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凯（charles o. hucker）

1556年春夏时节，一个名叫徐海的中国匪首，率领着一伙倭寇在浙江东北一带烧杀抢掠。这伙人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官军多年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这一年，有抱负、有智略的胡宗宪担任总督。1556年，这群倭寇攻城略地，打得官军闻风丧胆，抢夺了大量财物和人口。胡宗宪用智取而不强攻，一边挑拨匪徒的头目自相残杀，一边用金帛和封赏引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消灭。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明史上，这场战役的影响都算不得多么深远，但在当时声名远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1我们可以从这场战役了解到，帝制时期的中国人在面临非常的军事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非常手段。

军事问题的性质

应对军事威胁的传统模式

千百年来，中国人逐渐适应了三种主要的军事威胁：（1）臣民心怀不满，发动叛乱。这种叛乱一旦成了气候，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小股劫掠，或偶尔大举内犯；（3）汉人的居住范围和政治社会组织在华南和西南稳步扩展，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庞大的官僚机器释放着一股令人敬畏的道德至上的气息，朝廷对这种气氛压制内外挑战的功效很有信心。中国人风雅自赏的表象背后，是长城沿线和内地的水陆要冲驻扎的重兵。面对危险，朝廷的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一是军事手段：瓦解有威胁的军事联盟、占领自然缓冲区、炫耀武力震慑敌人；二是政治手段：招抚、威胁、利诱、迷惑、声东击西，以使得自己的安全免受威胁。

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冲突爆发时，官府一般都会考虑两种可能：一是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剿”或“灭”）；二是用间接的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招安”或“招抚”），而辅之以不动声色的武力威胁。实践中，只有当国家的关键利益受到威胁，又不存在招抚的可能，且招抚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时，官员才会考虑使用最后的手段——剿。在解决内部叛乱时，中原王朝更青睐“抚”，而不是“剿”，只有少数穷兵黩武的君主例外。在家庭中和邻里间，中国人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事情“过得去”，力图通过调和妥协让大家都有面子。对“抚”的偏好无疑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前所未见的以日本为基地威胁中国的倭寇

日本是不与中国接壤却威胁中国安全的国家。从12世纪早期开始，日本海贼就开始劫掠朝鲜半岛。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度征讨九州失利，随后日本人将劫掠的范围扩展至中国沿海。明前期诸帝用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降低了日人劫掠的影响，将中日交流纳入朝贡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行为在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然而1548年后，由于日本朝贡使团状况频出，中日正式的朝贡贸易中止了。2朝贡中止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沿海的劫掠就已经重新抬头，而且规模持续扩大，顶峰出现在16世纪50年代（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欧沿海也同样饱受北非海盗的困扰）。

以下因素使得解决倭寇问题十分棘手：

中国海岸线漫长，要在全线保持武备充足，事实上难以办到。3明朝皇帝想建一座“沿海长城”，从朝鲜到安南，用城垣、碉堡、栅栏、瞭望塔、烽火台连成一道防线。此外，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河口、港湾、海岛多不胜数，须编练水师巡弋。明朝水师的舰船比倭寇的船只先进，在面对面的海战中胜算很大。明政府明白，在海上截住倭寇，比等他们登陆之后再追击要好。然而，即使是一支强大的岸防舰队，也没有信心能够保证安全。追击满载赃物的海盗船诚然简单，但是预判这些船的来路并将其击退，则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如何严防死守，中国的沿海地区都极易渗入。

如果想捣毁倭寇巢穴，就必须占领琉球列岛、台湾岛，甚至日本的一部分。明初，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率舰队横越印度洋，那时明朝有可能建立一个海洋帝国。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2—1424）都曾以出兵征讨来威吓日本，4不过他们并没有鲁莽到当真去征讨。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更关注北方的边患，放任中国的海上力量衰落下去。16世纪50年代，没有人认真考虑以攻为守的战略。5当海盗袭扰东南时，朝廷的注意力却灌注在北疆。当时蒙古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再度崛起，成为中国百年来仅见的严重的军事威胁。61550年，俺答汗率军杀入北京近郊。之后直到1570年，北方边境一直警报频传，北方的边防牵制了明朝大量兵力。所以16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地区没有主动出击。

倭寇劫掠沿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关系问题。最初实施劫掠的是日本人，但倭寇并不是日本的政府派出的。16世纪时（当时日本还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日本浪人只占沿海倭寇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人往往是由中国匪徒率领，还受到其他中国匪徒支持。海岛的居民、大陆的流浪者都在铤而走险，寻找发财的机会；葡萄牙人，以及随葡萄牙人而来的马来人也会参与其中。16世纪50年代明朝官府所称的倭寇，其实是一个国际联合体，包括被卷入劫掠的走私者及其大陆上的同谋，甚至包括一些颇有名望的人。这些倭寇很清楚大陆的情形，和各城镇都有密切的联系，明显得到了当地人的协助和引导，和官军的待遇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入侵的“蛮夷”和团结御侮的地方百姓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像镇压现代的游击队一样，想用军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办到的。

受倭寇蹂躏的地区财富丰饶，交通便利，使得问题更加棘手。倭寇重点劫掠的地区，传统上称为江南或者东南，包括今天上海到江苏苏州，以及浙江杭州到宁波一带，在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唐宋以来，杭州和宁波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16世纪早期，宁波还是葡萄牙人在华活动的中心。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特别重视江南。宁波附近的舟山岛是当时英军的主要海军基地，以此为据点，英军攻占了宁波、乍浦（浙江北部邻近江苏的良港），以及拱卫宁波的定海。宁波和上海都属于向近代西方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而上海则迅速成为近代中国最繁忙的口岸和人口最多的城市。

江南是明代倭寇劫掠的天然目标。春秋时节的盛行风使得从日本航行到浙江十分方便。江南又是一片河网纵横的平原，很容易乘船深入，沿岸又有无数条件良好的锚地。早在明代，江南就已经人口繁庶，农产业发达，手工业兴盛，产生了许多豪门巨室和书香门第，至今也是如此。江南还是明朝的粮仓，税粮通过运河从杭州北运京师和边疆。对于16世纪的倭寇来讲，到东南非常容易，又有大量财富可供掠夺。

1555年的东南防务

16世纪40年代，东南地区已经饱受匪徒蹂躏，防御也稳步增强。71547年，朝廷首次向浙江派出了巡抚，掌管浙江全省及福建沿海诸府州军务。1554年，杭州被大掠之后，朝廷又设立新的职位——浙直总督（辖区包括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统领整个东南沿海的抗倭事业。1550年初，许多内陆城镇由于受到掠夺和威胁，历史上首次修筑了城墙。8虽然当时北方边疆也需要内地增援，9但为了补充江南兵力，朝廷还是从遥远的省份调兵前来。1555年，战局不断恶化，朝廷派工部侍郎赵文华（1529年进士）10到东南监军。不久，总督张经（1517年进士）下狱论死，11南直隶巡抚周玧（1532年进士）成为新的总督。12上任甫月余，周玧就同浙江巡抚李天宠（1538年进士）一道被革职，李天宠和张经被处斩。13南京户部尚书杨宜（1523年进士）14，成为当年的第三位总督。胡宗宪当时只是都察院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超擢为浙江巡抚。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杨宜被革职，于是胡宗宪升任总督，浙江巡抚之缺由浙江提学副使阮鹗（1509—1567）继任。15但是在前线待了不到一年的赵文华，信心满满地认定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于是返回京师。

无论怎么看，1555年都是东南倭乱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16浙江的十一府州中，只有三个最偏远的内陆府州——中部的金华府、西部毗邻江西的衢州府、西南毗邻福建的处州府，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受到侵扰。六个沿海府州，从北到南依次是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都惨遭劫掠，处于内陆的两个州——杭州西南的严州和杭州西北的湖州，也未能幸免。处于内陆的嘉兴府崇德县，县城被攻破，损失惨重。南至福建，北至上海、苏州地区，甚至长江三角洲的北岸也受到袭扰。一伙匪徒向西深入，穿过安徽，到达南京郊外，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象征意味都非常重要。

官军面对1555年的劫掠活动并非毫无作为，但是总体上效果并不好，除了极少一些例外。官军最得意的行动要属王江泾大捷。王江泾位于浙江的最北部，一伙倭寇五月从沿海巢穴柘林（位于南直隶的金山卫以北）出发，在王江泾被总督张经设伏歼灭。张经不久就因为督战不力论斩。据记载，此役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人，归功于新到来的永顺、保靖土兵投入战斗，也归功于抗倭宿将卢镗、俞大猷（1503—1579）的指挥。17

图7-1 明嘉靖时期浙江的府城

1555年对苏杭要地的劫掠主要由徐海指挥，不久前在王江泾遭到重创的就是他的主力。徐海原是杭州古刹虎跑寺的僧人，法号“明山”，时人常常用法号称呼他。落草时间不详。落草后，因算卦灵验受到倭寇的尊敬，被奉为“天差平海大将军”。16世纪50年代初，他是倭寇诸头领中名头最响亮的。另外一个倭寇头领王直，号称“倭寇王”，盘踞在九州的五岛列岛。徐海的地盘在九州岛最南端的萨摩藩，他的手下主要来自萨摩和附近的出水、肥前。他在1555年的赫赫战功使他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倭寇首领。18

胡宗宪的难题与策略

1556年初，胡宗宪接过了抗倭的重担。他是江南徽州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19做过两任知县，而后奉调入京，升任监察御史。曾出任北直隶巡按御史，巡按北方边境的宣大地区，之后调任浙江巡按御史，不久就参与到了抗倭的斗争中，并被超擢为总督。

史书上对胡宗宪的评价，大体是有智略、有雄心。他在浙江的任职是由于严嵩的提携，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政治投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因此饱受争议。嘉靖朝政局复杂，宦途险恶。世宗皇帝（1522—1566年在位）即位之初，就因为“大礼议”与满朝文武对抗，后来反复地表现出酷虐不仁、喜怒无常的性格。16世纪50年代他沉迷于炼丹修道，将朝政交给大学士严嵩（1480—1565）20打理。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1542—1562），其子严世蕃（1513—1565）是他的帮手。严世蕃贪腐的恶名早已远扬，那时就被视作阿谀奉承、贪得无厌、私心自用的权奸。无论这个评价是否公允，在当时，如果一个人没有严氏父子的支持，不帮着他们中饱私囊，那他在朝中什么事也办不成。

1555年在浙江督师的赵文华就是严嵩的门生。赵氏为人傲慢贪婪，是抗倭的一大阻碍。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因为对他不够恭顺便遭到革职，但胡宗宪却很得赵文华宠信（事实上很可能是胡宗宪主动巴结），还通过赵氏得到了严嵩的信任，于是一举飞黄腾达。然而，胡宗宪的权位是岌岌可危的。就冲着他和严嵩、赵文华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遭到弹劾。无论军情如何，弹劾的机会都俯拾即是，因为胡宗宪必须压榨自己的下属和百姓，才能给自己的恩公源源不断地“上供”。所以，1556年初徐海率部卷土重来时，胡宗宪面临的问题是多面的。首先，他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落马的前任总督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防止朝中的弹劾给自己招祸，他必须维持严嵩对自己的信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避免军事灾难；为避免军事灾难，鉴于上一年一连串的惨败，他必须非常善用谋略。无论朝廷和百姓多么渴求一战“剿”灭倭寇，事实都反复证明，即使各省军队汇集江南，这一点也是难以办到的。而“抚”，对于朝廷或者倭寇双方，都不一定能够接受。北方边疆的俺答汗受抚就是因为边境贸易正常化，但16世纪50年代的明廷是坚决反对贸易正常化的。所有东南地区寇乱的根源，都是朝廷不肯给外人以常规贸易的机会。如果朝廷政策有变，并且赦免犯禁者，那么倭寇的大头领王直随时可以受抚。而1555年徐海抢掠得盆满钵满，他显然对现状特别满意。即使朝廷开出了招抚条件，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处。1554年年中就有人建议用开放贸易之外的办法招抚,21并且朝廷也尝试批准了，但是招抚的风险仍然极大。

招抚的主要风险有三：（1）抚寇而没有足够的军力可恃，东南地区将可能出现大溃败；（2）招抚容易给胡宗宪落下“纵寇”的口实，这个罪名已经断送好多人的前程；（3）士气已极端低落，招抚可能会使士气瓦解。他们似乎相信，不管上一场战斗如何惨败，下一仗一定大胜。浙江巡抚阮鹗和浙江总兵俞大猷是胡宗宪的直接下级，都极力反对招抚。22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风险，1555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向赵文华进言，倭寇不是单凭军事手段就能消灭的。他派出一个使团前往五岛列岛与王直谈判，借口是侦查倭寇在日本的巢穴，并争取日本官方与中国合作剿倭。这场谈判的结果又是另外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事件了，它的高潮是1557年末王直在宁波自首。23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是， 1556年和徐海的整个较量中，胡宗宪一直在与王直谈判，劝服他帮助自己对付徐海。他一面向王直隐瞒朝廷的真实意图，一面向朝廷隐瞒他对王直的许诺。结果证明，胡宗宪是骗人的好手。

1556年徐海来到江南之前，胡宗宪派出与王直谈判的一名使者已经从五岛列岛返回，还带着几个倭寇首领，包括宁波人毛海峰，他又名王滶，是王直的义子和心腹。另外一名使者留在日本，事实上是留在王直处作为人质。而表面的理由是，日本列国林立，没有统一的政权，胡宗宪要求“日本王”镇压倭寇的信函需要逐个递送，速度自然会变慢。胡宗宪殷勤地款待王滶，努力让王直相信自己的真诚。而朝廷下令王滶亲自参与剿倭，以证明王直的忠心。

1556年初王滶在浙江与胡宗宪接触时，他透露，徐海带着他的萨摩手下要再次劫掠江南，对于王直无法干预此事表现出明显的歉意。二三月间，徐海果然在乍浦一带登陆，剿灭他成为胡宗宪的当务之急，直到八月，胡氏的精力都灌注在这件事上，虽然也不能完全搁置与王直谈判以及对付自己辖境内的其他倭寇的任务。

再谈谈浙西的可用之兵。整个战役展开的地区在传统上称为“浙西”，即杭州和杭州湾以北的地区。当时胡宗宪在这一地区可以依靠三类人。一是地方官吏：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知府及其属吏（嘉兴尤其重要，是主要战场所在）；嘉兴府七属县的知县；省级衙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浙江都指挥使司；都察院派驻浙江的监察御史；浙江巡抚。府县官员有守土之责，所以掌握着一部分武装；监察御史和巡抚对本省军务有监督之责。

图7-2 浙西地区

图7-3 浙西地区的主要卫所

二是浙江都指挥使司掌握着浙江的常备军。24浙西有三个卫（官兵都是世袭），杭州前卫和杭州后卫，治所在杭州城中；海宁卫，治所在浙江东北沿海的海盐县城。理论上讲，每个卫都有五千六百名世袭的士兵和二十九名世袭军官。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卫所缺员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而且各卫士兵是分散部署的。大约同时的史料表明，海盐驻军员额是一千二百四十人，海盐总部下辖人数不固定的卫所，驻守在南部澉浦和北部乍浦的有护墙的堡垒中。杭州卫辖下的一个卫所，驻扎在杭州和乍浦之间的海宁县城中。其他的卫所军队，常规的是七十人一队，分驻沿海的六个巡检司，给养由杭州和嘉兴两府供应。25其他卫所的士兵一定有派出任务，分作小队，驻扎海边星罗棋布的堡垒或哨所。杭州郊区有一个小堡，还有五个堡垒在澉浦周围，两个在海盐附近，十三个在乍浦与浙江东北省境之间。

哨所分布得更加均匀：杭州和海宁之间有六个，海盐和乍浦之间有五个，乍浦和东北省境之间有九个。26守卫内陆城镇的城垣和衙署，也需要卫所派人。假设浙西三卫基本满额，有一万至一万两千兵力，大部分兵力以及临时组织的团练，也是在固定据点守卫，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肯定只占总兵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非常明显是，世袭的卫所军队早已不堪使用，即使是守卫据点，也恕难胜任。要想追击歼灭倭寇，需要组建特殊武装。27

第三类可依靠的人可以称为机动力量，28包括地方官、军官和非正规武装。巡抚和监察御史可以视为这个机动力量的组成部分，而浙江省的常规行政管理层则不属于。更特别的是，一名按察副使被任命为嘉湖兵备道，统辖浙西军务。浙西机动力量的军官——有正式的武官职务但是另有差遣——包括浙江总兵官（浙江的最高前线指挥官），以及副总兵官；驻扎海盐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参将；驻杭州的浙江游击将军。这些军官统率的机动部队，无疑是从各卫所和部队抽调的，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包括了特别招募的当地雇佣兵（募卒），以及外省派来支援浙江的军队。明代的惯常做法，就是将华中或者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军队派出支援外省，但在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争中，这些军队也并不那么可靠。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556年初胡宗宪就任总督时，他的前任总督从四川、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山东、河南借来的军队都已解散且返回原籍了，原因是赵文华向朝廷保证，沿海的倭寇已经得到控制。胡宗宪手下的主力只有三千募卒，不堪作战。他唯一的专门预备队是一千名来自今天湖北容美的土兵，以及游击将军宗礼（1510—1566）从华北地区招募的八百人。29以上估计可能不包括总兵官俞大猷和副总兵官卢镗所部，俞卢二人都是在沿海地区久历战阵的宿将。以上的估计还不包括胡宗宪管辖范围内可以调派的常备军和非常备军，比如现在江苏省境内的部队和杭州湾以南的浙江省军队。在浙西一地，能够立即投入进攻徐海的战斗的机动部队接近一万人。

1556年胡宗宪和徐海的较量

关于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事，史料非常丰富，有当事人自己的记载，也有其他时人的记载。朝廷非常重视倭患，当时官方的编年中收录了很多相关文献。东南是人文渊薮，当时东南的士大夫对倭患有亲身的经历与观察，留下的关于倭患的文字甚至更多，例如著名的文学家归有光（1506—1571）、唐顺之（1506—1560）等都有关于倭患的文章。30不幸的是，对于理解范围如此广泛的众多事件，这些史料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它们对某一事件的时间和结果的记载，常常语焉不详，甚至相互抵牾。后世的中日史学家披览搜辑甚勤，力图书写可信的倭乱大事记，做出可信的分析。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甚至简单的时间问题都没有厘清。

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深入研究1556年讨徐海的战事。原因大概是史料常常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为了在下文的概述中确定这场战役中一些主要事件具体时间，我主要依靠两种当时的史料。第一种是《记剿除徐海本末》，专门记述平徐海之役，作者茅坤（1512—1601）是胡宗宪的幕友；31第二种是《倭变事略》，记载的是1553—1556年浙西抗倭之役，序言作于1558年。32此书范围更广，细节或更翔实，作者是来自海盐的采九德。我相信，将这两种史料与朝廷编纂的《实录》33之类的史料结合起来，就可以大体了解徐海在1556年的活动，以及胡宗宪的应对。胡宗宪的战略一向是后发制人 ，战争第一个阶段以徐海的活动为主。

第一阶段 徐海来寇

概述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在王直的统一指挥下，几支倭寇在东南沿海分数处登陆。据记载，第一支倭寇数千人，登陆江北，掠扬州、镇江二府，威胁大运河的心脏地带；第二支人数相仿，在上海登陆，沿吴淞河内犯；第三支人数也是数千，登陆杭州湾以南，袭扰宁波地区。这三支人马规模较小，官军不久就发现他们是牵制部队，目的是诱开浙西的官军。徐海亲率人马万余，想先下杭州，再北掠湖州、苏州，最终威胁留都南京。徐海的人马首先进犯乍浦，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当地水师，登陆后焚毁自己的海船，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其后乘小船从金山卫附近北犯，到倭寇的巢穴柘林，陈东、叶麻率领的倭寇在柘林与徐海会合。陈、叶的巢穴在萨摩，当时已经蹂躏了上海地区。三四月间，两股倭寇合流，南下围攻乍浦，大概一周后撤围而去。同时，其他两支策应的倭寇分别从柘林、上海进逼嘉善。

图7-4 明军应对乍浦敌军的部署

正当倭寇在乍浦及其以北地区登陆时，胡宗宪刚接任总督，身在杭州的总督衙门。他提醒所有的部下警惕倭寇，并派兵到澉浦至海盐一线支援。嘉兴和湖州的守备刘焘（1538年进士）离开驻地海盐，增援乍浦。浙抚阮鹗将崇德附近的可调之兵统统带走，驰援乍浦。胡宗宪则亲率一支人马到嘉兴居中策应，既可以警戒北面沿吴淞河方向来犯之敌，又可以向东支援乍浦。34

最首要、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北面，倭寇经过嘉善直指嘉兴。胡宗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智取胜于强攻，便用小舟载满毒酒，让两名军士扮作为官军送酒的差役，故意让倭寇前锋发现。倭寇截获这船酒后，停止前进，开怀畅饮。此时，数千名保靖土兵（来自今天的湖南省）刚刚开到，归胡宗宪指挥。他们求战心切，胡宗宪警告他们倭寇诡计多端，土司却没放在心上，结果中了埋伏。胡宗宪收拢残部，也设了一个埋伏，给敌军以重创。敌军匆匆撤往苏州。35

三四月时，刘焘已经身陷乍浦之围，很可能率领军民做了英勇的抵抗。不久，徐海侦知胡宗宪、阮鹗正率部驰援乍浦，很快解围而去。

第二阶段 深入内地

概述 四月初徐海从乍浦撤围后，即率部内犯。他们击败了海宁和海盐官军，在硖石、袁花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四月中旬，徐海经杭州继续深入内陆。四月十八、十九日，掠皂林、乌镇。乌镇地处嘉兴、湖州、苏州三府交界的要冲，1555年，徐海曾以乌镇为巢穴劫掠苏州、嘉兴。倭寇与官军在皂林、崇德之间激战三次，受到重创，徐海受伤。二十三日，徐海所部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倭寇的谍人侦知，官军也已经筋疲力尽，粮饷告罄，附近也没有援军。于是徐海又率军血战一场，杀得官军尸横遍野。

胡宗宪从探子口中得知徐海部向乌镇移动，于是调兵准备在乌镇包围徐海。他下令：（1）苏州方面的官军南下到乌镇以北；（2）湖州方面的军队乘船进至乌镇以西；（3）在嘉兴的河朔兵到乌镇附近构筑防御工事。他亲率募卒和容美土兵，小心翼翼地向乌镇移动。巡抚阮鹗同时从崇德北上，中途正遇游击将军宗礼率领河朔兵从嘉兴西移，于是率河朔军一道行动。

图7-5 向乌镇集结的各路人马

宗礼率领的九百河朔兵在皂林附近遭遇优势兵力的倭寇，连战数日，几乎全军覆没。史臣称赞宗礼“兵兴以来，用寡敌众，血战第一功”。36茅坤记载，第一场遭遇战后阮鹗就逃离了皂林，而采九德记载，阮鹗是在宗礼部覆没之后才赶到的。当时胡宗宪正向乌镇进发，最远不会超过崇德。

从徐海乍浦解围到宗礼皂林覆军的这段时间，东南地区其他各路倭寇非常活跃。一路倭寇沿长江北岸烧杀，掠无为、瓜洲。瓜洲是大运河“过江”的地方。倭寇在上海周边也不断兴风作浪，最终被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和苏松海防佥事董邦政合力击败。杭州、宁波间，倭寇肆意劫掠，七日之内两次洗劫诸暨县城。最南一路倭寇攻略温州府。

第三阶段 桐乡之围

概述 徐海打败宗礼之后，所部损失严重，本人也受了伤。随后他率兵将阮鹗包围在桐乡。因为知道桐乡有诱人的粮草物资，徐海包围桐乡将近一月，动用了楼橹、撞竿、将军筒等各式武器攻城。桐乡城墙为1553年新筑，又有知县金燕（1553年进士）以过人气魄胆识拼死守城，倭寇很快对损失巨大的攻城失去了兴趣，改为围困，同时在周边劫掠。阮鹗利用倭寇的疏忽大意，乘夜逃出城去。倭寇首领之间也相互猜疑。徐海和他的有力盟友陈东势同水火，最终在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双方各自撤围，分道扬镳。

身在崇德的胡宗宪得知宗礼全军覆没，阮鹗被困桐乡的消息后，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据茅坤记载，胡宗宪是这样考虑的：

河朔之兵既败，我兵皆气夺莫敢战，东南之事无复可支矣！贼已困桐乡，假令复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两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国家且奈何！37

为谨慎起见，胡宗宪退回杭州，但是摆出要解桐乡之围的阵势（见下图），命各路人马向桐乡附近集结：一路从嘉兴南下，一路从湖州到乌镇，一路从海盐到王店，一路从崇德到石门。38他还命宗礼的河朔残部在崇德附近集结。他知道，皂林败后，所有部队都士气低落，于是请奏朝廷速派保靖、永顺土兵支援。围城中的阮鹗派人偷偷送信求援，39言辞激烈，颇有责难之辞，胡宗宪不为所动。他决定一边静待援军，一边对徐海使用已然对王直奏效的“抚”的办法。茅坤记下了胡氏的想法：

直与海虽顺逆不同，其势固唇齿也，直既悔悟，海独不可以大义说之乎？不然被贪人也，诱之以利，或可以狙其心。闻桐乡城小而坚，缓之数十日，则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40

于是总督大人开始通过中间人和徐海谈判。

徐海负伤后，又陷入旷日持久的围城，此时胡宗宪的使者又带来消息，王直的义子王滶归降已久，在宁波当人质，保证王直本人正为准备接受招抚（桐乡之围结束之前，王滶还协助官军打败了一支从诸暨撤退的倭寇）。胡宗宪的使者劝告徐海，避免玉石俱焚的唯一办法就是和总督大人合作，徐海则说，他不是一个人，他没办法说服自己的盟友陈东。但是胡宗宪的使者告诉他，胡宗宪已经和陈东达成了协议，这使得徐海非常愤怒，对陈东信任全无。此时，陈东得知官府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拜访徐海，也对徐海疑心大起。徐海最终答应，如果胡宗宪给他足够的财物让他安抚日本部下，并且上奏朝廷赦免自己，那么他就接受招抚。胡宗宪很痛快地同意了这两个条件。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布帛送到桐乡城外徐海的大营。徐海的代表反复表达他们的感激，为表诚意，徐海交还了两百多名俘虏。41撤离桐乡时，他故意告诉守城的军民小心陈东。看到盟友背叛了自己，陈东怒不可遏，又铆足气力攻城一天，随后也撤退了。

图7-6 支援桐乡的各路兵马的部署

得知皂林之败和桐乡之围后，朝廷随即传檄全国，派兵支援东南。五月八日，赵文华再次赴东南督师。十七日，应胡宗宪之请，拨六千保庆、永顺土兵归胡氏调遣。42

第四阶段 退守海滨

概述 五月，倭寇弃围桐乡，满载而归，已经无心再挑起大战。据采九德记载，他们掠来的财货装了上千条船，行至嘉兴府城外时，整个船队迤逦二十里。43这肯定只是徐海的部队，因为陈东和叶麻已经撤往柘林以北的金山，在金山海滨安了营寨。而徐海则经硖石地区撤退，44他的人马分别在王店、袁花、海盐扎营。之后他命令各部在乍浦附近重新集结，陈东、叶麻也率部来会（见下图）。倭寇退向海滨的途中发生了若干小战。有一队很可能是陈东、叶麻所部的倭寇，在途经嘉兴时与官军交战，损失二三十艘船只。徐海在海盐击败了一支海宁卫的官军。45六月初，各路倭寇会于乍浦，首领之间的猜忌愈发强烈，进而互相陷害，到七月底，只有徐海还没有落网。

倭寇从桐乡撤往海滨时，胡宗宪的一些部下力请纵兵截击。胡宗宪认为，官军仍寡不敌众，即使局部的胜利也可能导致全局的溃败，所以坚持继续推行抚绥之策，让倭寇首领鹬蚌相争，主动请降，官府坐收渔利。徐海口头上已经答应受抚，然而行动上并没有兑现。胡宗宪一直派使者不断地造访徐海，许了很多承诺，劝他效法王滶，再做一些实际的事以表忠心。

图7-7 倭寇从桐乡退往乍浦

诸暨劫掠之后，六月以来王滶一直帮助官军围剿舟山岛、里朴湾的倭寇。官府让他帮助围剿徐海时，王滶拒绝了。他说，这件事只有他干爹王直有权决定。46胡宗宪将王滶的立功事迹上奏朝廷，请求重赏。兵部尚书主张给胡宗宪以便宜行事之权：“兵法用间用饵，或招或抚，要在随宜济变，不从中制。”47朝廷准许了这一奏请。于是胡宗宪决定给王滶重赏，并将他送回日本，让他劝说王直亲自来受抚。

胡宗宪向徐海及其同党抛出的诱饵是船只。徐海在年初登陆乍浦时就焚毁了船只。陈东、叶麻上岸更久，也缺乏海船。倭寇们无不抢掠得盆满钵满，都很担心坐困海角，难以携财全身而退。胡宗宪想到了这一层，于是向他们抛出了这个诱人的条件：愿降者开诚接纳，授以武职；愿回日本者供给海船。

正如采九德所说，倭寇绝对不蠢，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最起码受抚的姿态是要做的。六月二日，徐海遣使报知胡宗宪，接受他的条件。48

胡宗宪此时已经料定徐海意志已经动摇，开始向他施压。胡氏派使者告诉徐海，松江一带活动的倭寇已经抢得盆满钵满，现在又要掉头内犯。言下之意是，如果徐海能表现出诚意，解决松江一带的倭寇，那么他不但可以将松江倭寇的资财据为己有，还可以获得一些海船。徐海同意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此举既能尽快获得海船，又能多捞一把。徐海率部西进，截击松江倭寇时，胡宗宪一定想到，如果徐海反水而与松江倭寇合流，南入浙西，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他心头悬着大石，接连数日惴惴不安。而徐海一直遵守着约定。他在紧邻浙江的朱泾大败松江倭寇，而令他沮丧的是，大部分敌军乘船载着财物连夜逃走。总兵官俞大猷正准备伏击松江倭寇，胡宗宪将新情况紧急告知了他。于是，俞大猷趁两伙倭寇激战正酣时，纵火烧掉了徐海的内河小舟。松江倭寇残部撤至海滨，想浮海逃走，被俞氏率领水军全歼。49徐海逃回了乍浦的巢穴，感到胡宗宪兵力极厚，自己仿佛已经跳进了如来佛掌中，于是特意向胡宗宪赠送精美的礼物表示恭顺，还派出弟弟“洪”到胡宗宪处作为人质。50

在此前后，副总兵官卢镗在台州府战胜了刚攻破仙居的倭寇。51一方面，赵文华率领朝廷组织的大军向江南进发，另一方面，浙西一带南北两面的倭寇都遭大败，所以胡宗宪越来越能集中力量对付徐海。他的策略是，怂恿徐海背叛自己的主要盟友陈东、叶麻，把他们交出来。

当时叶麻在袁花掳得一个容貌艳丽的妇人祝氏，纳为侧室，徐海因此与他产生了嫌隙。有些倭寇计划得到海船后返回日本，有些要留在中国，叶麻在一众头领中掠获最多，却不肯在分别之际平分战利品，这也使得徐海颇为恼怒。于是徐海在胡宗宪的敦促下，于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三日两次到嘉兴府，讨论官府调集海船的进展。两次会谈徐海都带上了叶麻，嘉兴知府款待殷勤，解释了海船迟迟难以交付的原因。采九德记载，此时叶麻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中国，很容易就上钩了。第二次嘉兴会谈时，叶麻喝得酩酊大醉，官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捉住了他。52他的百余名随从对此十分气愤，但没有证据证明徐海就是内贼。徐海很快找到理由将他们也绑起来交给了官府。

此时，胡宗宪要求徐海背叛陈东，陈东是比叶麻更狠的角色。桐乡之围以来，徐海和陈东之间就起了猜疑。叶麻被擒，更加深了陈东对徐海的不信任，所以让他上钩并不容易。而且陈东长期担任萨摩藩主的军师，而萨摩藩主又是徐海的庇护人，藩主的弟弟也是倭寇的一员。虽然徐海为了拖住胡宗宪佯装恭顺，但绝不乐见与日本人的关系被破坏，所以他不想公然与陈东翻脸。胡宗宪也体察到了他的难处。徐海有两个最宠爱的侍女，胡宗宪送给她们“簪珥玑翠”之类的首饰玩物，让她们劝徐海尽快动手。胡宗宪还让狱中的叶麻写信给陈东，揭发徐海的叛卖，劝陈东除掉徐海。叶麻当然乐意为之。胡宗宪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徐海的手中，这样一箭双雕。其一，激怒徐海，使他下定决心除掉陈东；其二，让徐海相信胡宗宪是真心站在他的一方保护他，觉得自己欠了胡部堂好大一个人情。

这个当口，七月六日，赵文华到达嘉兴。他带来的军队很快入驻嘉兴至海滨的各个据点。巡抚阮鹗逃出桐乡围城之后，一直在杭州湾以南地区防倭，此时也率军来到嘉兴。朝廷大员联翩而至，徐海被震住了。然而，胡宗宪、赵文华并没有把握以武力直接解决徐海。抚倭的办法拖用久了，胡宗宪一定会遭到弹劾。所以胡氏派人送信给徐海，信件的署名是赵文华：

汝连兵以来，罪不容死，非缚陈东及斩千余级以献，恐无以谢朝廷，若能，吾当同督府诸公疏释之，不然，若且齑粉矣。53

徐海无奈，致送萨摩王弟黄金千余两，借用陈东做自己的书记。于是陈东来到徐海大营，被徐海捉住，交给官府。徐海明白，眼下已经难以安然返回日本了，纵使回去，同陈东交好倭寇首领也必欲除掉自己而后快。

此时，胡宗宪的心理攻势越来越猛，他写给徐海一封私信：

我固欲宽若，赵尚书爷以若罪孽大，何不听我，舣数十艘海上，若且诱之逐海上艘，令俘斩千余级以谢赵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54

据茅坤观察，徐海并不情愿走这一步，但别无办法。55他与驻海盐的兵备副使刘焘商定，官军将船只泊在乍浦港，刘焘在乍浦城中埋伏一支人马。徐海通告各路倭寇，官府的海船已经备好，将他们引到乍浦海边，暗中则约束自己的部众按兵不动。当倭寇争相抢夺船只时，徐海挥动旗帜向城中官军发出信号，官军从城中杀出，将海边乱作一团的倭寇悉数歼灭，登船的倭寇则很快被水师围住。乍浦的倭寇巢穴被端，徐海率部移驻梁庄附近，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出路。56此时已经是七月末了。

第五阶段 投降身死

概述 徐海见自己的诚意经受住了考验，于是要求正式招安。八月初一，徐海率百余人入平湖城，面见诸位朝廷大员。大员们对待他颇为温和有礼，允许他暂住平湖附近的沈家庄。在沈家庄，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想从附近地区的汉人中纠集一批新的人马，但是已经被官兵团团围住。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官军同时从梁庄和乍浦发动进攻，徐海投河而死。

官军在乍浦歼灭大批倭寇之后，徐海移驻梁庄，要求在平湖正式投降，约定的时间是八月初二。督师赵文华、总督胡宗宪、巡抚阮鹗、浙江道监察御史赵孔昭（1544年进士）齐集平湖受降。令大员们不快的是，徐海提前一日到来，令部众列阵平湖城外，要求带甲士一百人入城投降。大员们害怕节外生枝，答应了他的要求，在街道两边盛陈甲兵，以资威慑。他们在平湖县衙接见了徐海。茅坤将这一幕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海与诸酋长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海欲再为款胡公，而未之识，因顾谍，谍目示之，海复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顶，谓之曰：“若苦东南久矣，今既内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为孽。”海复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遗之而出。57

采九德的记载几乎同茅坤一样，只是多了一个细节：巡按赵孔昭怒火难遏，向徐海喝道：“汝害我无数百姓，当伏何罪！”58

此时，赵文华带来的大军、总兵官俞大猷和副总兵官卢镗率领的浙江当地军队，都集中在浙西。但是平湖的四位大人仍然对徐海充满疑惧，“计（徐海）部下尚余千余人，猛鸷难即破”59。另外，六千保靖、永顺兵尚未赶到。大员们请徐海在平湖附近选择便利的地方暂住，等他们将事情上奏朝廷。徐海为寇时，曾经过平湖城外的沈家庄，60印象深刻，于是官府在沈家庄为徐海赁了一所住处。八月八日，徐海入住沈家庄。他曾经说，一旦朝廷裁准了自己招抚的事，他愿买下沈家庄及附近田地三千亩。61胡宗宪又劝说他让陈东余党紧挨着他的部众驻扎，安慰他说：“官兵防东党，尔勿恐。”62

据采九德记载，此时徐海祸未及身。八月十一、十二日，他还招来四周乡民饮宴，诱使二三百壮丁加入自己的队伍。十五日，徐海拒绝了平湖守备官赏月的邀请，多少显得有点大胆。十七日，他斩了胡宗宪的来使。63胡宗宪这边每天派人催促保靖、永顺兵，当徐海给他两百两黄金买酒时，胡宗宪派人在酒中下了毒。64

保靖、永顺兵赶到是二十日。徐海的驻地附近发生了零星冲突。官军还不具备决一死战的士气，所以胡宗宪让陈东写信给自己的余党，警告他们，徐海同官府联合，准备两面夹击歼灭他们。这封信挑起了徐海和陈东两部人马二十五日的冲突，徐海负伤。二十五、二十六日，官军四面合围，沈家庄倭寇尽数歼灭。俞大猷派兵消灭了梁庄的徐海余部。徐海的尸体在一条小溪中被捞起，头颅已经不在了。据云此役消灭了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名倭寇。65

接下来就是肃清残寇。当初徐海让一个叫辛五郎的日本人离开沈家庄返回日本，结果辛五郎被副总兵官卢镗抓获。次年冬，俞大猷平定了南路倭寇的巢穴舟山。

九月十九日，赵文华、胡宗宪平湖大捷的奏报传到了北京，朝廷封赏有差。二十七日，嘉靖帝以东南平倭事祭告郊庙社稷。66囚犯叶麻、陈东、辛五郎等人连同徐海的首级被送往京师，嘉靖亲自过目。67十二月，处决叶麻等人。

结局

1556年平定徐海，并不是明代倭乱的结束，但是东南最坏的局面从此过去。1557年，胡宗宪用同样的计谋消灭了王直。此后倭寇的组织就不似从前严整了，他们经常越过南直隶和浙江，劫掠福建和广东。胡宗宪一直手握东南大权，深得嘉靖倚畀，1557年赵文华倒台、1562年严嵩倒台，都没有影响他的地位。不过他一直被批评贪墨擅权。1562年末，他解职回京受审。嘉靖替他说话，夸他是忠诚能干的官员，让他光荣地致仕了。但对他的攻击没有停歇。虽然皇帝一直同情他，他还是在1565年下狱瘐死了。68

《明史》这样评价胡宗宪：“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69后来的史学家也认为没有必要抓着他短处不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认为胡宗宪不能小视：“其人虽不醇，其才固一世之雄也。”70

结论

胡宗宪平徐海的一段史事，牵扯的学术问题无边无际，例如东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本16世纪的经济文化发展、官员在中国传统政府任供职的情形、嘉靖朝的政治气候，以及传统中国的军事史与军事制度。

本文自然无力解决这么多问题，但是简单谈一下胡宗宪总督权力的性质及其在总督任上的作为，以收结本篇，大概是合适的。罗荣邦教授近期发表的《关于战与和的谋划与决策》（policy-formul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respecting war and peace）一文，很有价值。罗教授指出，明廷的决策，并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711556年的战例正好从地方和下层军事决策方面，为罗教授的研究补充了证据。

最为明显一件事是，胡宗宪这个总督和现代的军阀并不是一回事，他直接听命于朝廷，也要受赵文华这样的代理人节制。另外，虽然事情的这一面没有在之前的叙述中明确提到，他同朝廷的关系非常容易受到干扰，通过越过常规指挥系统的办法——例如，通过朝中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胡的部下和浙江有势力的人物利用。他还要受朋友和熟人建议的困扰，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化作尖锐的批评，传入朝中那些想听到这些话的耳朵中。

同样明显的是，嘉靖很少对胡宗宪处理倭乱提出特别具体的指示。朝廷想要结束倭乱，却不考虑招抚的可能，但是赋予了胡宗宪便宜行事之权。

1556年的战事说明，对于胡宗宪来说，让徐海坚信两点非常重要：一、始终认为胡氏握有重兵；二、某些时候觉得胡氏是自己的朋友。当兵力不足、无法力取时，胡宗宪会毫不犹豫地改用财物收买、交换情报、许愿封官、送船、挑拨离间等手段，而避免硬碰硬地正面决战。而条件允许时，胡宗宪也会给敌人下毒，勾结徐海身边的人对付他，半逼半诱地让徐海做一些不愿做也不利于自己的事，并盛陈甲兵以震慑敌人。当武力对比对胡宗宪有利时，胡宗宪就立刻换上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最后用武力彻底消灭了徐海的势力。

除了最后消灭徐海的行动，胡宗宪的其余各种做法都没有奏请朝廷或禀报赵文华许可，就连胡氏的部下对他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拥护。胡宗宪决策依靠的是随机应变，他会询问下属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由自己做出，并为此背负全责。军事解决最终成为可能，这当然是他所乐见的。然而，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胡宗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招抚一途可行，他同样乐于继续推行自己招抚的策略。

总督胡宗宪的下属也颇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很明显，乍浦和桐乡的官员在城池被围时，全靠自己想办法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巡抚阮鹗不待胡宗宪下令，就径自率军离开崇德，驰援乍浦，72游击将军宗礼在皂林进攻徐海也没有奉胡宗宪的命令，甚至在各路兵马会剿徐海的最后一战中，浙江总兵官俞大猷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据记载，统率保靖兵的酋长不顾总督的警告，在嘉善迎击倭寇大败，酋长十分后悔。73这件事虽不出人意料，但同样说明问题。只要朝廷或者赵文华没有明确地下达相反的指令，胡宗宪就会便宜行事；他的下属也一样，有时当着他的面就自作主张。

有人会说，一线指挥官的独立性，除了说明他们可以免受上级的不当指挥，也说明他们缺乏纪律。须得记得，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对倭寇非常了解；要想成功地对付倭寇，各个指挥层级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权。这在其他情形下就未必适用了。不管本文能够在这一点上说明什么问题，给出如下结论“一线明军的特点就是准独立的指挥单位的集合体”还是太早。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宗宪在达成目的的过程中，并不受道德的束缚，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发自内心。他的任务就是除掉徐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信义、个人和朝廷的声誉，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心中所存的目标只有生存和胜利，显然嘉靖抱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胡宗宪忠诚、有才干，这个想法从未真正动摇过。以上几点对于评价传统中国的军事风格是不无帮助的。

1阅读本文的专业人士都清楚，本文并没有穷尽1556年战役的所有史料，使用的明代总述倭寇问题的史料就更少了。吴玉年编有一份明代讨论倭寇问题的文章目录《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卷六，页231—252（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东京，至文堂，1961年）是最新的相关日本史料的文献目录。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上海，正中书局，1940年），是对历来倭寇活动以及抗击倭寇的文献编年。现代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有：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1934年第6号）；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台湾大学，1966年）；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页375—418，1965年）。彭安多（a. tschepe）的著作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 seit den a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jentschoufu，katholischen misson sud schantung）是一部极其详尽的史事编年，遗憾的是没有注出史料出处。相关的现代西文研究有：y.s. kuno，japanese expansion on the asiatic continent，2 vol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37—1940）；wang yi-tung，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368—1549，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bodo wiethoff，die chinesische seeverbotspol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 mitteilungen de gesellschaft fur naturund volkerkunde ostasiens，vol. 45（hamburg，1963）；benjamin h. hazard，“japanese marauding in medieval korea：the wako impact on late koryo，”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hazar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wako，1223—1263”，in monumenta nipponica，22：260—277（1967）；james millinger， “ chi chi-kuang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 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68。

2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 80.

3关于明代海防的附有大量地图的史料有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和《筹海图编》。《筹海图编》虽然署名胡宗宪，但无疑主要出于郑若曾之手。参看wolfgang franke，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224，以及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卷六，页231—252。

4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pp.10，16—17，48，50.

5关于明代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原因的分析，可参考lo jung-pang：“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5：149—168（1958—1959）。

6见司律思（henry serruys）、房兆楹（fang chao-ying）在《明代名人传》（draft ming biographies [published b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no. 1[1964]）中所写的俺答汗的传记。

7《明史》卷九一，页10a ff（百衲本，上海）中概述了明代海岸防御。关于浙江海岸防御的具体情况，见《筹海图编》卷五，页8a—17。范涞等著《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全八卷，1602年）第二卷记载尤详细；又见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 p.227;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pp. 212—213。

8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1934年第6号，页139—142。

9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明代倭寇考略》，页151 ff。

10见《明史》卷三〇八赵文华本传，页17b—21a。

11见《明史》卷二〇五张经本传，页4a—6a。

12见《明史》卷二〇五周玧本传，页4a—6a。

13见《明史》卷二〇五李天宠本传，页6a—b。

14见《明史》卷二〇五杨宜本传，页7a—b。

15见《明史》卷二〇五阮鹗本传，页13b—14a。

16倭寇在16世纪中期在东南沿海活动大事编年，见《筹海图编》卷八。又见《明代倭寇考略》，页78—81；《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63ff。

17见《明史》卷二一二卢镗和俞大猷本传，页1a—9b，以及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6 [1966]）中bodo wiethoff 为卢镗写的传。关于王江泾之捷，见夏燮：《明通鉴》（第三册，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336—2337；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上海，正中书局，1940年，页58；《筹海图编》卷九，页2a—3b。

18关于徐海的生平，见《明代倭寇考略》，页103—10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万有文库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五五，页54—55。关于王直，见《明代倭寇考略》，页102—103；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页395—405；《倭寇と勘合貿易》，页200 ff；bodo wiethoff， die chinesiche seeverbotspoitik und der private uberseehandel von 1368 bis 1567，pp. 188 ff；傅维鳞：《明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卷一六二，页3213—3217；《王直传》，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年），与《筹海图编》卷九，页24a—29b“擒获王直”条几乎完全相同。

19见《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b。

20见《明史》卷三〇八严嵩本传，页10a—17b，以及k. w. so在draft of ming biographies，no. 9 [1968] 中为严嵩作的传。

21《明通鉴》（第三册，卷六〇），页2327。

22参见《明史》卷二〇五阮鹗本传和卷二一二俞大猷本传；还可参见桐乡之围时阮鹗写给胡宗宪的信，收入采九德：《倭变事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版，卷一五，页69—117）。俞大猷是一位理想的传主，调任浙江前，曾多次招抚西南的少数民族；1555年曾经劝张经不可对倭寇贸然用兵，然而，1557年他却强烈反对用开放贸易的办法招抚王直。

23《王直传》和《明书》卷一六二，页3213—3217尤其详细，还可参考《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13b—14a；ryusaku tsunoda，trans.，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ed. carrington goodwich（south pasadena，p. d. and ione pekins，1951）， pp.128—137。

24关于明代军事机构的性质，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pp. 56—63；romeyn taylor’s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 ed.，c. o. huck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 23—40；and millinger，pp. 14—19。

25关于16世纪50年代浙江的军事组织，见millinger，pp. 26—40；《筹海图编》卷五，页8a—17b，以及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

26《筹海图编》卷五，页11a—17b。

27参见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4号。

28《筹海图编》卷五，页11a—17b。

29茅坤：《记剿除徐海本末》（《茅鹿门先生文集》，明万历刻本，卷三〇，页20a—30b）。关于宗礼，见《明史》卷二〇五，页9b。

30见《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本传，页20b—21b；卷二〇五唐顺之本传，页20b—22b。另见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卷六，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页231—252。

31见《明史》卷二八七茅坤本传，页12b—13a。他的文章以《徐海本末》广为人知，这一文本主要取自《记剿除徐海本末》。其他早期的文本还包括《筹海图编》卷九，页12a—19a；《浙江通志》（胡宗宪主修，前言作于1561年）卷六〇，页21b—25a。这文章已经收入《借月山房汇钞》和《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关于文献上的讨论，见《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页242，以及wolfgang franke’s 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223。

32采九德，也作宋九德或朱九德，他的《倭变事略》据说是根据官方文书写成的。本文所引用的版本是《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版，页69—117，《盐邑志林》《胜朝遗事》和《丛书集成初编》，见《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页235—236；an int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p. 223。

33本文所引的《世宗实录》是1940年影印本。其他史料还有：《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王直传》。

34茅坤记载，胡宗宪亲自率兵屯于运河边靠近嘉兴的塘栖，见《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35《倭变事略》，页98—99。

36《世宗实录》卷四三四，页7a。

3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a。

38《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4a，原文是“自嘉兴入壁斗门”。“斗门”是一常见地名，浙江有多处，难以确定原文所说的哪一处。

39《倭变事略》，页101—102；《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69。

4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2b。

41《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5b。

42《世宗实录》卷四三五，页3a—b；《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3。

43《倭变事略》，页102。

44茅坤记载徐海和陈东是分别从桐乡撤退的，但没有记载撤退的路线。采九德说法一样，但是表述含混。

45《倭变事略》，页10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页54。

46傅维鳞：《明书》卷一六二，页3216；《王直传》，无页码。

4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1a—b；《明通鉴》卷六一，第三册，页2358—2359。

48《倭变事略》，页102。

49《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2b。

50《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a—b。采九德认为，倭寇分为三股，分别由徐海、洪东冈等人、陈东、叶麻等人率领（《倭变事略》，页102—103）。采九德还强调，徐海劝到胡宗宪处做人质的“洪”是洪东冈（《倭变事略》，页105），而不是茅坤所认为的“洪”是徐海的弟弟徐洪。采九德的说法没有别的史料支持，其他史料里也没有出现过“洪东冈”这号人物。

51《世宗实录》卷四三六，页3a。

52《倭变事略》，页104—10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5b。

53《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6b。

54《记剿除徐海本末》卷三〇，页27a。采九德记载，用船只诱歼倭寇是徐海本人的主意（《倭变事略》，页107）。

5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

56《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a；《倭变事略》，页107；《世宗实录》卷四三七，页3b—4a。

57《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7b—28a；又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58《倭变事略》，页107—108。

59《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8a

60难以确定沈家庄（或称“沈庄”）的位置，史料只说沈家庄在平湖县城附近。

61《倭变事略》，页108。

6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页54。

63《倭变事略》，页108—109。

64《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a。

65《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9b；《倭变事略》，页109—1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66《世宗实录》卷四三九，页5b—7a。

67《明史》卷二〇五，页10b。

68见《明史》卷二〇五胡宗宪本传，页8a—14a。

69《明史》卷二〇五，页23a。

70转引自《明代倭寇犯华史略》，页88。

71c. o. 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72.

72《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〇，页20b。

73《倭变事略》，页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