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南水师出身的。我学海军还未毕业得到把总衔的时候便被派往日本留学，但是在管轮班里住过六个年头，比我以后所住的任何学校为久，所以在我没有专门职业的专门中，计算起来还要算是海军。历来海军部中有我的好些老师，同学少年也多不贱，部长司长都有过，科长舰长更不必说，有的还已成为烈士，如在青岛被张宗昌所杀害的前渤海舰队司令吴椒如君，便是我的同班老友，大家叫他作“书店老板”的。我自己有过一个时候想弄文学，不但喜读而且还喜谈，差不多开了一间稻香村的文学小铺，一混几年，不惑之年倏焉已至，忽然觉得不懂文学，赶快下匾歇业，预备弃文就武。可是不相干，这文人的名号好像同总长大帅一样，在下野之后也还是粘在头上，不容易能够或者是肯拿下来的。我的当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让我拿掉。似乎文人必定是终身的职务，而其职务则是听权威的分付去做赋得的什么文学。我的弃文于是大犯其罪，被一班维新的朋友从年头直骂到年尾。现在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年终了，我想该不该来清算一下。仔细想过，还是决定拉倒。第一，人家以为我不去跟着呐喊，他们的大事业便不能成，那是太看得起我，正如说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我岂敢当，更何敢生气？第二，这骂于我有什么害处？至多影响着我的几本书的销路，一季少收点板税。为了这点利益去争闹，未免太是商贾气了。第三，这骂于人家有什么好处？至少可以充好些杂志的材料，卖点稿费。这事于人有利，我为什么不赞成呢。还有一层，明季的情形已经够像了，何必多扮一个几社复社人去凑热闹。总之，我早走出文坛来了，还管这文坛的甚鸟？老实说，我对于文事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可以不谈了，还不如翻过来谈武备吧。
且慢，文事不好谈，武备难道是很容易谈的么？我知道这是不然。北京从前到处的茶楼酒馆贴过莫谈国事的纸条，关于武备固然不见明文，似乎没有禁令，但是军机何等重要，岂可妄谈，况且这又岂非即国事的一部分乎？即使如日本军部前回的发布小册子，要使人民都知道国防的紧要，那也是在上者要说的话，人民怎么开得口来，只有代表人民替他们作喉舌的议员老爷与新闻记者大人们才有说话的分，可是他们照例还是说在上者的话，说了还如不说，或者还不如不说。我半路出了家，没有能够钻到军部里去，议员在中国是没有，就是有我也拿不出这笔本钱，记者又是不会当，不敢当。很可惜我那时不曾接受这件事：张大元帅的时代，官方要办一种关于海军的月刊，部里的一个同班老友介绍别一位来访我，要我担任编辑。其时大元帅部下接收北京大学，改组为京师大学之一部，我与二三友人被赶了出来，正是在野的时候，老同学保荐我当这差使，实在非常感激，可是也实在觉得自己弄不来，很难为情地辞谢了。假如我办了那个月刊，现在便有说话的地方，然而事在七八年之前，便是怎么后悔也都来不及了。
其实我所要说或能说的话本来也是很普通的，或者未必有什么违碍，也未必有登专门刊物的资格。这大抵是普通市民无论已登记或未登记的都想得到，只是没有工夫来说，我们虽然也并不怎么有闲，却在以前养成了一种忙中说闲话的习惯，所以来代为说出罢了。我的意思第一是想问问对于目前英日美的海军会议我国应作何感想？日本因为不服五与三的比例把会议几乎闹决裂了，中国是怎样一个比例，五与零还是三与零呢？其次我想先问问海军当局，——陈先生是我的老同学，可惜现在告病了，再请教别的军事专家，现在要同外国打仗，没有海军是不是也可以？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无庸讳言，盖这四十年来的政治实以不同外国打仗为基础而进行着的，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在别人——不，就是在自己以前也如此，只好讲和的状况之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本来政府未曾对人民表示过，将来是否要与外国或预料与那一国打仗，我们人民也不必多疑以自取“樊恼”。但是我看报章上常有代表舆论的主笔做社论，政界要人对人谈话，多说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怎样怎样，这就使人民想起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便是打不打，同谁打，怎么打？头两个属于军机秘密，大约不好问吧，末了一个似乎不妨请教，却也很是重要，因为必须先决定了没有海军也可以打，那才能说到打谁或打不打。有些本来是公开的秘密我想为政者也可以就公开了，不必再当作什么秘密，反使得人民怀疑，不信任。《论语》十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现在政府正在崇圣尊经，我愿以卜子的这句话奉献。
末了我想关于军事训练说一两句话。我于教育是外行，并不想说军事训练对于中小学学业的妨害，那去问校长教员们都知道，我只说学校里的军训之无意义。这军事训练在日本是有意义的，日本是征兵制，青年总得去当兵，不过从前在学时期可以“犹豫”，现在则即就学校加以训练，实即移樽就教法耳。中国学生大学毕业，非去做各种的官也得充当教书匠，失业即未得业者往学术谘询处注册，大约没有百分之一去入伍吧。那么这多少年月的训练至少也总是白费。再说南边几处的训练壮丁，用意与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农民宁愿逃亡，流落在外作苦工，不肯在乡训练几个月，仍有工资可拿，何也，民未信也。游定县农村，村长曰全村户数几何，但官厅记录则数更少，因种种支应摊派以户口计，不能堪也，此亦是未信之例。说到农村，敝人对于此亦全是门外汉也，多谈恐有误，我的闲话可以就此打住了。
民国二十三年，冬至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