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在这期间废品收购员扔进我这地下室的珍贵书籍，其数量之多，倘若我有三座谷仓，也能装得满满当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人给我倒下来一筐书，当我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看时，只见书上盖着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图章，第二天又倒下来许多皮面精装书，书边和书名在空中闪着金光。
我连忙奔到上面，看见那儿站着两个年轻人，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在斯特拉谢齐的一座谷仓里，有大批书籍藏在干草堆中，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
我通知了军队的图书管理员，我和他一同到了斯特拉谢齐，在田野里我们找到了不止一座而是三座堆满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的谷仓。
我们又惊又喜地看了一会儿，当即商定由军车前来运走。
军车一辆接一辆，整整花了一周时间才把这些书运到了布拉格，存放在外交部的一排侧屋里，打算等局势稳定以后物归原主。
可是这一安全隐蔽点被人泄露了，消息传了出去，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被宣布为战利品，于是大卡车又把这些烫了金边和金字的皮面精装书运到火车站，装进敞篷车。
那一阵子正值天天下雨，整整一周大雨哗哗地下，当最后一辆卡车拉来的最后一批书装上车，火车启动了，驶进倾盆大雨之中，敞篷车一路滴着金色的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
我站在那里，身体靠在大理石上，被目睹的景象惊呆了，当最后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了时，我脸上的雨水已和泪水一起流淌。
我走出车站，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于是我双腕交叉走到他面前，真诚地央求他给我戴上手铐，戴上利本人叫做“手镯”的铐子，把我送往公安局，因为我犯了罪，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在那里他们不仅嘲笑了我，并且威胁说要把我关进牢房。
几年以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开始习以为常，我把从各个城堡和大宅邸拉来的成套成套的藏书，漂亮的、用牛皮或山羊皮做封面的精装书，装上火车，装得满满的，装到三十车皮时，整辆火车便携带着这些书驶往瑞士、奥地利，一公斤精美的书籍售价一外汇克朗，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也无人为此伤心落泪，连我也不再落泪，我只是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尾，列车把这些精美的书籍运往瑞士、奥地利，每公斤售价一外汇克朗。
那时候我已在内心找到了力量，使我能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
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往西方，一公斤一外汇克朗。
我呆呆地望着，望着远去的车尾铁钩上挂着的红灯，我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站在那里，跟达·芬奇一样，他也曾靠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儿，呆望着法国兵怎样把他的一尊骑士像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一节一节地把马和骑士摧毁。
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经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
那时候，我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便急忙蹬上自行车赶回家去。
由于口渴，我走下地窨子，从地上捧起一罐凉爽可口的酸牛奶贪婪地喝了起来。
突然我看到，就在我眼睛前面，两只眼睛在石罐中的液体表面浮动，可是我太渴了，只顾喝着，那两只眼睛已出现在我的眼睛近旁，近得危险了，犹如黑夜驶出隧道的火车头上的两盏灯。
后来那双眼睛不见了，我的嘴里却含着个什么活东西。
我捉住它的一条腿从嘴里拽出来，原来是一只青蛙，正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
我提着它送到园子里，然后返回地窨子，若无其事地喝完了那罐酸牛奶，像达·芬奇一样。
母亲去世后，我心里在哭泣，但没有掉一滴眼泪。
走出火葬场时，我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烟在升上天空，我的母亲美丽地升天了。
在废纸收购站地下室工作已有十年之久的我，走下火葬场的地下室，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处理书本的人。
我在那儿等候着，焚化结束后，我看到同时焚化的有四具遗体，我母亲的在第三格。
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最后留下的这点儿物质，我看到工作人员怎样把骨头捡出来，用一个手推磨盘磨碎。
我母亲也被放在手推磨里磨碎，然后将她最后剩下的这点儿灰放进了一只金属罐。
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就跟看着装满精美图书驶往瑞士和奥地利的火车渐渐远去一样，一外汇克朗一公斤的图书。
我默默地思索着桑德堡的诗句：人最终留下的不过是够做一匣火柴的那点儿磷和充其量也只够造一枚成年人可以用来上吊的蚂蟥钉的那点儿铁。
一个月后，我签字领回了母亲的骨灰罐，我把它送去给舅舅。
当我捧着它走进舅舅的花园，来到他的信号塔时，舅舅喊叫道：啊，姐姐，你到底回来啦！我把骨灰罐交给他，他托在手里掂了掂，一口断定他的姐姐绝不止这点儿分量，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体重有七十五公斤哩。
他坐下来计算了一阵，把骨灰罐过了秤，说我母亲的骨灰还应多五十克。
他把骨灰罐安顿在小柜子上。
有一年夏天，他挖甘蓝时忽然想起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最喜欢甘蓝，于是他捧来骨灰罐，用罐头刀把它撬开，撒了一些母亲的骨灰在种甘蓝的泥土里，后来长出的甘蓝我们吃了。
那时候，当我开动机器处理那些美丽的图书，当机器哐啷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重力把图书轧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被轧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轧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
粉碎程序之后我开始捆包，我把铁索穿进堆里，用钎子抽紧，捆成一个包，然后按动红色电钮。
轧碎的书本还想挣脱捆绑，但钢铁枷锁坚固异常，我看到一个被捆绑的巨人胸脯绷得紧紧的，再吸一口气锁链就会断裂，但是铁索把那个包牢牢抱住，一切在它们的怀抱里静了下来，恰像在骨灰罐里一样。
我把这驯服了的包推到已打好的其他包旁边，排列整齐，让那些绘画复制品全部面向着我。
这一周我开始使用那上百张的伦勃朗·范·赖恩的复制品，上百张这位老画家的肖像，皱皱巴巴的蘑菇脸，一位被艺术和酗酒驱赶到了永恒之门门边的人，他看到门把手在转动，一个陌生人正从外面推开这最后一扇门。
我也开始有了一张他那样的脸，活像一块做千层饼的生面团，像泥灰剥落、尿水浇透的墙面，我也开始像他那样痴呆地傻笑着，开始从纷繁世事的另一面观看这个世界。
今天，我打的每个包都装饰着伦勃朗·范·赖恩老先生的肖像，我把废纸铲进机槽，放进翻开的书籍，今天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已完全不理会是否铲进了小耗子，一窝窝的小耗子，当我把尚未睁眼的初生幼鼠铲进机槽时，母耗子便会紧追着它们蹿进槽里，守在它们身边，从而同废纸和经典著作共了命运。
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类地下室里耗子的数量多么惊人，也许有二百，也许五百，这些喜欢和睦共处的耗子，出生时眼睛大多是半瞎的，但它们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也靠文字活命，尤其喜欢羊皮面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
因此，在我的地下室，经常是到处有一双双眨巴的眼睛，到处可以听到啃啮书本的声音。
小耗子空闲时像小猫一样淘气，它们沿着槽边和横轴爬上爬下，当绿色电钮按下，机槽的四壁把废纸和耗子一股脑儿挤压碾碎，当槽里耗子的尖叫声渐趋微弱时，地下室里的其他耗子便会骤然变得神情严肃，它们用后腿站立起来竖着耳朵谛听，想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这些耗子都有事后立刻遗忘的特点，它们随即便又玩了起来，接着啃啮图书，越是古老的书，纸味就越香，犹如保存得很好的陈奶酪、窖存多年的老陈酒。
我的生活同耗子已结下不解之缘，每天傍晚我用水龙管浇水，把山一般高的废纸堆上上下下浇得湿透，整个地下室活像在水池子里浸了一下似的，这些耗子因而每天都会浑身淋湿，但是，即便我把水柱劈头盖脸地往它们身上猛浇一阵，它们也始终显得很愉快，甚至期待着这场淋浴哩，浴后便长时间地舔身子，躲在废纸堆中它们的小窝里取暖。
有时候，这些小耗子已使我无可奈何，我去买啤酒，一路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站在售酒柜台旁也像在梦中一样，神思不定地解开外衣扣子摸钱付账，却不料一只耗子从我的外衣里蹿了出来，钻到啤酒泵筒的下面，有时我的裤管里接连跑出两只耗子，吓得女服务员疯了一样，纷纷爬到椅子上，手指塞在耳孔里冲着天花板尖叫，活像一个个都精神错乱了。
我只是微笑着，冷漠地挥挥手走出了店门，脑海里只顾思考着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三十五年了，我打出一个又一个包，我在日历上勾去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直到我们一起退休，我的压力机和我一起退休。
每天傍晚，我把书装在皮包里带回家，我在霍莱肖维采三楼的住所里到处都是书，堆得满满的，贮藏室和杂物间已容纳不下，厨房里也放满了，食品间和厕所也不例外，只剩下通往窗户和炉台的两条狭窄过道，厕所里留下的空间仅够我坐在马桶上，洗脸盆上面一米五的地方已搭起架子和槅板，堆满了书，直顶到天花板，五百公斤的书，我坐下或起立只要稍不注意，稍稍碰一下槅板，半吨重的书就会翻滚下来，砸到我的光屁股。
可是，这里再也塞不进一本书了，我于是在卧室里，在两张并拢的床铺上方架了槅板，犹如搭了个天棚，上面码满了书，直码到天花板。
三十五年来我带回了两吨重的书，当我躺在床上进入睡乡时，两吨重的书犹如两千公斤的梦魇压迫着我。
有时当我在睡梦中翻身，或者两脚乱踢喊出了声时，我便不免惊恐地侧耳谛听，生怕书堆坍塌下来，因为只要我的膝盖稍稍碰一下，或者只要我痛苦地大喊一声，头上的一切便会雪崩似的倒塌，珍贵的书籍便会像丰饶角一样从天上撒落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把我像虱子似的压扁。
有时我不免想，这些书恐怕正在策划一个暗算我的阴谋吧，因为我每天在机器里要碾毙上百只无辜的耗子，我头上的书便准备给我来一个公正的报复，罪有应得嘛。
我仰面躺在书的天幕下，这些书上的文字连接起来足有几公里长。
我有点儿喝醉了，努力不去思索某些事情，极其不愉快的现实。
有时，我们的看林人会浮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他用一只翻过来的衣袖在房梁下面捉到了一只貂，他没有一刀结束它的性命，要那样倒也不错，公平合理嘛，因为它偷吃了小鸡，可是看林人却找来一枚钉子扎进这只貂的脑袋，然后把它放了，让它哀号着一个劲儿地在院子里东扑西撞，直至咽了气。
我又想到，这事发生后过了一年，看林人的儿子开混凝土搅拌机时，一道电流打在他脑袋上，当场送了命。
昨天我躺在这天棚下，忽然没来由想起了那位猎人。
那年我们这里出乎人们意料地来了一只刺猬，小身体蜷成一个球，猎人说开枪打刺猬划不来，于是他削尖一根木棍扎进了刺猬的肚皮，每次他都采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刺猬，直到他得了肝癌卧床不起，在那些刺猬之后现在轮到他了，躺了三个月，缓慢地死去，身体蜷成一个球，肚子里长着肿瘤，心里充满了恐惧，直至咽气……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心惊胆战，我尖起耳朵谛听，听着头上的书本怎样在制订一个复仇计划，这威胁我内心的安宁，我宁可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打瞌睡，头脑里想象的一幕简直把我吓坏了，我想象倒塌的书落到床上，把我压在下面，从头盖到脚，然后压穿地板，乘电梯似的降到二层，再降到一层，最后坠到地下室。
于是我断定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在工作中，从天花板上落下和倾泻到我头上的不仅有书本，而且有酒瓶、墨水瓶、订书器，它们像每晚在我头上摇摇欲坠的书籍一样，可以送了我的命，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会把我砸成重伤。
因此我住所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我自己悬在厕所和卧室天花板下面的达摩克利斯剑，迫使我在家也跟在班上一样，不时拿着酒壶去打啤酒，仿佛要以此来阻挡那美丽的不幸似的。
每周一次我去舅舅家，我要在他的大园子里找块地方，以便将来我和压力机一同退休时，把我的压力机安放在那里。
要说积攒点钱退休时买下那台压力机，这个主意是舅舅想出来的，不是我。
舅舅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年，管理道口的升降杆，后来专门看守信号塔，当了四十年的信号员，他跟我一样，四十年来除了上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让他高兴。
退休后，没有信号塔他无法生活，因此他用存款从边远小站买了一套信号装置，运到自己的园子里，在那儿盖了一间屋，安装上那套设备。
他有几个当过火车司机的伙伴，也都退了休，他们从废品站买下一台小机车，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原是冶炼厂用以拉箕斗和平板车皮的。
他们还从废品站买了小铁轨和三节平板车皮，就这么在那古老的园子里、在树丛中弯弯曲曲铺设了铁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给这台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机车点着火，驾驭它行驶，下午让一帮孩子们乘火车玩，到了傍晚他们几个便喝啤酒、唱歌，醉醺醺地自己坐在车上行驶，或者全体站在火车头上，一眼看去活像一座尼罗河河神雕像，躺卧的裸体美人四周，围着一群小雕像……有时我去看望舅舅，想找块地方将来把我的压力机放在那儿。
一次，天已经黑了，只见机车亮着灯正行驶到老苹果树和梨树之间的弯道上，舅舅坐在信号塔里扳道岔，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像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机车一样开足了马力，这里那里，大铁酒壶在闪光。
我在孩子们和那几位退休工人的叫嚷声和欢呼声中走了过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问我是否想喝一口，他们个个都全身心沉醉到游戏中去了，而他们玩的游戏，其实只是他们终生热爱的工作而已。
我在那里走来走去，活像额头上带着标记的该隐，我悄悄溜出花园，过了一小时又转回来，看看有没有人招呼我，可是没有。
临出门时，我再次回顾，我看见号志灯和小屋的明亮灯光映照出退休老人和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听到机车鸣笛和行驶在歪歪斜斜的椭圆形轨道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响声，仿佛有一只手摇风琴在这儿反复演奏着一支乐曲，一支如此动人的乐曲，让你听过之后一辈子再也不想听其他曲子了。
然而，在大门口，我毕竟看到我的舅舅在瞧着我，尽管离得这样远没有人能瞧得见什么，实际上我方才在树丛中转悠时，他也一直在注意我，此刻他把扳信号灯杠杆的手举了起来，朝我怪模怪样地扭动手指，仿佛只是那么把空气扭弯似的。
我也在黑暗中朝他挥挥手，恰似我们在两辆迎面行驶的火车中彼此挥手打招呼。
回到布拉格郊外时，我买了些小香肠，吃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用不着把小香肠送到嘴边，下巴颏儿一低，小香肠便已碰到了我滚烫的双唇。
我把小香肠放到腰际，低头一看又吃惊地发现小香肠的下端几乎触到了我的鞋子。
我双手拿着这根小香肠仔细看了看，又确实看到这根小香肠是正常的，这么说，近十年来我变矮了，缩小了。
回到家里，我把堆放在厨房通向卧室门边的书籍搬开几百本，在门框上找到了我用墨水笔画的标记，是我上次量身高时画的，还注明了日期。
我拿起一本书，背靠在门框上把书本顶在头上，然后回身在门框上画了一道，一看便知从那次我量身高到现在，八年中我缩小了九厘米。
我举目望望卧床上方堆着的书，断定我的背驼了，我的背上仿佛永远背着由大大小小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