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维柯之前的历史研究不是轻信盲从就是没有批判原则的。《世界编年史》的时代，以及无论多么粗俗的无稽之谈和任意伪造都被当作历史接受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了。由少数几个人文主义者撒下的种子已经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在法兰西的法律学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学派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的编年史学家、碑铭研究家、考古学家、地方志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在17世纪里共同写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关于古代历史起源的文集。正当语文学家们依此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补空白之际，培尔、封特耐尔、圣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许多人却致力于传播一种怀疑主义或者像人们称呼它的那样，传播一种历史皮浪主义（极端的历史怀疑主义），这是唯理智主义哲学带来的后果；这样一来，预示着关于历史的真理和功利之争必以巨大的气势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产生。

后一种趋势是吹毛求疵的而不是批判性的。一般说来，它的目的是瓦解历史，因为历史怀疑论很容易表现出一种适合上流社会和智者需要而提出佯谬的性格，它对研究的进展没有多大贡献，充其量，它也只是成功地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维柯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欣赏传统和权威。从另一方面来看，评说早期的语文学者和文物工作者所作出的严肃努力的失败也是唯一适当的事情。他们重新整理证据，揭露明摆着的虚假，重构统治者和行政官员的花名册，整理编年史，否认某些传奇；然而，不知是由于纯学者和语文学家的思想倾向还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他们既没有对古代历史和原始历史的感觉，也没有传达一种对古代和原始历史的感觉。他们在细节问题上强盛有力，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软弱无力。比如说，在书写不为人知和没有普及的时代，民谣文化是传承历史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卓越的天才领悟到民谣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一震惊激励他从头到脚重铸自己的直觉和原始生活观念，维柯就是这样的人，他几乎在闪念之间领悟到了确定性的哲学形式以及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两个阶段，在实际的历史中，与之对应的是晦暗不明阶段与传奇阶段。

维柯从一种怀疑论出发，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这种怀疑论与学者和民族的偏见有关，这些偏见一般涉及古代的事实和性格。在与这些偏见斗争的过程中，维柯拟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或“格言”，这些格言显然是受到了培根的假相的启发，他们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提出了类比的假相，维柯的研究首先是防止“宏大的意见”，这种宏论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仍一直被坚持。关注最遥远和鲜为人知的古代，一个天真的幻想，维柯把这种幻想的起源追溯到这一事实：当人类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时，他就把自己提升为宇宙的准则。这是维柯与培根最相类似之处，准确地说，因为这种观点与种族假相的类别一样，在种族假相中思想依据拟人的类比而不是依据宇宙本身而使自身成为事物的准则，种族假相是建立在同样意见基础上的评论。“以讹传讹”，塔西佗的“不为人知之事皆为伟大之事”皆属同类。从此以后，一种解释古代风俗的习惯出现了，人们解释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以期从中发现它们与现代文明生活的风俗习惯有什么相似之处或优于现代的地方。因此，西塞罗尊崇早期罗马人的人道主义，他们在战争中呼敌方为“客人”。他们没有认识到，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那些客人是hostes（外邦人，民族的敌人），是异己者，是敌人。同样，塞涅卡通过证明主人有善待奴隶的责任这一方式回忆道，“在古代社会里，主人被称为家族之父”，好像父权家族不可以有这种本质的转变，他们不仅要善待奴隶和仆佣而且要善待自己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一视同仁。格劳秀斯为了展示古日耳曼人举止优雅，他在这种偏见的指引之下搜集了大量的野蛮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杀人者只被处以几个便士的罚金；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正是贫穷粗俗的奴隶之血不值钱的证据，准确地说，贫穷粗俗的奴隶是被这些法律提及的“弱者”。

其次，维柯警告我们不要依赖“民族的自负”，就像狄奥多罗斯·西库勒斯所观察的那样，希腊人或野蛮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埃及人，还有中国人都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人性，发现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从世界开端至今的记忆。他们中的每一个已有几千年没有相互来往了，交流本来可以使他们共享各自的观念。一个睡在小屋中的人与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样，黑暗使他误入歧途，他甚至认为这间小屋大得出奇以至于无法亲手触到它。维柯接受了这些梦幻者对某些知识的吹嘘，他发现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个民族的各种记忆中作出选择，因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来声称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维柯把“学者的自负”与“民族的自负”相提并论。学者们渴望自己的知识和世界一样古老，因此，他们热衷于在古人中想象出一种不可接近的神秘智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将这些神秘智慧和他们所传授的观点调和在一起，他们用古人装束乔装打扮目的是增强自己观点的可接受性。这种错误不仅柏拉图犯过，尤其是在《克拉底鲁》篇的研究中，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概莫能外，维柯本人也陷入其中，因此，他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设身处地地研究它，当他写作《论原始智慧》时，他自信已经在拉丁文的词源中找到了意大利人形而上学的证据，确切地说，意大利人的形而上学与他自己的真理与创造物相互转换的学说一致，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致。

从这三种偏见，尤其是从“学者的自负”产生出了第四种偏见，在这儿，我们称之为“根源偏见”或“文化海峡”，富有嘲讽意味的是，维柯称之为“各民族的学究序列”理论。举例来说，根据这一理论，索罗斯特为迦勒底人教导了伯罗苏斯，伯罗苏斯接着也为埃及人教导了伟大的交通神麦库里斯，麦库里斯教导了埃及人的法典制定者阿特拉斯；阿特拉斯·俄耳浦斯教导了色雷斯的传教士；最后，俄耳浦斯在希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经历了这些漫长旅程之后，的确很容易达到那些几乎没有摆脱奴役状态，栖居于高山之巅，隐身于几乎不可通达之所甚至不被邻人所知的原始诸民族！这些漫长旅程承担着把已发现之物传播开来的使命，任何民族都能为自己创造这种发现。当诸民族通过战争和谈判互相认识的时候，如果他们意气相投，那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探求真理的动机，都源自于相同的人类需要。我们有必要像这些法律的对比者或探源者一样，为了解释在巴勒斯坦、雅典和罗马人们为什么公认有权在夜间杀死小偷，去假设雅典人的法律和摩西律法曾经影响过罗马人的法律吗？毕达哥拉斯有必要跋山涉水到像印度一样远的地方传播灵魂转世学说吗？

仍然有人持有这样的偏见，他们认为古代历史学家所传递的原始时代的信息是最准确的，其实不然，他们对最初历史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寥寥无几，甚至还不如我们。至于希腊史，维柯发现，更确切地说是他设想，他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个证明：直到上一世代为止，希腊历史学家对他们自己时代的一切一无所知，维柯还发现希腊历史学家只是在色诺芬时代才开始有关于波斯人的准确信息。罗马历史学家通常以罗马的建立为历史之开端；但是，罗马的起源一定不是世界的开始。罗马是一座建立在拉丁姆区大量的卑微而更古老的民众之中的新城市。甚至罗马的李维也拒不保证布匿战争之前的早期数世纪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虽然他能精确地描述布匿战争。李维甚至坦率地供认他根本就不知道汉尼拔怎样完成了他那伟大的、值得纪念的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长征，是经过考提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还是经过彭恩山口。这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准确传递的信息！

由于这些和类似的可疑原则，整个希腊历史上至希罗多德和罗马时代下迄第二次布匿战争，对维柯来说，好像都不可信，都是无人认领的疆域，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片凭先占权就可进入并拥有它的土地。维柯用那些直接从我们已经列举过的消极原则产生的积极原则武装自己，之后，他进入了这一片领地。即使维柯否认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描述的事实有时间距离的历史学家的可信性，即使他的民族自豪感大打折扣，即使他让幻觉和冒充的知识分子昭然若揭，他依然不会满足于这部破坏性的著作。他废除了过时的不值得信赖的方法，专心致志于提供一个新的、品质优良、坚韧无比的方法。他致力于提供一个方法体系，有了它就能够获取新的历史文献，也能够改进对已知文献的研究。事实上，除了从公认的叙述转到以叙述为基础的文献，历史知识从来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只有这些文献才有肯定、纠正和丰富这些叙述的权力。

维柯对历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揭露了关于最早期文明知识的第一源泉是语言的词源学。在他那个时代，词源学研究的常用方法纯属任意：他们考虑每一个音节或字母的发音并寻找其他表面的相似性，从这些事实推断出一个单词是来源于这种还是那种语言，是来源于希腊文、拉丁文还是希伯来文。但是，只有当人们牢记，语言是一个民族古代生活最好的证据时，词源学才成为一门富有成果的学问。人们的生活依赖于语言，与此同时生活又创造了语言，因此，研究人员从来没有停止通过习俗理解语言，也从来没有停止通过语言理解习俗。这样一来，研究抽象词汇的词源学把我们领到了纯粹素朴社会的核心。例如，“intellegere”的意思是理解，它使人们想起了“legere”，这个词的意思是收集地里的产品（正因如此，“legumina”指蔬菜）；“disserere”的意思是讨论，它与散落的种子有关；关于无生命事物的绝大多数词汇都显示出了与人类躯体和其成员以及人类的感觉与激情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嘴”意味着任意的孔眼，“唇”意指罐子的边缘，“额头”和“后背”被用来指前边和后边；诸如此类。维柯致力于创建一门普遍适用于所有土语的词源学科学；土语是由单音节词构成的，大部分是象声词词根；另一种是在各民族相互认识之后引进的外来语；第三种是用于国际法科学中的通用词汇，虽然不同民族从不同的观点出发，给这些词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这些词应该能够显示出人、事件或事物在本质上的相似性；最后一种是心灵语言的词典，它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心灵语言的词典应该能够解释诸民族实体观念的一致性和这些观念在各民族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各民族的思想与人类共有的需要和效用有关，依据各民族在地理位置、气候、身体特征和习俗的差异，心灵语言词典能够向人们叙述各种有声语言是怎样起源的，又是怎样汇集成了一种理想的通用语言。

解释神话或传说是维柯开启的第二个源泉，神话和传说不是比喻、虚构或欺诈，它是关于原始人类的科学，神话和寓言符合维柯的学说。在《普遍法律》中，维柯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并且前后相继的神的特征。首先，它们代表着自然事件，朱庇特代表天空，狄安娜代表流水，狄斯或阎王代表地下，内普敦代表海，等等；其次，诸神代表人类事务，比如说，乌尔坎代表火，塞利斯代表谷物，塞探代表种子；再次，诸神代表社会事件；最后它们升上苍穹，化作星辰，地上的和人类的事物与神圣的事物被区分开来。然而，在两版《新科学》中，维柯几乎都在强调神的第三个特征或社会含义，在维柯眼中，这是原初的，因为他流露出这样的思想：最早的民族太关注他们自己了，太沉溺于艰辛困苦的生活了，以至于不能对社会事件进行抽象的思辨。由此，他发现神话学反映了原始诸民族的制度、发明、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游历和战争。甚至在相当先进的时代，维柯仍然敌视自然主义和哲学的解释。那个“认识你自己”的古代智者的名言对维柯来说，好像只是对雅典民主制的一则建议，为的是认识雅典民主制自身的力量所在，后来却被转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道德的命题。除社会解释原则之外，维柯还建立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在较晚近的腐化时期，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习俗之际或当人类尽力通过幻想诸神已为他们树立了榜样来证明自己的贪欲是合理的时候，猥亵的含义就被嵌入神话里了。从此就出现了朱庇特与人通奸，品德高尚的赫库勒斯与朱诺不共戴天，贞洁的狄安娜恳求与正在睡觉的安第明拥抱，阿波罗追逐温柔少女至死不肯罢休，马斯不满足于在陆地上与维纳斯交媾，甚至追她入海，再次寻欢；还有更糟的，朱庇特爱上了盖尼默德，后来变成天鹅又爱上了勒达。这种表述只能导致无拘束的邪恶，就像泰伦斯喜剧里年轻的贾里斯所做的那样。不过，所有的神话在其最初的形态和含义上都是严肃的、朴素的，都配享民族奠基者的美名。比如说，阿波罗追逐黛芙妮的故事是指魔术师和占卜者们安排完婚礼并跟随女人们穿越森林，在森林中他们仍然可以得到男女乱交的狂喜；用皮带手套掩盖自己裸体的维纳斯是庄严婚礼的端庄象征；英雄们是朱庇特之子，他们不是通奸者的子嗣，而是永久的、庄严的婚姻的结晶，这桩婚姻依照朱庇特的意愿举行了仪式，占卜者显示了这一婚礼的盛况。纯洁者观万物，万物皆清，污秽者观万物，满目皆污，森林与山巅永远产生不出密室与妓院里的幻想。

除了语言和神话这两个丰富资源之外，维柯命名并运用第三个资源，他称之为“古代世界的伟大片段”，那是说，历史学家和诗人保存了古代世界的记忆，例如埃及人关于神、英雄和人这三个时代的传统；荷马运用了神的语言；瓦罗搜集了三万个神的名字并说最早时代的自然的、经济的、道德的市民生活需要这个数目的名字；李维称罗慕路斯的丛林为“古代创建城市的平面图”；还有另外一些古代历史学家的闪光的言论。迄今为止，这些片段仍未被用于科学研究，它们躺在一边，污渍斑斑，模糊难辨，残缺不全，一旦它们被澄清、修复、组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向人们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他没有忽视建筑师和雕塑家们留下的遗迹，尽管他很少运用它们，他还发现，从长远考虑这些遗迹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他声明，对于有史时期而言，最可靠的文献是公用的铸币，对于传奇和模糊不清的时期而言，最可靠的是“留存于大理石中的某些痕迹”。这些痕迹是古代习俗的见证，比如埃及人的金字塔，它们上面带有用象形文字撰写的铭文和其他的古代世界生活的片段，在各处发现的金字塔都带有相似的象形文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维柯为建立在技术发现基础之上的论证和在史前史考古领域得出结论树立了榜样。举个例子，他说，人类生活的一个早期阶段是通过是否吃烤熟的肉来区分的，烤肉是最简单、最不精致的一种食物，因为烤肉只需要火，别的什么都不用；稍近的时期由水煮肉来区分，水煮肉也只需水、锅和三脚架而已。

维柯手中最有威力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法，包括将为人熟知的发展过程与那些不完全为人所知或只是部分地为人所知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并以前者为基础对后者进行相应的重构。比如，罗马史中发现的证据揭示了英雄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助于解释希腊人的传奇历史，有助于弥补埃及历史的缺陷，还有助于阐明所有其他古代民族的晦暗不明的历史。维柯虽然不否认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事实，但是他对滥用这一观念的做法严加斥责，他把这一观念对于原始社会的价值降到了最低限度。他把自发发展的观念应用于原始社会并致力于运用比较方法重构原始民族的发展历程。维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运用比较法，他还利用从迥然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得来的材料充实比较法。例如，为了解释轰鸣的天空怎样对原始人类暗示神的观念，他提及了这样的事实：当美洲土著第一次听到噪声并认识到西班牙人手中的火器有致命的效果时，他们把西班牙人当成了神；狂热吟诵荷马史诗的人使维柯想起了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演唱罗兰的叙事曲和战士之歌的歌手。这种对古代诗人早已描写过的事情的改造和变形要么与母亲为了哄小孩所讲的妖怪和仙女的传说相似，要么与魔术师墨林的零零星星的中世纪传奇相似。他对壁炉神话穷追不舍，一直问到烧圆木的习俗，在卜迦丘时代的佛罗伦萨，家长常在新年这一天点燃壁炉，并在上面洒香水和酒，在那不勒斯，只有穷人才在圣诞夜烧圆木。维柯没有提到拿破仑统治时期按炉计算家庭数量的习俗。维柯把巨蛇辟通以及其余的神秘的蛇与维斯康惕的蝰和在法国北部用象形文字字体写的“rebus de picardie”（庇卡底人的字谜）联系在一起。

在更早期的或当代语文学中为这些原则去寻找清晰的先例是无用的，维柯创立这些原则，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为的是研究史前史。这些原则与维柯整个的哲学思想连在一起，相依为命，以致于这些原则永远不会引起对这个思想本身的偏离。当以无偏见的眼光来考察——使具有天分的人能看到没有被歪曲的事物的力量——并通过心灵的研究而准备按事物的真实本性来接受它们之时，古罗马法律、习俗、习惯用语、荷马史诗、拉丁语词的粗陋片断理应在维柯心中激起了一种反叛和暴动，一种相对于他那个时代富有学识但苍白无力或误入歧途的历史研究的反叛，就像在一世纪之后在奥古斯丁·梯叶里的心中所产生的反叛那样，因为他看到，正如夏朵布里昂的诗篇中所描绘的那样，帕拉曼德和他的法兰克人，手执粗糙残暴的武器，喊着恐怖的战争口号，唱着他们野蛮的歌曲，进行着肆无忌惮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