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七岁了，在兄弟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当他们放学后到街上玩的时候，就会带上我。我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学步车里，他们说这是我的“战车”。在六月温暖明亮的暮色中，或是十二月阴冷的夜晚，每当他们拖着我奔跑在被街灯照亮的马路上，或穿过夜色昏沉的小巷，车子那破旧、变形的把手和车轮就会嘎吱作响，就这样，我在这辆小车上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那些时光。
很快我也有了一群快乐玩耍的小伙伴。都是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年纪还小，真诚地接纳我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不向我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和我一起长大，也就比那些从来没见过我、没和我接触过的男孩更容易玩得起来。而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把我的残疾看得颇有些神圣感，所以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孩童的方式尊重我、顺从我。
这时我的身体也好了很多，不再需要枕头支撑背部就可以在小车里坐起来。当他们推着车子急速转弯的时候，我因为翻车摔倒过很多次，我尖叫呼喊着翻滚到地上。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这样摔跤，即使摔得最惨的时候，也不过是擦破点皮，或划伤几道。但这让我体验到了极大的兴奋和刺激感。
在家里，吃饭是头等大事。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饭点永远不嫌早。我们耐心地等候母亲布好餐桌，然后就径直奔向它。我也加入了冲刺的队伍，高声叫喊着、挪动着屁股冲向餐桌前。我常常是第一个到那里，占据一张椅子前面的位置，直到有大一点的孩子过来，把我放在椅子上。然后战斗就开始了——我们比赛谁能吃得最多。在这个过程中，喝的东西是被忽略不计的，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看谁能尽可能多地把面包和黄油塞进肚子里，只要没把肚皮撑破。当然，我不能自己吃饭，但这也无法阻止我斗志高昂地参与到这些餐桌大战中。父亲或母亲会坐在我身边喂我。他们负责拿起面包塞进我嘴里，他们的双手常常因为不停地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而疲惫不堪。
“我们这是要把利菲河[1]都填满了。”父亲一边抱怨，一边把手伸到面包盘子里，这可能是他第七或第八次重复这个动作了。
我们都想把其他人打败，尽管每个人都战绩辉煌，但赢的总是彼得。每当母亲问起：“吃了多少了？”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大喊：“三片。”
用过晚茶，如果不打算出门，我们会在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当这时，父亲看到我们准备就绪，就会立马从椅子上起身，扔下报纸，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告诉母亲他要出门：“他们都上床了我再回来！”
我们会抛一枚半便士的硬币，并高喊着“正还是反”来决定我们当中的哪个会扮演盲人。然后会有人找来一条旧围巾或一只羊毛袜子，把被选中的这个人的眼睛蒙上，游戏便开始了。大家都围着眼睛被蒙住的人跑起来，如果有人轻拍了他或推他一下，他就会茫然地往空中挥手，试图抓住在他眼前晃动的胳膊或腿，这时大家会大笑起来。这是个非常温柔的游戏。
有时候扮演盲人的角色会落到我头上，他们用围巾蒙上我的眼睛，过了一会儿，等他们找到了藏身的地方，就会大喊一声：“好了！”
我会先屏气凝神，等听到哪里有吸气或轻笑声的时候，就借此判断大家藏身的方向，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声音的方向挪动身体，直到我来到目标地点。接着我伸出左脚，勾紧脚趾，捉住彼得的裤脚或莫娜的裙子。一旦我抓住了他们，就会把这人拽向我，用双腿勾住他们，直到对方大口喘着气喊出来：“我——投降！”这时我就松开他们，眼罩被人摘下，传给下一个人。
有一次，是一个万圣节的晚上，我马上就八岁了，父母都不在家，我们叫了一群小伙伴来办一场小型聚会。那天晚上，整间屋子都是我们的，因为有太多人要来了。我的三个姐姐带来了她们的同伴，这样就有七个女孩，男孩的数量差不多是女孩的两倍。大家都装扮起来，穿着奇怪的衣服，戴着可怕的面具。我们简单地吃了点苹果、坚果还有其他的东西，就开始玩捉迷藏。我觉得自己一定能赢，因为我听到了其中一个女孩——一个十二岁的胖姑娘，名叫莎莉，她的小脸红扑扑的，一头黄褐色的卷发——告诉莫娜她要藏在餐具间的水缸里，没有人会想到去那儿找，因为缸里常常是装满水的。然而那个晚上，水缸是空的，莎莉以为自己找到了绝佳的藏身之地。
在莎莉藏进餐具间之前，我就以最快的速度爬进黑暗的餐具间，藏在搪瓷大水缸底下。那底下塞了很多废弃的杂物，像旧靴子、衣服、啤酒瓶之类的，我稍一动弹，一把旧伞就会戳到我的肋骨。但我还是忍住了。几分钟后，我听到有人进来，向水缸的方向走过来。厨房门微开，借着从门缝里透进的一点光亮，我窥见两条白皙的小腿，脚上穿着凉鞋，我知道这是莎莉。
我听到她爬进水缸，但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用盖子盖住，我心想她真是笨极了，因为即使房间昏暗，但如果有人进来，也很容易看到她，毕竟她穿着一条白丝绸的连衣裙。
又过了几分钟，的确有人来了，通过铆钉靴撞击地板的声音，我判断是个男孩。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因为我计划大喊一声，让他们在莎莉逃跑前就抓住她。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喊，但下一刻，铆钉靴就大步走到了水缸旁，一个声音——我通过声音认出是查理，我们小伙伴中的一个——悄声说：
“莎莉——你在这儿吗？”他说。
“查理？是我，我在等你呢。”莎莉立刻回答道，然后又小心地补充了一句，“别弄出声响。”
“我不会的。”他说。然后他跃过水缸的边缘，纵身落进缸里。接着我听到盖子在他俩头顶盖上。
我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感觉脖子扭伤了，我坐在水缸旁边，侧耳倾听。从水缸里传出了咯咯的笑声和强忍住的大笑。我又爬近了些，让耳朵靠近盖子的缝隙，只隔开大约两英寸。这样我就能听得很清楚了。
“爱我吗？”我听到莎莉问，随即是她轻声的笑。
“当然。”查理郑重其事地回答，伴随着两人低声的亲吻。
我厌恶地转身离开了，因为我坚信，查理不跟男孩子待在一起，而和女孩在一起，一定是个胆小鬼。我向门口的方向爬去，但却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又爬回水缸旁，在黑暗中微微一笑。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水缸的一侧，尽可能贴近往水缸注水的两个水龙头。我应该弄出了一些声响，但里面的两人大概太投入了，完全没有听到我的动静。
我的双手不能用，但以我此时的姿势，脚也用不上。于是我又把身体往前探了些，用额头抵住其中一个水龙头，慢慢地用头旋开把手，这弄得我很疼。但水龙头马上被打开了，水奔涌而出，流进缸里。
我跳下来，冲向门口，像蜘蛛一样飞速往外爬。我听到背后水缸的盖子被掀掉，可怜的莎莉，一边和查理往外爬，一边惊叫着“妈妈！妈妈！”没等他们弄干净眼里进的水，我已经及时地溜出门外，躲进了厨房。
那之后，莎莉和查理就再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
圣诞节对我来说总是一段愉快的时光，即使家里常常并没有很多东西用来庆祝。但不管多么困窘，圣诞老人总是带着他五彩斑斓的礼物前来——那些明亮的彩色包装纸让小礼物看起来仿佛很大一只，我们都兴奋无比。我们常常展开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纸，才能发现躺在里面的小玩具。它们都很便宜、平平无奇，从那些没有人听说过的都柏林的小路边上或隐蔽在小角落里的同样廉价、不起眼的小商店里买来。但是当这些礼物在圣诞节的清晨出现在我们枕边，它们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那些昂贵的火车套装或玩具摩托车。
圣诞节前夜，每个孩子都会早早地上床睡觉，除了我。母亲租来一个收音机，为它每周要花费半克朗[2]，由于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做弥撒，每到圣诞前夜，在午夜之前我都一直醒着，从收音机里听来自卡梅吉麦那教堂[3]的圣灵神父们做大弥撒。母亲教过我做祷告，现在我已经能听懂一点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弥撒内容，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牧师说的话，尤其当我听到一种奇怪语言的时候——父亲告诉我那是拉丁语。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牧师祷告时用的都是拉丁语。彼得说那是因为先知们只讲拉丁语，上帝是不懂英语的。
当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母亲努力想让我对天主教教理感兴趣，但这我来说远没有李尔王和他的天鹅孩子们更有吸引力。母亲告诉我上帝用七天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听她讲着，没有问任何问题。而当她给我讲李尔的故事时，我问了一堆问题，比如孩子们是怎么变成天鹅的、他们的继母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我觉得这种故事才更有趣。托尼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我说他是大骗子，因为父亲告诉过我，只有泥瓦匠才会盖房子，而我知道，上帝并不是一个泥瓦匠。
托尼是个野孩子。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总是惹麻烦。他有点像罗密欧，周围的女孩子总是围着他转，但他一点都不在乎她们，哪怕是南希，那个被公认为美人的女孩。托尼是我们所有人里最帅的，高个子，肤色白皙，非常强壮，性子急躁，有着卷曲的黑头发、宽大的手掌，笑起来会露出洁白的牙齿。家里的每个人都有点敬畏他，我更是把他当作我心里的大英雄。
我曾经帮托尼脱离过一次困境。那时我即将八岁，托尼快要十三岁。他和一个朋友因为什么事情争执，就开始互相殴打对方。托尼把朋友打倒了，有人就去向父亲告状，结果托尼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关禁闭一个星期。
第二天就是万圣节了，大家都攒着钱买烟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快乐时光。但是父亲很固执，一定要把托尼关在家里，他必须“得到教训”。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怜的托尼快要疯了，但家里没人能帮得了他。
“我要是有把该死的钥匙就好了！”托尼在卧室的门后嘶吼着，但没有人理他。
我对大家很生气。我想帮托尼，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勇气。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但我知道钥匙就在母亲的围裙口袋里；我曾经听到父亲告诉她把钥匙放在那里是最安全的。
问题在于怎么拿到它。
我想到一个主意。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办法，但这却是我唯一能做的。
我爬向母亲身边，她正坐在沙发上给父亲缝工作服。我把脑袋靠在母亲腿上，深沉地叹了一口气。母亲抬头，奇怪地看着我，感觉这不像我。因为我平时并不多愁善感。
“怎么了，这么累吗？”母亲问，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我疲倦地点点头，她弯腰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腿上。
“我们给你唱一首歌，召唤来沙子精灵[4]。”说着，母亲开始唱一些伴人入睡的古老的爱尔兰歌谣。
我闭上眼睛，几分钟后我发出鼾声，很是令人信服。然后我小心地将左脚移向母亲的围裙口袋，停住，接着继续移动，直到它伸进口袋里。我仔细地摸索着口袋里的东西。里面有各种琐碎的小东西：剪刀、纽扣、线卷。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的脚趾突然触到了一个冰凉的金属物，我找到了钥匙。我用脚趾夹紧它，慢慢挪动，离开母亲的口袋，我的脚始终紧紧地夹着钥匙。
我非常小心地、悄悄地进行着这一切，母亲丝毫没有怀疑。她只觉得这是我睡梦中自然的举动。
过了一会儿，她把我轻轻地放在沙发上，拿一件旧外套给我盖上保暖。她一边轻声哼唱着，一边走进餐具间准备晚餐。
母亲一离开厨房，我就把外套扯下，从沙发上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门口。很幸运，门是开着的，我顺利来到客厅，像只螃蟹一样倒着爬上楼梯，这样才能顺利上楼而不扭断我的脖子。
我用左脚敲着卧室的门。从里面传来哥哥警惕的声音。
“谁在外面？”我努力让他知道外面是我。“你想干什么？”他问我。
我咕哝着表示我有钥匙。突然屋里传来哐啷的一声，下一秒托尼和我就已经俯身趴在了门的两侧，透过门缝我们看到了彼此。这是我们人生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四目相对。
“太好了！你能从门缝把它丢进来吗？”托尼悄悄地说。我试了，但是门缝不够宽，钥匙进不去。它堵在了半路。
“我有办法！”哥哥一脸认真地说。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开始刮门底部的木头，直到缝隙足足有半英寸宽。
“再试一次！”他对我说。我把钥匙又往里扔，这次它顺利地过去了。“太棒了！”哥哥欢呼道。我听到他从地上起身，几秒后，门锁打开了，托尼走了出来，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他弯腰拽了下我的耳朵。“你是好样的，克里斯，”他说，“比他们强多了！”
然后他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飞奔下楼，在楼下停住，冲我挥手微笑，下一秒就打开前门出去了。
我爬下楼梯，悄悄地来到厨房，爬回沙发上，母亲还在餐具间里忙着做晚饭。她一直没有注意到钥匙没了。
“这门怎么了？”后来，当父亲看到门上被托尼削去的那块，他生气地问道。
“是老鼠。”托尼一边说，一边跪下念起他的祷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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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菲河，爱尔兰一条流经都柏林市中心的河流。
[2]克朗，1549—1967年间流通的一种英制货币，相当于两先令六便士。
[3]卡梅吉麦那教堂，位于都柏林的一座圣灵教堂。
[4]沙子精灵，流传在西方和北欧民间童话里的精灵，他会把沙子吹进人们的眼睛里让人睡着，并带来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