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这一部分篇章时，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我向来就知道这一点。记得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只要我一个人跟我的玩偶小娃娃在一起，我总是对她说：“小娃娃呀，你很明白我并不聪明，你对我要有耐心，那才像个好孩子呀！”所以，遇到我一边忙着针线活儿，一边向她倾吐我内心秘密的时候，她总是扬着那张漂亮的脸儿，噘着红红的嘴唇，在一张大扶手椅上靠着，目不转睛地瞧着我——现在想来，也许不是瞧着我，而是茫无目的地瞧着。

我亲爱的好娃娃啊！我是一个非常胆怯的小姑娘，不大敢跟人说话，也从来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白天放学回家，我赶快跑上楼梯，走进屋子说：“噢，你这个忠实的好娃娃，我早就知道你在等着我回来！”然后坐到地板上，靠着她那张大椅子的扶手，把分手后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告诉她——这时候，我是多么快活啊！现在回想起这些情景，我几乎要哭了。我那时总是很喜欢观察事物——这倒不是说我的目光敏锐，噢，绝对不是，我只是喜欢默默地观察眼前的事物，希望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事物罢了。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当我热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似乎就心明眼亮起来了。不过就连这一点，大概也是我浮夸了吧。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由教母抚养——好像神话里的什么公主那样，只是我并不漂亮罢了。对于教母，我就知道她是我的教母，此外，我什么也不晓得。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每逢礼拜天上三次教堂，礼拜三和礼拜五去做早祷；只要有讲道的，她就去听，一次也不错过。她长得挺漂亮，如果她肯笑一笑的话，她一定跟仙女一样（我以前常常这样想），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笑过。她总是很严肃，很严格。我想，她自己因为太善良了，所以看见别人的丑恶，就恨得一辈子都皱着眉头。即便把小孩和大人之间的所有不同点撇开不算，我依然觉得我和她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却感到这样卑微，这样渺小，又这样和她格格不入；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不能感到无拘无束——不，甚至于始终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爱她。想到她这么善良，而我又这么不肖，我心里便觉得很难过；我总是衷心希望自己能有一副比较好的心肠；我常常和亲爱的小娃娃提起这件事；可是，尽管我应当爱我的教母，而且也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好姑娘就必须爱她，然而我始终没有爱过她。

我敢说，这就使我比原先变得更腼腆、更孤僻，使我把小娃娃当成唯一可以坦然相处的朋友了。可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这种孤僻的性情就愈加明显了。

我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妈妈，也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爸爸，不过我尤其关心的还是我妈妈。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穿过黑色的丧服。从来没有人领我去看我妈妈的墓。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墓在哪里。再说，除了为我教母祷告以外，从来没有人教我为别的亲人祷告。我们唯一的女仆雷彻尔大嫂（另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对我却很严厉）等我上了床，来拿走我的蜡烛时，我不止一次要和她谈谈这桩心事，但她只是说：“埃丝特，明天见！”接着就走开，不理我了。

我在附近的那所学校走读，尽管那里有七个女孩子，尽管她们管我叫小埃丝特·萨默森，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到她们家里去玩过。她们确实都比我大（我在那里是最小的，年纪比她们小很多），但是除了年龄的差别，除了她们比我聪明和懂事以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使我们疏远。在我上学的头一个星期（我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个女孩请我到她家去参加一个小晚会，我非常高兴。可是我教母却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替我回绝，于是我就没有去成。从此，我连一次也没有出去过。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别人过生日就不用上学了；可是我过生日，还是得上学。我从那些女孩子谈话中得知，别人过生日时，家里总是热热闹闹；我过生日却冷冷清清。我的生日是家里全年最凄惨的一天。

除非是我的虚荣心欺骗了我（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可能很爱虚荣而不自知——其实我也真没有自知之明），否则，我的情感一受到激发，我的理解也一定要受到激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过了。我的性情非常温柔；如果我再遇到上次生日那样的创伤，也许我还会像当初那样痛苦。

晚饭吃过了，我和教母坐在桌子旁边，面对着炉火。钟摆声嘀嗒嘀嗒，炉火声噼啪噼啪；屋子里，甚至整幢房子里，都听不见其他声音，我也不知这样过了多长时间。我偶尔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把视线从针线活儿上移到桌子对面教母的身上，我看见她怏怏不乐地瞅着我：“小埃丝特，你要是没有生日，你要是根本没有投生到世上来，那就太好了！”

我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说道：“噢，亲爱的教母，告诉我，求求您告诉我，妈妈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死的吗？”

“不是，”她答道。“孩子，别再问我了！”

“噢，求求您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亲爱的教母，请您现在就告诉我吧！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是怎么没了妈妈的？亲爱的教母，为什么我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为什么这是我的错？不，不，不，别走开。噢，跟我说啊！”

我那恐怖的心情超过了我的悲哀；我拉住她的衣服，向她跪下。她刚才一直在说：“让我走吧！”可是现在她站着不动了。

她那阴沉的脸色对我具有莫大的威慑力量，使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我伸出我那抖动的小手去拉她的手，也就是尽我最大的诚意求她的饶恕，可是她一瞧着我，我就把手缩了回来，放在我那扑扑乱跳的心上。她把我扶起来，自己坐到椅子上，让我站在她面前——我现在还能想象她那紧锁的眉头和那只尖尖的手指——她用冷淡而低沉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埃丝特，你母亲是你的耻辱，你也是她的耻辱。总有一天，而且时间不会长，你对这一点一定会明白，一定会有所感觉，因为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有女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我已经宽恕了她带给我这样的痛苦；”可是她当时还是绷着脸，“我不愿意再提了，其实，像这样深的痛苦，也只有我这个身受其苦的人才能体会，你是永远不能体会的，任何人也是永远不能体会的。至于你这个不幸的孩子，你从你的第一个不吉祥的生日起就成了孤儿，蒙受了耻辱，你要听从《圣经》上的话，天天祈祷，免得别人的罪恶降临到你的头上。忘掉你的母亲吧，让其他的人也忘掉她吧，为了她那可怜的孩子，他们一定非常乐意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吧！”

然而，当我正要走开的时候——我当时是那样的沮丧！——她又把我叫住，继续说：

“谁一生下来就遇到这样一种不幸，谁这一生就得谦恭、克己和勤劳作为赎罪的准备。埃丝特，你和别的孩子不同，因为你不像他们那样，他们是由于一般的罪孽和天罚而出生的。你可不一样。”

我回到自己屋里，爬上了床，把小娃娃的脸贴在我泪水涟涟的脸上；我抱着这个唯一的朋友，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尽管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苦痛所在，可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欢乐，而且世上也没有一个人爱我，像我爱我那小娃娃那样。

天哪，天哪，想一想，后来我们俩在一起呆了多少时候，我跟小娃娃讲过多少遍我生日的事情啊。我还向她吐露，我要尽一切力量来弥补我那与生俱来的罪过（关于这一点，我自认既有罪又无罪），而且等我长大成人，我一定要勤劳，知足，善良，要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博得别人的欢心。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流下泪来——但愿这不算是任性才好。我本来是个性情愉快、感恩图报的人，但是我的眼泪禁不住要流下来。

好啦！我现在已经擦干了眼泪，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下去了。

从那次生日以后，我感到我和教母更加疏远了，并且深深地体会到我在她家里占了一个原该是空着的位置。因此，虽然我心里热烈地感激她，但我发现她比以前更难接近了。我对同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对寡妇雷彻尔大嫂也有这样的感觉；噢，就连对她那个隔两星期来看她一回的女儿，也是如此，因为她也为那女儿感到骄傲呢！我常常避不见人，默默不语，刻苦用功。

在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带着书本和纸夹，望着自己长长的身影，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当我像往常那样轻轻走上楼梯，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教母从客厅门口探出头来，把我叫了回去。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和她坐在一起——这可是一件少有的事情。这是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绅士，穿着一身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挂着几个很大的金图章表坠，拿着一副金丝眼镜，小指上还戴着一个很大的图章戒指。

“这就是那个女孩，”教母压低声音说。接着她又用她素来的那种严肃口吻说：“先生，这就是埃丝特。”

那位绅士举起他的带柄眼镜，看着我说：“亲爱的，走过来！”他和我握手，让我把帽子摘下来，同时还盯着我看。我把帽子摘下，他喊了一声：“啊！”接着又说了一声：“对了！”后来，他把眼镜拿开，装在一个红盒子里，朝后靠着扶手椅，双手摆弄着那个盒子，向教母点了点头。教母看见他这一点头，便说：“埃丝特，你可以上楼了！”我向他行了屈膝礼，就走开了。

大约过了两年，我快满十四岁了，在一个可怕的夜晚，我和教母坐在壁炉旁边。我在朗诵《圣经》，她在倾听。我像往常一样在九点钟下楼来读给她听；这天晚上正念着《约翰福音》里那一段：当他们把那个淫妇带到救世主面前，救世主便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1)

念到这里，我只好停住了，因为教母站起来，手扶着头，用一种可怕的声调，高声念着《圣经》上别的章节：

“所以你们要儆醒！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儆醒！”(2)

当她站在我面前，重复着这些字句的时候，忽然倒在地上。我当时倒是用不着高声呼救，因为她倒下时大喊了一声，响彻了整幢房子，就连大街上也听得见。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外表上没有多大改变，那张又漂亮又严肃的脸上还是我所熟识的那副双眉深锁的表情。我伏在她的枕头上低声和她说话，让她听得更清楚，日日夜夜不停地吻她，感谢她，为她祈祷，请求她宽恕并为我祝福，恳求她向我稍微表示一下她还认得我，或者还听见我的话。不，不，不，她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最后，甚至在死后，她的双眉还是深锁着。

我那可怜的教母下葬的那一天，那个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的绅士又出现了。雷彻尔大嫂来叫我，我看见他坐在从前那个位置上，好像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似的。

“我姓肯吉，”他说，“孩子，你大概还记得吧，林肯法学协会，肯吉－卡伯伊事务所。”

我回答说，我记得曾经和他见过一次。

“请坐——坐近一点。别难过了；难过也没用。雷彻尔大嫂，过世的巴巴莉小姐的事情你很清楚，用不着我再来告诉你了；她现在过世了，财产也花光了；至于这位年轻小姐，现在她的姨母死了——”

“我的姨母，先生！”

“既然现在没有隐瞒的必要，那也不妨明说了，”肯吉先生很圆滑地说。“事实上是姨母，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别难过！别哭！别哆嗦！雷彻尔大嫂，我们这位小朋友一定听说过那桩——哦——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吧。”

“从来没有，”雷彻尔大嫂说。

“难道，”肯吉先生举起了带柄眼镜，紧接着说，“我们这位小朋友——请你不要难过！——从来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吗？”

我摇摇头，简直莫名其妙。

“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肯吉先生说着，从他的眼镜上方看着我，还轻轻地摆弄着眼镜盒，好像抚摩着什么东西似的。“没听说过大法官庭的一件最大的案子？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哦——这个案子本身就是大法官庭业务上的一座纪念碑啊。在这件案子里，我敢说，该法院所熟知的每一种纠葛、每一件未确定的事实、每一个巧妙的假定、每一种诉讼程序，都一再地重复了。除了在这个自由而伟大的国家里，这样的诉讼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敢说，雷彻尔大嫂，”我担心，他以为我没有注意听，才转向雷彻尔大嫂的，“贾迪斯控贾迪斯案所花费的钱，到此刻已达六万到七万英镑！”肯吉先生说完，便往椅背上一靠。

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对这个问题完全莫名其妙，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还是一无所知。

“难道她真没听说过这桩案子吗？”肯吉先生说。“太奇怪了！”

“先生，”雷彻尔大嫂答道，“巴巴莉小姐现在已经和大天使们在一起了——”

（“但愿如此，一定如此，”肯吉先生彬彬有礼地说。）

“——她生前希望埃丝特懂得那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就够了。她除了从这里学到的以外，别的就不懂了。”

“很好！”肯吉先生说。“总的说来，这很恰当。现在言归正传，”他对着我说，“巴巴莉小姐是你唯一的亲属（这指的是，在事实上是你的亲属，因为我不得不指出，在法律上你是没有亲属的），她既然过世了，那当然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

“噢，当然不能！”雷彻尔大嫂赶紧插进来说。

“说得对，”肯吉先生表示同意，“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来负责抚养你（请你不要难过）。大约两年前，我受了委托，向巴巴莉小姐提过一项建议，当时虽然被拒绝了，但是取得了谅解，那就是一旦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就可以重新提出；现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可以接受这一项建议。现在，假如我坦白地说，在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及其他案子中，我是代表一个非常高尚而又古怪的人出庭的，难道我还会把我职业上的审慎撇开不顾，做出损害自己名誉的事情来吗？”肯吉先生说完，又往椅背上一靠，泰然自若地瞧着我们两个人。

他好像最爱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声音圆润、铿锵，每一个字都有力量。他沾沾自喜地听着自己说话，有时还点点头，给自己的节奏轻轻打拍子，或者说一句就用手挥个圈儿。那时候我还不知他是在摹仿他的当事人——一位显赫的贵族，也还不知道人们管他叫“快嘴肯吉”，可是他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得悉我们这位小朋友的——我不得不说——凄凉处境以后，愿意把她安顿在一个第一流的学堂里，让她完成学业，保她衣食无缺，叫她的合理要求得到照顾，获得良好的培养，能够按照她的身份——我是说，上天赐给她的身份——履行她的职责。”

我听了他说的话，又看见了他说话时那种动人的态度，心里非常感动，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希望我们这位小朋友，在她没有向他说明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前，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擅自离开学堂，希望她勤勤恳恳地钻研学业，将来能够赖以独立谋生。希望她能踏上贞淑和光明的道路，以及——等等。”

这时候，我更说不出话了。

“喏，我们这位小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肯吉先生继续说。“别着急，别着急！我等着听她的回答。但是，别着急！”

一个贫苦无告的姑娘，面临着这样一宗送上门来的好处，究竟想要说什么话，那就用不着我来重述了。她当时所说的话如果值得一谈，那我说出来倒也不难。至于她当时有什么感触，而将来临终时又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无法奉告了。

这一次会面是在温莎(3)，据我所知，温莎就是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地方。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就带着所有用得着的东西，坐上驿站马车，离开温莎，奔向里丁。

雷彻尔大嫂这人太好了，临别时居然能无动于衷；我却不怎么好，竟痛哭起来了。我想，和她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原该比较了解她，博得她的欢心，使她对这次分离感到难过的。可是临别时，她只在我前额上冷冰冰地吻了一下，好像石头门廊上落下来的一滴雪水——那一天倒真是个冰冻天气——我感到又伤心，又惭愧，便抱着她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她对这次分离并不觉得难过！

“不是因为你不好，埃丝特，”她答道。“而是因为你那不幸的身世！”

马车停在草地的篱笆门前，——我们是听见辘辘的车轮声才走出来的——我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她分手。她没等我的箱子放到车顶上，就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了。我回过头，噙着眼泪，从车窗里望着那所房子，直到望不见为止。教母早就把她仅有的一点财产留给雷彻尔大嫂了；那些东西都准备拍卖；一块织着玫瑰花的旧炉边地毯——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挂在屋外，任凭霜侵雪打。一两天前，我就把玩偶——亲爱的小娃娃放在它自己的头巾里裹好，悄悄地把它——我现在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哩——埋在花园里那棵遮住我窗户的大树下面。除了我的鸟儿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伴侣了，我把它连笼子随身带走。

等那所房子看不见以后，我便朝那低矮的座位边缘坐下来（我的鸟笼就放在我脚边的稻草堆中），从高高的窗口往外眺望：只见一棵棵披霜的树木，宛如美丽的水晶柱；昨夜一场大雪使田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太阳红艳艳的，却散发不出多少热力；溜冰和滑雪的人已经把冰上的雪扒开了，那里的冰就像金属一样黯然无光。马车里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绅士，他裹着那样多的衣服，显得非常臃肿；他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另一面的窗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

我想到我那故去的教母；想到那天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情景；想到她躺在床上那副紧蹙双眉的严厉表情；想到我正要去的那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我要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他们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会对我说什么话——这时候，马车里有一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声音说：“真见鬼，你哭什么？”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声回答：“先生，是我吗？”我当然知道，讲话的人一定是那位裹着许多衣服的绅士，尽管他依然望着窗外。

“不错，是你，”他回过头来说。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哭呢，”我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你确实是在哭，”那位绅士说。“瞧这儿！”他从车厢的另一端挪到我面前，用他那只肥大的皮袖口擦了擦我的眼睛（但没有碰痛我），让我看那袖口上的泪水。

“瞧！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哭吧，”他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说。

“你哭什么？”那位绅士说。“你不愿上那儿去吗？”

“上哪儿，先生？”

“上哪儿？当然是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位绅士说。

“先生，我很高兴上那儿去，”我回答说。

“好啦，好啦！那就要高高兴兴呀！”那位绅士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古怪——至少就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古怪：浑身裹着衣服，一直裹到下巴颏上，他的脸几乎是藏在皮帽子里，两片宽大的皮护耳贴着他的面颊，紧紧系在下巴下面。这时候我已经镇静下来，不再怕他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刚才哭，一定是为了我那去世的教母，为了雷彻尔大嫂跟我分别的时候又一点也不觉得难过。

“该——死的雷彻尔大嫂！”那位绅士说。“让她骑着笤帚棍满天乱飞吧！”(4)

我又开始怕起他来，万分惊讶地望着他。尽管他还是愤愤不平地喃喃自语，咒骂着雷彻尔大嫂，我觉得他那双眼睛还是挺和悦的。

过了一会儿，他把大衣敞开——我觉得这件大衣大得足以盖住整辆马车——把胳膊伸到衣服侧面的深深的口袋里。

“喂，瞧！”他说。“这纸包里面，”那纸包很整齐，“有一块简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那么好的葡萄干蛋糕，外面的糖就有一英寸厚，像羊肉上的白脂油一样。还有一块法国小馅饼，无论从分量或质量上看，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你猜猜，这是拿什么做的？拿肥鹅肝做的。这块馅饼给你！来，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

“谢谢您，先生，”我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您，可是我希望您不要见怪；这些东西太油腻了，我吃不了。”

“真拿你没办法！”绅士说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就把蛋糕和馅饼扔到窗外去了。

他不再跟我说话了；快到里丁的时候，他下了车；临走时劝我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努力用功，还和我握了握手。大概他走了以后，我才放了心。我们是在一块里程碑那里和他分手的。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总要想起他，而且总有点希望遇见他。但是我哪次也没有遇见他；因此，随着时光的消逝，他也就从我的脑海中消逝了。

当马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衣着整洁的女士抬头望着车窗，说道：

“唐尼小姐。”

“不，小姐，我叫埃丝特·萨默森。”

“一点也不错，”那位女士说，“唐尼小姐。”

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在自我介绍，于是我请唐尼小姐原谅我粗心大意，并且听从她的话，向她指出哪些是我的箱子。在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仆指点下，脚夫把我的箱子搬到一辆小小的绿色马车外边的行李座上；然后唐尼小姐和那个女仆，还有我，都上了马车，马车就走了。

“埃丝特，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唐尼小姐说，“你的学习计划已经严格地按着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的意见安排好。”

“我的——您说什么，小姐？”

“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唐尼小姐说。

我一时感到手足无措，唐尼小姐还以为是天气太冷，我受不了，便把醒药瓶借给我。

“小姐，您认识我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吗？”我犹豫了好久以后，终于问道。

“我没有见过他，埃丝特，”唐尼小姐说，“我是通过他的律师——伦敦的肯吉先生和卡伯伊先生知道他的。肯吉先生是一位非常高尚的绅士。口才好极了。他有几段演说真了不起！”

我觉得她这些话说得很对，但因为当时心慌意乱，也就没有留心听。我还来不及定下心，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使我更加心慌意乱了；再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下午在绿叶书院（唐尼小姐的房子）一切都带着那种飘忽不定、似真非真的气氛！

然而，我很快就习惯了。不久以后，我完全能够适应绿叶书院那一套生活，仿佛已经在那里呆了好久似的。而从前在我教母家里过的日子，却仿佛是做了一场梦，而不是当真过了那种生活似的。无论哪里也比不上绿叶书院这样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和有条不紊。每一件事情都规定了时刻，而且都是按规定的时间进行。

我们一共是十二个寄宿生，加上两位孪生的唐尼小姐。不久我就知道，我将来得凭资格去当家庭教师，因此我不但要学习绿叶书院所教导的一切，而且很快就担任了辅导工作。虽然在其他方面，我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学校里其他的人一样；但从一开始起，我就有这么一点和别人不同。我知道的越多，我教的课也就越多，因此，日子长了，我就有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我都很喜欢做，因为这会使那些可爱的姑娘们喜欢我。后来，每当有一个怏怏不乐的新生来到，她一定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我交朋友，因此一切新来的人都交给我照料。她们都说我和蔼可亲；但我认为她们才和蔼可亲哩！我时常想起我那次生日所下的决心：我要勤劳、知足、心地善良，要为别人做些好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博取别人的欢心；但是，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做得这么少，而得到的却是这么多，想起来真有点惭愧哩。

我在绿叶书院度过了六个愉快而平静的年头。每年在那里过生日，谢天谢地，从来没有看见谁的脸上流露出我教母当年那种怏怏不乐的神色，认为我还是不投生到这世上来才好。生日那天，我总是收到许许多多表示深情厚谊的纪念品，因此从新年到圣诞，我屋子里都摆得琳琅满目。

在这六年里，除了假期到附近去游览以外，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叶书院。头六个月差不多过去了，我向唐尼小姐请教：是不是应该给肯吉先生写封信，说我很快乐，很感恩；得到了她的同意以后，我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我还收到一封正式的回信，信中说：“捧读来函，获悉一切，当即转达当事人。”在这以后，我常常听见唐尼小姐和她妹妹提起，我的费用总是按时交来的；每隔半年光景，我就照例冒昧地写一封类似的信。我所收到的回件也总是同样的答复，同样圆润的笔迹；而“肯吉－卡伯伊”这个签名却是另一种写法，我推测这是肯吉先生签的。

说来奇怪，我为什么非要写我这些琐碎的事情不可呢！这样的描写好像就是描写我的一生似的！但是，我马上就要退到幕后去了。

我在绿叶书院度过了六个平静的年头（我发现我现在是说第二遍了）。我从周围的人身上看到自己每个时期的成长和变化，就好像是从镜子里看到似的。直到最末一年，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一封信。现将年月日略去，抄录于下：

老广场，林肯法学协会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

埃丝特·萨默森女士：

敝所之当事人贾迪斯先生，根据大法官庭指令，拟邀请法院所受理之上述案件被监护人至其家中，并希望为该监护人物色适当女伴一人，为此，特嘱敝所转告：如蒙女士担任上述职务，深以为幸。

敝所已为女士安排行程，车费已付，希于下星期一早晨从里丁乘八时启行之马车，直抵伦敦比萨迪理大街，白马窖，敝所有一办事员在该处奉候，以陪同女士前来本事务所。

肯吉－卡伯伊谨启

噢，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忘不了这封信在绿叶书院引起人们多么大的激动！她们这样关心我，真是厚道极了。上帝实在仁慈，他从来没有忘记我，让我这个孤儿走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还使这许多年轻人喜欢我；我实在不敢当呢。倒不是说我希望她们不那么难过——我不是这样想的；只是随之而来的欢乐，随之而来的痛苦，随之而来的骄傲与欣喜，以及随之而来的惆怅，全都交织在一起，这就使我又是心碎肠断，又是满怀喜悦。

这封信通知我五天后离校。在这五天里，当她们随时随刻向我表示更多的爱护和关切；当那个早晨终于到来，她们领着我到每一个屋子去和大家作最后一次道别；当有的人喊道：“埃丝特，亲爱的，你到我床边来跟我说‘再见’吧，你头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跟我和和气气地说话的！”当有人请我只题上她们的名字，写下“埃丝特赠言”；当她们每一个人都拿着送别的礼物，搂着我哭，高声地说：“最亲爱的埃丝特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当我尽可能告诉她们，她们每一个人对我是多么宽厚，多么体贴，而我又是怎样祝福和感激她们每一个人——这时候我心里多么激动啊！

当两位唐尼小姐对我依依惜别（像那些年纪最小的学生一样）；当女仆们说：“小姐，愿上帝处处保佑你！”当那位又丑又瘸的老园丁（我还以为他这些年来没有注意过我呢），气喘吁吁地赶到马车跟前，送我一小束天竺葵并对我说，我是他的心肝宝贝——那位老人真是这样说的！——这时候我心里又是多么激动啊！

凡此种种，我怎么能无动于衷；更何况车子经过那所小学校时又意外地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在校外向我挥帽致意；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和太太（我曾经辅导过他们的女儿，也到他们家里去拜访过，据说他们是这一带最高傲的人）不顾身份，向我喊道：“埃丝特，再见。祝你快乐！”——这时候，我一个人在车里坐着，禁不住黯然神伤，禁不住一再反复地说：“噢，感谢神恩，感谢神恩！”

不过，我自然很快就考虑到，人家已经给了我这许多好处，我绝不能带着眼泪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因此，我当然要尽量忍住眼泪，使自己安静下来，不时地对自己说：“埃丝特，千万别这样！那可不行！”虽然我担心我哭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我终于振作起来；当我用薰衣草香水冰一冰我的眼睛时，伦敦已经在望了。

离伦敦还有十英里路，我就满以为我们已经到了；等到真的到了，我又以为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伦敦。可是，当我们的马车开始在石子路上颠簸着的时候，特别是当别的车辆好像朝我们冲过来，而我们的车子又好像朝别的车辆冲过去的时候，我才相信，我们真的到达了旅途的终点。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车子就停住了。

一位年轻绅士——他由于不小心，身上沾满了墨迹——在人行道上向我招呼说：“小姐，我是从林肯法学协会的肯吉－卡伯伊事务所来的。”

“劳驾，劳驾，先生，”我说。

他非常殷勤，叫人把我的箱子搬好以后，就搀着我上了一辆出租马车；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失了火？因为大街上笼罩着褐色的浓烟，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噢，不是的，小姐，”他说，“这是伦敦的特色。”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事情。

“小姐，这是雾，”那位年轻绅士说。

“哦，原来如此！”我说。

我们坐着车子慢腾腾地经过世界上最肮脏、最黑暗的街道（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真不知道住在这些乱糟糟的街道上的人怎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后来，我们穿过了一座古老的门楼，突然来到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继续驱车前进，穿过一个静穆的广场，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个门口，楼梯又陡又宽，很像教堂的大门口。在外面的回廊下面，的确有一个教堂墓地，因为我透过楼梯旁的窗口看见了那里的墓碑。

肯吉－卡伯伊事务所就设在这里。那位年轻绅士领着我穿过外间的办公室，走进肯吉先生的办公室——屋里没有人——殷勤地把扶手椅搬到壁炉前让我坐下，又给我指点壁炉旁边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

“小姐，你赶了这么些路，也许要照照镜子吧，因为过一会儿你还要上大法官庭去见大法官呢。当然，我不是说非要照镜子不可的，”那位年轻绅士彬彬有礼地说。

“上大法官庭去见大法官？”我吓了一跳。

“小姐，这只是形式罢了，”那位年轻绅士答道。“肯吉先生现在正在法院。他留下话表示欢迎，请用点点心吧；”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饼干和一瓶酒，“看看报纸吧；”那位年轻绅士说着，递给我一份报纸；然后捅了捅火，就出去了。

一切都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屋子里白天像黑夜一样，蜡烛闪着白色的火焰，射出阴森森的光芒；因此我虽然读着报纸上的字句，却不知所云，后来竟发现自己在反复读着某一句话。这样子看下去是没有意思的，我放下报纸，在镜子里照了照，看看我的帽子是不是端正，又看了看那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那些破旧不堪、灰尘满布的桌子，那一堆堆的文件，还有那满满一架书，外表一点也不醒目，内容也空洞无物。后来，我陷入了沉思，不停地想着、想着、想着；炉火不停地烧着、烧着、烧着；那些蜡烛也不停地闪烁着，淌着蜡泪，屋子里没有烛花剪刀，后来那位年轻绅士才拿了一把非常脏的来。我就这样等了两个钟头。

肯吉先生终于来了。他并没有改变；但他看见我改变了这么多，却感到很惊讶，同时也似乎很高兴。“萨默森小姐，你既然要去做那位年轻女士的女伴，她现在已经到了大法官的办公室里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最好也去一下。我想，你不会因为见了大法官而感到不安吧？”

“不会的，先生，”我说，“我想不至于这样。”我考虑了一下，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感到不安。

于是肯吉先生让我挽着他的胳膊，我们拐过那个拐角，穿过一列走廊，从一个旁门走了进去。接着我们又沿着一条过道，来到一间舒适的屋子里，只见一位年轻小姐和一位年轻先生正站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边。炉火前隔着一扇围屏，他们两人正靠着围屏聊天。

我走进去，他们两人都抬起头来；在炉火的映照下，我发现那位年轻小姐原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一头浓密的金发，一对温柔的蓝眼睛，脸蛋又是那么爽朗、天真和诚恳！

“婀达小姐，”肯吉先生说，“这位是萨默森小姐。”

她带着笑，伸出手来迎我，但一下子又似乎改了主意，吻了我一下。简单地说，她的举止落落大方，富有魅力，讨人喜爱，因此没过几分钟工夫，我们就坐在窗座上，在炉火的映照下，无拘无束地、高高兴兴地攀谈起来了。

我这时感到如释重负！知道她能够信任我，喜欢我，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在她来说，是多么善良，而对我来说，又是何等的鼓舞啊！

她告诉我，那位年轻先生是她的远房表兄，名叫理查德·卡斯顿。他是个很英俊的少年，态度坦率，笑起来非常动人；婀达把他叫到我们跟前，他就站在我们身旁，在炉火的映照下，愉快地谈着，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似的。他很年轻，最多不过十九岁，如果真是十九岁的话，那就差不多比婀达大两岁了。他们两个都是孤儿，而且在那天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又是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这正是谈话的资料，我们也就谈了一番；这时炉火已不再噼啪作响，而是向我们眨着红眼睛了——正如理查德所说的：好像大法官庭那头昏昏欲睡的大狮子。

我们低声谈论着，因为有一位穿着礼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不时进进出出；而在他进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远处有一个慢吞吞的声音。据那位绅士说，这是一位办理我们案子的大律师在向大法官陈述。他告诉肯吉先生说，大法官再过五分钟就退庭了，不久，我们就听到一阵喧噪声和脚步声；肯吉先生说，闭庭了，大法官阁下回到他隔壁的办公室了。

那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马上把门打开，请肯吉先生到里面去。于是，我们都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去了；肯吉先生走在前面，带着我那亲爱的姑娘（我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称呼她了，所以我禁不住要这样写）；那位穿着一套朴素的黑衣服、靠近炉火坐在写字台旁边扶手椅上的就是大法官阁下，他那件镶着华丽的金线的礼服扔在另外一张椅子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向我们投过来一道锐利的眼光，但他的态度是和蔼、有礼的。

那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把几个卷宗放在大法官阁下的写字台上，大法官阁下默默地从中挑出一个，把文件翻开。

“哪位是克莱尔小姐，”大法官阁下说。“婀达·克莱尔小姐呢？”

肯吉先生把婀达小姐介绍给他，大法官阁下请她坐在他旁边。连我都能够马上看出，大法官阁下很喜欢她，对她发生了兴趣。那间枯燥无味的办公室竟然代替了这样一个美丽姑娘的家庭，使我无限感触。大法官阁下无论怎么好，似乎也代替不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为子女感到的骄傲。

“这里所谈到的贾迪斯，”大法官一边说，一边翻着文件，“就是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

“就是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阁下，”肯吉先生说。

“好一个凄凉的名字，”大法官阁下说。

“这个地方现在倒并不凄凉，阁下，”肯吉先生说。

“荒凉山庄是在——”大法官阁下说。

“在赫特弗德郡，阁下。”

“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先生没有结婚吧？”大法官阁下说。

“没有，阁下，”肯吉先生说。

沉默了片刻。

“这位是年轻的理查德·卡斯顿先生吗？”大法官阁下望着理查德说。

理查德鞠了一个躬，向前迈了一步。

“嗯！”大法官阁下又翻了好几页文件。

“请允许我提醒阁下，”肯吉先生低声说，“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先生找了一位合适的女伴给——”

“给理查德·卡斯顿先生吗？”我好像听见大法官阁下也那么低声地说（但我不能完全肯定），而且还带着笑容。

“给婀达·克莱尔小姐。这就是那位年轻女士。萨默森小姐。”

大法官阁下不惜纡尊降贵地看了我一眼，和蔼地接受了我的屈膝礼。

“我想，萨默森小姐和这个案子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亲属关系吧？”

“没有亲属关系，阁下。”

肯吉先生没有说出这句话之前，就往前探着身子，低声说了些什么。大法官阁下看着卷宗，倾听着，点了两三次头，继续翻着文件，不再朝我看了，直到我们后来要走，他才对我看了看。

这时候，肯吉先生退到门口我站着的那个地方（理查德跟着他），却让我的宝贝儿（我现在已经很习惯这样称呼她，所以这一次又不禁脱口而出！）继续坐在大法官旁边，大法官要单独跟她谈一会；据她后来告诉我，大法官问她，有没有好好考虑过他们提出来的安排，她是不是觉得住在荒凉山庄那位贾迪斯先生家里会快活，她为什么会感觉到快活，过了一会，大法官就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她走开；然后大法官又和理查德·卡斯顿谈了一两分钟话；大法官并没有坐下来，只是站着，而且大体说来，也比刚才随便一些，不那么讲究礼节，好像他虽然身为大法官，还是懂得怎样用直截了当的态度去跟一个坦率的年轻人打交道似的。

“很好！”大法官阁下大声说，“我这就下命令。据我看，荒凉山庄的贾迪斯先生已经给这位年轻小姐物色了一位非常好的女伴，”就在这个时候，他看了我一眼，“就目前的情况而论，这整个安排似乎是最妥当的了。”

他高高兴兴地把我们打发走，我们就都出来了，他那和蔼可亲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这种态度非但没有使他失去尊严，我们还觉得他因此倒增加了几分尊严呢。

走到长廊的时候，肯吉先生想起，他必须回去请示一个问题，就把我们留在浓雾里，和大法官的马车以及等候他的仆人在一起。

“哎呀！”理查德·卡斯顿说，“这事情总算办完了！萨默森小姐，我们还要上哪里去？”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说。

“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亲爱的，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问婀达。

“不知道！”她说。“你呢？”

“根本不知道！”我说。

我们面面相觑，眼看自己好像树林里迷了路的小孩，都觉得有点好笑，这时候，一个样子古怪、身材瘦小的老太婆，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提着一个网袋，来到我们跟前，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向我们行屈膝礼。

“嘿！”她说。“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有缘相见，实在非——常高兴！当青春、希望和美貌来到这个地方，而又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那倒是一个好兆头。”

“疯子！”理查德低声说，他没有想到那个老太婆能听见他的话。

“一点也不错！疯子，年轻的先生，”她回答得这样快，理查德一时感到很难为情。“我本人当初也是一个受监护人。我那时并不疯，”她每说一句，总是低低地行一个屈膝礼，笑一笑，“我也有过青春和希望。我相信，也有过美貌。现在，这些已经是无关紧要了。这三件东西没有一件为我效过劳，或者搭救过我。很荣幸，我经常出席法庭。带着我的文件。我盼望审判。希望它不久就能到来。世界末日的审判(5)。我发现，《启示录》里所提到的第六印(6)就是大法官的大印。这颗印早就揭开了。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因为婀达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敷衍那个可怜的老太婆说，我们很感谢她。

“是——的！”她装腔作势地说。“我想是这样。瞧，快嘴肯吉来了。还带着他的文件呢！阁下好吗？”

“很好，很好！亲爱的，别捣乱啦！”肯吉先生一面说，一面领着路往回走。

“不是捣乱，”那位可怜的老太婆追着婀达和我说。“绝对不是捣乱。我要把我的财产赠送给你们两个人，——你瞧，这不是捣乱吧！我盼望审判。希望它不久就能到来。世界末日的审判。这对你们是一个好兆头。接受我的祝福吧！”

小老太太

她在那座又陡又宽的楼梯口站住，可是当我们走到上面，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仍旧站在那里，仍旧是每说一句话，便行一个屈膝礼，笑一笑：“青春。希望。美貌。大法官庭。快嘴肯吉！哈！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 * *

(1)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

(2)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3章第35—37节。

(3) 温莎（windsor）：英格兰南部波克郡（berkshire）的一个名镇。

(4) 骂雷彻尔大嫂是女巫。

(5) 据《圣经》，到了世界末日，死人都将复活，上帝将根据每人生前的善恶做出最后的审判。

(6) 据《新约全书·启示录》第6章第12到第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昏地暗，是非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