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尔德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我看到自己并不像过去所以为的那样孤独、被隔绝，而只是这个世界上被苦难笼罩的千万人之一。我记得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到山洞的圣母像脚下祈祷、许愿的人们，他们饱受苦难的折磨，但脸上却闪烁着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光芒。在那些一同祈祷的人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那些男男女女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在生活中怀揣着不同的梦想，现在却因承受着相似的苦难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成了兄弟姐妹。在那个神圣的小山村里，没有人会觉得其他任何人是外人。一切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土崩瓦解，因为我们都饱受痛苦折磨，而迫切地渴望理解和交流。

而现在我又回到家里，远离了壮观、神圣的卢尔德，远离了在和别人的理解与交流中使我忘记自己的一切。现在我的身边已经不是遭受苦难折磨的人们，而是我的家人，他们强壮、健康、正常。虽然他们无意凸显这种差别，但相比之下，我更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木偶。曾有一段时间，我仿佛获得了自由的鸟儿，但现在又要被关回笼子里。

回到家大概一周之后，那种可怕的孤独感又开始啃噬我的身体，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试着在阅读中忘记自我，马圭尔夫人送了我很多书。但除了狄更斯，我什么都看不进去。尽管他的书常常让我捧腹大笑，但最终带来的还是悲伤。

母亲看到了我的沮丧。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多地在想我的生命中那些“本来应该怎样”的事情。现在，当我开始明白这所有的渴望以及我失去的一切，想到它们只会让我更加痛苦。尽管我和母亲依然能够理解彼此，但她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安慰我，或是开个玩笑来扫除我那些悲伤的小情绪。即使在我和母亲之间，也仿佛有了某种屏障，那是一堵新的玻璃墙，让我们无法触碰彼此。我在感受和渴望的一切，母亲也只能很模糊地明白。

一个周四的晚上，大概是我从卢尔德回来后的七八天后，我坐在窗边，了无生趣地望着窗外，秋日的黄昏渐渐笼罩街道，升起暗紫色的雾霭。我身后的厨房里，母亲已经做好晚餐，平底锅里的香肠滋滋响着，所有的孩子叽叽喳喳地都围在她身旁。莫娜站在镜子前涂口红、往鼻子上搽粉，像往常一样准备去跳舞；彼得看起来很是得意，正兴致勃勃地拿一块旧羊毛布擦亮鞋子，还冲我猛眨一下眼睛，意思是晚上有约会。

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辆车转过路对面的弯道，车灯刺破了沉沉的暮色。然后消失在一片灌木丛后，但过了片刻又出现了，而且停在了我家门外。一个人从车里走出来，站在门口不确定地瞧了瞧门牌号，接着显然是很满意地打开大门，走上台阶。

“有人来了。”我咕哝着。“谁？”彼得问道，他注意到了停着的那辆车。

“看。”我闷哼了一声。

听到敲门声，母亲出去开门。我听到她在客厅门口和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就带着一个陌生人回到厨房。

“这是克里斯蒂。”他们走过来时，母亲告诉他。

当他站在我面前冲我微笑时，我抬头看向他。这是个健壮的男人，灰绿色的眼睛，当它们看向我时，好像能看穿我一样。

他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告诉我他是一名医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后来在一场慈善电影放映时，看到我被哥哥背着。不知为何他总是忘不掉我，于是几天前就开始打听我的消息。

然后他起身，若有所思地走了好一会儿，最后坐在桌子的一角，双臂抱在胸前。开始说话。

“克里斯蒂，”他说，声音低沉且愉悦，“现在有一种治疗脑性瘫痪的新疗法——就是你患的病症。我相信你能被治好——只要你愿意尽全力配合我们。你之前没接受过任何治疗，一定非常想康复吧。”然后他俯身，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如果我帮你的话，你想试试吗？”他问我。

“我愿意试！”我心想。

我不能说话，所以没法回答他。只能盯着他看。但他一定在我的眼神中读懂了我的意愿，因为他站直了身子，满意地走过来，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说：

“好！我们明天就开始。”

他说第二天会派一个助理过来为我做检查，并为我设计一套特殊的治疗方案，因为每个病人都要分别治疗，不能一起施治。我可以在家里接受治疗，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立一所自己的特殊诊所。

他起身要走，但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止住了脚步，他转过身来。

“顺便说一句，”他缓缓一笑，说，“我叫科利斯医生。很快我们会再见面的。”说完他就走了。

当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我转身看着我周围的脸庞。它们都焕发着幸福和兴奋的光彩。父亲太过高兴，以至于当他给我倒茶的时候，手还在颤抖。

莫娜把她的舞会完全抛在了脑后。她冲我笑的时候，甚至没注意把手里的粉扑都撕碎了。彼得，善良的老彼得，往他的茶里加糖的时候，甚至错放成了两勺盐。

但我最留心观察的还是妈妈。她像我一样，并不轻易把心情写在脸上，但此刻她的脸上现出一种平和的喜悦、一种柔和的快乐的光泽。这比她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因感恩而放声哭泣对我来说更加意义重大。

而我——在人生的这一时刻，在我自从能够感知和梦想起就一直渴望的时刻，我又是什么样的感受？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丧失了一切感觉，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脑子嗡嗡作响。我不能理解也无法相信自己真的可以被治愈。这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陷入深深的惊愕之中。

我好像沉入了一场迷蒙的梦境，听着所有人在我身旁的茶桌边激动地谈论着这件事，却无法分辨一个字。父亲每次把茶杯送到我的嘴边，我就心不在焉地抿一口茶，吞下我的面包。

晚些时候，当其他人用过了茶点都出去玩耍时，我和父母围坐在炉火旁，这时我才开始思考今天得知的这个消息，现实和真相也才开始进入我的脑海。我觉得自己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受到一种惯常的兴奋——而是为这个消息的奇异和不寻常之美而感到惊诧。

我去卢尔德时充满了喜悦与希望——几乎可以说是自信。一周后我回到家里，带着一些震撼，也许还多了点智慧，但依然是失落的。一切都和过去没有两样。去卢尔德之前我心情轻松，怀揣着信念，但回到家后却感到乏味和沉重，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多么强烈地想要改变，我的生活始终是那样：单调、空洞、苍白。

就在我日复一日地深陷于这种痛苦思索之时，一个医生突然到来，告诉我我可以被治愈！仅仅几句简单的话，他就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我过去的生活因此获得了分量，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有了确切的目标；在我确信自己过去的岁月只是在虚度、毫无意义之时，是他让我的思想和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并且有了活下去、去努力和抗争的动力。

尽管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渺茫的机会，只是偶然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尤其是当后来我明白了它真正的意义，以及给我带来的一切），它在当时，以及从那之后来看，都仿佛是一个奇迹——一个美妙的小奇迹，并不仅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多少益处，更是因为它让我沉沦于痛苦和幻灭的人生获得了信念。我也因此明白，在命运的宏大布局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些人，因为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最渺小、籍籍无名的那些人也十分重要，因为是他们一起努力，帮助支撑起那些重要的人物，让他们免于跌倒。在那灵光闪现的瞬间，我突然明白，我也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哪怕只是非常微小的部分。

那个夜晚，上床睡觉前，我做了感恩的祷告——并为自己过去的怀疑而忏悔。

第二天来为我做检查的医生是个年轻人，高个子，很英俊，行为举止带着明显的军人作风，这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多少也让我感到一点压迫感。他的动作从容、细致，举手投足间传递着一种坦然的自信。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叫路易斯·瓦尔南，这个名字我会永远记得，并且心怀感激和喜爱。

瓦尔南医生准备了一套治疗方案，其中主要是一些身体练习，我自己在家就可以进行，最多需要家人做一些简单的辅助。他告诉我这只是初步的测试，如果我的身体有反应，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反应，他都可以让我进行下一套强度更高的、逐渐增加难度的训练。这些练习叫作物理疗法[1]，我觉得这名字完美厉害极了。

那之后瓦尔南医生每周来一次，确切说是每周日来。每当他来的时候，都会看着我把所有动作做一遍，对于那些我觉得困难的动作，他会认真地记下来，并且指出我哪里做得不对。

有趣的是，每当周日下午，到了瓦尔南医生要来的时间，家里的孩子们都会四处逃窜，甚至还因此跌倒。我觉得大家都有点敬畏瓦尔南医生，甚至可以说是害怕，因为尽管他和善有礼，举手投足无可挑剔，但却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视工作高于一切。

一个周日的下午，瓦尔南医生比往常来得早了一点，厨房里挤满了我的兄弟姐妹，高高矮矮的。母亲立刻就把所有年纪小的孩子赶到楼上，接下来却不知拿大点的孩子怎么办。瓦尔南医生解决了这个难题。

“大家下午好啊，”他礼貌地问候，环视剩下的六七个孩子，“布朗夫人，看得出来你把小羊羔们都赶走了，但还有几只羊留下了呢。”

然后他走到吉姆坐的位置。

“你好，你是吉姆吧？”他说，和蔼地笑了笑，“今天可是最适合出去走走了。我帮你把外套穿上吧。”

大家领会了瓦尔南医生的意思，都很幽默地配合他离开了。瓦尔南医生还扮演了门童。

瓦尔南医生在家里为我治疗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因为唯一可用的房间就是厨房，但厨房太小了，很不方便。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一伸脚，就会踢到炉膛，而当我转身趴着的时候，我的脑袋在椅子下面，腿却在桌子底下，于是我每次抬头的时候，都会听到“砰”的一声响。

“如果不是你长得太大了，克里斯蒂，那就是房间太小了。”他说。

“我觉得两者都是，医生。”母亲说。

“空间要是大一点就好了。”瓦尔南医生说着，叹了一口气，这时我的脑袋又“梆”地撞了一下，这已经是今天下午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

房子的后面有一片空地，家人总想试着种点东西，但最后都没有成功。虽然他们也曾经种出了卷心菜、圆菜头还有土豆，但没过多久都枯死了。不管种进土里的是蔬菜还是花，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片土地顽固地拒绝被开垦，就好像要一直保持这种荒蛮的状态。

但母亲下定了决心要做出改变。她常常许诺我们，谁要是能在这里种出点东西，她就奖励二先令六便士。

而现在，她有了新的主意——突发的灵感。为什么不用另一种方式利用这个后院呢？如果我和瓦尔南医生能有个自己的房间，远离家里的吵闹和打扰，这将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帮助。于是母亲想，为什么不在后院搭建一个房间呢？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扰了。啊！但是需要钱——永远都是钱的问题！母亲并不清楚这究竟要花多少钱，但毕竟她生活在一个泥瓦匠的家庭里，只要不经意地向父亲和哥哥们询问一些相关的小问题，就可以逐渐计算出建材的耗费，最终她发现这需要整整五十镑。

尽管如此，母亲是不会被钱的问题打败的。她决心要把这个了不起的想法付诸实践，于是立马就开始行动——借钱，卖东西，加入金钱俱乐部，去信得过的当铺，在发现一些经济宽裕的叔伯姑母尚还在世之后一一拜访。接连几周，母亲都在进行着这项秘密的筹钱行动，除了我，家里没人知道。当然，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我都在精神上支持着母亲。

当母亲筹到二十镑左右的时候，她决定开始动工。她知道这事不能依靠父亲，因为他是一定会反对的，并还会搬出“当局”，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词，说他们不允许这样建房子，我们住的房子要遵守城市委员会的一些规定。

母亲把想法告诉了她的四个泥瓦匠儿子。但他们都没有表现得很积极。如果有人开了个头，他们都会很乐意上手干，但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人愿意做那个始作俑者。

母亲很坚定，她总是立刻就可以把想法付诸行动。她决定自己开始动手。一天下午，她出门订了一百块砖，四袋水泥，两袋砂浆。“先开个头！”她说。

这些东西当天就到了。当父亲晚上下班回到家，看到前院里整齐地摞满了砖头，几乎要崩溃了。他一个没站稳，扶住了大门。他看到那堆东西时，嘴巴大张着，但好像说不出话来。他蹒跚着走过门廊，打开门，用一种嘶哑的声音低声问母亲：“你想干什么？”

“哦，我忘了告诉你，”母亲把父亲的饭菜放在桌上，若无其事地说，“我要在后院给克里斯蒂盖一间屋子。”

“天哪！”父亲盯着她说道，“你想让我们都被赶出去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当局会——”

“是，是，我都知道，”母亲淡定地说，“现在你先吃饭，这才是你该做的，否则就要凉了。”

“除非你盖在我的尸体上。”父亲说，嘴里满是炖肉。

“当然，我会把你的尸体先埋了的。”母亲无比温柔地回应道。

眼看和母亲争论不起作用，父亲就决定采取不合作策略。他说他一块砖都不会往上垒，并且会建议家里的其他四位泥瓦匠不要参与这件事情。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母亲被击溃了。但她只是笑笑，说：

“好极了，如果你们都不盖的话，那我就自己来。”

他们都笑起来——一个女人竟然想盖一座房子！

第二天母亲起得格外早，迅速地准备了早餐，送六个弟弟去上学，并且在上午做完了所有的家务，这样她就有整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午饭时间还是照旧，母亲并没有对任何人说出她内心的打算。

大概下午四点钟，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已经在后院很长时间了。然后我就留意到从后院传来的一种奇怪的声响。出于好奇，我跌跌撞撞地来到餐具间的窗边，往外看去。

母亲在那里，正跪在草地上，她的一侧放着一桶水泥，另一侧有一罐水。她右手握着一把铲子，正骄傲地看着面前已经垒好的一排砖！

那天晚上，母亲准备好晚餐和茶，悄悄地又来到后院工作起来。过了几分钟，父亲到后院找东西，碰巧看到了母亲。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然后慢慢地走近正在垒高的墙，用脚碰了碰墙壁。“这是什么？”他问，“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母亲抬头。“我在给克里斯蒂盖房子。”说着，她又垒上一块砖。

有那么一分钟，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在观察。然后他靠近了一些去看。他又伸出了手；然后收了回来。他又走到砖墙的另一头。他的上唇抽搐了一下；他停住了……最后他说：“看吧！你这个女人全都搞错了。你的地基呢？”

“我就知道我忘了什么。”母亲生气地回应。

这时其他四个泥瓦匠也出来了，大家聚在一起。

“看吧，孩子们，”父亲说，转身面向他们，“你们的母亲还想干我们的活儿！”

“太可怕了。”帕蒂说，他带着批评的眼光看着那排水泥砖，不赞许地摇摇头。“妈妈，你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垒平。”

“你是个女人，”彼得说，“总想着像个男人一样。回去洗碗吧，妈妈。”

“好，如果这是男人的工作，你们上手干吧。”她说。母亲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她慢慢地转身走了，留下了大家。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母亲笑了。

这五个泥瓦匠站在那里，面面相觑。

“来吧。”当母亲离开，回到了屋子里，父亲说，“我们干起来吧。”

他们就这样在后院为我盖起了一座小房子。施工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周折，甚至一度看起来要无限期地停工了，阻碍我们的最主要原因是钱。母亲的二十镑很快就用完了，我们被迫停了下来。

一天，父亲问我这个只有四堵墙和地基的房子看起来怎么样。

“像没完成的交响乐。”我说。

母亲又东拼西凑了几英镑，于是房子继续建起来。大家请我做监工，我时不时地向他们指出哪部分希望建成什么样子，壁炉应该在哪里，窗户和门又应该在哪里。父亲和四个男孩关于技术问题总是有很多争执，我虽然听不懂，但总是努力做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

几个月之后，房顶建好了，天花板也架了上去。然而资金再一次告急，施工不得不停了下来。

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他们开始铺地板，砌壁炉，接着装上了窗框和门。烟囱也盖好了，这样就算没有别的，我们至少也可以在房间里生火了！

慢慢地，房子逐渐有了雏形；安上了窗棂，粉刷了墙壁，地板四周还装上了木质踢脚板[2]。就建筑本身而言，它已经算完工了。

但它看起来仍然像一个没有人气的仓储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放进一些家具，让它拥有生活的气息。

家具一件件搬了进来——一个长沙发，一张床，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的姐夫，一个木工，为我做了一个漂亮的小橱柜，用来放杂物。地上铺了油毡，墙壁贴上墙纸，还挂上了窗帘。又过了几天，房间里装上了电灯，门框和窗棂也粉刷了，终于可以搬进去住了。

最初这个房间只是用来做练习室，类似于健身房，方便瓦尔南医生为我做治疗而不被打扰。但渐渐地，它就变成了我的书房和卧室，我在这里吃饭、阅读、写作和睡觉。我还让他们给我装了一个书架，没过多久它就被一本一本地填满了。

终于，我从家里脱身出来，远离了大房子里的吵闹和忙乱。现在，我至少可以舒服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光，随心所欲地写作和画画，耳边再也听不到不间断的咚咚的吵闹声。到了夏天，我打开窗户，坐在窗边读书，传入耳朵的只有窗外鸟儿欢快的和鸣声；冬天则更加美妙，我坐在黑暗中的火炉旁，看着红色的火光在墙上舞蹈，当光影落在书架上的书脊上，那些烫金的字在幽暗中格外的夺目。

我的阅读范围依然很窄，陪伴我的主要是查尔斯·狄更斯。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六七本书，最喜欢的就是《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我读了三遍，兴趣却丝毫不减。而带给我最多震撼和惊奇的是《库克船长的航行》[3]，这本书是马圭尔夫人在圣诞节时送我的，我还记得每当我读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岛屿、海难，以及当无助的船只挣扎在荒礁上，一群群嗜血的野人在沙滩上欢呼时，心里止不住的好奇和兴奋。

阅读使我心里燃起一种梦想，我希望有一天能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著名的城市里旅行，见到不同的人，去看各种陌生的风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构想着一个又一个的画面：死寂的废墟之城；水汽氤氲、生灵活跃的丛林；渺无人烟的荒漠，一望无际的黄沙被阳光无情地炙烤着。

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我用想象进行着一次次的旅行。虽然我阅读的范围有限并且狭窄，但它帮助我了解着我幽居的四墙之外的那个世界。

与此同时，我的治疗也还在瓦尔南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着。现在我们有了更多活动的空间，也更便于进行治疗。但因为脑性瘫痪这种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没有被发现，针对这项病症的治疗也还处于非常初始和不成熟的阶段。

一天，科利斯医生突然到访，告诉我他决定带我去伦敦，去见他的一位姑嫂艾丽妮·科利斯，她是非常知名的治疗脑性瘫痪的专家。科利斯医生想在为我进行一整套康复治疗之前，先让她做出判断，看我是否会对治疗做出反应。他将请她在密德萨斯医院[4]亲自为我做检查，然后给出她的意见，看我能有多大几率过上正常的生活。

几天之后我就要坐飞机前往伦敦，瓦尔南医生已经提前出发，他会在诺霍特机场接我，然后开车送我去医院，去见科利斯夫人。母亲将一路与我同行。

我意识到一切将取决于科利斯夫人的结论——我的未来就在她的手里。如果她说治疗对于我的病情毫无益处，我将会回到科利斯医生见到我之前的样子，回到那些了无生趣、绝望无助的旧日子。

相反，如果她得出的结论是治疗在我身上会产生效果，我的人生将会获得意义，将会拥有一些最终的价值。我就可以去打破横亘在我和正常人生之间的那堵墙。

我站在了十字路口。

* * *

[1]物理疗法，原文为physiotherapy。

[2]踢脚板，地面和墙面相交处的一个重要构造节点，起保护作用，更好地使墙体和地面之间结合牢固。

[3]《库克船长的航行》，captain cook's voyages，作者詹姆斯·库克（1728—1779），人称库克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由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

[4]密德萨斯医院，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医院，最初设立于17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