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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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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稿乃予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时,拟于一九五四年春夏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作若干次讲演者。开学未几,予即患病,在家休息。所拟讲演之语,病闲后曾写出崖略,仅就涉想所及,既未能精密构思,亦未能详细参考,所说极为浅近,似无一顾之价值。但为初学计,作者虽诒浅陋之讥,读者或有亲切之感,所以未遽弃掷。其中仍有一部分,似乎颇涉专门者,则因旧籍性质如是,不知其性质,无从说起读法也。研究历史之事,不限于读书;读书不限于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亦不限于旧日之史籍;所以此稿所述,不过治史学者一小部分人所有事而已。然治学固贵专精;规模亦须恢廓。目能见六合之大,再回过来治一部分的事情,则其所从事者不至于无意义;而其所取之途径,亦不致误其方向,如俗所谓钻牛角尖者。然则此稿所言,虽仅一部分人所有事,而凡治史学者,似亦不妨一览,以恢廓其眼界了。此亦所言虽极浅近,而未遽弃掷之微意也。一九五四年六月,吕思勉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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