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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卖了一件冬天的旧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卖稀饭的店里吃得饱满,慢慢的——因为这几天来,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来的时候,在三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xx大学的同乡。他叫了我一声,我倒骇得一跳,因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经脏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转头来一看,认得是他,虽则一时涨红了脸,觉得羞愧得很,但心里却也喜欢得很。他说:“啊,两年不见,你老得多了。你害病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耳根又涨红了,因为我这几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里边也没有什么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静安寺路的一个庙里的佛柜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桥的公园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游玩,到了晚上,在四马路大马路的最热闹的地方走来走去的走一回,就择了清静简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来的时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来闲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随便更选一个地方睡下。像这样无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乡,被他那么一问,教我如何答复呢?我含含糊糊的讲了几句话,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现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礼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来,已经看得出跑马厅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馆里去,我因为我的洋服太脏,到灯火辉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损失我同乡的名誉,所以只说:“天气热得很,我们还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借钱,但是因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缚,终觉得讲不出来。到后来我就鼓着勇气问他说:“你下半年怎么样?”

“我已经在杭州就了一个二百块钱的差使,下半年大约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没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饭的钱都没有。”

“你晓得江涛么?”

“我不晓得。”

“他是我的同学。现在在上海阔绰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艺术现在大流行了。你若没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绍,去找找他看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对我讲了一个地名,教我于第二天的午后六七点钟以前去见江涛。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就跑上我同乡介绍给我的那地方去。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我才把那所房屋找着了。我细细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记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闲走去。无头无绪的跑了五六个钟头,在一家乡下的馆子里吃了六七个肉汤团,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来。灼热的太阳,一刻也不假借,把它的同火也似的光线洒到我的身上来,我的洋腑已经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来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正好是四点半钟的光景,我敲门进去一看,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命我在厅上坐着等候。等了半点多钟,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张长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觉得有人在那里推我醒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脸色青黄,又瘦又矮的驼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种在眼镜圈外视人的习惯,忽而使我想起旧时的记忆来。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来问说:“是江先生么?我们好像曾经见过面的。”

“我是江涛,你也许是已经见过我的,因为我常上各处去演讲,或者你在讲演的时候见过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乡那里遇着他的时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维了一阵,便把来意告诉了。江涛又对我斜视了一眼说:“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东洋留学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义的人,也还有许多没有位置。因为我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对你们无产阶级是在主义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状态看来,是没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乡,他境遇也还不错,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诉说了一遍。他又放着了猫叫似的喉音说:“你若没有零用钱,倒也不难赚几个用用。你能做小说么?”

我急得没有法子,就也夸了一个大口,口答说:“小说我是会做的。”

“那么你去做一篇小说来卖给我就行了。你下笔的时候,总要抱一个救济世人的心情才好。”

“这事恐怕办不到,因为我现在自家还不能救济,如何能想到救济世人上去。”

“事实是事实,主义是主义,你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写一个劳动者,说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资本家虐待。文字里要有血有泪,才能感动人家。”

我连接答应了几个是,就告了辞出来。在夕阳睕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会,胸中忽觉得有一块隐痛,只是吐不出来的样子。走到沪宁火车站的边上,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滴下来了。昨晚上当的那件外套的钱,只有二角银角子和六七个铜板了,我若去卖了纸笔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饿着去做小说,若去吃了饭呢,我又没有方法去买纸笔。想了半天,我就乘了电车,上一品香的那同乡那里去。因为我的衣服太褴褛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气力,走上帐房那里去问我同乡住房的号数。因为中国人是崇拜外国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问那帐房。问明了号数,跑上去一看,我的同乡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开了门,就进去坐定定了。桌子上看来看去看了一会,我终寻不出纸来,我便又命茶房,把笔墨纸取了过来,摆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后,我就一口气写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说。内容是叙着一个人力车夫,因为他住的同猪圈似的一间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与房东闹了一场。警察来的时候,反而说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里去。他气得没法,便一个人跑上酒铺子去喝得一个昏醉。已经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静安寺路的马路中间,睡着了。一乘汽车从东面飞跑过来,将他的一只叉出的右足横截成了两段。他醒转来的时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只鲜血淋漓折断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场。因为在这小说里又有血又有泪,并且是同情第四阶级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泪”两字作了题目。我写好之后,我的同乡还没有回来,看看桌上的钟,已经快九点了。我忽觉得肚子里饥饿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泪》一个人挺了胸隔,大踏步的走了出来,在四马路的摊上买了几个馒头,我就一边吃一边走上电车停留处去。

到了江涛的地方,敲开了他的门,把原稿交给了他,我一定要他马上为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电灯底下读了一遍,斜视了我一眼,便对着我说:“你这篇小说与主义还合,但是描写得不很好,给你一块钱吧。”我听了这话,便喜欢得了不得,拿了一块钱,谢了几声,我就告辞退出了他的公馆。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小说家的样子。看看手里捏着的一块银饼,心里就突突的跳跃了起来。走到沪宁火车站的前头,我的脚便不知不觉的进了一家酒馆。我从那家酒馆出来的时候,杭州开来的夜车已经到了。我只觉得我的周围的天地高天,房屋车马都有些在那里旋转的样子,我慢慢的冲来冲去的走着,一边却在心里打算:“今晚上上什么地方去过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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