密文集的评注者，公认为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巴黎商业学校教授。——英译者注

[9] dugald stewart（1753—1828），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创立的“常识”学派的苏格兰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英译者注

[10] 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英译者注

[11] 指whateley，都柏林大主教，他在该城创建了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是牛津大学教授。——法文版编者注

[12] antonio genovesi（1712—1769），意大利哲学家、经济学家、那不勒斯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主义者和洛克的信徒，他代表着启蒙运动的精神。——英译者注

[13] cesare bonesanade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哲学家，刑法学家、经济学家。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热心信徒，在本国，积极地争取更公正、更人道的刑事审判程序。他的著作《犯罪与惩罚》（crimes and punishments，1764）是经典著作。——英译者注

[14] antonio scialoja（1817—1877），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客，都灵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鼓吹自由贸易。1860年后，当选议员，并曾出任内阁部长。——英译者注

[15] ramónde la sagra（1798—1871），植物学家、议会议员、经济学家。他的重要著作有lecciones de economia social （1840），organización de trabajo （1848）和banco de lpueblo （1849）。——英译者注

[16] alvaro florez estrada（1765—1833），19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英译者注

[17] josé de salamanca y mayol（1811—1883），西班牙银行家、政客。除担任过财政部长外，后来还担任过众议员和参议员。参与了西班牙铁路线的建设。——英译者注

[18] titus（39—81），古罗马皇帝，曾镇压犹太人起义，荡平耶路撒冷，所建凯旋门至今犹存。livy（59bc—17ad），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142卷，记述罗马建城至公元前9年的历史，大部分散佚。

[19] 参见作者法文版全集第二卷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the society for free trade。——法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