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对世界与人类的关系，此一问题的解决，前文已描述出几个最纯粹的类型，不过仅有少数救赎宗教精纯地发展出这样的类型来，有的话，大多也维持不了多久。大部分的救赎宗教，由于彼此间的互相吸收，更由于有必要顺应其信奉者在伦理上与知性上的要求，已将各种不同的思维形态相互组合，因此，其间的差异，不过是在程度上相近于这个或那个纯粹类型的不同而已。
神的思想与罪的思想那各种不同的伦理色调，以此与追求“救赎”（erlösung）的努力，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而此种努力的内容，按照人们希冀“自何处”被拯救出来以及希望被解救到“何处去”，而带上极为不同的色调。并非任何理性的宗教伦理都必然是救赎伦理。儒教是一种“宗教的”伦理，但丝毫不知所谓救赎的需求。反之，佛教道道地地的是种救赎论，然而并不认知什么神。其他许多宗教所认知的“救赎”，只不过当它是小型信徒集会里所进行的特别行事，通常也不过是种秘仪（geheimkult）。甚至宗教行为，那些被认为是特别“神圣的”宗教行为，并且，许诺其信徒唯有透过此种行为方能得救的种种——最为粗鲁的功利期待，往往取代了任何我们所习惯称之为“救赎”的事物。
向伟大的大地之神——他同时支配着农作收成与冥界——所献上的默剧式乐曲祭典，许诺在仪式上纯净无瑕的谷神信仰的信徒，将拥有无上的富（reichtum），并改善其在彼世的机运，然而这样的应许绝非出自报应的观念，而是纯粹的圣祭虔敬使然。在（中国）经书的财货目录中，富是仅次于长命（寿）的最高珍宝，为人臣者是否能得到它，就看他们是否能正确地执行官方的祭典及恪尽各人本身的宗教义务，因为，（对他们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彼世的期待与报应可言。对琐罗亚斯德而言，除了相当丰盛的彼世应许之外，因他的神所赐之恩宠而来的富，是他与信从于他的人所特别期待的。在佛教看来，受人尊崇的长命与富，是即俗众之美德的报偿，这与印度所有现世性的宗教伦理之教说完全一致。富，也是神赐予虔敬的犹太人的祝福。然而，富——如果以合理且合法的方式追求的话——在禁欲的基督新教诸教派（加尔文派、洗礼派、孟诺派、教友派、改革派的虔敬派及卫理公会派）看来，同时也是恩宠状态之“确证”（bewährung）的一个征兆。
当然，在上述的最后一种情况里，我们发现其中有个观念，亦即，相当断然地拒斥将财富（以及其他任何现世的利得）当作“宗教的目标”。不过，在实际上，达到此种观点的转变过程是曲折漫长的。我们很难将这些宗教的救赎观念与见之于贱民民族——特别是犹太人，不过同样也包括琐罗亚斯德与穆罕默德——宗教里，从压迫与苦难里被解救出来的救赎许诺，严格地加以厘清。对于虔信者而言，这样的许诺可能就是世界的支配与社会的威望，早期伊斯兰教信徒即将此种许诺背在背囊里当作对抗所有不信者之圣战的报偿[1]；或者这种许诺也可以是种特有的宗教信誉，即如以色列人相信这是神所许诺要由他们来承传的。因此，特别是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的神本来就是个拯救者，因为他曾将他们从埃及的奴隶之家拯救出来，将来也必会将他们从聚居地（ghetto）拯救出去。
除了这类经济的、政治的许诺之外，尚有特别是从对恶灵与邪术——被认为是要对大多数的人生灾祸负起责任的因子——的不安中的解放。基督以其圣灵（pneuma）之力打破恶灵的势力且将其信奉者从恶灵的支配之中拯救出来，这在早期的基督教来说，是其最被强调与最具影响力的许诺之一。并且，拿撒勒人耶稣所宣扬的神的王国——已经到来或者近在眼前的——是指一个去除了人的冷酷无情、不安与穷困的地上的至福王国；天堂与地狱之说，是后来才有的。当然，基督再临（parusie）一旦一再延迟，寄望于此世的末世论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对于彼世的期待。于是，所强调的重点变成：现今无缘于此世得见地上至福王国降临的人，将会于死后复活以得此体验。
“彼世的”救赎之特有内容，可以是指：从尘世生命之生理的、心理的或社会的苦难中获得解放；也可以说是：此种生命之毫无意义可言的不安与无常的解放；或者，更可以是意指：人格之无可避免的不完美之解放——无论这种人格的不完美被认为是慢性的沾染状态或是突发性的罪恶倾向，或者，更精神性地说，是因地上物的无知而堕入晦暗昏乱的蒙昧。
本质上，我们所要考察的救赎憧憬（erlösungssehnsucht）——不论其为何种性质——仅限于那些对生命里的实践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者。救赎憧憬的这种对此世积极正面的回转，是透过产生某种“生活态度”（lebensführung）——与某一心中意义或积极目标紧密结合而个殊地由宗教所限定的“生活态度”——最强而有力地展现出来。换言之，此即基于宗教动机而产生实践行动——以其特定的统一价值为取向——的体系化。此种生活能度的目标与意义可以纯然是指向彼世的，或者也可以（至少有部分）是对准此世的。关于这点，各个不同的宗教，在程度上与类型的性质上，皆极为不同，甚至就某一宗教内部而言，其各方的信仰者也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此外，生活态度的宗教性的体系化，如果试图对经济态度有所影响的话，当然，有其艰巨的限制要面对。并且，宗教动机，特别是救赎期望，绝非必然会对生活态度的样式有任何影响，特别是经济方面，虽然，它们可能造成相当可观的影响。
救赎期望会在如下的情况下对生活态度造成最为深远的结果，亦即：当救赎本身已预先在此世投下其身影的一个过程，或者当其为完全内在于此世之中的一个过程。换言之，当救赎本身即为“圣化”（heiligung），或者导致圣化，或者圣化的先决条件。以此，圣化的历程可以是一种缓进的净化过程、也可能是一种心态（gesinnung）的突然转变（悔改［metánoia］），一种“再生”（wiedergeburt）。
此种再生的思想是相当古老的，其古典的发展在巫术的精灵信仰里即可发现。巫术性卡理斯玛的拥有，几乎往往是以再生为其前提；巫术师本身的整个特殊的教育及其特殊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军事英雄的特有教导，无不是以再生和确保拥有巫术力量为取向，其手段则是出之以忘我形式的“恍惚状态”（entrückung）及新“灵魂”的获得——多半是以更改姓名来达成。这类观念的残留痕迹仍可见之于僧侣的献身礼。再生，起初只和职业的巫术师有关，以其巫术的或英雄的卡理斯玛之巫术性为前提，但在最为彻底一贯的“救赎宗教”的诸类型里，再生却成为宗教救赎不可或缺的一种信念特质——是个人必须掌握且在各自的生活态度中加以确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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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伯此处引用的似乎是假借拿破仑之名而来的一句名言：“每个法国士兵的背囊里都携带有陆军元帅的权杖。”——日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