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
我当打包工三十五年，干我这一行不仅要有大学或旧式高中的文化水平，而且还应受过神学院的教育。
在我这一行，螺旋体同圆圈儿相重合，progressusadfuturum同regressusadoriginem相连接，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不幸地有幸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现在我开始梦想让progressusadoriginem同regressusadfuturum相重合。
这是我的一种消遣，正如有些公民晚饭时候看《布拉格晚报》一样。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是给我指点迷津的游吟诗人，他在哈勃雷自己的园子里盖了一座小信号塔，在树丛中架起了小铁轨，同朋友们一块儿修好了一台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机车，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点火，让孩子们坐到三节平板车皮上在花园里兜风，晚上则自己坐在上面兜风，举着大杯喝啤酒。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在信号塔里得了脑溢血。
那些天正是休假时期，他的伙伴们都去了树林或河边度假，炎热的七月天没有人来看望他，舅舅就这么去世了，躺在信号塔的地板上过了半个月，待到一位司机发现他时，他周身已爬满了苍蝇和蛆虫，尸体像融化了的卡孟倍尔干酪似的在漆布地板上淌水。
火葬场的工人们到来后，只取出他衣服里还裹着的那点儿遗骸，后来他们跑来找我。
我干地下室的活儿什么都习惯了，我用一把铁铲，后来用砌墙的小铲一点一点地把他的剩余躯体从漆布上刮下来。
他们给了我一瓶罗姆酒，我默默地、仔细地刮下舅舅遗体的残留部分，最困难的是刮下他的红头发，它们已经粘在漆布上，活像公路上被卡车碾毙的刺猬，我只得拿一把石匠的錾子把头发剔下来。
收拾完之后，我把这些碎渣儿塞在棺材里我舅舅的衣服下面，给他在脑袋上扣了一顶铁路员工的制帽，那是他挂在信号塔里的。
我找来一本康德的著作，翻到那永远使我感动不已的段落……有两样东西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过，我想了一想之后翻到了更为动人的一段，是康德年轻时写下的……夏天的晚上，当满天繁星在抖动的光亮中闪烁，一轮明月高悬时，我便渐渐陷入一种对友情倍加敏感，对世界和永恒不屑一顾的心态之中……我把书翻到这一页放在舅舅的手里。
我打开舅舅的小柜橱，不错，这儿放着他的那些个收藏物，他曾经常常拿出来让我观赏，但当时我并不理解，那是一堆五颜六色的铁片，一只只小盒子装得满满的，舅舅值班时还喜欢把一些铜片、锡片、铁片和其他彩色的金属片放在铁轨上，火车驶过之后，他捡起这些轧成奇形怪状的小碎片，每天晚上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存放，每片都根据它唤起的联想给它起了名儿。
这些盒子很像装着亚洲蝴蝶的标本盒，也像装满果仁巧克力彩色锡纸的空糖果盒。
我一盒盒拿来撒在舅舅的棺材里，把他视为珍宝的小金属片儿撒在他的身上，一盒一盒倒空之后才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盖上棺材。
舅舅躺在棺材里，身上堆满了奖章、纪念章、勋章，像一位赫赫显要，我的舅舅在棺材里那样神气，仿佛是我制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包。
之后，我回到地下室，下楼梯时我不得不手扶着阶梯倒退着下，就跟顺着梯子爬下阁楼似的。
我默默喝光那瓶罗姆酒，是用啤酒送下肚的。
我拿起镐头耙着那堆黏糊糊、湿淋淋、腐烂了的废纸，里面满是窟窿眼儿，犹如瑞士干酪，耗子在洞里做了窝。
我喝一口啤酒，叉起这粘成一团的石棉般的烂纸，把这令人恶心的东西装进机槽。
我捅开耗子的通道，毁了它们的城市，把它们一窝窝送进机槽。
因为我们收购站这两天停业，好让我有时间在清点盘货之前把地下室彻底打扫干净。
每天傍晚我给山一般高的废纸堆淋水时，从没想到在最下面，花朵和书本已结成一块饼，被山一样高的废纸堆压成一个整体，几乎比压力机压成的包还要严实。
的确，干这样的活儿我应该是一位神学家，从上次盘货之后，六个月来我从没碰过这小山的底部，这里废纸已腐烂，犹如沼泽地的植物老根，散发着一股甜味，好似放在罐里被人遗忘了半年之久的一块家制干酪，这湿透了的、压成一个整体的废纸也失去了它们原来的颜色，变成灰白色和浅米色，硬得像块陈面包。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尔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风井，从五层高的烟囱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轻的康德那样，然后拿着空啤酒筒爬上楼梯，踉踉跄跄走出后门去打啤酒，之后又一手举着啤酒筒，另一只手扶着阶梯下梯子似的倒退着下来，回到地下室。
在这里，电灯光下面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康德的《天国论》，一个个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边，今天我开始用上百张浸透了水的凡·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金黄和橘红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这就稍稍缓解了压力机里死耗子、耗子窝和腐烂纸团泛出的那股子臭气。
压板随着我按下的红色或绿色电钮或前或后地运动，在此间隙我喝着啤酒，读康德的《天国论》，读到怎样在寂静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当意识悄然入睡时，不朽的神灵便用无名的语言谈论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物……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动，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风井那儿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后来我回到机器旁，继续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烂纸连同一窝窝裹在棉花似的软絮里的耗子叉进槽里。
谁干我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样，但这份活儿总得有人来干，这是屠杀婴儿的行当，就像勃鲁盖尔画的那样，上个星期我用那幅名画的复制品裹住了打成的每一个包，可是在今天，凡·高的《向日葵》尽管金煌煌的圆盘和盘心光彩夺目，却只是增添我内心的悲剧感。
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
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
上面有通风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脚下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阴沟里激战，二十个包排列得整整齐齐，犹如一辆有二十节车厢的列车，正朝着升降梯驶去，每个包冲我的那面都点燃着一盏向日葵的明灯，压力机的槽里装得满满的，一窝窝耗子安静地被碾毙，恰像被凶残的公猫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没有叫一声。
仁慈的大自然创造了一种恐怖，在这种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毁灭，它比痛苦更为强烈，在真理出现的时刻笼罩着你。
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头一亮，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
我的头上亮着一盏灯，红绿电钮驱动着压板忽前忽后地来回运动，最后，我终于铲到贴地的最下层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借助于膝盖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摊烂纸已成了泥灰土。
我把最后一锹又湿又黏糊的东西抛进机槽，活像一个淘阴沟的在打扫布拉格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水沟。
在最后那个包里，我放进了一本翻开的《天国论》，我用铁丝把包捆紧，按下红色电钮减压后，我用小车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
我在楼梯上坐下来，耷拉在两膝间的双手触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
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几只小耗子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废纸堆。
有一只耗子径直跑到我面前，用后腿蹿跳起来朝我进攻，扑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许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让我受点伤而已。
它使尽全身力气扑过来，咬我的湿脚跟，每次我都轻轻把它拂开，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冲向我的脚跟，最后它累得精疲力竭了，喘息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瞪着我，瞪着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战栗起来，因为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
好像一道闪电，叔本华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最高法则是爱，这爱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华何以那样憎恨巨人黑格尔，令我高兴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不是两军对垒的统帅，否则他们会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两个鼠族那样交战。
今晚我感到疲惫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头顶的层层木板托着两吨重的书，我借着路灯映进来的昏暗亮光，透过木架的缝隙仰望书脊。
当四周都已寂静时，我突然听到了耗子啃啮的声音，我听见它们怎样在我卧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着，好几处书本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儿有个秒针在滴答地走着，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窝，哪里有耗子窝，几个月后哪里便会出现一个耗子聚居点，不出半年就成了一个耗子村，然后按照几何进程一年以后发展为一座小城市。
这些耗子有足够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槅板，于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会太远——我只要嗓门大了点，或者一只手不经心地一动，这两吨重的书便会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
耗子用这个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把它们送进压力机，打进了包里。
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被头上的啃啮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渐渐地，像平时一样，蒙眬中一个茨冈小姑娘银河般地走来了，她是我青年时代的情人，一个文静、淳朴的茨冈小姑娘，她总在小饭馆门前等候我，站在那儿一条腿微微伸在前面，向外撇着，犹如芭蕾舞女演员亮出的一个基本动作。
她是我年轻时的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我久已忘记的小姑娘。
她浑身汗湿，泛着一股油腻的麝香和润发油的气味，每次我抚摩她以后，我的手指上便有新鲜油脂的气味，马鹿的板油味。
她老是穿着同一件衣服，沾满了肉汁和汤水的污渍，背上有白灰和烂木头留下的痕迹，因为她到拆毁房屋的瓦砾堆上去捡木料，背来给我。
我回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个小姑娘的情景，那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小饭馆里出来，走回家去，她跟上了我，始终走在我的后面，我得扭着脖子同她说话。
她一路上牢牢地跟着我，既不落后，也从不超到我的前面去，一味迈着小快步悄没声儿地跟着。
是的，那天我是从霍尔基饭馆出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说好吧，再见啦，我得走了，可是她说，她也去我踏上的那个方向。
我走完卢德米拉街，到了路口我说那就再见啦，我得回家了，可是她说她也去那个方向。
于是我故意绕弯子，一直走到谢尔特伐，我伸出手对她说我得朝下面走了，可是她说她像我一样也去那个方向。
我们又一起走到了下面的永恒堤坝，我说我到家啦，咱们再见了，可她说她像我一样也去那个方向。
我到了家门附近的煤气灯下，我说好吧，再见啦，我到家了，可她说，她也住在这里，于是我开了大门，让她先进去，她却不肯，要我先走进那黑魆魆的过道，因而我走了进去。
这里还有另外三家住户，我顺着台阶走到院子里，来到自己的门前，我开了门，转身说那么再见吧，我已经到家了，可是她对我说，她也到家了，她进了我的屋，同我睡在一张床上，等我一觉醒来，她已不见了，床上她躺的地方还是温热的。
其后，我故意迟到深夜才回家，然而一踩上台阶，我便看见她了，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窗户下面堆着一些白木板和瓦砾场上捡来的锯断的梁木。
我打开门，她像只小猫似的跳起身钻进了屋里。
我们两个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拿着一只大罐子去打啤酒，装了五公升的啤酒拿回来。
这时茨冈小姑娘已在那只铸铁炉子里生了火，火苗呼呼地响着，炉门是敞开的，这间屋子有个很大的烟道，一度曾是带店面的铁匠作坊。
茨冈小姑娘做的晚饭永远是土豆炖马肉香肠，然后她坐在敞开的炉门旁，添木柴，炉火烧得很旺，很热，金色的火光映在她的怀里，投在她冒汗的胳膊、脖颈和不断变幻的侧影上。
我和衣躺着，不时起身喝几口啤酒解渴，然后把酒罐递给她。
她双手捧着那个巨大的罐子，喝的时候，我听见她喉咙活动的声音，听见她轻轻地呻吟，犹如远处的一个酒泵筒。
起初，我见她添木柴，老让炉火燃烧着，我心里想，这只是为了讨我喜欢罢了，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她的天性，火是她的天性，没有火她八成活不了。
就这样，我同这个茨冈小姑娘生活在一起，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
她也不知道我的，不想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两个就这么静静地、不言不语地每天晚上相会。
我从不曾把钥匙给她，她总是等着我，有时我故意晚归，直到过了午夜才回来，想以此考验她，但是我刚开了门，身旁便有一个黑影一闪，我知道这是茨冈小姑娘进了我的屋子。
过了一会儿她擦亮火柴，点着了引火纸，炉子里便开始蹿出火苗，呼呼作响，不停地吞食着木柴，这些木柴都是她弄来的，堆在窗户下面，足够烧个把月。
当我们在灯光下吃晚饭时，我看见她把面包掰碎，吃圣餐似的把面包掰成小块儿，末了把衣襟里的面包渣儿也虔诚地抖落在炉火中。
之后我们仰天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电灯我们已经关掉，天花板上的阴影和幽暗的亮光波纹似的在闪动。
当我起身去取桌上的酒罐时，我仿佛走在满是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鱼缸里，又仿佛月夜行走在暗影摇曳的密林中。
我举杯喝啤酒时，总要转身瞧一下光裸着身体的茨冈小姑娘，她躺在那里望着我，一双眼睛的眼白在闪着光亮，黑暗中我们彼此看到的对方远比日光下更为清楚。
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
我喜欢黄昏时候照镜子，走在街上看橱窗玻璃中映出来自己的身影，我甚至抬手摸摸自己的脸，我看到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嘴角和额头上也都没有皱纹。
随着黄昏的到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人们称之为美的阶段。
炉门敞开着，红旺的炭火在燃烧，光身子的茨冈小姑娘站起来，她走动时，金黄色的火光勾出了她身体的轮廓，形成一圈光环，恰似查理广场那座教堂墙面上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
她在炉中加了几根木柴，走回来，躺在我的身上，脑袋歪到一旁看我的侧影，用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子和嘴巴四周画着。
她几乎从不吻我，我也不吻她，我们用双手说明一切，然后就只是那么躺着，呆望着破炉子里迸出的火星、摇曳的火光，以及炉膛里木柴烧尽时闪现的卷曲的光亮。
我们一无所求，只希望永远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仿佛要说的一切彼此早就说过了，仿佛我们俩一起出生来到人间，从没有分开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那个秋天，我买了一些蓝色包装纸，一轴线，一团细麻绳和一些糨糊，星期天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坐在地上糊风筝。
茨冈小姑娘为我跑去打来啤酒。
我用细线把风筝的骨架绑得很匀称，好让它稳稳地飞上蓝天。
接着，我们俩一起动手做了一条长长的风筝尾巴，茨冈小姑娘在我的指导下把一只只纸鸽系在绳子上，然后我们一同到奥克罗乌赫利克去放风筝。
我把风筝抛向天空，松开风筝绳，随后拉紧，抽了几下，风筝挺立起来，一动不动地在天空稳住了，唯有那条长尾巴随风飘拂，扭成一个s形。
茨冈小姑娘两手紧捂着脸颊，手指上方露出一双睁得大大的惊喜的眼睛……后来我们坐下来，我把风筝绳递给她，让她拽着天空的风筝，不料她大声叫喊起来，说风筝要把她拉到天上去了，说她觉着自己像圣母马利亚一样在升天。
我双手按在她的肩上，说要那样咱们俩就一块儿飞上天去，可是她把风筝绳还给了我。
我们俩坐在那儿，她的头靠在我肩上，后来，我忽然转念想送一封信给风筝，便把绳子交到她手里，让她拉着，可是她又一次惊慌起来，说风筝要把她拉上天去，她就永远见不着我了。
我无奈只得把绕麻绳的小木棍插进地里，我从笔记本中撕下一张纸，扯开一个口子套在麻绳上，当我再次拿起那团麻绳时，茨冈小姑娘却高举双臂叫嚷着去捉那张顺着绳子痉挛的一抽一抽升高的纸片。
天空每刮过一阵风，我手上便有风筝拽紧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手指传遍我的全身，当那纸条升到高处碰着了风筝时，我觉出了它们的接触，我不禁浑身一阵哆嗦，突然间我觉得那风筝就是上帝，我是圣子，那绳子是使人得以同上帝沟通、得以同上帝对话的圣灵。
后来，我们在一起又放了几次风筝，茨冈小姑娘胆壮了一些，她握住风筝绳，像我一样浑身颤抖，因为在一阵阵风的袭击下风筝在颤抖，她把绳子绕在手指上，兴高采烈地叫嚷……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却不见茨冈小姑娘在门口等我，我开了灯，通宵达旦在门外徘徊，可是茨冈小姑娘没有来，第二、第三天也没有来，从此没有再来。
我寻找她，但是永远见不到她了。
一个孩子般的茨冈小姑娘，淳朴得犹如一块未经雕琢的木料，犹如圣灵的气息；一个茨冈小姑娘，除了点炉子生火之外一无所求，那些木柴是她背来的，从瓦砾堆上捡来的沉重梁木和板条，大得像十字架一样，她背在背上运来，她除了做一锅土豆炖马肉香肠，除了给炉火添木柴，秋天放放风筝之外确实别无他求。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被盖世太保带走了，同另外一些茨冈人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从此没有回来，她在马伊达内克或者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中被烧死了。
天道不仁慈，但我那时候还很仁慈。
战争结束后她没有回来，我在院子里把风筝、风筝绳，以及茨冈小姑娘用纸鸽做成的那条长尾巴一块儿烧掉了，这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已经忘记。
战争结束后，在五十年代，我的地下室里还堆满了纳粹的出版物，在我那茨冈小姑娘优美奏鸣曲的光辉下，我狠狠地把成吨成吨的纳粹小册子和宣传品扔进压力机，这些东西全是同一个主题，几十万页的图片，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欢呼着的老人，欢呼着的工人，欢呼着的农民，欢呼着的党卫队队员，欢呼着的士兵。
我狠狠地把开进解放了的但泽市的希特勒和他的卫队们，把开进解放了的华沙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布拉格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维也纳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巴黎的希特勒，把在他私人宅邸的希特勒，把庆丰收的希特勒，把希特勒及其忠实的牧羊狗，把希特勒及前线士兵，把视察大西洋壁垒的希特勒，把去往征服了的东方和西方城市的途中的希特勒，俯身看军事地图的希特勒，把所有这一切统统扔进我的压力机。
我越是把希特勒和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们扔进机槽，我就越是想念我的茨冈小姑娘，她从来没有欢呼过，她一无所求，除了给炉火添木柴，炖一锅土豆马肉香肠，抱着巨大的酒罐子去打啤酒，除了把面包掰成圣餐似的小块儿，然后透过敞开的炉门凝望炉中的火苗和火光，凝望音调悦耳、呼呼作响的炉火，歌唱着的炉火，这歌声是她自幼熟悉的，同她的民族有着神圣的联系。
火，它的光把一切痛苦深埋在下面，脸上却挤出一个悲哀的微笑，反映了茨冈人的幸福观……现在我仰天横躺在床上，一只小耗子从上面跌下来，跌在我的胸脯上，一骨碌滚到地上，钻进床底下去了，也许我在皮包里或外衣口袋里带了几只耗子回来。
庭院里泛出一股厕所的臭气，很快要下雨了，我心里说。
我仰天躺着，四肢瘫软动弹不得，工作和啤酒已使我精疲力竭，我整整干了两天，清出了地下室，使数以百计的小耗子丧了命。
这些温驯的小动物，它们也是一无所求，只是啃点儿书本，在废纸堆里做个窝，繁衍后代，在安逸的洞穴里哺乳幼崽，幼耗子把身体蜷成一个团，恰像我的茨冈小姑娘在寒冷的晚上身体蜷作一团睡在我身旁。
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为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对此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