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会员中心 我的书架

(快捷键←)[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快捷键→)

我被自己的叙述所驱使,没有能够及时谈到安娜的去世。她是八四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的。前十天,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使她人都变了样,压迫着她。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生。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多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

我学完修辞课之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立刻表示要给我画像。前面我说过,对这位表兄我抱着一种多情而热烈的仰慕;在我眼里,他是艺术、勇气、自由的化身。可是,尽管他对我表示出非常强烈的友爱,在他身边我总感到惴惴不安,焦躁地衡量着我在他心里和他思想上所占住的一点点空间,不停地琢磨着怎样才能使他对我更感兴趣。阿尔贝大概也在琢磨如何使我把感情看得淡一些,而我正相反,却考虑如何夸大这种感情。对他的持重我隐隐感到难过。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持重,给我提供更大的帮助,这一点如今我都无法相信。

他的表示令我感到意外。首先是要我给他当模特儿,画他打算去美术展览会展出的那幅小提琴手的画像。阿尔贝让我拿一把小提琴,一张琴弓。一次又一次,每次时间都很长,我的手指痉挛地按在琴弦上,竭力摆出一种姿势,既显示出小提琴的灵魂,也显示出我的灵魂。

“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对我说。当然这对我来讲一点也不难,因为保持这种过度紧张的姿势,很快就觉得不堪忍受了。弯曲的胳膊发僵发硬,手指抓不住琴弓……

“得啦!休息一下吧。我看你都坚持不住了。”

可是我担心一旦放松,那姿势我就再也摆不出来了。

“我还行。继续画吧。”

不一会儿,琴弓掉到了地上。阿尔贝放下调色板和画笔,我们聊起来。阿尔贝对我讲起他的生活。舅父和舅妈对他的爱好长期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很迟才开始认真地绘画,直到四十岁还在摸索,不断失误,不断重来,一直在原地前进。人倒非常敏感,笔却又沉又笨,他所画的一切,都可悲地低于他本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可是每画一幅新的画,由于过分激动,希望总是使他得意扬扬,兴奋不已。他声音发抖,眼里噙着泪水,向我讲述他的“主题”,但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阿尔贝的画作的主题,往往与绘画甚少有直接关系。他求助于线条和颜色,可是令他懊丧的是,线条和颜色也不听他使唤。他的犹疑和不安全都违背他的意志表现在画布上,具有一种哀怨的优雅,且非常逼真,而与他想表现的东西毫不相干。假如他稍许自信一点,稍许天真一点,这种种笨拙本来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可是,他出于良心,出于谦虚,总是认认真真地想把它们纠正过来,结果把自己本来妙不可言的意图也搞得平庸了。我虽然还没有经验,但不得不承认,阿尔贝尽管内心世界丰富,但还无法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眼下我也只好相信激情是最灵验的东西,像他自己一样希望,他的某个主题会突然获得成功。

“我想把舒曼在他的乐曲《神秘的时刻》中表现的情感,你明白吗?通过绘画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傍晚时分,似乎在一座山丘上,一个躺卧的女人的形体,在夕照下的岚气中显得朦朦胧胧,向朝她飞下来的带翅膀的人伸开双臂。我想画那天使的翅膀微微抖动的情状——他用双手模仿翅膀抖动——那样轻柔又那样热烈。”他随即唱起来:

天空紧紧拥抱大地

在爱的一吻之中。

随后他让我看了几幅草稿,上面乌云密布,把天使和女人的形体,即画的缺点,尽可能地遮住了。

“当然,”他以表示歉意同时发表评论的口气说道,“当然,我也许应该参照模特儿。”说罢他又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你想象不到干这一行多么令人烦恼,譬如这模特儿问题,首先是非常贵……”

这里要补充一句:阿尔贝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他那份财产之后,其境况本来几乎可以称得上富有了的,如果他不承担那些秘密负担的话。这些负担下面必须谈一谈。怕钱不够花的担心时时折磨着他,纠缠着他。再说,为开销而担心属于他的天性,他向来有这种担心。

“你想怎样呢?”他说道,“我是力不从心啊。我一向花钱是锱铢计较的。这是一个缺点,我为之感到羞愧,但始终没能改掉。二十年前我去阿尔及利亚时,带了我为这次旅行而积攒的一小笔钱,由于我担心花钱太多,所以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在那里我愚蠢地克制自己,什么都不敢玩。”

当然这根本不是吝啬。相反,这类人都非常慷慨,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朴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凡是绘画方面的开销,他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从来不能肯定这些画能卖掉)。他可怜兮兮地斤斤计较,生怕浪费画布,又怕多用了颜料,尤其请模特儿的次数计较得厉害。

“再说,”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模特儿。确切地讲从来没有,而且这些人根本不明白我对他们的要求。你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他们在你面前摆出的姿势,总是与你所希望的相差很远!我知道有些画家善于理解,有些画家不把情感放在眼里。而我呢,总觉得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舒服。另一方面,我又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不要模特儿……总之,这挺可笑,可是在模特儿摆姿势的整个时间,我总是担心模特儿会感到累,时时控制住自己不请他休息一会儿。”

但是,主要障碍阿尔贝一向讳莫如深,我也是两年后才弄明白的。阿尔贝从十五岁起,瞒着家里人,甚至瞒着哥哥,与一个女友同居。那女友爱他,但嫉妒心重,看见他与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像《神秘的时刻》里所表现的那样脱得精光的女人,成小时关在房间里,她就无法忍受。

可爱又可怜的阿尔贝!在他向我吐露他的双重生活秘密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最激动。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爱情更纯洁、更高贵、更忠贞,也没有任何东西更让他担惊受怕,更要求他专注。他把他已称为妻子、日后将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安顿在当费尔街一套小房间里。他想方设法让她生活在舒适氛围中;她呢,也设法通过精细的缝纫和针织活儿,增加他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当他把我带到她身边时,这位表嫂玛丽非常高贵的仪容令我大为惊讶。她那张秀气的脸,既安详又端庄,沉思地俯在暗影之中;她说话细声细气,声音和强烈的光线一样,似乎会使她受到惊吓。我想她是出于谦卑而没有要求阿尔贝使她的地位合法化,其实这种地位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出生早该得到认可了。阿尔贝虽然外表孔武,实际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一想到母亲肯定会把这看成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且因此而忧愁时,他就后退了。他害怕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意见,尤其害怕他嫂子的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害怕这些卑视的意见可能给他们的同居生活蒙上阴影。他是那样真诚、坦率的一个人,却宁愿暗中使一些手段,这正是这种虚假地位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他认为自己该着母亲的,就小心翼翼地一点也不敢怠慢,以母亲的心愿为心愿,时间安排也听从母亲支配,可谓言听计从。舅妈呢,自从舅父过世,其他几个表兄成家立业之后,就把阿尔贝视为唯一的伙伴,把他当做不懂事的大孩子对待,相信没有她他就寸步难行。阿尔贝每两天有一天与母亲一块儿吃晚饭,每天晚上回母亲家睡觉。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借助于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几乎与他的爱情一样重要。这种友谊得到认可和接受,甚至母亲还相当看好。每当阿尔贝不与母亲一块吃饭,母亲就以为他是与朋友西蒙一块儿吃饭,也以为他是与西蒙在一起而经常迟迟不归。西蒙是单身汉,这样两个大龄青年经常厮混,最容易让人起疑心。夏天舅妈去拉洛克或居韦维尔时,这种友谊的外衣,也为阿尔贝长久不在她身边而与情人外出度假打掩护。

爱德华·西蒙是犹太人。他那个种族的特性,也许除了他的面部轮廓,我觉得在他身上表现得并不太明显。也可能我年纪太小不善于辨别吧。爱德华·西蒙生活很简朴,尽管他并非没有财产。他的兴趣和需要都是帮助和救助别人。他当过工程师,但长期以来除了做慈善家,没有从事别的职业。为了与寻找工作的工人和寻找工人的老板都保持关系,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间无偿的职业介绍所。他每天除了访贫问苦,就是东奔西走,进行活动。我想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不是对个别的每个人的热爱,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热爱,更抽象地说,是对正义的热爱。他赋予自己的慈善事业一种社会责任的性质,从这一点的表现看,他还是很像犹太人的。

面对一种如此充满活力又讲究实际的品质,面对这种品质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可怜的阿尔贝感到自惭形秽。他的朋友对他那一套一窍不通,但又不得不表示对他充满信心。

“我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阿尔贝闷闷不乐地对我说,“爱德华假装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那是出于对我的友爱,实际上他只理解有用的事物。啊!你看,我必须创造出一幅杰作,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说着他举起青筋暴突、多毛的大手,摸一把已经光秃的脑门。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浓眉倒竖,和善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起初我可能对绘画不很敏感,肯定不如对雕塑那么敏感。但是,在如此强烈的欲望激励下,加之如此渴求理解,我的感觉很快变得锐敏了。”有时阿尔贝随手将一张照片往台子上一撂,凭经验他挺高兴,因为我第一眼就从那张照片看出了一幅弗拉戈纳尔(1)的画。我对他那副惊愕的样子感到吃惊,因为我觉得这谁也不可能弄错。他摇摇头,微笑着盯住我,终于说道:

“我应该带你去导师那里一趟。看到他的画室你一定会开心的。”

阿尔贝过去是让-保罗·洛朗的学生。对这个他一直称为“导师”的人,他保持着家犬、儿子和使徒的感情。当时让-保罗·洛朗在田园圣母街住着一套不甚舒适的房子,侧面有两间画室,其中一间改成了洛朗太太接待客人的客厅,另一间供“导师”作画。每到星期二晚上,就把隔开两个房间的帘子拉开。来参加这些每周一次的晚会的,只有几个关系密切的人,大部分是过去的学生。大家听点音乐,聊天,气氛极为诚挚、简朴。然而我头一回加入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心还是怦怦乱跳……起初,一种和谐、严肃、紫色、几乎暗幽幽的气氛,使我沉浸在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里。我觉得,这里的一切既悦目又宜思,促使人进入一种不可名状的认真静思。这天我的眼界突然打开了,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那些陈设是多么难看,我身上仿佛带着那些陈设的某种东西,丢脸的感觉那样强烈,如果不是我过去的同班同学,让-保罗·洛朗的大儿子在场,友好地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我定会羞愧、尴尬得晕倒了。

保罗-阿尔贝刚好与我同岁,但是我由于学习上落在后面,很久以来,即自九年级以后就没见到他了;九年级我们还同在一班。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不听话,但挺可爱。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座位,每堂课自始至终都在作业本上画离奇古怪的画;在我看来那些画真是奇妙至极。有时我故意让自己受罚,高兴地被打发坐到他的旁边。他将笔杆的粗头咬烂,醮上墨水当画笔。他一画起画来就把什么都忘了,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如果老师想起来叫他回答问题,这个保罗就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目光涣散,仿佛如梦初醒,引得哄堂大笑。重新见到保罗,而且他还认得我,我自然感到高兴,但更感到不安,担心他把我看成资产者。自从给阿尔贝当模特儿(他刚刚画完我的肖像),我就很注重自己的人物形象。我处心积虑想使自己显得像自己感觉和希望的那样是个艺术家,可是这反而使我不像艺术家,而成了大家所称的那种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安娜留下的遗物有一张小写字台,妈妈把它放在我卧室里,让我在上面学习。写字台上面有一面镜子,我常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容貌,像个演员一样研究、训练自己的表情,从嘴唇上、眼神里捕捉自己希望感受的各种欲望的表现。我特别希望让人爱上自己,哪怕拿灵魂去交换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似乎只有对着那面小镜子才能写——我几乎要说才能思考。要想弄清自己思想上的躁动不安,我觉得首先必须从眼睛里去解读。我像纳喀索斯一样,俯看自己的影像。当时我所写的所有句子,都因此而有点歪扭。

保罗·洛朗和我之间,没有多久就建立了友谊,而且很快发展成了最强烈的友谊。我想等到我们一块儿进行那次旅行之后,才来谈谈我们的友谊,现在先回头来谈谈阿尔贝吧。

并不仅仅是友爱促使阿尔贝向我吐露隐情的。他私下一直有一种打算,不久就告诉了我。他女儿现在十二岁出头了,显示出音乐方面的天赋。阿尔贝呢,十个指头弹起钢琴来像画画一样笨,梦想让女儿安多纳特为他争回这口气,把希望和抱负全寄托在她身上。

“我要让她成为钢琴演奏家。”他对我说,“这会使我得到安慰。我年轻时没有弹钢琴,这让我太痛苦啦。她现在就该开始学了。”

这时,母亲终于发现,我所上的钢琴课一直太过平庸。如果能让我上更好的课,对我肯定大有裨益,所以二十个月以前,她把我的音乐教育托付给了属于最著名者之列的一位老师马克·德·拉努克斯。这位老师很快就使我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阿尔贝请我考虑一下,是否能够给他女儿上课,让我所受的精彩教育也稍许惠及于她。他对花钱的事总是望而却步,所以不敢去请拉努克斯先生本人。我立即开始教课,因为自己所担负角色的重要性和阿尔贝的信任而干劲十足,做到了无愧于心。这些课每周上两次,两年之间我从没耽误过,将之视为荣誉攸关的事情,而这些课使我和我的学生一样受益匪浅。我这位学生后来直接接受拉努克斯老爹的教育。我如果要谋生,就去当教师,最好当钢琴教师。我热爱教育,只要学生值得一教,就肯拿出坚韧不拔的耐心。有过不止一次的经验,使我自鸣得意地相信,我的课能与最优秀的教师的课媲美。至于拉努克斯先生给我上的课,我还没有谈到,担心扯得太远,不过现在是谈谈的时候了。

戈克琳小姐、施夫马克先生尤其梅里曼先生的课,说不清多么令人生厌。我不时还再见到格鲁尔先生,他像他所说的一样,小心在意不让“圣火”熄灭。不过,格鲁尔先生的指导虽然更有条理,但也不能引导我走多远。格鲁尔先生为人太自私,不可能教得好。拉努克斯先生会把我造就成多么优秀的钢琴演奏者,如果我更早被托付给他!可是我母亲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初学时什么样的老师教都成。从头一堂课开始,拉努克斯就将一切加以改进。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或者甚少音乐的记忆力,学弹一首曲子,要反复练才能记住,不断看乐谱,眼睛一离开就乱套。拉努克斯的教法那样巧妙,仅仅几个星期,我就记住了巴赫的好几首赋格曲,一次也没翻过乐谱。记得当我看到自己所弹的是b音降号,而乐谱上写的是c音升号时,不禁大为吃惊。跟拉努克斯学习,一切都活了,一切都清晰明了,一切都符合和声必然的要求,一切都巧妙地解构又重构,我都能融会贯通。我的兴奋之情,恰如想象中使徒们感到圣灵降临到他们头上一样。我觉得直到这时,我反复练习神奇的赋格曲,并没有真正听见它的声音,而现在我突然变得会吐露心声了。每个音符都有了特殊的含义,变成了词语。我怀着多么强烈的热情投入学习!这热情激励着我,即使最枯燥无味的练习,我也非常喜欢了。有时上完课,我把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学生,但还待在楼梯口关上的门外久久不肯离去:门虽已关上,但阻止不了我倾听。取代我的那个学生,年龄可能并不比我大,所弹的正是我刚才练的那首曲子,即舒曼著名的《幻想曲》,弹得有力,高亢,准确,我还无法企及。我在楼梯的一级台阶上坐了很久,嫉妒得直抽泣。

拉努克斯先生似乎很喜欢教我,他的课往往上得比规定的时间长。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向我母亲所做的交涉。他竭力让我母亲相信,为了让我专攻音乐,值得牺牲我其他方面的教育,说我其他方面的教育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请求我母亲把我完全交给他。母亲犹豫不决,征求了阿尔贝的意见,最后自己决断予以拒绝,认为我一辈子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而不仅仅是演奏别人的作品。为了不使我产生不必要的抱负,她请求拉努克斯先生绝不要对我透露他的建议(我应该补充说明,母亲对这些建议完全不感兴趣)。这些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从阿尔贝那里了解到的,那时想回头已来不及了。

我师从拉努克斯先生四年,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在他不再教我之后(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教会了我不依靠他,我表示异议,但也不能使他下决心继续给我授课,因为他认为已没有必要),我还继续经常与他交往。我对他有一种崇敬、一种敬畏之情,就像稍后我对马拉美(2)一样。我只有对他们俩怀有这种情感。在我心目中,他们俩都以最罕见的形式实现了神圣。一种崇敬他人的纯真需要,使我在思想上向他们鞠躬。

马克·德·拉努克斯不仅是一位教员,他的人格本身也是有口皆碑,他的整个一生都值得景仰。他视我为知己。我记录有他的言论,他与我的许多次交谈,特别是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现在拿出来重读,我觉得仍极富教益。引述这些言论会使我的叙述太过冗长,这里只能简略地描绘一下其人。

马克·德·拉努克斯像他的表兄勒孔特·德·李勒一样,生于留尼汪岛。正由于这样一个籍贯,他的头发半鬈曲,但留得相当长,向后披着,皮肤呈黄褐色,目光没有神色。整个人显得是热情狂放与没精打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伸给你的手仿佛融化在你的手中,那感觉甚于我所握过的任何钢琴家的手;他那不太灵活的躯体似乎也是同样的品质。他站着授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或者靠在一架只作教学用的大三角钢琴上,两肘朝前,弓着背,一只手托着凸出的前额。身着一件裹紧腰身、剪裁罗曼蒂克的礼服,领子被绕两圈的平纹细布领带撑得竖起来,小小的领带结打得很高;在一定的光线下,颧骨显得凸出,而面颊下陷。整个容貌非常像德拉克洛瓦(3)的自画像。有时,一种激越的情绪、一种热情令他兴奋不已,使他变得的确风流倜傥。我想是出于谦虚吧,他极少当着我的面坐下来弹琴,即使坐下来也是短暂的,仅仅为了指点我。相反,他常常主动地把平时藏起的小提琴拿出来(至少和我在一块时是这样)。他声称他小提琴拉得很差,然而我们俩合奏的奏鸣曲,他那一部分拉得比我好。关于他的性格,我不想说什么,担心一说就收不住。不过,我情不自禁要提一提这个细节,它能让我们窥透整个人:

他觉得他几个孙子所受的教养很差。

“唔,”他向我敞开心扉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咪咪(这是他第二个孙女)每星期三来这里过夜。她睡的卧室里有一个闹钟,这孩子就抱怨说,滴滴答答的声音吵得她睡不着。你知道拉努克斯太太如何处理的吗?她把闹钟拿走了。这样怎么能让孩子习惯呢?”

这使我想起玛茜拉克小姐一句精彩的话。有一天我突然到了日内瓦她家,正碰上几个老小姐在她家里聚会。其中一个说她的侄孙女对腮角金龟子的幼虫,即人们一般所称的“蛴螬”或“白虫”,特别厌恶。她母亲下决心让她克服这种厌恶。

“你们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她打算让这可怜的孩子吃几条!”

“可是,”玛茜拉克小姐嚷起来,“这会使她对这东西厌恶一辈子!”

也许人们看不清这之间的联系。不谈也罢。

阿尔萨斯学校低年级很出色,而高年级却逊色,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修辞课还可以,但哲学课,母亲听信别人的看法,宁愿去一所公立中学听课,所以决定让我去亨利四世中学修哲学课。然而,我打算独自准备新的考试,或者上几节个别辅导课。(我不是以这种方式,两年赶上了五年荒废的学业吗?)我觉得学哲学需要静心,这与班集体许多同学混杂一起的气氛是不相容的。所以第三个月初我就离开了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中学我是上l先生的课,他答应引导我在形而上学的小径上求索并为我改作业。这是一个小人物,精瘦、短小——我想说的是思想上,身体方面嘛,他个子瘦长。他嗓音尖细而不悦耳,即使最讨人喜欢的想法,经他说出来也会变得索然无味。他抓住的想法一经表达出来,你会觉得上面的花呀叶呀什么的全给扯光了,剩下的仅仅是那可怜兮兮的头脑中的一个概念。他讲课十足地令人厌倦。听他的课,就像过去听库夫先生的宗教课一样,让我彻底失去了兴趣。怎么!这就是那门至高无上的学问,那门我指望能启迪我的人生的学问,那能够俯瞰整个宇宙的知识的巅峰吗?学到叔本华我才得到安慰。我作为“表象和意志”深入他的世界,如痴似醉,难以描述,一门心思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好多个月之间,外界的任何干扰都不能使我分心。后来我师从过其他一些老师,自那之后我更是非常喜欢斯宾诺莎(4)、笛卡儿、莱布尼茨(5),还有尼采。我甚至相信,我相当快地摆脱了这最初的影响。但是,我哲学上的启蒙是多亏了叔本华,完全多亏了他一个人。

七月份考试不及格,十月份我才勉强通过第二阶段业士学位考试。我认为这应该是我第一阶段学业的结束。我根本不想一直读到学士学位,不想学习法律或准备其他任何考试,而是决定立即投身于职业。不过,母亲要我答应来年还是跟迪埃茨先生学习。这无关紧要,从此我感到异常自由,没有负担,没有物质方面的忧虑;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年龄就要去谋生的人是个什么样子。自由吗?不,因为爱情和写作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计划,使我负有义务。那本书我不能不写,我觉得这是最不可推卸的义务之一。

我做的另一项决定,就是尽早娶我的表姐。那本书有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洋洋洒洒的一篇爱情表白和声明。我渴望把这篇声明写得非常高尚,非常感人,不容置辩,在它出版之后,我们的父母就再也不能反对我们结婚,爱玛妞就再也不能拒绝我的求婚。可是,我舅父即她父亲旧病发作过世了。她和我一块儿守护他,关心他,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厮守在一起。我觉得在这次丧事中我们俩算订了婚。

尽管心里急切渴望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我感觉到这本书还不成熟,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并不太着急,考虑再花几个月时间,进行补充研究、练习和酝酿,尤其是读书(我贪婪地每天读一本书)。妈妈认为,此时让我去做一次短途旅行,会使我的假期过得充实而有益。我也持同样的想法。但在选择去哪个国家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妈妈选择瑞士,同意我可以不需她陪伴去旅行,但不一定是独自一人去。当她说让我参加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一个旅行团时,我斩钉截铁地宣布,这种团体的节奏会让我发疯,而且我厌恶瑞士。我是想去布列塔尼,背着行囊,不要同伴。起初妈妈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便求助于阿尔贝,他让我阅读过《穿过田野和沙滩》那本书,肯定能理解我的愿望,为我辩护……母亲终于让步了,但至少她要跟我去。最后经商定,我们隔一段时间,例如每隔两三天,在路上会一次面。

我沿途记日记。其中有几页发表在《瓦隆》杂志上,那是做了很多修改的,因为我已经感到很难将自己的思想理清。再说,凡是不费力就表达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平庸,没有意思。反映这次旅行的另一些文字,收在了《安德烈·瓦尔特》中。正因为这样,这次旅行我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下面这点情况还是要说说。

我沿着海岸,从祁伯龙到青佩,短距离地一站一站往上走,一天傍晚到了一个叫普尔杜的小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村庄只有四户人家,其中两家是客栈。最简朴的那家我觉得有意思,便迈进了门槛,因为我口挺渴。一个女佣把我领进一个石灰粉刷的房间,端杯苹果酒往我面前一放就不管我了。房间里家具少又没有墙饰,所以能清楚地看见地上面墙放有相当多的画布和画框。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立刻向那些画跑过去,将它们一幅幅翻转过来仔细端详,越端详越惊愕。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幼稚的、涂得五颜六色的画,但色调是那样鲜明,那样特别,那样欢快,我都不想走了,而想认识画这些有趣而异想天开的画的艺术家。我放弃了当天黄昏赶到阿旺桥的计划,在客栈里订了个房间,问了用晚餐的时间。

“您愿意单独用餐还是与这几位先生在同一个餐厅用餐?”女佣问道。

“这几位先生”是那些画的作者,一共三位,是带着颜料和画架刚到达的。不消说,我请女佣侍候我与他们一块儿用餐,当然如果这种安排不妨碍他们的话。他们表示我不妨碍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他们三个都打赤脚,光膀子,说话粗声粗气。整个晚餐时间,我都紧张、贪婪地听他们谈话,惴惴不安地想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想对那个目光明亮的大个子说,他扯着嗓门议论、其他两位附和的那幅画,并非他们以为的那样是出自马斯内之手,而是出自比泽之手……

后来我在马拉美家再见到过他们之中的一位,即高更(6)。他们之中另一位叫塞吕西埃,第三位我没搞清叫什么名字(大概叫费里杰)。

这年秋冬所做的事情有:在迪埃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无关紧要的工作,拜会亲友,与彼埃尔·路易对话,审查创作计划。我们在后一件事情上迫不及待地消耗着自己的热情。春天,我觉得该动笔写那本书了。这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位于小小的彼埃尔封湖畔一家小小的旅店,为我提供了一个临时住所。过了两天,彼埃尔·路易又来鼓动我,说必须去更远处找个地方。我便动身去格勒诺布尔,从于利亚杰到圣彼得修道院,从阿勒瓦到不知名的什么地方,找遍了整个郊区。大部分旅店仍关门歇业,而山区小木屋专供家庭租用。我开始泄气了,这时在距昂内西不远,几乎在湖畔的芒松,发现了一座漂亮的农舍式小屋,四周环绕着果园。业主愿意租给我两个房间住一个月。我把最大的房间布置成工作间,并立即从昂内西运来一架钢琴,因为我感到没有音乐受不了。我搭伙在湖边一家夏季营业的餐馆用餐,由于节令尚早,整个月只有我一个客人。泰纳(7)先生住在不远的地方,我刚刚贪婪地读过他的《艺术哲学》、《智慧》和《英国文学》,但我没有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腼腆,另一方面怕分心影响工作。我处在完全清静的环境中,创作的激情充分释放出来了,始终处于热情奔放的冲动状态。我认为没有这种状态,就谈不上写作。

现在找出我那本《安德烈·瓦尔特手册》,里面那种急促的语调令我恼火。那时我喜欢使用能留下想象余地的字眼,如“不确知的”、“无穷无尽的”、“难以描述的”,等等。我求助于这些词语,恰恰像阿尔贝求助于雾,以掩饰模特儿身上他感到难以画出来的部位。这类词语德语里很丰富,使得德语在我眼里特别富有诗意。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法语固有的特点是力求确切。这本《手册》虽然是我青春时期躁动不安的神秘主义的证明,但整本书里极少有我愿意保存的段落。然而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是世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书中所描写的危机,具有最普遍、最紧迫的意义。那时我怎么知道它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我的清教徒式的教育使肉体的需求变成了恶魔。那时我怎么知道,我的天性逃避的解决办法是最普遍接受的,只遭到我的清教主义的激烈反对。然而我不得不相信,贞洁状态是暗藏危险的,靠不住的。其他排遣对我来讲一概遭到拒绝,我便重新堕入少年时的那种恶习,而每次重新堕入那种恶习,就进一步陷入绝望。我大量描写了爱情、音乐、形而上学和诗歌,这是我这本书的主题。我前面说过,超过这本书的东西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不是我的一本书,这是我的全部,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在这本书里结束了,盖棺定论了。然而有时,当我的主人公陷入疯狂时,我的心灵跳到我的主人公之外,终于摆脱了它,摆脱了很长时间以来它拖在后面的这个死气沉沉的重负,而隐约看见了种种令人眩晕的可能性。我设想模仿格拉特利神甫(8)的《源泉》,写一部《世俗说教》的续篇,绕一个很大的弯子,锁住整个大地,把性格倔强的带回给福音上帝(正如我在第二部更不折不扣宗教性质的续篇中所论证的,福音上帝并不完全像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我从安娜之死获得灵感,打算写一个故事,题目大概可叫《论安然死去》,后来则成了《窄门》。我终于开始感到世界很大,而我对其一无所知。

记得有一次我在湖尽头那一边走了很远一段路。清静既使我振奋,也使我恼火。到黄昏时分,我内心的要求变得如此强烈,使我在大步行走(步子迈得那样大,仿佛在飞,就是说几乎在跑步)的同时,不断呼唤着那个同学。他那兄弟般的激情会唤起我同样的激情,我向他吐露心声,大声和他说话,因为感觉到他不在身边而哭泣。我决定这个同学就是保罗·洛朗(当时我刚认识,我说的有关于他的情况,以及我被领进他父亲的画室的情况,应该推迟到以后去说),而且异乎寻常地预感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俩会一块儿出发,不要任何同伴,信步漫游。

仲夏回到巴黎,我的书已经完稿。我立刻读给阿尔贝听。他对我毫无节制的虔信和大量引用《圣经》的话感到懊丧。根据他的建议我删去了三分之二,从书里现在还保留的引语,读者可以判断当时有多大的量……随后我读给彼埃尔·路易听。照惯例,每个人的头一本书都要留一页空白,由朋友去补写。出于相同的礼貌,阿拉丁(9)把他的宫殿的一个阳台留给他岳父装修。故事告诉我们,他岳父没能做到使这个阳台与整个建筑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同样,我们俩都感到——我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一首他那样的十四行诗;他感到没有什么能力写出我的手册中这样一页。为了不完全放弃,路易表示为我写一篇引言,使这本书表面上的确像一部“遗著”。

当时报章充斥着对年轻人恳切的呼吁。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对保罗·德雅丹《当前的义务》的回答。梅尔肖·德·沃居埃《致二十岁的年轻人》一类文章,使我相信人们对我抱着期待。“是的,”我想,“我这本书满足了时代如此迫切的需要,回答了公众如此明确的要求,我甚至感到奇怪,居然没有另一个人考虑抢在我前面把这本书写出来出版。”我担心出版得太晚,大骂印刷商杜穆林。我早就把“付印清样”寄给了他,而他根本没有给我发书。实际情况正如我稍后了解到的,是我这本书使这位印刷商陷于非常尴尬的处境。人家向我介绍说,杜穆林是巴黎最好的出版商之一,但非常信奉天主教,具有正统观念,而又渴望表现出来。他接受了这个工作,但对稿子不了解,然而这时他获悉这部书稿有异端邪说之嫌。他大概犹豫了一段时间,由于担心损害他的声誉,便借用了一位同行的标记。

这个精美但印数很少的版本算是初版,我准备印制一种更普通的版本,以满足大众的需要,我想印数应该很可观。然而杜穆林一直犹豫不决,与那位殷勤的同行的谈判又拖拖拉拉,尽管我小心谨慎,也无法使普通版本起步印制。

书中错排颇多,令我大为沮丧,而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信服,销售预计等于零,所以当小版本准备就绪时,我立即毁掉了另一个版本。是我自己扛去毁掉的,几乎全部是从装订商那里拿来的(我想大概不到七十本,都是用于赠送新闻单位的)。这些书居然还换回几个钱,令我十分高兴,是按纸的重量付的钱……所有这些书只有珍本收藏者感兴趣。

是的,成绩为零。我的性格天生是这样,从沮丧中得到乐趣。对于头脑清醒的人来讲,一切挫折中都蕴含着一句话:“这会让你得到教训。”我听到了这句话,立即放弃了原来的希望,不再想取得自己无法取得的成功,或者至少我所希冀的已开始有所不同,相信掌声的质量比掌声的数量重要得多。

这时我与阿尔贝交谈了几次。这几次谈话使我更快地下了决心,以满足自己天生的兴趣;同时这几次谈话也对我所采取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这种后来受到很多批评的态度,就是我应该避开人家的赞扬。关于这一点,现在大概该解释一下了。

我不想把自己描写得比实际上更具美德,因为我强烈渴求过荣誉,但很快发现,赞扬,一如人们平常所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种不真诚的造作。我希望获得有充分理由的爱,而赞扬,如果我感到它是不该给予而给予了我,会让我心里难受。装模作样的关照也不能使我满意。试问,按预订向你提供的东西,或者在利益、关系甚或友谊的考虑支配下向你提供的东西,能使你得到什么乐趣?一想到人家为了表示感激,或为了平息我的批评,抑或为了让我拿出诚意,而对我加以赞扬,这赞扬就立刻失去了任何价值,我就不领情了。对我来讲,首要的是知道我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不需要做一个可能会立即枯萎的桂冠。

我态度的转变来得突然。这中间肯定有恼怒的因素,但这恼怒是短暂的,它能够使我最初采取某种态度,都无法使之保持下去。这种态度人家可能认为是装腔作势,但我自己立刻明白,它完全符合我的天性,我感到心安理得,不想再改变。

我的头一本书狠心印了一定数量。以后的书只印到刚好够就打住,甚至少印一点。我声称今后要选择读者,而且在阿尔贝的怂恿下,声称不要人家为我吹嘘,还声称……不过我想,我的情况主要还是寻开心和满足好奇心,所以声称自己正在冒其他任何人还没冒过的风险。谢天谢地,我生活有着落,可以不把利润放在眼里。我想:“我的作品如果有某种价值,就能够存在下去。”我将等待。

一种天生的忧郁使我抱定决心让批评家甚至让读者反感。这种脾气的变化无常,使我刚从一本书里解脱出来,又跳到自己的另一极端(也是出于平衡的需要),写一些恰恰让我前一本书所获得的读者最不喜欢的东西。

“你真让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堂姐弗歇尔男爵夫人(怎么搞的!我还没有介绍过她……)嚷道,“你真让我无法想象,你在一种体裁成功之后,居然不坚持下去。”

不错,我宁愿不取得成功,也不愿固定于一种体裁。即使它给我带来荣誉,我也不愿意走一条现成的路。我喜欢打赌,喜欢未知,喜欢冒险,喜欢不在人家以为我在的地方,也就是在我喜欢在的地方,不让人家来打搅我。对我来讲比一切都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思考。

《手册》出版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受到阿多尔夫·列特笨拙的恭维,忍不住打断他(应该看到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决心远远少于本能,我不可能按另外的方式行事),突然不告而别。这事儿发生在瓦舍特咖啡馆或清泉咖啡馆,是路易拉我去的。

“你这样对待人家的恭维,以后人家可不会经常恭维你了。”路易再见到我时对我说道。

然而我喜欢听恭维话,只不过笨拙的恭维话令我气恼。拍马屁拍得不是地方让我反感。与其接受人家不痛不痒的恭维,宁愿不要恭维。我轻易地相信人家是夸大其词;不可救药的谦虚马上暴露出我的缺点。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止步,缺点始于何处。我所担心的莫过于听凭人家蒙骗,而且认为要阐述思想时自命不凡乃致命的错误,所以不断让自我评价不超过限度,以贬抑自己为自豪。但愿人们不把我所说的这些话过分地视为矫揉造作。我做这些剖析的行为是自发的。如果动机是复杂的,我有什么办法?并非我硬要搞得这么复杂;复杂存在于我心里。一举一动都会流露我的真情,但我从中根本看不出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

我反复读自己,但甚少感到满意。我本来可以把对劳累的极度担心,作为自己不爱交际、深居简出的理由。任何交际,只要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天性,都会使我感到疲惫不堪。

我前面刚提到的那位堂姐出身于纪德家族,是弗歇尔将军的遗孀,尼姆有条街是以这位将军的姓氏命名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位堂姐住在拜尔夏斯街一座漂亮的私宅的三层。入口处有条走廊,你穿过院子向走廊走去时,门房按两下一个看不见的铃通报上面,所以你一上去就会见到半掩的门背后有一个高大的仆人,准备领你进去。这个铃发出的声音,完全与我家一个漂亮的干酪罩被轻撞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清脆;那个干酪罩只在“有客人”来赴晚宴时,我父母才使用。这就是说,大凡与我这位堂姐有关的东西,让人只会想起豪华与排场。我年幼的时候,堂姐经常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接待母亲和我。室内家具都是桃花心木做的。我特别记得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我的目光无法离开它,因为我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堂姐就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果脯来,就像在戏院里剧间休息时掏出糖块或橘子给我们一样。这会使我觉得没完没了的拜访,有一个令人愉快的间隙。堂姐总是利用母亲不知厌倦的耐心,向她倾诉对女儿、银行家、公证人或牧师一大堆令人厌烦的不满。她对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不满。所以她总是谨慎地不过早把果脯拿出来招待客人,而要等到她觉得客人要丧失耐心的时候。于是她撩起长袍,从塔夫绸裙子里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她身旁一张叠橱小写字台的抽屉,在里面找出另一把钥匙去开大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盒果脯,还拿出一沓书信,准备念给我母亲听。那个果脯盒几乎总是空的,所以我只敢有节制地吃一点;母亲则根本不吃。一天我问她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孩子,”母亲答道,“你堂姐并没有坚持请我吃啊!”

我拿了果脯之后,堂姐就把果脯放回写字台里。于是访问的第二幕开始了。她出示的那些书信,过了没几年,我的耳朵变得相当老成时,也不得不听她念了。那些书信不仅仅是她所收到的信和她的回信的复件,里面也有她与别人谈话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非把别人的话和她的话一样记载下来,所记载的她自己的话都非常有贵族气质,语言简洁而意蕴无穷。我怀疑她像蒂托-李维(10)一样,所记载的并非她说过的话,而是她想说的话。甚至她就是为此而做记录的。

“听吧,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她用夸张的口气说道,接着念信念了很长时间。

“啊!今天他总算懂道理了,长大了。”一天,当我们告辞时她这样说道,“他没有像过去一样问:‘咱们什么时候走?’他也开始对这一切有兴趣啦。”

我终于到了被认为不必再陪伴母亲的年龄。吃果脯那种事再也谈不上了。我已经成熟,人家可以对我说知心话了。当堂姐头一回为我掏出那些书信时,我感到相当得意。

那是在昂坦街一套豪华的住宅里(堂姐已搬家),但她基本只住一间,因为她吩咐将饭送到卧室里吃。去她的卧室途中,可瞥见两间陈设奢华、护窗板总关着的大客厅。一天,她陪我去客厅里,让我看一幅米尼亚尔(11)的著名画像,她想把这幅画遗赠给卢浮宫。她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剥夺她女儿布朗泽伯爵夫人的继承权。我觉得某些人巴不得能从中推波助澜。她所讲述的事情并不乏味,可是造孽,全是胡言乱语。我特别记得她所讲述的与贝西埃牧师的一次会见,她向牧师讲述了一次企图毒死她的事件,指控是她女儿干的。

“这可是个悲剧事件。”牧师大声说。

“不,先生,这得上重罪法庭。”

她复述这两句话时用的是悲怆的语调,坐在她很少离开的扶手椅里,把腰也挺直了。我现在还看见她坐在那里的神情。苍白的面颊两边是乌黑发亮的鬈曲的假发,上面戴一顶有花边的软帽。身着一件棕褐色罗缎长袍,人一动就窸窣作响。一双修长的手戴着黑色露指手套,很少伸出打褶的宽袖口。她喜欢将两腿交叉,露出一只小脚,所穿的袜子与长袍颜色一样,几乎与长裤的花边贴在一起。她面前放着一个皮里暖脚套,另一只脚总是舒舒服服伸在里面。

她将近一百岁才去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已经九十岁出头了。

* * *

(1)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主要作品有《一个老人的头像》、《洗衣妇》、《爱之泉》等。

(2)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理论家。

(3)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是印象主义和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驱。

(4) 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十七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

(5) 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6) 高更(gauguin,1848—1903),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醉心于“原始主义”,用平淡表现带装饰性的真实场景和原始趣味。

(7) 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8) 格拉特利(gratry,1805—1872),法国神甫和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9) 阿拉丁(aladin),《一千零一夜》里《神灯》中的主角。

(10) 蒂托-李维(tite-live,前59—17),拉丁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11) 米尼亚尔(nicolas mignard d'avignon,1606—1668),法国画家。

先看到这(加入书签) | 推荐本书 | 打开书架 | 返回首页 | 返回书页 | 错误报告 | 返回顶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