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维柯的知识论采用了直接批评和反驳笛卡儿主义的形式。笛卡儿主义已经统领了欧洲思想半个多世纪，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仍将保持其在思想和精神领域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众所周知，笛卡儿已经在几何学领域树立了完美科学的理想模型，并以此为榜样致力于改造哲学和知识的每一个分支。现在，几何学方法依循着分析的道路前进直至自明的真理，接着，通过综合演绎而达到越来越复杂的命题。因此，如果哲学想采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它也必须找到一种具有基本的和自明的真理形式的牢固基础，从这一基础中演绎出它的所有后继陈述，无论是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物理的还是伦理的，都应如此。这样一来，自明性——清楚而明白的知觉或观念——就成了终极判定；直接推论——思维与存在、我思与我在的直观联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依据这种清楚明白的知觉，连同那些导致他走向我思的系统的怀疑，笛卡儿说服了自己：他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怀疑论。

但是，按照同样的论证，那些没有或不能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和几何演绎的知识，在笛卡儿眼中必定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这些知识包括了确凿可凭的历史、对数学领域之外那部分自然的观察、那些从人类特性的经验知识中抽取有效性的实践智慧和雄辩、诗及其虚构表象的世界。这些心灵的产品对于笛卡儿来说是幻觉和混乱的观点而不是知识：混乱的观念，注定要么变得清楚明白而不再存在于它们原初的自然之中，要么缓慢地沦落到哲学家不屑一顾的地步。数学方法之光照如白昼，使我们放弃无用的灯光，这种灯光在黑暗中引导我们时，也投下了骗人的阴影。

维柯和其他反对笛卡儿的人不一样，他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主观方法造成的宗教危机大呼小叫，也没有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他没有像经院学者那样去探讨“我思”是不是三段论，如果是的话，这种三段论是否有缺陷。维柯并非有悖常理地反对笛卡儿主义对历史、修辞和诗的藐视。他切中问题的核心，直指笛卡儿判定科学真理的标准，深究自明的原则。然而，这位法国哲学家自信他已满足了严格科学的所有要求。事实上，维柯看到了从笛卡儿打算满足的那些需要来考虑，他提出的方法助益甚微或毫无作用。

维柯说，真正的知识竟然是那种清楚明白的观念！我认为我所想的当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它绝没有科学陈述的痕迹。任何观念，即使是错误的观念也可能是自明的：我认为这种自明性也不会给这个观念以知识的力量。“他思考他存在”对于普劳图斯的索塞亚是熟知的事实，他用几乎与笛卡儿哲学一致的语句表达这个信条：“但我思考时，我一定存在。”（sed quom cogito，equidem certo sum）但是，怀疑论者总是这样回答索塞亚和笛卡儿：他对于思想毫不怀疑；他甚至将强烈坚持：任何在他看来有说服力的东西都是确定不移的，他还会坚持以它来反对一切异议。他对于存在也毫不怀疑：实际上，他在通过悬置判断和不用从意见中产生的晦涩不明的东西来模糊事实这种正确的方式来寻求存在。但是，在断定这一切时，他仍将坚持他的思想和存在的确定性不是科学的确定性而是意识的确定性，更确切地说是对那种确定性的普通意识。清楚明白的观念是如此地远离科学，以至于自从由于笛卡儿主义的影响，这个原则一直被运用于物理学以来，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仍未成为确定的知识。笛卡儿试图从普通意识阶段跃升到科学阶段：他未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却落入普通意识的窠臼之中。

但是，如果科学真理并不存在于直接意识之中，那么它存在于什么之中呢？科学和简单意识如何区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清楚和明白未能使我们前进一步。一条基本真理的清晰表述不能解决这一难题。问题不在于原初真理，而在于哪一种真理的形式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科学的或真正的真理。

遇到这个问题时，维柯通过诉诸一个乍一看陈腐且显而易见的原理，证明了自己对笛卡儿标准的缺陷的批评是正确的。说其陈腐，不是因为维柯把关于历史的理论和它联系在一起，后来，维柯自己反驳了这个理论：那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一原理属于意大利哲学的早期阶段之一，而是在这种意义上，它与基督教思想相一致且几乎不可从中分割。对于一个整日宣称自己信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天堂与尘世的创造者的基督徒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断言上帝通晓万物更熟悉的了，因为上帝自己就是万物的创造者。维柯重复道，最初的真理在上帝中，因为上帝是最初的创造者。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这个真理是无限的真理，并且因为他展示了囊括于自身之中的万物的内在和外在的特征，所以这个真理是绝对真理。

某些怀疑论者在哲学的语境中把这个宗教神学的原则召唤回来，作为反对人类知识之僭越的武器。例如，弗朗西斯科·桑切斯 (1) 在其《论不为人知的最高深的第一宇宙学》（1581）中，通过讨论认识灵魂的本性和力量的难题，已经发现如果人很完美地拥有这种知识的话，他就能像上帝一样，毋宁说他将成为上帝本身：但这是不可能的——“人应该完全知道完善的事物是他所不能创造的，上帝也不能创造他没有预先全知的事物，在创造的时候也不能支配它们，因此，他自身属于最完美的智慧、知识和理智，洞察万物，他有万物之智慧、认知万物和理解万物，因为他就是万物，万物在他之中，而且万物即是他并且在他之中。”但是，桑切斯只是暂时地诉诸这种思想而没有领悟它的哲学含义，没有意识到宝藏唾手可得；然而，维柯首次从对上帝的无限力量和智慧的赞美中，从全能的上帝与人类有限官能的对比中，得出了他知识论的普遍原则——事物能被认识的条件是认知者是该事物的创造者，真理与创造是同一的：“真理即创造。”

维柯解释说，“科学通过原因求真知”便是“真理即创造”这一说法的确切含义。既然原因是不需任何外部事物介入而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事物的属或者样式：知道原因就是能够实现事物了，从事物的原因可以演绎并且创造出这个事物来。换句话说，它是一直或正在实际操作的过程的理想再现。认识和行动必须是相互转换并且协调一致的，就如同上帝的理智和意志可以互相转换，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体。

现在，一旦真理与创造的联系被认为是理想的，确切地说，由于这种理想作为科学的真实本质是绝对真的，所以，这种认识的第一结果必然是人不能获得科学。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世界的属或样式，也只有他自己拥有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了吗？人创造了自己的灵魂吗？

上帝所赐予人类的不是科学，而仅仅是意识。意识只能横穿客体而不能展示该事物所源出的属或样式。意识的真实是神圣智慧的人类方面，它与神圣智慧的关系犹如表层与核心的关系：我们应该称之为确定性而不是真理。上帝拥有理智、理解力；而人，只拥有认识、思考、搜集实存要素的能力，却永远不能把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对于上帝而言，真理自行演示；对人而言，观察是非演示的和非科学的，但是，或者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据而确定，或者通过健全的推论而提出可能性，或者由于一个看似有理的猜测而确定。

确定性这一意识的真相不是科学，但它也绝不是谬误。维柯很谨慎，他没有说笛卡儿的理论是错的：他的意图只是使其理论从完全真理降格到部分真理，从科学降格到意识。“我思故我在”远非错误。我们发现，普劳图斯的索塞亚把这个命题表述为一个论证并不是为了拒绝它，而是为了接受它；仅把这个命题作为一个简单意识的真理。思想不是我存在的原因，同样，也不是存在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如果真如笛卡儿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人由肉体和心灵组成，思想就是肉体的原因：这个学说将使我们陷入由于物质和精神相互影响的争辩而产生的迷宫里。“我思”只是“我在”的标记或表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清楚而明白的思想甚至不能作为精神本身的一个标准，对于其他事物也一无所言；精神虽然认知自身，却没有创造它自身，因而，精神对拥有这些知识的属和样式也一无所知。但是，清楚而明白的思想是人类思想被赐予的全部，它作为人类思想拥有的唯一财富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对维柯来说，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里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其他一切都依赖于它；但是对笛卡儿来说，形而上学可以通过类似于几何学方法的完全证明的方法获得，对维柯来说，它必定只满足于可能性。它不是依赖原因的科学，而是关于原因的科学。它历来在最伟大的时代，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满足于这种可能性。无论何时，只要它陶醉于“智者无偏见”的傲慢表白之中，它已试图放弃可能性了，它已步入困惑和堕落之途了。上帝之存在是确定的，但不是可以科学地论证的；任何对于这种论证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对上帝不恭的言行多于恭敬的证据，因为要证实上帝的存在，我们就得创造上帝：人便成了上帝的创造者。同样，我们必须承认上帝已经启示的一切是真理，但我们不能问它是如何成为真理的。那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事。人类科学把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启示的真理和上帝的意识之上，并且找到对其真理的检验，然而基础自身不是科学而是意识。

恰如维柯轻视笛卡儿给予厚爱的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等科学一样，他把被笛卡儿鄙视的那些知识分支恢复了原貌：这些分支是历史、自然观察、人类和社会的经验知识、修辞和诗。他甚至无需复原这些知识分支就能辨明它们。一旦他用几何方法展示出高尚的哲学真理本身只不过是可能性，只不过是对简单意识有效性的陈述，那么知识的其他形式就被彻底证明了。现在，所有的知识分支无论地位高低都建立在我们所描述的平等的基础之上。完美人类科学的观念虽不与那些不配这个头衔的科学为伍，然而，因其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之上，最后将被证明不过是幻觉而已。无论观察和信仰的权威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舆论、传统和人类意识都被恢复到原先他们一直持有的立场上来：他们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笛卡儿本人也不例外。尽管笛卡儿足智多谋并且淋漓尽致地发挥应变之才，但他仍同平常一样对随机应变不屑一顾。作为一个博学之士，他鄙视学问和学识，就像一个从普通食物中吸取了营养而能大放厥词的人对此刻为其形成精血的普通食品置若罔闻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笛卡儿反对权威的论辩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它结束了那种动不动就诉诸权威的缺乏独立精神的态度。但是这种错误与私人判断的错误一样比比皆是，私人判断妄图依靠个人意识的力量彻底从上至下整合知识：例如，在马勒布朗士的著作里，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下面的预言——所有古代哲学家和诗人都是殉道者，他们应该回归到亚当赤身裸体的状态。这种观点是一种谬见，至少是言过其实的，通过采取正确的中间过程应该得以避免。这个过程包括遵循对权威予以适当关注的私人判断；建立一个信仰和受信仰限制又有益于信仰的、批判的、真正广泛的联盟；在思想中显示适合于人类知识和科学的可能性的必然特征，避免那些把每一个人的内在意识提升为神圣的信仰进而导向宗教改革的倾向。

然而，对于另一组笛卡儿的科学，维柯好像承认了它有一种特权地位，那就是说，它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意识而属于科学，不在确定性的范围而在真理的领域：这便是数学科学。按照维柯的观点，它们形成了与人类知识和上帝知识特征一致的唯一区域，这种知识是完善的和演证的。这与笛卡儿设定的自明性特征无关。当把自明性运用到物理科学和行动事件中时，并不能获得像在数学中得到的那种具有同样确定性的真理。数学本身并无自明性。比如说，什么样的清楚明白的观点能导致由致密无间的点组成的线的概念？不可分的点在现实世界是无法想象的，虽然如此，它却能被定义。通过确定特定的名称，人创造了数学的要素；通过公设，人又把它们推向无限；通过公理，人建立了某种永恒的真理；还有，在无限大和永恒真理的帮助下，人类通过处理这些要素创造了他所传授的真理。数学的有效性不是源自笛卡儿的原理，而是源自维柯的另外一个命题：知识与创造的转换。“我们演证（demonstrate）数学是因为我们创造了数学真理。（mathematica demonstramns，quia verum facimas）”人类假定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点和图形的存在，并且创造了数和量，人类精通此道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成果。数学是一门建构（构造）性的科学；不仅仅数学问题是构造的，就连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沉思玄想的唯一对象的数学定理也是构造出来的。由于这个原因，数学是一门演证“原因”的科学。其他常见观点与上面的说法完全相反，它们认为因果概念不在数学之列。数学是所有人类科学中唯一能通过原因演证的学科，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数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准确性。几何学方法的整个秘密首先在于对术语的定义，也就是说，创造一些适用于我们推理过程的主观材料的概念；其次在于通过争论者的相互竞争创立某种普遍原则；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确定这样一些能被承认的本性的公设，以使我们的推理进行下去，没有这种协调一致，推理寸步难行；接着，依据这些原则，从最简单真理的演示向最复杂真理的演示层层推进，在对真理的组成部分进行逐一检验之前，决不给复杂定理妄下断言。

可以说，维柯和笛卡儿在数学有效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俩的差别仅在于有效性的理由。承认维柯的推理比笛卡儿的要深刻得多，这只能增强笛卡儿在建立科学之前已经树立的数学理想。如果数学是人类心灵所能获得的知识的完美形式，显然，我们必须把其他的知识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并且依其模型或重塑或对它们进行评判。简而言之，维柯草率地宣布了笛卡儿是错的，他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而笛卡儿却对“我在”深信不疑。但是，这在起初可能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一些评注家也这么认为。经过更加严密的检验后，人们发现维柯归诸数学的高级的完美特性比实际看到的要明显得多；数学方法的言过其实的确定性是由它自己自说自话获得的，然而这是以真理为代价的。一言以蔽之，他的理论所强调的东西较少涉及数学真理，而更多的是数学的任意本性。

事实上，人类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万物本性的研究中，到头来却认识到他根本没有获得事物本性的能力，人类自身没有组成万物的要素，这些要素全在人类本性之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在其思想错误的引导下逐步地倾向于怎样有利就怎样做。由于维柯不赞成数学的经验主义起源，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抽象不是从实物中抽象，这里的抽象与形而上学实体是相关联的。维柯通过抽象的方式创造了两个虚构的实体，即“几何图形中的点和多样性的统一”。每一个概念都是虚构的，因为当一个点被抽出来时不再是一个点，当一个统一体被多样化时已不再是单一的统一体了。以这些虚构为起点，他通过自己的任意命令假设了一个无限的过程，由此，线可以产生，统一体可以无限增殖。这样，他就为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一个数与形式的世界，所有这些都在他自身之内，并且通过延长、缩短、连接这些线，通过加减这些数字，他进行无限的操作，学习无限的真理。因为他不能定义万物，他就定义其名称；因为他不能企及现实的要素，他就用想象的要素和没有辩驳余地的观念来满足自己，就像上帝不是来自物质实体一样。他从虚无中创造出点、线、面，点被假定为没有部分；线被看作是点的集合或者被认为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和厚度；面被认为是两条不同的线在一点的交会，它只有长度和宽度而无厚度。因此，数学克服了人类知识的缺点，即它的对象总是在其自身之外，致力于通晓这些对象的心灵从来没有创造过它们。数学创造了它所认识的；数学自身包含着它自己的成分（要素），并因此组成了一个神圣知识的完美摹本。

对于维柯所赞美的这些数学的和其他类似描述过程，读者会在其中发现一些带讽刺意味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肯定来自事实本身。很明显，数学的辉煌真理是从对不能获得真理的绝望中产生出来的。数学的巨大力量从软弱无能的知识中产生。总而言之，数学家与上帝的相似之处并非完全不同于对客体的模仿者与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上帝生活在一个实在的宇宙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数量的宇宙中——这的确是一个宇宙，但却是一个充满抽象和虚构的宇宙。人类被赐予的神性，这么说吧，不过是第十二夜的神性而已。

维柯对数学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数学真理的有效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学不再像笛卡儿所认为的那样，屹立于人类知识的峰巅，是科学中的贵族，命中注定由它来矫正和控制那些低等科学。数学占据着一个举世无双的、严格限定的领域，如果它试图超越这个范围，它就会立即失去它的魔力。

数学的威力遇到了a parte ante和a parte post这两个障碍，即数学的根基部分和上层构造部分，上层构造又反过来支撑根基。在它的基础部分中，如果数学创造了它自己的要素，那就是说它完成了最初的虚构，它并不会在根基中创造构成根基的事物，这最初的虚构赋予数学的同形而上学赋予其他人类科学的一样多，形而上学固然不能把它的真正题材提供给科学，却可为科学提供它的确定的想象。几何学通过作图从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点”，即通过毁灭这个画出的点而得到抽象的点；通过增加点的数量使其成为计算的单位，即摧毁实际的点使其成为计量单位。因为形而上学的真理无论对于意识来说如何确定也是不可演证的，所以数学自身最终依赖于权威和或然性。这足以暴露任何利用形而上学的数学论文的荒谬了。维柯好像陷入了几何学和形而上学的怪圈中，按照他的观点，前者把它的真理归功于后者，前者接受之后，又把它反馈给形而上学，这样循环往复，由神性来支撑人类科学。但是，这种观点，它的真理性不仅是可疑的，而且我们确实可以坦率地说它是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的。尽管这种观点有它的价值，但它令人想起了由毕达哥拉斯和其他古代的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用数学作出的形而上学的、诗的或象征的用法，这种用法与笛卡儿式的以数学方法加以构造的哲学毫无相似之处。在维柯看来，几何学只是形而上学过渡到物理科学过程中的假设而已。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依然是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一种信念和批判，一种想象和理性之间的中介物。概而言之，根据维柯知识论第一阶段中的观点，这些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和人类科学的永恒特征。

数学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数学自身就是从形而上学派生出来的，因此它也不能为其他科学提供基础，尽管其他科学按衍生顺序跟在它的后面。除数和大小之外的所有客体都超出了几何学方法研究的范围。物理科学是不可演证的：如果我们能演证物理世界，那么我们必能创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没有创造物理世界，因此我们不能演证它。把数学方法引入自然科学之中也无助益。没有数学方法的帮助，自然科学也作出了重大发现；运用数学方法，自然科学一事无成，不论大小。今天的物理科学实际上就像一座被从前的主人豪华装修过的房子，它们的继承人未添一砖一瓦，而是集中力量去搬动和重新布置家具。因此，我们在物理科学中必须重新引入并坚持经验方法，就像反对数学方法那样坚决。英国的倾向与法国截然相反，伽利略及其学派运用数学方法的谨慎态度与笛卡儿主义者的鲁莽和自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许用数学方式讲授物理科学，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正确的。只有在术语被定义、公理被建立、公设被认可时，这种讲述方式才说得上进步。在物理科学中我们必须定义的不是术语而是事物：我们不能作出任何一个不受挑战的陈述；自然的复杂性禁止我们构造任何公设。因此，在较有力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只能导致一个无害的话语系统。对大自然的观察是用这些短语详细表述的：“依据定义4”、“依据公设2”、“依据定理3”，并以虚夸的缩写“q.e.d”作为结论。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带有论证的可信性。心灵保持着它听到这种扰乱视听的方法之前所具有的同样多的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维柯抑制不住要进行讽刺性的比较。他说，几何方法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当它发出噪声之时，该方法的无能为力便暴露无遗了；这就如同一个懦夫进攻时喊声震天却不敢动手，勇士一言不发却作出致命一击。还有，那些坚持在各门学科都没有可信性的几何学方法的人，当他宣布这将是一个公理或那将是一个可演证的真理之时，他就像一个画了一幅不定形画的人，没有其他帮助就无法辨认，于是就在画的下方落款“这是一个人”，或者“这是半人半兽”，或者“这是一头狮子”等诸如此类的话。因此也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几何学方法被普鲁克勒用来演证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原理，笛卡儿则用来演证他自己的学说，而这两种学说如果不是截然对立的，也是总体上不同的。然而，他们每一个都是无可指责地运用这种方法的伟大的几何学家。应该引进自然科学的不是几何方法而是它的确定性，这恰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学科，这些学科越是资料性的和具体的，其确定性的可能性就越少，起码在伦理学中是这样。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些实在不能被应用的地方，名称却被误用了。正如当年提比略觉得“大师”这个称号过于崇高而不愿接受，今天则可以授予那些最卑贱的人；同样，“演证”这一名称，竟被用于最多是或然的而有时是明显荒谬的论点，这种做法已损害了真理的尊严。

甚至对数学本身而言，维柯从分析方法取代几何的和综合的方法中看到了危险所在。他怀疑近代力学是否真的是分析的结果；分析使创造性的才能变得迟钝，虽然，分析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分析的过程是令人迷惑的；然而，综合法则绝对是从结论到过程（tum opere cum opera）的。分析法通过查究那些在它研究过程中碰巧存在的等式来显示它的基础；它像是一种猜测的艺术，与其说它是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机械作用。由于同样的原因，维柯认为几乎所有由卢勒和基歇尔杜撰的力学观点、发现和记忆的技巧都是没有价值的。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对经验方法的同情使维柯疏远了法国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说，他远离了笛卡儿主义，亲近于伽利略和培根的意大利和英格兰学派，让他从另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经院主义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一如既往地谆谆教诲人们要探究特殊性，要运用归纳法，并断言，因为有了火、机械和工具，人类拥有了一个取之不竭的物理知识宝库，物理知识能够说明在创造客体的过程中自然的特殊产品是如何被同化的。维柯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喻为经验科学目标的辅助，他必定认识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经验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的信任是多么理所应当。如果他不赞成笛卡儿把物理形式引入形而上学，也不赞成笛卡儿造成的唯物主义倾向，那么他必定要指控亚里士多德和经院派学者把形而上学引入自然科学的这种对立做法的错误。他像培根一样坚持认为三段论和逻辑推理产生不了任何新东西，只能重复它们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的东西。他强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普遍性在每一个知识分支中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在法理学中，空洞的普遍性会粉碎立法的智慧；在医学中，其目的在于维持知识体系而非治疗疾病；在实际生活中，他描述那些拥有虚假的“创造主旋律者”的头衔的人对普遍性的滥用。对普遍性的应用导致了同形异意和模棱两可，这是各种错误的起因。维柯虽然不相信一般和抽象概念意义上的普遍性，但他对柏拉图的理念，形而上的形式（柏拉图也称之为神）、万物内在的无限完美的形式表示了应有的敬畏之情。作为一个数学领域的唯名论者，维柯怀疑知识的所有其他领域中的唯名论。他断言了形式或理念的现实性，并讲述了他从小到大是如何痴迷于柏拉图的学说，他从这些学说中向自己的先师学习；作为一个司各脱主义者，他是与柏拉图思想最接近的经院体系的追随者。

总的来看，维柯最初的知识论既不是理智主义和感觉主义的，也不是思辨的。它包含着上述的三种成分，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谐一致，它不是把三种成分按等级次序排列，而是通过掌控三种成分，达到对人类知识缺陷的认识。它的意图可能立即会通过构思精巧的教条和怀疑得到满足，但是它的实际后果是对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的肯定，然而却微染了神秘主义色彩。前者否认我们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后者否认我们什么也不能知道。上帝的知识是知识的全部，人类知识的整体只不过是一系列碎片而已。上帝之所以知道所有的事物，是因为他自身包含着他所创造的所有成分，人类通过分解这些事物试图来理解它们。人类科学是一种对自然界的解剖：它把人分解为肉体与灵魂；把灵魂分为理智和意志；从肉体中抽象出形态和动态；又从理智和意志、形态和动态中抽象出存在和统一。形而上学研究存在，算术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几何学研究图形及其测量，力学研究圆周运动，物理科学研究中心运动，医学研究身体，逻辑学研究推理，伦理学研究意志。但是这种解剖遇到了与解剖人类肉体相同的命运。在后面这一事例中，最伟大的生理学家怀疑借助死亡和解剖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发现有机体的真实位置、结构和功能。对上帝来说，存在、统一、形态、动态、肉体、理智、意志是一回事，上帝把它们合并在一起；而对人来说，它们则是界限分明的。对上帝来说，它们是活的；对人来说，它们是死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不是人类理解力强大的证据，而是人类理解力软弱无力的体现。物理规律直到它们被迫与形而上学相比较时才显示出自明性。只有当人把自己当作有限存在时，“我思故我在”才是绝对的确定性。但是当他把自己包括在上帝这个真正的存在之中时，他认识到他在真理中根本不存在。通过广延和它的三个维度，我们自认为能确立永恒的真理，但是实际上最高的荣誉即是最低下的愚蠢，因为永恒的真理只存在于上帝之中。整体大于部分的公理好像是永恒的，但是如果我们上溯到开端，我们发现它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圆心自身包含着和整个圆周一样的广延的能力。维柯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形而上学中取得进展之时，即是他在这门学科中失去自我之日。

如若像一些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认为这些言辞表明维柯是一名简单的柏拉图主义者，或是一名传统基督教哲学的追随者，那必然会认为他最初的知识论是毫无价值的。他的知识论只不过是表明对哲学批判和哲学史靠不住的方法的信奉而已。哲学史仅仅顾及一个体系的一般结论，却忽视给予这个体系以真正有个性的特殊内容。毫无疑问，任何哲学在其最终的结论中必是不可知论、神秘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其他相似的东西。换而言之，它必须在这样或那样的永恒的范畴中有自己的位置，思想和哲学的探究在这些范畴中运动。但是，以这种单方面的方式来对哲学家作出评说，只能导致这种观点：思想史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错误将永远存在下去。当哲学谬种流传之际，一个旧的错误刚被遗弃，一个新的错误又被采纳，就新哲学本身而言，也可能是一种过时哲学的再生或是旧的哲学涂了新颜色。然而，维柯的柏拉图主义、不可知论或神秘主义在这些词的最完全意义上是原创的，因为它构成了这个学说的附属物，不仅不逊于现代思想的平均水平，而且比它更胜一筹。

这些学说中的第一个是真理与创造相互转化的知识理论，维柯的标准代替了关于清楚明白的观念的无效标准。虽然这个转换对维柯来说代表的是人类不能实现的理想，但它没能确切定义出知识的条件和特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没有这些，知识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个学说则是数学本质的揭示。数学在人类知识中唯我独尊，它因独断而严格。数学虽精妙绝伦但不适合于支配和改造人类知识的其他分支。

最后，第三个学说是直觉世界、经验知识、可能性和权威，所有被理性主义者忽视或拒斥的经验形式的证实问题。

在这些观点中，作为不可知论者、柏拉图主义者、神秘主义者的维柯既不是不可知论的也不是神秘主义的，更不是柏拉图主义的。他在这三个方面都胜笛卡儿一筹，比坚决批评他的三位领袖更强。

准确地说，笛卡儿在一个方面仍然领先于维柯，可是维柯没有笛卡儿的教条主义。无论胜败，笛卡儿设计出了一个源自内在意识的完美的人类科学。从另一方面来看，维柯认为这位法国哲学家过于自负，他对笛卡儿设计的成功不屑一顾。维柯站在天启真理立场上正式宣布真理的先验本质，他以制造一个关于人类弱点的有价值的形而上学来满足自己。维柯的哲学是人性的哲学，就如同笛卡儿哲学是自我确信的哲学一样。

现在，维柯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他的部分人性，接受笛卡儿自信的某些东西，不把他认为危险的新教信仰的一些酵素引进他向天主教思想转变的过程，勇敢地构思一种较少带有人类弱点的哲学，也就是说，孕育一种把人当作既强壮又软弱，是人又是神的造物的哲学，他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在其思想的下一阶段将会看到这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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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切斯（1562—1632），一个在土鲁斯教学的葡萄牙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