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平军
太平军的勇气和锐气让广西巡抚周天爵很是佩服。1851年，他写信给湖北巡抚，提到了洪秀全及其手下有多么骁勇：
洪秀全者，蛮夷流寇也。悉兵法，始匿兵力，后出中军，再强军，终遣精锐，一败而二胜，系孙膑三驷之法。日前偶得逆贼一军目册，乃知其军制，系袭周之司马制，师有师帅，旅有旅帅。一军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较古制多百人。
洪逆之兵共九军，袭《禹贡》九等说。此书专述第一军，系洪大元帅亲率；九军同制。书已呈内阁。今叛军日众而官军渐怯，洪逆之兵法纪严正，非乌合之众可比；然官军无章可依，知退而不知进，屡教而不改也。
司马制是武王灭商建周后设立的，以12500人为一军，天子有6军，各诸侯国根据大小不同，分别有3军，2军或者1军。5师为1军，2500人为1师，分成5个营，每营500人，5卒为1营，4队为1卒，伍是最基本的单位，5人为1伍。
1853年的文献中，关于太平军有如下记载：
伍长管4卒，两司马管5伍长，25人。旗长阔俱2尺5寸。
卒长管4两司马，104人。旗长阔俱3尺。
旅帅管5卒长，525人。旗长阔俱3尺5寸。
师帅管5旅帅，2625人。旗长阔俱4尺。
军帅管5师帅，13125人。旗长阔俱4尺5寸。
军帅以上还有监军、总制、将军，每一级军官的旗长阔都比下一级军官多半寸；他们再往上是指挥、检点和丞相。据称太平天国陆军共95军，水师9军，工兵、地雷兵等2军，各种工匠6军。官兵、文书和杂役共3085021人。
上文所列军官都是平民，他们之上还有贵族和诸王，有些在军中有职务，有些则只处理政务。东王、西王旗有9尺5寸，3等王以上旗帜都是方的，从4等王、贵族到总制级别的军官，旗帜就是三角形镶边的了。每低一个级别，旗帜就小5寸。官印也是分等级的，东王是6寸长3寸宽的大印，军帅用的则是2寸长1寸宽的印章。
太平军共有分5师，分别为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和中营；每个师有5个旅，分别为前旅、后旅、左旅、右旅和中旅；每个卒从1到5编号；4队分别为东队、西队、南队、北队；5个伍分别由“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伍长带领，每个伍各辖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每个人的称谓都写在一块4寸见方的布上，戴在胸前。军中第一个人的称谓应该是“前营前一东刚强冲锋伍卒”，以此类推，最后一人则应称为“中营中五南威奏捷伍卒”。
周天爵信中提到的这一军最初是在广西平南县组建的，军旗为黄色。军中各师来自不同地区，第1师出自广东桂城，余下的2、3、4、5师分别来自广西平南、桂平、苍梧和武宣。出广西后，他们又在别处招募过几个旅的兵力，其中一个旅就是在太平军抵达湖南道州后才增补的。太平天国文献对其余的8个军都并无记载，但可以肯定，这些军队都是在1852年以后才组建的，而且，书里提到的这一军既然在湖南增补了兵力，说明那个时候就连这支军队也并不完整。根据最近的文献记载，太平军攻陷永安时共有37000兵力，其中有效兵力不过5000多人。后来太平军势头大好，不少人前来投军，于是当初第1军的兵士就变成了后来各军的将领，或是改当了文职官员。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自身能力不够，又是骤然升迁，根本无法胜任新的官职，这也是太平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军军纪森严，若真能一以贯之，倒有可能发展为一支堪比克伦威尔铁军的部队。除了日常需要做到令行禁止、有条不紊，太平军将士还必须学习十诫，早晚礼拜，不得接触烟酒，并且要远离女营；行军时，所有装备、粮食、炊具和油盐等都需要官兵自行携带，身强体健的官兵，只有在一定级别以上才能骑马，并不得强令军中下级或军队以外的其他人为自己服务；任何人不得入乡造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禁止劫掠店铺或官署；不得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
到攻下江宁的时候，太平军应该至少按第1军的军制组建了5个主力部队了，但是其他几个军的官兵不可能像第1军那样训练有素，军队供饷也出现了短缺。
太平军并无统一军服，头巾也各不相同，其组队、运作和行军方式都与美国大不相同；但太平军令行禁止，可见军纪森严。军中枪炮虽多，但少有火绳、毛瑟，武器多为刀剑矛戟，另有少数弓箭。
所有女性被集中到别处居住，通过做工领取工钱，且有专人监管；她们被告知，这只是临时的措施，以防军中产生混乱；如有男性进入女营，立刻处死，即便是父亲和丈夫也不行。[1]
后来组建的军队沿用了同样的军制。至于宗教信仰，他们始终坚持，也许早期的太平军官兵确实受到过这种信仰的鼓舞。军纪也一样严格，擢升提拔都要靠军功。军中一时人才济济。但是火器自始至终都供应不足，不过朝廷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难题。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军中兵士便可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服役6年以上的，一类服役3年，第三类是刚入伍的新兵，人数远在前两者之上。而每一类兵士又可分3等，按其作战骁勇程度，最勇者会被挑选为枪手或骑兵，抬枪手和戟兵次之，长矛步兵最弱。枪手配火绳枪、双管枪、毛瑟枪或小型手枪，骑兵装备相同。抬枪需4人搬运，射击时需用三脚架支撑。长矛即顶端装有尖物的长竹竿，长8尺到18尺不等。军中来自北方的士兵配弓箭，实战经验证明，这种武器比火绳枪更有用。
△太平军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遇有行军打仗之时，则穿号衣。老年士兵可以不穿号衣，虽无官职，也允许穿着短袄。另有“腰牌”制度，凡天国兵士，都在腰带上佩挂一块长方形木牌，上写部队番号及官长姓名，并盖有火印，以此作为出入军营的凭证。
战场上，长矛步兵是打头阵的，戟兵第二，枪手和骑兵在队列最后。
太平天国的文献对女兵和女营都有记载。到了战争后期，女兵几乎已经没有了，不过妇女心甘情愿跟随丈夫行军的例子倒是有。呤唎在书中说，“早些年这些妇女希望能够上战场厮杀，她们并不比现役军官逊色，但后来却被隔离到了单独的营地里，只有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才与男性在一起。”太平军早期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定营归要》第5条中写道：“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行营归要》第5条中也有类似关于“军兵男妇”的规定。1852年4月5日，攻占永安前夕，太平军发布了一份文告，文告命令男女官兵都应提起刀剑，勇斗小鬼。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太平军中是有女性上过战场的。有文献称，运动初期，有“二女匪首九儿及姊三”加入了太平军，她们手下共4000官兵，驻扎地点与太平军其他部队不在一处。攻克江宁之后，女性在战场上的使命显然就结束了，她们被集中到了专门的营地，与自己的男性家人分隔开来。这时男女有了明确的分工——男性还是主要负责打仗，女性则开始做一些更加适合她们的事情，比如缝制衣物、军旗，装配弹药，或赶制其他战场上必需的物品。女营中是否有天京的官员或士兵的家眷，我们并不清楚，但到了后期，营中似乎只有丈夫不在身边的女性，或是尚未出嫁却又无家可归的女子。
太平天国一反中国自古惯例，让女性参军，其原因尚不明了；民国初年女性为国家大业奋斗，最近俄国妇女又参加了世界大战，她们秉承的也许都是同一种精神。女性首领前来投奔太平军，也许就是基于同样的观念。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她们便不能再上战场了，这与最初接受她们参军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又恰好强化了另一个观点：朱九涛最终的目标就是整个国家，他早就预见到，他的胜利不能只依靠战争，因此，在他的引导下，妇孺也加入了成年男子的行列，成了助他实现最终目的的一股力量。
第二节 政治和社会机构
太平军最关心的便是完成军队组建，攻打全国。自从1848年大战“妖魔”开始，一直到1853年攻下江宁，太平天国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都城，其文官政府一直都只是一个雏形。
按洪大全供词中的说法，1850年12月，太平天国至少已经有了两个部，即吏部和户部，分别由两王各自掌管；另外还有一名监军。1851年，各项制度相继建立，太平天国的衙门也开始粗具规模，其官制趋于稳固，其他制度也更加完善。自此，太平天国已不仅仅是一个起义队伍，它已经具备了军队和国家应该拥有的核心机构。
建制过程中，第一步就是确立太平王，即天王的最高领袖地位。4月19日，杨秀清称被上帝附体，正式授意洪秀全为元帅及太平天国主上。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如下：“天父谕众小曰：‘众小认得天父天兄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众小尔认得尔主上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
在此之前，元帅是杨秀清，但那以后，直到长沙之战结束，发号施令的人就变成了洪秀全。他是这场运动的首领，与天德王平起平坐，天德王本人则躲在暗处。不过长沙之战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所有重要告示改由杨秀清发布，或由他与西王萧朝贵一起发布，但实际上那时西王已经阵亡了。
到了1851年11月，太平天国的体制趋于稳固，在两位共同的领袖之外，还封了5王，东王杨秀清为太平军统帅，分管东部；西王萧朝贵为副帅，分管西部；南王冯云山为前卫将军，分管南部；北王韦昌辉为后卫将军，分管北部；翼王石达开则负责辅佐天朝。
这基本就是一个纯军事组织，它的创立者还怀抱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理想。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如有私藏金银者，一经发现，必会重罚。这种体制在天京存续了很久，所以直到最后，天京的军事功能依然要强于民事。所有官兵和因公在外者的家属的开支都由公库拨付。每到安息日，官员必须填好领货单据交给公库，再由公库的管理人员将物品分发到个人。两司马每周可领取100钱，普通士兵50钱。一个25人的小组分发200斤大米，7斤油，7斤盐。购买其他食物也有津贴，但这得看领袖的意愿。此外还有专门的礼拜津贴。
此后太平天国政府的发展并无明确的踪迹可循。到了政府基本建立的时候，官员的名单就有一长串，至少书面表现如此，文官的级别划分与武官类似。不难想象，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官员都效力于天京的衙门，或是诸王各自掌管的机构，不过理论上也有一些官员供职于天京之外，太平军控制这些地区后，是想加以治理的。总体而言，这些衙门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太平天国从来都没有明确划定过自己的疆域，除了通过武力控制的几座城池外，他们从未长期治理过任何地方。
在1856年东王被杀之前，都城天京一直处于他的掌管之下。太平天国的六部是后来仿照北京的衙门建立起来的，另有独立的部门负责邦交。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六部制并非满人创建，而是前朝就已存在。起初五王凌驾于六部之上，但后来这几位王的作用逐渐向枢密院的方向演变，主持军务成了他们的主要职责，六部则交由丞相打理，丞相的地位在诸王之下。
分封那么多王究竟是为何，我们无从知晓，或许为了是仿效周朝，将天子领地周边的土地分封给封建诸侯，也或许是出于别的目的。如果天王的观念中确实存在早期的儒家所主张的分封制，那么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目的就是分散权力。对于这样的体制，天德王并不认同，因为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就算天王真有这样的意图，那么说实话，他的意愿从未实现过，因为直到最后，太平天国的政府基本还是只有军事功能。
五王之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在前往江宁的征途中就阵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有能力对抗杨秀清。这两位王死后，权柄落入杨秀清一人之手，他很快就变得狂妄自大，不近人情，还与北王和翼王结下了不解之仇。他借上帝之名斥责洪秀全，并逼迫洪承认他为圣灵，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他企图篡权夺位的行为还远不止这些，懒于作为的天王终于被激怒了，1856年，他在翼王和北王的协助下除掉了杨秀清。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王总想居天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变得日益残暴，还杀害了翼王的家人。最后江宁城里不堪其压迫的人终于联手把他杀了；但此后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经江西、湖南、广西，抵达云南和四川，最终在那里被朝廷抓获。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时代狮心王（译者注：即英王理查一世）式的人物。
△石达开（1831—1863），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1857年，封“左军主将翼王”，天京事变曾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军民尊为“义王”（本人谦辞不受）。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岁受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获封翼王，三十二岁英勇就义于成都。一生轰轰烈烈，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到了1858年，最初被封王的5人死的死，走的走，于是洪秀全便把自己的两个兄长封了王，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他们。
自行降诏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九年（1859年）之间而来，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一时好乐，重爱其弟，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忿意。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国者陈玉成与我而为首，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帮为运算，凡事不离。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后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封陈玉成之后，见我日有战功，勤劳其事，对我不能……封我为忠王。[2]
先例一打破，便一发不可收拾，有功之臣中怨言四起，天王只得继续封赏，而实际上受封者当中有不少人加入太平天国时间并不长，于是一批老臣自然会要求同样的封赏。在贿赂之风影响下，买官的人越来越多。“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于是天王又只得将诸王分成三六九等，但这样一来，真正有才能的人又被疏远了，局面更加混乱。据说到了太平天国末期，各个等级的王已经封了2700名，实际上这些人就是一批徒有虚名的官员，真正有些本事的人不过三四个。这些人还组成了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军队征讨、防御等国家大事，必须经他们批准。
王爵之下还有其他爵位，其中为世人所知的官爵名称只有13项。封王停止之后，洪秀全在侯爵之下又设立了5爵，其等级实际与侯爵相当，名称都十分古怪，称为“天豫”“天燕”“天福”“天安”“天义”。受封这几等爵位的只有14人，因为当时王号已经泛滥，多封低级别的爵位也没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些头衔也确实不受待见，在清廷眼中也显得荒诞之极。
太平天国从未明确划定疆域，因此六部根本无法实现和平治理。但是太平军所控制的地区必须有官员管理，于是相对有些能力的“老弟兄”就受到了提拔，被派往这些地区。为了方便治理，太平军在天京以外的领地被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12500户人家，再往下的划分方式与军队体系类似，最小的单位为5户，而最主要的单位为两，由25户人家组成，受两司马管辖。两司马上级官员的称谓与军官完全相同。一省之内最高的行政单位为郡，很明显，郡对应的是清政府治下的府；郡以下是州和县，州县再往下就是12500户组成的行政单位了，这样的单位可组成一军，在每个州县都有两到三个；每户人家都要有1人在军中效力。两司马要负责自己辖区内的税收、财政、礼拜和教育事务，还需要监督孩童以及新攻下的区域的成年人学习十诫。每个两都有自己的陶匠、铁匠、木匠、泥瓦匠，可以自给自足。
与军制类似，太平天国也仿效了周朝的行政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天王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按其子民的需求将土地分给他们，而民众则必须在司马的管理之下缴纳赋税、供应粮食和其他物资，每个两负担25名兵士的开支。
虽然这一制度从没有完整地推行过，政治体制也从未取代过军事体制，但负责军队供给的部门却是成立并有效运作起来了。这些部门官员众多，分工细致，每位官员专门负责一类物品的供应，如粮、盐、油、炮、火药、炮弹、硝石、铁和军旗。分管物资供应的官员也是来自哪一行的都有，比如工匠、医师、药师、商贾和伙夫。从这样的官制可以看出，不少文献中称太平天国都城和主要城市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军事型政府，也是确有其事。
洪秀全本来应该是想根据产出将土地划分等级，再根据农户的需要将土地分给他们，并以这种制度为太平天国的纲领，但这一制度究竟有没有实现是值得怀疑的。连年征战，军队补给必须得到保障，农民一旦不愿配合，后果不堪设想。在太平军控制的区域，农村地区人口也需要缴纳赋税，但相比清朝治下的地区，他们的负担要轻得多，另一方面，他们的作物能以公平的价格售出，而不是被强行收走的。除了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破坏庙宇，损毁造像，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太平军尽了一切努力来发展农业和贸易。根据当年的统计，1858年到1862年间，太平天国治下的茶叶出口量有所攀升，丝绸出口维持原状。国内不征收过境税，贸易发展空前自由。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太平天国衙门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宗教。上自天王本人，下至两司马，所有文武官员都必须时时记得向民众宣扬新的信仰，并督促他们学习十诫，参加祷告。关于太平天国的安息日活动，前文已有记述，仪式通常由官员或加入太平军较早的成员主持，他们自己和清廷的文献都表明，这些仪式都是定期举行的。
女性地位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她们曾经入过行伍，但攻取江宁后又被隔离开来。所有女性，无论出身如何，都会被强制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寡妇守节是一种美德，但太平天国却提倡她们改嫁。由于他们的宗教源自《圣经》，而其律法当中对违背道德的行为惩治相当严厉，所以理论上讲，他们推崇的应该是一夫一妻制，但事实并非如此。洪大全曾供述说，天王妻妾成群，而幼天王也在自己的供词中证实了这一点。清军克复江宁后，幼天王供述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的父亲。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2个赖氏所生。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将女性单独隔离的做法显然并不是用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至少权贵们不受限制。不过太平天国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较之清朝，女性所受的压迫没有那么沉重，比如缠足的习俗就被废除了。
天京的衙门成立后，最先推行的举措之一便是确定了科考制度。太平天国的科考仿效古制，其目的也是甄选文武官员。制度确立后确实进行过几次科考，但不考四书五经和清代所有书籍中的内容，而改考《圣经》和太平天国的书。第一次科考，文论题目就是《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诗赋题目为《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