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代总有一两件可笑的事情，或是浪漫的恋爱，或是革命的或是复古的运动。现在回想起来，不免觉得很有可笑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很正经的做着；老实说，这在少年时代原来也是当然的。只不要蜕化不出，变作一条僵蚕，那就好了。

我不是“国学家”，但在十年前后却很复过一回古。最初读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的学他。虽然因为不懂“义法”的奥妙，固然学得不像，但自己却觉得不很背于迻译的正宗了。随后听了太炎先生的教诲，更进一步，改去那“载飞载鸣”的调子，换上许多古字，（如踢改为踶，耶写作邪之类，）——多谢这种努力，《域外小说集》的原板只卖去了二十部。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一支路。

这种复古的精神，也并不是我个人所独有，大抵同时代同职业的人多有此种倾向。我的朋友钱玄同当时在民报社同太炎先生整夜的谈论文字复古的方法；临了太炎先生终于提出小篆的办法，这问题才算终结。这件事情，还有一部楷体篆书的《小学答问》流行在世间来作见证，这便是玄同的手笔。其后他穿了“深衣”去上公署，那正是我废圈的时候了。这样的事，说起来还多，现在也不必细说，只要表明我们曾经做过很可笑的复古运动就是了。

以前我作古文，都用一句一圈的点句法。后来想到希腊古人都是整块的连写，不分句读段落，也不分字，觉得很是古朴，可以取法；中国文章的写法正是这样，可谓不谋而合，用圈点句殊欠古雅。中国文字即使难题，但既然生而为中国国民，便有必须学习这难题的文字的义务，不得利用种种方法，以便私图，因此我就主张取消圈点的办法，一篇文章必须整块的连写到底，（虽然仍有题目，不能彻底的遵循古法，）在本县的《教育会月刊》上还留存着我的这种成绩。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三支路。

《新约》在中国有文理与官话两种译本，官话本固然看不起，就是文理本也觉得不满足，因为文章还欠“古”，比不上周秦诸子和佛经的古雅。我于是决意“越俎”来改译，足有三年工夫预备这件工作，读希腊文，豫定先译四福音书及《伊索寓言》，因为这时候对于林琴南君的伊索译本也嫌他欠古了！——到了后来，觉得圣书白话本已经很好，文理也可不必，更没有改译之必要：这是后话。以上是我的复古的第二支路。

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玄同因为写楷体篆书，确知汉字之根本破产，所以澈悟过来，有那“辟历一声国学家之大狼狈”的废汉字的主张；我虽然没有心得，但也因此知道古文之决不可用了。这样看来，古也非不可复，只要复的彻底，言行一致的做去，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反能因此寻到新的道路，这是的确可信的。所以对于现在青年的复古思想，我觉得用不着什么诧异，因为这是当然，将来复的碰壁，自然会觉醒过来的。所可怕者是那些言行不一致的复古家，口头说得热闹，却不去试验实行，既不穿深衣，也不写小篆，甚至于连古文也写得不能亨通，这样下去，便永没有回头的日子，好像一个人站在死胡同的口头硬说这条路是国道，却不肯自己走到尽头去看一看，只好一辈子站在那里罢了。

（十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