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梦中情人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奇特的连锁反应。我尚且年幼，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当然也因为我太年轻，我还不能明白自己的心。在当时的年纪，我关心的只有我的左脚，也因此忽略了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包括心灵。
但是，我的感受和其他毫无自我认知的男孩大概也没什么不同。尽管一开始见到德拉亨特小姐时我感到很困惑，并因此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但慢慢地，我冷静下来，开始热切地期待德拉亨特小姐的到来。每当我知道她要来的时候，我会让母亲仔细地帮我梳好头，甚至让她给我卷尽可能多的“波浪”上去。有时，我还会像彼得那样，让母亲去搞点托尼的八便士发油给我涂上。
我无法说话，但不知为何，当我和这位新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语言似乎不再重要。我们用一种无声的、独属于我俩的方式交流，不需特意地说什么，就可以心领神会。虽然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心灵感应，但好像这个词也不能准确概括我和德拉亨特小姐之间的交流方式。
我的认知开始延展。我越来越明白自己，也更明白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有人告诉了我什么，而是我能够感受到更多，也思考更多，于是便理解了更多。我越来越了解自己，也是因为我已经学着去表达自我，并去摸索那所有隐藏在意识表面之下的东西。但是对于未来我要经历的一切，我依旧茫然。
随着我越发地沉浸于绘画，我也获得了更多内在的快乐与平静。当别人来和我说话或问我点什么，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乱发脾气。绘画成了我最挚爱的事情，也是我精神的支点。我的生活轨迹就围绕着画作和画笔展开。
然而只是画画还不足以让我如此的快乐。事实上，我画画不仅是为了取悦自己，更是去取悦别人：我感到自己是有用的，我在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而画。我亲爱的“梦中情人”不仅总是非常愉快地收下这些画，她更是真诚地在期待。这是她厉害的地方：她让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用的，并激发起我的责任心。我画得其实并不好。都是一些糟糕的风景画，大块的棕色和绿色铺展着，还有一大片厚重的蓝色，那就是天空了。但是德拉亨特小姐谈论它们的样子，就仿佛它们都是杰作。在她的鼓励下，我画得越来越好，也更加自信了。
我把所有的颜料都摆在一起。我在地板上调配这些颜料、准备铅笔和画笔——这一切都用左脚完成。家人总是很乐意来帮我，但我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懂怎么画画或准备画笔。我怕他们弄坏了这些珍贵的工具，所以宁可亲自来做。
起初，我把所有的颜料都收在一个旧纸箱里，塞在床底下。后来父亲为我做了一个木箱，我管它叫我的“工具箱”。
十二月的一天，离圣诞节还有几个星期，我正用脚随意地翻着《星期日独立报》，刚好看到一条关于圣诞绘画比赛的消息，面向十二到十六岁的孩子。我刚过十二岁，正适合去参赛。那是周日的上午，其他孩子都去做弥撒了，母亲在餐具间洗着晚餐用的卷心菜，父亲正坐在床边看报纸。我又读了一遍这个消息。有一幅黑白的复印画需要被填色。画上是一个舞会的场景，一群舞者环绕着灰姑娘和王子跳舞，所有人都穿着优雅的礼服，男士身着长袜和紧身上衣，女士身上长裙飘舞。他们头顶悬着枝形吊灯。
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觉得它棒极了。我盯着它看的时候，仿佛已经看到了它被画好、各种色彩散发炫目光芒的样子。这感觉太真实，以至于我都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
我把母亲从餐具间叫来，给她看比赛的消息。
“去试试。”她说。我摇摇头，咕哝着，意思是我还不够好。“别担心，”母亲说，“又不是非得是天才。你就去试试。”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天下午我就给那幅画上了色，比想象中画得还好。在灰姑娘身上，我花了格外多心思。她在我的笔下光彩夺目，粉嫩的脸蛋、金色的长卷发，还有漂亮的蓝裙子。洁白的缎面舞鞋在她的长裙下优雅地露出一角，宛如两只小老鼠。至于王子的礼服，我则涂上了亮紫色。出于艺术的考虑，我还给他的礼服上点缀了一种类似宝石一样的金黄。他们的眼睛，我都着上了蓝色，王子的眼睛上还额外加了点翠绿。
画作完成的时候，我很满意，但却不想拿它去参赛，我担心自己不会成功。然而，即使我可以不听母亲的话，我却没有办法拒绝我的“梦中情人”让我做的任何事。当母亲告诉她这个比赛的消息，还给她看了我填好色的画，德拉亨特小姐说我应该马上去参赛。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最后通牒了。
我又无比仔细地检查了这幅画，在这儿或那儿加上几笔，整体色调上又调亮些。第二天，我让母亲把它封起来，贴上邮票，给报纸寄去了。
我认为这事情实在是浪费时间，很快也就把它忘了。我对获奖丝毫不抱希望，哪怕是最小的安慰奖。那之后一整个星期，我都像往常一样画我的画。我很高兴，毕竟我按德拉亨特小姐说的去做了，哪怕这并没有什么用。
之后的周五上午，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母亲正在餐具间洗衣服，出来开门时手上还挂满了肥皂沫。刚巧，我当时正靠在厨房的大圆桌上画画，身边堆满了颜料和画笔。这并不是我经常画画的地方，因为我更喜欢在楼上卧室里一个人画，而这个早晨，很偶然地，我决定来到厨房画画。
母亲开了门，发现是《独立报》的记者和一位摄影师，专程来看我。原来德拉亨特小姐并没有告诉我，她去找到了报纸的记者，告诉他们在寄去的画当中有一幅是一个男孩用脚趾画的。对方不怎么相信，于是派了记者过来了解事情的真相。
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厨房的时候，我正在完成一幅画最后的部分：那是一座南海的热带海岛，四周是湛蓝的咸水湖，我正在画上一些摇曳的棕榈树和金棕色的沙滩。听到门被打开，我抬起头：两个媒体人正站在房间另一头看着我，母亲在他们身后。我不明所以，就赶紧继续画我的画。
“这是真的！”我听到其中一个人带着惊讶和赞叹的轻声欢呼。
母亲带他们走进来，这时我才明白是谁来了。
“布朗先生，我们本来觉得难以置信，”他们说，“但……”
他们问了母亲很多关于我的问题，母亲把关于我的一个个小故事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比之前更难以置信。这一切在一旁进行，我就在那里安静地画画，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过了许久之后，他们拍了一张我坐在桌上画画的照片，脚趾间夹着画笔，我面前还摆着一个画架。画架是几个月前一个朋友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它很有用，但我还是更喜欢在地板上画，画架被放进来只是为了让我在这个场合里看上去更像个艺术家。那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又过了一个星期，周日上午，我正和彼得舒服地躺在被窝里，半梦半醒之间，父亲跑上楼来，冲进房间，把我拽起来。
“快看——快看！”他在我面前挥舞着一份《星期日独立报》，“看——你得奖了！”
这是真的。在报纸页面的中间，是上周五他们给我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穿着短裤，瘦削的双腿交叠在一起，眉毛骄傲地耸着。他的身旁，一只扭曲的手支撑着身体保持平衡。
我被带到楼下厨房，家人都在那里吃着早饭，兴奋地谈论着我获奖的事情。父亲把我带进房间的那一刻，大家都停止了谈话。母亲放下她手中的茶壶，走向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我。
“永远不要放弃尝试，克里斯。”她亲吻着我说。
我的“梦中情人”呢？——那天晚些时候，她也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吻了我的额头，说很为我骄傲。
我的左脚，我又一次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