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_诺斯特罗莫(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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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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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家的马车第一个回到了空旷的镇子里。马车行驶在古老有花纹的路面上，由于路面上布满了车辙和窟窿，健壮的伊格纳西奥害怕这辆巴黎产马车的弹簧被颠簸坏，便让马车缓步前行。德科德躲在马车厢的角落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城门的内立面。城门两侧是低矮的塔楼，塔楼支撑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构件，石头构件的上方生长着几束野草，石头构件是拱形的，在拱形的顶点有一块灰色的、沉重的、具有涡卷装饰的、刻着徽章的石盾，上面的西班牙兵器图案依稀可见，仿佛等着换上更能代表时代发展的某种新装备。

火车车厢发出的剧烈噪音似乎增添了德科德的气恼。他在低声自言自语点什么之后，开始碎嘴唠叨地大声说话，把愤怒的辞藻向那两个默默无语的女人抛过去。她俩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何塞先生，面色苍白呈半透明状，在灰色软帽的阴影下显得暗淡，坐在古尔德夫人旁边，身体随着马车微微晃动着。

“这声音给一个古老的真理赋予新的含义。”

德科德说的是法语，这也许是因为伊格纳西奥就坐着马车厢的顶上；这名老马夫，有宽阔的后背，把一件挂着银色穗的短茄克撑得满满的。他有一对大耳朵，厚厚的耳朵边缘，离着他的那剃得参差不齐的脑袋远远的。

“是的，城墙外面的噪音是新的，但本质依旧。”

他满脸愁容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重新从侧面瞥视安东尼娅。

“请设想我们的祖先，戴着头盔，穿着盔甲，被迫冲出这道城门，一群冒险者从港口登陆了。显然，他们是盗贼，是投机者。他们的行动是探险行为，而每次探险都是那些令人尊敬的视死如归的英格兰人发动的。正如那位荒唐的水手米切尔天天说的那样，这就是历史。”

“米切尔组织士兵登船的工作做得很完美！”何塞先生大声说道。

“不，不，其实是那个热那亚水手做的！还是让我谈论噪音的问题；过去，城门外还有喇叭声。就是军号！我相信他们吹军号。我在书上看到，德雷克[1]，就是这些强盗中的佼佼者，经常听着军号声，在大船的舱里一个人独自吃饭。那时这座城里都是财宝。他们把财宝全抢跑了。如今这片土地就好像是个财宝库，这些家伙都想破门而入，而我们却在相互厮杀。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妒忌。但他们总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等到我们停止争吵，有了尊严的时候，财宝已经没有了。情况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好了，但命中注定要——他没有用“被掠夺”这个词——但他停顿一下，补充说道——“被剥削！”

古尔德夫人说，“哎哟，这样说可不公平！”安东尼娅突然插嘴道，“伊米莉亚，别理他。他是在攻击我。”

“你肯定没有想到我是在攻击卡洛斯先生！”德科德回答道。

这时马车停在古尔德家的大门口前。德科德伸手帮助女士们下车。他们一起走进了大门；何塞先生走在德科德旁边，患过中风病的老看门人在他们背后摇摇晃晃地跟着走，胳膊上挎着个小包袱。

何塞先生伸手挎住这位苏拉科首席记者的手臂。

“《波文尼尔报》必须刊登一篇长文章，对巴里奥斯表示信任，说他在凯塔的军队势不可当！必须使这个国家保持士气。我们必须把文章的摘要用电报传递到欧洲和美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德科德低声说道：“哦，是的。我们必须安慰我们的朋友，或者说就是那些投机者。”

太阳已经照不到院子里的露天长廊了，沿着长廊栏杆摆放的盆装植物形成了一道幕布，虚构出一幅鲜花盛开的寂静景象。接待室的玻璃门全都打开了。远处传来一阵马刺的叮当声。

巴西利奥靠着墙站着，用温和的声音告诉从面前走过的女士们，“矿长刚从山上回来了。”

大客厅里面堆放着古老的西班牙家具和现代欧洲家具，就好像同一个高高的白色的天花板下有几个中心。银质和瓷质的茶具在一群小矮椅子中间发出微弱的闪光，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女人的闺房中，让人感觉到一股女人般的亲密气息。

何塞先生坐在安乐椅上，帽子放在膝盖上。德科德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会儿经过摆着小玩意儿的桌子，一会儿转到高背沙发背后不见了。他满脑子都是安东尼娅的怒容；他有信心与她和好。他不是为了与安东尼娅吵架才留在苏拉科的。

马丁·德科德对自己很生气。他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他对欧洲文明的看法。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思考革命问题是与他目前所处的状况截然不同的。身处革命的现场，仅说句“这是一场闹剧”，根本无法让眼前的这幕悲剧谢幕。

政治局势越来越严峻，而安东尼娅对因果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让形势更加令人感到悲伤。面对如此的突变，他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敏感。

“没想到我还真是个科斯塔瓦那人。”他心想。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对安东尼娅的迷恋之中，对此他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又让他变得越来越孤傲。为了安慰自己，他不说自己是个爱国者，却说自己是个情人。

女士们进了屋，都没戴帽子，古尔德夫人坐在小茶桌前的矮凳子上。安东尼娅像往常一样坐在皮沙发的角落里，姿态虽优美，但显得很僵硬，手中拿着一把扇子。德科德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走到安东尼娅的背后，身体俯在高高的沙发背上。

他从背后对着她的耳朵说话，说了很长时间，他的样子很温柔，面带笑脸，好像是熟人在道歉。她把扇子放在膝盖上，轻轻地握在手里。她没有看他一眼。他说话很快，而且越来越执着，越来越亲切。最后，他竟然微笑了起来。

“不能这样。你必须原谅我。人必须有严肃的时候。”他停下话语。她微微抬起头；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缓慢地转移到他身上，微微地上扬，虽然态度有所缓和，但仍然面带疑惑。

“如果我每天都在《波文尼尔报》上骂那个蒙泰罗是狗娘养的，你会认为我是严肃的吗？报纸不是个严肃的职业。根本就没有严肃的职业，即使惩罚失败的子弹穿心而过也很不严肃。”

她抓紧了扇子。

“你知道，理智，我的意思是说某种感觉，有可能会爬入你的思维中；让你领略到真理。我是指某些有用的真理，而政治或新闻是没有任何真理的。我仅是偶尔说说我想到的。你却生气了！如果你把我想得善良点，你会看出我说的都是爱国的话。”

她朱唇微张，开始说话了，话虽不友好，但也并非绝情。

“是的，但你眼里没有目标。人活着就必须有用。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到无私。马丁先生，或许你能。”

“老天在上！我最不希望你把我视为一个正人君子。”他轻松地说道，然后不再开口。

她开始缓慢地晃动扇子，但手并没有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热情地低声说道——

“安东尼娅！”

她微笑了，因为查尔斯·古尔德走到她的面前，并鞠了一躬。她用英国人的方式伸出手给对方。与此同时，德科德的胳膊肘仍然架在沙发靠背上，垂下眼帘，低声用法语说道：“你好”。

圣托梅矿的矿长弯腰跟妻子低声交谈了几句话，其中只有古尔德夫人说出的“极大的热情”这几个字能被听见。

“是的，”德科德开始低声咕哝了，“他也一样！”

“这纯属诽谤。”安东尼娅说道，但语气并不严厉。

“你可以试一试请他为伟大的理想把他的矿山投入熔炉。”德科德在她耳旁低语道。

何塞先生提高了嗓门儿。他高兴地摩拳擦掌。部队看上去极好，大量杀伤力强大的新枪架扛在这些勇敢的士兵身上，这似乎让他充满了一阵狂喜般的信心。

查尔斯·古尔德站在何塞先生的椅子前面，显得又瘦又高，除了毕恭毕敬之外，脸上毫无其他表情。

与此同时，安东尼娅站起来，走过屋子，来到三个立式窗户前，向屋外的街上瞭望。德科德跟着她。窗户是打开的，他斜靠在坚实的墙壁上。从宽大的黄铜檐板坠下的锦锻窗帘掩盖住了他的一部分身体。他双臂抱胸，平静地从侧面看着安东尼娅。

路上全是从港口返回城里的人群；窗户里涌进人群混杂的脚步声和低语声。不时有马车缓慢地驶过宪法大道。在苏拉科，有许多人家有私人马车；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林荫大道上一眼能看到许多辆。这些大家族的人坐在皮制弹簧垫子上摇摇晃晃，脸上涂满了白粉，黑眼睛显得异常灵活。最先看到的是省议会主席胡斯特·洛佩斯先生，他与三个可爱的女儿一起乘坐马车通过了。他穿着庄严的双排扣长礼服，系着直挺挺的白色领带，就好像刚开完一个高级会议一样。马车上的这一家人都抬眼向上看了，但安东尼娅没有像往常那样挥手致意，而他们也假装没有看到窗前的这两个年轻人。苏拉科的大家族都私下里议论这两个举止像欧洲人的科斯塔瓦那人。接下来驶过的是寡妇加维拉索·德瓦尔德，既美丽又有威严，她乘坐的是一辆大马车，她乘坐着这辆马车经常去她在乡下的别墅，马车周围是骑马的武装随从，他们穿着皮衣服，戴着大墨西哥宽边帽，马鞍上挂着卡宾枪。她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为人高傲，不仅富有，还很善良。她的二儿子杰米作为巴里奥斯的参谋人员这次也随军行动。她的大儿子是个无用之才，性情喜怒无常。整个苏拉科都知道他挥霍无度的恶名，整天在俱乐部里赌博。她的年龄较小的两个小儿子，帽子上戴着里比热党的徽章，坐在马车的前排座位上。她也假装没有看到德科德和安东尼娅在公开场合谈话，这无论如何都等于是在挑战习俗。要知道他还不是她的情郎啊！即使他俩是情人关系，那也算是一桩大丑闻。这位威严的老妇人，当地贵族都很尊敬她，如果她听到了那对年轻男女之间的对话，她肯定会感到更加震惊的。

“你不是说我没有目标了吗？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标。”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但注意力仍然放在街对面的阿韦兰诺斯家的灰色房子上，那房子已经老朽，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跟监狱一样。

“这很容易实现，”他继续说，“我的目标，无论你是否知道，我一直牢记在心——自从那天你在巴黎对我进行了一番可怕的斥责之后，这你肯定还记得。”

一丝微笑似乎掠过了她的嘴角，而且是她的那个离他比较近的嘴角。

“你是个非常可怕的人，很像那个穿着学生装的夏绿蒂·科黛（译注：夏绿蒂·科黛在法国大革命中刺杀了马拉）；你是个疯狂的爱国者。你敢用匕首刺进古兹曼·本托的身体吗？”

她打断了他的话。“你太恭维我了。”

“无论如何，”他突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轻浮腔调说，“你会在丝毫不受良心谴责的情况下派我去刺杀古兹曼·本托。”

“哈，这仅是个假定！”她用震惊的腔调低声说道。

“噢，”他用讽刺的口吻争辩说，“你让我在这里写一些绝对没有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绝对没有意义！这对我的自尊是个打击。你可以设想一下，”他以开玩笑的口气继续说，“如果蒙泰罗成功了，他肯定会像个畜生一样报复那个不顾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每周骂他三次狗娘养的人。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死亡；但像我这样有能力的记者有另一种可能的死法。”

“如果他成功了……”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看到我命悬一线就满意了，”德科德回答道，脸上露出了笑容。“另一个蒙泰罗，就是宣布暴动那个人的亲弟弟，他是个游击战分子——我曾经报道过，他在我们巴黎使馆里搞间谍活动时偷窃客人的大衣和钱，你忘了此事吗？他要用鲜血洗刷那个神圣的真理。用我的血！你看上去生气了，为什么？这显然是伟人的一小段历史情节。你认为他会怎样对付我？广场旁边有一段修女院的墙，在斗牛场的大门对面。你记得吗？斗牛场的大门上写着‘地狱的入口’。好像很恰当！那地方就是这家主人的叔父丧命的地方，他在那里放弃了他的英国人具有的南美灵魂。请注意，他本来是可以逃跑的。打仗的人是可以逃跑的。如果你真关心我，你本应该允许我跟着巴里奥斯一起走。我要拿起一支寄托着何塞先生希望的步枪，带着极大的喜悦站在那些既没有理性也不懂政治的穷苦力和印第安人的队伍里。但在这支最孤单、最没有获胜希望的军队里，我的处境比你让我待在这里要安全一些。当我去打仗时可以撤退，可我在这里招惹蠢人，只能等死。”

他仍然维持着轻松的腔调，就好像没有意识到她就静静地站在旁边。她双手轻轻地交叉握着，扇子从手指缝中垂落着。他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现在就去站到那堵墙前面去。”他用诙谐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即使如此的情绪表达也没有让她看他一眼。她的头仍然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紧盯着阿韦兰诺斯家的房子，看着那残破的壁柱、破旧的屋檐，看着街上的尘土正在覆盖这栋尊严已经衰败的房子。她一动不动，仅是动了动嘴唇，吐出了几个字——

“马丁，你让我想哭。”

他沉默了一会儿，内心里感到震惊，好像被一种令人敬畏的幸福感给压倒了，但他的嘴角上仍然还挂着愚弄人的微笑，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惊异但不敢相信的眼神。那句话的价值，隐含在说话人的性格之中了。虽然这是一句男人和女人最常说的话，但对马丁来说，他绝对想不到安东尼娅能说出这几个字。他的这个印象，完全是他自己在他俩之间数次小交往中形成的。这时，她开始缓慢地以一种僵硬的优雅把身体转向他，可还没有等她转身完毕，他又开口恳请道——

“我妹妹正等着拥抱你。我父亲高兴地想见你。我母亲就不必说了。你我的母亲像姊妹一样亲密。下周有一班邮轮去南方。莫拉加是个傻子！像蒙泰罗这类人肯定收受贿赂。这个国家就是这个风气，有这样的传统——这就是政治。看看《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就知道了。”

“马丁先生，请你不碰我可怜的父亲。他是有信念的……”

“你父亲最让我感到亲切，”他慌忙改口说，“但我爱你，安东尼娅。莫拉加把这件事搞砸了。或许你父亲也办了错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蒙泰罗这人是可以用贿赂的方法搞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想要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捞一把。为什么斯特玛尔塔的笨蛋们不给蒙泰罗在欧洲或其他什么地方找个工作？他会要求预付五个月的工资，然后去巴黎鬼混。这个愚蠢的、凶残的印第安人。”

面对马丁的感情迸发，她却若有所思异常平静地说道：“那个男人陶醉于虚荣。我们掌握了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不仅来自莫拉加，还有来自其他人的信息。此外，他的兄弟是阴谋家。”

“哦，是的！”他说，“你当然知道。你知道一切。你读过所有的信件，所有回信都是你写的——所有的政府文件都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一种对政治纯洁度理论的盲从心态的影响下。每次写文件时，查尔斯·古尔德是不是就在你面前？那个苏拉科之王！想要知道什么叫成就，就看看他和他的矿山就行了。你认为他成功是因为坚守情操吗？当然，那些铁路工人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然而，如果不满足窃贼的要求，你能成功吗？他是一位绅士，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他是怎样贿赂蒙泰罗的吗？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蒙泰罗及其党羽实际上都是靠他来养活的吗？蒙泰罗浑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贿赂——他的靴子、军刀、马刺、高帽子等。”

她微微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她咕哝道。

“他什么都要，难道不是吗？”

此时，她在窗户角深处面对他站着，非常靠近，一动不动。她嘴唇快速上下跳动着。德科德背靠着墙，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低垂着眼帘。他汲取着她的音调，甚至包括声音，看到她的喉咙在激烈运动，就好像她的情感波澜借着她的言语从内心世界逃逸到空气中一样。他有自己的期盼，他期盼能带着她远离这些极为无益的政治宣言和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有时，她会说出一句绝对睿智的话，令他清醒过来，这时他的神魂颠倒会突然转变为一种不自愿的强烈兴趣感。他心想，实际上有些女人几乎接近于天才了。但她们对外部世界不求甚解，仅听凭情绪的支配。他宁愿相信，她们的一些惊人般的深刻评论、一些对人品格的评价、对事件的判断几乎能够达到奇迹的地方。虽然安东尼娅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从她身上看到原先那个严厉年轻女学生的极为生动的形象。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不由自主地低声表示同意；他不时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过了一会儿，他俩开始争论；客厅里的人只能隐约看到他俩在窗帘的背后嘀咕着什么。

屋外天黑了。在房子阴影的深处，闪耀着路灯微弱的灯光，苏拉科的夜晚来临了；城里变得寂静起来，偶尔能听到几辆马车在街上行驶，几匹没有打马掌的马在行走，几只轻便凉鞋的脚步声。古尔德家窗户射出的光芒在阿韦兰诺斯家的墙上投下平行四边形的影子。楼下不时传来脚步声，墙角下闪动着香烟的红色火光；夜晚的空气，好像被伊格罗塔峰的冰雪给冷却了，让他俩的面庞感到清爽。

“我们这些西方人，”马丁·德科德用苏拉科当地人的自我称谓说，“一直都很独特，处于分离状态。只要我们能守住凯塔，什么都打不着我们。我们虽然麻烦很多，但没有军队能逾越这些山峰。中部省份发生革命，我们立即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看我们现在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下！有关巴里奥斯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将会用电报传给美国，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海路抵达斯特玛尔塔。我们有巨大的矿藏、土地非常肥沃、大家族的血缘纯洁、人民勤劳。这个欧洲殖民者的省份应该独立。早期的联邦制对我们来说并不坏。后来出现了统一运动，但遭到亨里克·古尔德的反对。统一导致独裁；从此，科斯塔瓦那其余地区成了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这片欧洲殖民者的土地足够大，能建成一个国家。看看这些山峰！大自然似乎在向我们呼唤，‘快独立吧！’”

她用力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反对。双方陷入一阵沉默。

“哦，是的，我知道这与《五十年的错误统治》这本书中提出的学说不符合。我只不过说说我的想法。但我的想法似乎总是引发你的抗议。我的合理愿望让你吃惊了吗？”

她摇了摇头。她没有吃惊，但他的想法动摇了她原先的判断。她骨子里其实是很爱国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这样你才能维护自己的某些信念。”他预言道。

她没有回答，似乎累了。他俩并排依靠在小阳台的栏杆上，气氛友好，由于政治话题已让他俩厌倦，于是沉默地紧挨着站着，这显然是热情波涛中一段完美的宁静。在通往广场的大道两旁，做小买卖的妇人开始点火做饭，煤炭的火光闪亮起来。路灯下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默不作声，披着有五颜六色反向三角形花边的斗篷，整齐地披在肩上，下垂到膝盖以下。从大街尽头海关大楼那边，缓步走来一名骑手。每当走到路灯下的时候，黑衣骑手的坐骑就会闪耀出微弱的银灰色。

“看那大名鼎鼎的搬运工监工，”德科德轻声地说，“下班了，光彩夺目地回来了。在苏拉科，他是仅次于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的人物。但他人很善良，我要与他交个朋友。”

“确实！”安东尼娅说，“你怎样交朋友？”

“记者应该去感受平民的脉搏，而这个男人是平民的领袖。记者应该去认识不寻常的人——这个人确实有不寻常之处。”

“哦，是的！”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大家都说这个意大利人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骑手从他俩视线下走过，昏暗的路灯照亮了那匹银灰色母马的宽大躯体，照亮了沉重的马镫，照亮了长长的马刺；但那黄昏中黄色的灯光，难以照亮隐藏在墨西哥宽边帽下看不见面孔的黑暗人影的神秘。

德科德和安东尼娅俯在阳台栏杆上，他俩离得很近，胳膊肘都接触上了，两人的头都伸到夜空中去了，明亮的客厅落在他俩的身后。如此亲密交谈极为不合时宜；在科斯塔瓦那，可能也就是安东尼娅能做到，因为她自小没有了母亲，她的父亲只知道教给她知识。即使是德科德本人，他也未必希望此时就能和她如此亲密交谈，他本是希望在革命过去之后，带她去欧洲，远离这无休止的内讧，其愚蠢程度似乎比其无耻程度更加令人难以容忍。蒙泰罗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个蒙泰罗，到处都是无法无天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肤色，来自不同的种族，要么是野蛮未开化的人，要么是无可救药的独裁者。伟大的解放运动领导者玻利瓦尔曾经痛苦地说：“美洲是无法治理的。那些为独立而奋斗的人，仿佛是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大胆地宣称，他不在乎这个国家怎样；他竭力寻找机会告诉他，虽然他为布兰科党办报纸，但并不是个爱国者。首先，对有文化的人来说，爱国毫无意义，因为其狭隘的信念使人厌恶；其次，爱国在这个步履艰难的国家里被玷污了；爱国变成了黑暗的野蛮行径，变成了掩盖伤害、抢劫、偷窃等罪行的外衣。

他对自己说话时的热情感到吃惊。他不想降低声音；他觉得自己的说话声一直都低，仅是在早晨和晚上关闭了百叶窗的寂静的黑屋子里咕哝，这是苏拉科风俗。只有古尔德家的四个窗户都是打开的，散发着挑战的光芒，成为暗淡街道上吸引人的亮点。小阳台上的低声对话在停顿了一小会儿后又重新开始了。

“但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切，”安东尼娅反驳道，“这是我们渴望做的，是我们的目标，是个伟大的理想。你所轻视的那个词还代表着牺牲、勇气、坚守、磨难。我爸爸他……”

“我还轻松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低垂着双目，插了一句话。这时下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你的叔父，我们教区的神父，进门来了，”德科德看了看后说道，“他今天早晨在广场为部队做了弥撒。士兵们用军鼓为他搭建起了一个祭坛，这你知道。士兵把所有涂着颜色的木头块搬到室外。所有木制的神像，像军人站好了队，布置在几级大阶梯的顶上。他们就像神父耀眼的卫兵一样。我是在报社的窗户里看到这一盛大的仪式的。你叔父的表现很惊人，他是考比兰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穿着法衣，背后有一个巨大鲜红天鹅绒十字。在整个仪式期间，我们的大救星巴里奥斯坐在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窗户前喝甜酒。这就是我们的强人巴里奥斯。我以为你叔父会宣布把广场对面窗户里戴着黑眼罩的人逐出教会。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部队出发了。稍后，巴里奥斯和副官们离开俱乐部，军装的扣子都是敞开着的，在人行道上交谈起来。突然你的叔父出现了，脱下了闪亮的衣服，换上一身黑衣服，站在教堂门口，一脸不高兴的神情——你知道，就好像复仇天使一样。他四下看了看，径直向那群穿军装的人走去，把将军拉走了。他和将军在墙荫下走了一刻钟的时间。他的手臂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将军，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用长长的黑色手臂作手势。这是个很奇怪的场景。副官们似乎都惊呆了。你传教士叔父绝对不是个凡人。他恨不信教的程度远不如恨异教徒的程度，而且他喜欢野蛮人的程度要超过喜欢不信教的程度好几倍。有好几次，他放下做神父的架子，优雅地称我是个野蛮人，这你是知道的。”

安东尼娅手扶着栏杆听着，手中的扇子一会儿被轻轻地打开，一会儿又被轻轻地合上；德科德说话时很紧张，不敢停下了，害怕一停她就找借口离开。此时，他俩几乎相当于独处，拥有亲密无间的珍贵感受，胳膊肘微微接触着，德科德的心都被软化了；温柔的爱意不时爬入他讽刺人的咕哝中。

“安东尼娅，你家亲戚所表示出的任何微小的善意，我愿意接受。或许他最终能理解我！但我也认识他，他是考比兰人的神父。由于教堂的财产被没收了，所以对他来说，收回这些教堂的财产代表着政治成就、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只有用这个理由才可能吸引野蛮的印第安人摆脱野蛮，转而为里比热的事业服务！只有这个疯狂的希望有可能成功！为了唤起支持者，他会对任何政府宣战。卡洛斯·古尔德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人，深不可测。或许他除了自己的矿山，其余一概不想；他想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古尔德夫人来说，她想的是自己的学校、医院、孩子的母亲、村落里的老男人。如果你现在转头看看，你会看到她正在引用那个穿方格衬衣的歹毒医生写的报告。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对了，他叫蒙汉姆。她也有可能在听帕皮先生说话，或者是罗曼神父。他们今天都来了——这几个人是她的大臣。不错，她是个有理智的女人，或许卡洛斯先生是个有理智的男人。纯真的英国理智之一就是不要求太多；只关注目前有用的东西。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没有政治理性；我们有政治热情——不是总有，是有时才有。什么是信念？是对个人利益的看法，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没有人光爱国却什么都不图。这个说法对我们也一样有效。但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打算把这个说法放在你身上，安东尼娅！我不幻想成为爱国者。我只幻想成为一个超级爱人。”

他停顿了一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不过，爱能使人走得很远。”

在他俩的背后，那每24小时就在古尔德家客厅里涌起一次的政治浪潮，如今又在人说话的嗡嗡声中越涨越高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客厅：不仅有省政府的高官们，还有铁路工程师们，这些铁路工程师，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粗花呢衣服，在一群面带渴望之情的年轻人中间，那个头发花白的总工程的脸庞上流露出迟钝的、幽默的、放纵的微笑。斯卡夫是西班牙舞的爱好者，早就溜走了，他想到市郊的什么地方找个跳舞的机会。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在把女儿送回了家之后，庄严地走了进来，穿着有条纹的黑色外套，纽扣都系上了，下巴上布满了棕色的胡须。有几个省议会的议员马上围住了议会主席，讨论起叛乱分子蒙泰罗的新宣言。可耻的蒙泰罗在这份宣言里说，由于“民主已经被激怒”了，所以他要求省议会停止开会，直到他用宝剑建立起新和平、人民的意志能获得考虑之后。这实际上就是要解散议会：这是那个邪恶的疯子说过的最厚颜无耻的话。

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周围聚集着一小伙人，他们显得特别义愤填膺。何塞先生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今天，苏拉科做出了反应，出兵进攻叛乱分子的侧翼。如果其他省份的爱国热情能有我们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一半多的话……”

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中爆发出一阵震颤的高昂欢呼声。是的！是的！这是真的！苏拉科永远站在斗争的前线！人群里一阵自负的骚动，那天发生的事非常能激起人的希望，那些来自大草原的骑士想到了自己的牧群、土地、家庭成员的安危。局势危机，命悬一线……不对！蒙泰罗无法成功！他是个罪犯，无耻的印第安人！喧闹了一会儿之后，屋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胡斯特先生那一伙人。此时的胡斯特先生就好像主持省议会一样，态度既庄严又公正。德科德受到噪音的吸引，转过了身子，背靠在栏杆上，用尽全身力气向着屋子里的人大喊道：“蠢驴！”

这出乎意料的叫喊让屋里的噪音平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窗户，期待听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但德科德已经转过了身子，背对着屋里了，再次面向宁静的街道。

“这是我做记者的看家本领；这个辩论办法最高明，”他对安东尼娅说，“我发明了这种辩论办法，遇到大难题，到最后就说这句话。但我不是爱国者。我不比那个搬运工监工更爱国。那个热那亚人为这座港口做了如此伟大的事情——让我们能积极主动地引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工具。你肯定听米切尔船长多次说过，在他找到这个监工之前，他都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卸完一艘船的货。这对发展不好。你已经看见他下班后骑着他那匹著名的马去土造的舞厅与迷惑姑娘们。他是个有福气的家伙！他的工作就是展示个人权威；他的消遣就是记录别人给予他的超乎寻常的奉承。他很喜欢这样。有谁比他更有福气？有别人的敬畏和羡慕是……”

“马丁先生，难道这就是你的最高愿望？”安东尼娅插嘴道。

“我是说他那类人，”德科德简短地回答，“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敬畏和羡慕英雄。除了这些，他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吗？”

德科德感到，在安东尼娅的吸引力面前，自己能说讽刺话的习惯经常自动就瓦解了。她让他生气，就好像她也染着那种难以解释的女性顽固劲，这种顽固劲通常是比较普通的男女之间相好的障碍。但他立即就克服了自己的恼怒。他一点都不相信安东尼娅是个普通女人，无论他多么怀疑自己的结论。他用极具穿透力的温柔语言向她保证，他的愿望不过是获得幸福，这个目标是如此之高，他似乎无法在这个地球上实现。

她脸变红了，虽然别人看不见，但仍然有烫人的感觉，从那呈齿状的雪山中吹来的微风似乎也失去了冷却作用。虽然他的语气充满了热情，足以融化冰冷的心，但他的耳语仍然没有感动安东尼娅。她突然转身要走开，好像要把他的热情拿到身后的房间中存放，那里充满了光亮和喧闹。

在宽敞客厅里的四堵墙内，政治投机的热情高涨，就好像是被一阵充满希望的大风刮起来的一样。人们都很激动，大声争论着，胡斯特先生那扇形的络腮胡须是争论的中心。所有发言都充满了自信。在查尔斯·古尔德身旁有几个欧洲人——有个丹麦人、几个法国人、一个谨慎的肥胖德国人微笑着低垂着沮丧的眼睛，他们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在苏拉科受到了圣托梅矿的有力保护——他们的阿谀奉承中夹杂着大量笑话。他们正在向查尔斯·古尔德献殷勤，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由于革命带来的动荡局势。他们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各种业务都是有希望的。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长着浓密的络腮胡须，一对小黑眼珠子在胡须丛中闪耀着，不断挥舞着棕色的小手和细细的手腕。他此行是为一个欧洲财团去内陆省份跑业务。在乱哄哄的谈话声中，每分钟都能听到他大声尖叫，“矿长先生”。他正在讲述他内陆的所见所闻，而且陶醉其中。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地看着他。

古尔德夫人有个习惯，在会议开到一定的时候，便悄悄地离开大客厅，去旁边的小客厅休息，而且特别喜欢独自去。此时，她已经站了起来，一边等待安东尼娅，一边有礼貌但略带忧虑地听着铁路总工程师说话，这位总工程师向她微微地欠着身子，缓慢地讲着话，一点手势都没有打，但显然很风趣，因为他正幽默地眨着眼睛。安东尼娅在走进客厅去找古尔德夫人前，转头瞥了德科德一眼，不多就一眼。

“为什么你和我要认为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她迅速地说。

“安东尼娅，我要不懈地追求我的愿望。”他咬着牙回答，深深地鞠了一躬，表情有点冷漠。

总工程师还在讲他的有趣故事。他在南美建造铁路时遇到许多有趣的事，他能敏锐地发现其中的荒谬。他不仅列举自己故作聪明的狡诈，还列举了自己的各种无知偏见。他陪着女士们走出客厅，古尔德夫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身上。最后，这三个人走出了走廊的玻璃门，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有一个高大的神职人员对客厅里的噪音感到厌倦，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此人就是考比兰神父，他在走进古尔德家大门时被德科德看见了。在客厅里，他没有与任何人讲过话。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袍，很瘦，凸显出他的身高；他的高大身躯向前倾；在他的脸上，两道漆黑的横眉几乎要连在一起，脸骨突出，给人好斗的感觉，面颊刮得铁青，有白色的伤疤（这证明了不信教的印第安群众是热情洋溢的），这暗示他的神职工作曾经遇到不法行径，说明给匪徒做牧师的工作性质。

他放开原先握在背后骨瘦如柴的手，用颤抖的手指着马丁。

德科德跟着安东尼娅走进客厅，但没有走远，留在了客厅里，背靠着窗帘，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好像一个大人正在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他平静地盯着那只威胁着他的手指。

“我看到你在广场上威风凛凛地给巴里奥斯将军做皈依布道。”他说道，身体纹丝不动。

“真是荒唐得可怜！”考比兰神父深沉的声音在大客厅里回响，引得大家都抬头观望。“那家伙是个酒鬼。先生们，你们的将军，他的上帝是酒瓶子。”

他的这句草率、任性的话，让所有人都紧张地停下了交谈，就好像人群的自信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但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断言。

众所周知，考比兰神父是个勇敢得近乎疯狂的人物，他在没有同情心、没有信仰且嗜血成性的野蛮人中间宣传教会的神圣权力。他的成功被人们用故事传诵，令基督徒不敢相信。他曾经与野蛮部落住在一起，为许多部落做过洗礼。有人说看见他与印第安人一起骑马外出好几天，半裸着，拿着牛皮盾牌，当然手里还拿着长矛——有谁知道其真假？在科迪勒拉山脉的冰雪线附近，他穿着兽皮衣，寻找潜在的信教者。有关这些寻觅教徒的活动，考比兰神父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但他公开表示，斯特玛尔塔的政客比那些他正劝说信教的野蛮人更加心毒、腐败。他为教堂争财产的热情很不明智，损害里比热党的事业。众人皆知，他曾拒绝接受欧洲人居住区大主教的头衔，除非把正义归还给一所遭抢劫的教堂。苏拉科的省长（就是那个在暴乱中被米切尔船长救下的高官）凭直觉推测出，部长大人们之所以派遣这位教父在最寒冷的季节翻越高山去苏拉科，就是想在高寒带冻死他。每年都有赶骡人在冰天雪地中被冻死。难道这个神父冻不死？部长们恐怕还不知道这位神父的厉害。与此同时，百姓中开始谣传，里比热党的改革就是想把土地从百姓手中抢走。一部分土地给建造铁路的外国人；更大的一部分要给神父。

这些就是这位教区大主教热情产生的结果。即使他在广场上给部队做短暂讲演的时候（级别比较高的士兵才能参加），他也禁不住要说起教堂的愤慨，因为他坚信教堂正等着有悔过心的国家给予赔偿。省长被激怒了，但无法将何塞先生的这位表兄投入教会的监牢。这位省长，是一位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欢迎的人物，那天也来古尔德家做客了。他在日落后从政府大楼出来，没带随从人员，路上遇到跟他打招呼的人，无论贵贱，他都有礼节地给予答谢。那天晚上他直接找到了查尔斯·古尔德，轻蔑地说他想把神父驱逐出苏拉科，什么地点都行，比如，可以是沙漠中的某处，也可以是伊莎贝尔岛。“最好找个没有水的地方——卡洛斯先生，你说是不是？”他话中带话，态度介于俏皮与渴望之间。这位不受控制的神父，拒绝去专门供主教的宫殿居住，却偏爱在垃圾成堆、蜘蛛网密布的已经被没收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里睡他的破烂吊床。他甚至还提议给赫尔南德斯那个强盗提供无条件宽恕！这还不够；他似乎还与近几年来最大胆的罪犯保持着联系。苏拉科的警察当然知道这些情况。考比兰神父获得了那个草莽的意大利搬运工监工的帮助，这个人是唯一适合为教父传话的信差。考比兰神父在罗马上过学，能说意大利语。那监工总是晚上去修道院。一名为神父工作的老妇人听到了“赫尔南德斯”这个名字；上个星期六下午，有人看到监工骑马飞奔离开了这座城市，两天后才回来。警察本可以逮捕那个意大利人，但因为害怕搬运工闹事才作罢。如今的苏拉科治理起来很不容易。许多坏蛋都蜂拥而来，因为他们看上了铁路工人的钱包。居民在考比兰神父的煽动下变得很不本分。省长向查尔斯·古尔德说明了目前的状况，由于省里已经没有军队，如果出现骚乱，官方将无能为力。

然后，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生闷气，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是那种很细的烟卷。何塞先生坐在不远的地方，侧着身子，他俩不时交换几句话。当神父走进客厅时，他没有理睬，无论背后的神父说什么，他都不耐烦地耸一耸肩。

考比兰神父相当平静地站了一会儿，虽然他的样子平静，但给人一种要复仇的感觉，他的所有站姿都似乎反映了这点。强烈的信念使他那黑色的身影显露出令人害怕的光芒。然而，当神父看到德科德的时候，眼睛中的凶狠软化了，他缓慢地举起穿着黑衣服的长胳膊，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

“你，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说道，声音柔和、低沉。

神父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指着年轻人的胸脯。德科德很镇定，头靠在窗帘背后的墙上。他把下巴微微翘起，微笑起来。

“很好，”他表情略显冷淡地表示同意，因为他对这类斗嘴习惯了。“那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我的信仰，对不对？为我们的巴里奥斯寻找信仰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

神父简单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失望。“你是什么都不信。”他说。

“我连酒瓶子也不信，”德科德不动神色地加以纠正。“你最信任的那个家伙也什么都不信。我是说搬运工监工。他不喝酒。你对我性格的判断说明你有很好的敏感性。但为什么称我是野蛮人呢？”

“我没有说错，”神父反驳道，“你比他坏十倍。奇迹也无法让你皈依。”

“我根本不信奇迹。”德科德平静地说。考比兰神父耸了耸他那高大、宽厚的肩膀表示怀疑。

“一个不信神的法国人——唯物主义者。”他缓慢地说，好像在非常慎重地挑选词汇。“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事实上，几乎不是人。”德科德喘了口气后评论说，他的头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一个无信仰时代的受害者。”考比兰神父用柔和、低沉的声音说。

“但我做记者还是有点用的。”德科德调整了一下姿态，用一种更加活泼的口吻说。“你对神的热爱是否妨碍了你读我的报纸？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报纸与其他家的一样好。我们的指导方针是不停地骂蒙泰罗畜生，并污蔑其兄弟，就是那位游击队员，骂他是个马屁精和间谍。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在地方事务上，我们要求省政府把赫尔南德斯这帮匪徒招安，让他们加入军队——此人显然受教会保护——至少是受主教保护。这再合理不过了。”

神父点头称是，然后转过身去，他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带着钢鞋扣的方头鞋。他再次在客厅里背着手来回走起来，步履坚定。当转身反方向走的时候，动作很猛，他身上的黑色长袍能微微地膨胀起来。

大客厅渐渐空荡起来。政治首脑们起身走了，其他人猛地站起来表示尊敬。何塞先生也停止了摇晃他的安乐椅。那位和蔼的高官向查尔斯·古尔德挥了挥手表示尊重，小心翼翼地走了。

客厅里比刚才安静多了，但那个柔弱、多毛的法国人仍然在呼唤“矿长先生”，他的叫声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刺耳力。这位财团派来的探路者，此时依然兴致盎然。“值一千万美元的铜矿就在眼前啊，矿长先生。一千万美元啊！还要通一条铁路——要有铁路了！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报告。这真是太好了！”他在尖叫中陶醉了，周围的人都附和地点头称是。查尔斯·古尔德仍然保持着沉着冷静。

只有神父依旧在客厅里踱步，每次转身，他的黑色长袍都猛地鼓起。德科德低声对神父说了一句讽刺的话：“这些绅士在谈他们的上帝。”

这时，围着查尔斯·古尔德的欧洲人开始散去，随着客人的潮水退去，最后这位大银矿的矿主终于显露出瘦高的身材，从头到脚都显露出来了，并搁浅在那块巨大的方地毯上，他那双棕色的皮靴如同站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一样。考比兰神父走近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安乐椅旁边。

“兄弟，”他以兄弟间既亲密又坦率的口气说，就好像是在一场基本上没有意义的仪式之后释放出内心的不耐烦。“回家吧！回家吧！都是空谈。让我们离开这里，思考一下上天给我们的启示。”

神父抬眼看着上方。他此时站在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那位身体脆弱的外交家旁边——他似乎像一个巨人，目光里透射出一股疯狂。作为这位布兰科党的发言人或喉舌，那个从巴黎回来的“德科德家的孩子”，为了安东尼娅甘愿去做记者的德科德，把眼前的一切看得很清楚，这位神父并非一个巨人，他仅是一个顽固地坚持一个理念的神职人员，这才致使女人怕他，男人恨他。马丁·德科德，这位生活中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此刻幻想着自己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一幅生动的绘画作品。在那画面中，一个受到诚挚得几乎达到神圣的理念驱使下的人，可能会陷入极端顽固的状态。“这是疯狂。肯定是疯狂——因为它代表自我毁灭。”德科德经常对自己这样说。在他看来，好像每一个理念，一旦发挥作用，就变成那种当上帝想毁灭谁就给谁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疯狂。但他欣赏着这个例子中的苦涩滋味，就好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内行艺术鉴赏家一样。眼前的这两个男人合作得很好，因为他俩似乎都觉得，凭着一个蛮横的理念，加上极端的怀疑主义精神，就能让一个人在政治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

何塞先生跟着那只多毛的大手离开了。德科德跟在何塞先生的表兄后面。空荡荡的大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吸烟者吐出的蓝色烟雾，烟雾中还留下一个访客。他眼神昏沉，圆圆的脸，下垂的胡须，是个从埃斯梅拉达来此地做牛皮生意的。他是与几个苦力沿着海边的一条路来到苏拉科的。他非常在乎这次行程，主要是为了见一见圣托梅矿的矿长，希望在出口牛皮的业务中获得帮助。既然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所以他希望扩大业务。他重复了好几遍说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他说的西班牙语很蹩脚，速度很快，就好像说绕口令。一个普通人能在这个国家做点小生意，甚至还想扩大业务量——安全地扩大。能行吗？他似乎在乞求查尔斯·古尔德给予肯定的答复，只需要低声表示同意就行，甚至点一点头也行。

他得不到任何回答。他越来越害怕。他停住嘴里的话，左看看，右看看；最后，不情愿地放弃了。然后，他谈起自己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危险。赫尔南德斯这个大胆的盗贼，已经离开了原来神出鬼没的地盘，穿越了苏拉科大草原，大家都认为他就潜伏在了沿海山脉的峡谷中。昨天，在距离苏拉科还有几小时的路程时，这位皮革商人和侍从在路上看到了三个可疑的骑着马的男子。其中有两个人立即骑马消失在左手边那条浅浅的小溪中了。“我们停下了脚步，”那个埃斯梅拉达商人继续说，“我躲进一个小树丛背后。但我的侍从不愿前去看个究竟。我们发现他们中的第三个似乎在等我们过去。不用躲了。我们被发现了。于是我们缓慢地骑马上前，浑身战栗。那人让我们过去——他骑着一匹灰马，帽子压低到眼睛——没有打一句招呼；但我们能听到他骑马跟在我们背后。我们转过身，但没有能吓住他。他骑马快跑过来，用脚尖碰了碰我的脚，向我要一根香烟，然后报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他似乎没有带武器，但他拿火柴时，我看到他腰间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我吓得发抖。卡洛斯先生，他胡须很可怕，他不让我们走，我们不敢动。他抽了几口我给他的香烟，让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说，‘先生，也许让我骑马跟在你们背后比较好。你们现在离苏拉科不远了。愿上帝伴你同行。’我们能说不吗？我们继续走。我们没有抵抗，他可能就是赫尔南德斯本人；我的侍从曾经多次从海上去苏拉科，他向我保证说，此人就是搬运工的监工。那天晚上，我看到此人在广场角落里与一个女孩交谈，是个混血女孩，她站在马镫旁边，手摸着那匹灰马的鬃毛。”

“赫希先生，我向你保证，”查尔斯·古尔德低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危险的。”

“先生，也许是吧，但我是发着抖来的。他是我看到的最可怕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轮船公司的雇员与强盗有来往——先生，他俩相差无几；那个骑马的人就是个强盗——在僻静处，他就跟强盗一样！管我要一支香烟没有什么，但如果他管我要钱包又当如何？”

“不会的，不会的，赫希先生，”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并把视线从那张圆脸上移开，而那圆脸汉子像小孩一样噘着嘴。“如果你遇到的是搬运工监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你肯定很安全。”

“谢谢你。你太好了。那是个样子可怕的人，卡洛斯先生。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向我要烟抽。如果我当时没有香烟，那会怎样？我现在仍然害怕得发抖。他与强盗偷偷摸摸地有何贵干？”

但查尔斯·古尔德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放在了别处，没有再做表示，也没有再说话。古尔德采矿权深不可测，在古尔德的脸上都留下了阴影。沉默是不幸的，因为让人痛苦；但苏拉科之王为维持其沉默寡言的威力已经说了足够多的话。他的沉默与说话结合在一起，展示出语言的真正意义，表达出认同、怀疑、反对——甚至是简单的评论。比如，有时他似乎在说，“请再想一想”；再比如，“请继续”，或点头表示，“我知道了”，用于结束半个小时的耐心听话，其作用与语言是一样的，与他谈话的人必须学会适应，因为他背后是伟大的圣托梅矿，它是物质利益的门面，这个门面是如此的强大，完全不依赖于这个庞大的欧洲殖民省份中任何人的良好意愿——那可是花10倍的贿赂也买不来的善意。但那个埃斯梅拉达来的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焦急地想出口皮革，查尔斯·古尔德的沉默意味着拒绝。现在显然不是小商贩扩大业务的时机。他诅咒整个国家、所有的居民、里比热的党派、蒙泰罗的党派；他的眼眶中开始涌出眼泪，因为他想到有无穷张牛皮将会在梦幻般的大草原上被浪费掉，而大草原上的每一棵棕榈远看就好像大海里的帆船，静止的森林就好像是漂浮在草的波浪上的岛屿。在大草原上会有牛皮腐烂掉，没有人能从中获利——只要哪里有人急着被叫去闹革命，那里肯定就会有牛皮腐烂掉。赫希先生是个讲究实际的商人，他彻底地反对这样的愚蠢。然而，他怀着尊敬和惊恐的心情就要离开宏伟的圣托梅矿了，离开这个矿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古尔德。他止不住地低声说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这句话好像是从他那痛苦的内心中拧出来的。

“这是一件大大的傻事，卡洛斯先生，所有这一切。汉堡的牛皮价格要高涨——很高很高。当然，里比热政府将会破坏这一切——当价格高涨之后。另一方面……”

他叹了口气。

“是的，另一方面。”查尔斯·古尔德高深莫测地重复了一遍。

对面的人耸了耸肩。但他还不想走。他还有一件事想提一提，如果主人允许的话。他说，他在汉堡有几个朋友（他提及了公司的名字）很想做炸药的生意，即为圣托梅矿提供炸药，日后还能为其他矿山提供——这个埃斯梅拉达的小男人很想扩大这个业务。但查尔斯打断了他的话。似乎矿长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

“赫希先生，”他说，“我在山上储备的炸药足够炸毁整座峡谷的”——他又提高了点声音——“如果我愿意，我能把半个苏拉科炸上天。”

查尔斯·古尔德看着那皮革商人被惊呆的圆眼睛微笑了，商人低声急速说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商人起身要走了，因为他在拥有如此多炸药的矿长这里根本找不到生意。他受尽了马背上的煎熬，还落入赫尔南德斯这个强盗的手中，如此这一切都白费了。皮革和炸药生意都没有做成——这位敬业的以色列人看上去垂头丧气。在门口，他向总工程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到楼梯口，他突然停下了脚步，用短粗的手指捂住了嘴，好像想到了什么令他吃惊的念头。

“他存储这么多炸药干吗？”他低声说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情况？”

总工程师站在空荡荡的客厅的门口，看到客厅里原先高昂的政治热情已经荡然无存。他亲密地向客厅的主人点头打招呼，这位客厅的主人如今好像一座灯塔，伫立在一堆如同死鱼一般的家具中间。

“晚安，我要走了。楼下有我的脚踏车。如果铁路工人缺少炸药，如今他们知道去哪里去找了。我们已经挖掘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炸出一条通路。”

“别来向我要，”查尔斯·古尔德用异常平静的口吻说，“我不会给别人一盎司炸药。即使我有个兄弟，而且他是一条世界上最有前途的铁路的总工程师，我也不会给他一盎司。”

“这是什么意思？”总工程师镇定地问，“不友好？”

“不是，”查尔斯·古尔德麻木地说，“这是政策。”

“我认为这太极端了。”总工程师在门口评论道。

“这样说恰当吗？”查尔斯·古尔德站在客厅中央说。

“我想说，你是极端的极端，”总工程师解释道，心情很快乐。

“是的，”查尔斯缓慢地说，“古尔德矿深深地躲藏在这个国家这个省的深处，深深地藏在峡谷里，只有炸药才使之改变位置。把它炸掉是我的选择。我的最后一张牌。”

总工程师低声地吹着口哨。“真是个好计划，”他略加判断后说，“你告诉霍尔罗伊德你握有的这张王牌了吗？”

“这种牌只能在游戏就要结束的那一刻才能丢下去。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