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回忆录——一部记忆的著作。由于记忆难免有错和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所以每有可能，我总尽量用可以得到的档案资料来核对我的记忆，并用当时的原始材料加以补充。其中有些资料——备忘录、信件、公共文件——是一看就明白的，有些资料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各种活动和演说，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部分写在律师们常用的黄色拍纸簿上，总共在两万页以上，时间从1946年竞选运动中我的辩论大纲，直到1974年我的辞职演说大纲为止。这些笔记既包括一些即席谈话，也包括一些极为详尽的对话细节。
在1954年到1957年我任副总统时，我对112次不同的会议、谈话或事件作过日记式的口授录音。我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而且这些录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因而其中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这些日记录在爱迪生录音唱片上，1961年我写《六次危机》时，已转成文字，但在那本书中，我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日记，这里还是第一次引用。
由于历史的需要，在《六次危机》中已经谈过的我任总统前的某些事件在本书中还会谈及。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练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在总统任期内，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4月，后来又在1974年6月和7月，我几乎天天都作口授日记记录。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段落时都将标明“日记”字样。录下这些日记的磁带，除少数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调走外，全部直到1976年夏天才在圣克利门蒂将它们转成文字。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段落用在本书时，没有一处改动不曾在方括号中加以说明。这些口授日记不像书面日记那样有条理——我往往会在某一天专谈某一个问题，但过了一两天又对同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正因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常把虽在不同的日子口授但内容相同的条目合并在一起。但是，有关水门事件的条目却总是保留原来口授的时间和日期。
在有关水门事件问题上，我使用了一些已经公开的或是特别检察官在不同的调查和审讯中已使用过的录音抄本。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弄清紧接着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中，我究竟了解多少情况和干了些什么，我请自我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为我工作的马乔里·阿克夫人，把1972年6月20日至7月20日，水门闯入事件爆发后我回到华盛顿的那一个月中，我同h. 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查尔斯·科尔森的每次谈话的录音都用打字机打成了文本。我请她把1973年5月我同霍尔德曼的谈话也打出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讨论了关于1972年6月23日事件我们所能记忆的情况，我还授权召开了那次要求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在这些新的录音带中，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段落。尽管这样，我认为，关于那一段时间，我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
在本书中，我重述了我的许多谈话，其中有些是直接引用的。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根据白宫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其他一些谈话是根据我的手抄笔记或我的口授日记。还有大量的谈话备忘录，包括同外国首脑的很多次谈话，而且我还能利用这些谈话来核实和补充我的笔记和记忆。凡我没有参加的那些谈话记录显然是依靠参与者的报道或第二手资料写成的。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来重写一次谈话的内容，但除了一些措辞非常生动使我难以忘却的谈话，我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办法。
本书如果没有几十个人的帮助，是无法写成或出版的，我谨向这些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些了不起的志愿帮忙的妇女，每天帮助处理寄到和平之家的许多信件，并花了许多时间，对原稿的三次草稿进行了繁重而重要的校对工作。
为了打出手稿和用原稿核对长条校样，卡西·普赖斯、马尼·帕夫立克、诺拉·凯利、辛迪·塞拉诺-米沙和梅雷迪思·约翰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并花费了许多周末的休息时间。朱迪·约翰逊帮助进行了种类繁多的打字和研究工作，梅雷迪思·卡希金帮助校对了从我的日记上摘入原稿的段落。当我执政期间的所有文件被封存时，霍华德·史密斯，一位普通公民，把他的一整套新闻室每日发布的新闻稿和特别情况简报副本寄给了我们，令我非常感激。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罗伯特·休伯蒂和马克·雅可布森帮助做了许多跑图书馆和核对报纸的工作。
在一部这样规模的著作中，版面编辑需要进行大量而重要的工作。我愿向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戴维·弗罗斯特和南希·布鲁克斯所表现的耐心、勤勉和熟练的业务能力表示感谢。帮助进行各项其他工作的还有：杰克·布伦南、伯纳德·夏尔-克利夫、拉里·加德、黛安娜·普赖斯、罗伯特和卡拉·阿克曼。我还要向我的出版商对我的关心和鼓励表示感谢，他们是：格罗塞脱-邓拉普出版社的哈罗德·罗思、鲍勃·马克尔以及沃纳出版社的比尔·萨尔诺夫、霍华德·卡明斯基。
我要感谢曾参与本书所记事件的数十名我从前的工作人员和朋友，在我们力求公开而准确地重述那些事件时，他们常不惜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的某些部分并提出宝贵意见和给予帮助的人们，其中有：集中力量阅读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部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专就我总统任期的国内政策部分给予编辑上的帮助和提出意见的雷·普赖斯，以及对有关经济部分提供编辑上的帮助的赫布·斯坦。
罗斯·玛丽·伍兹在圣克利门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她在担任我私人秘书的23年中所经历的事件，她还不辞辛劳地详细阅读和订正了原稿。马季·阿克也来帮助做这些工作。洛伊·冈特最初为我工作是我在还在参议院的时候，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用的资料、信息，并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协助我们工作。
最后，还有三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和我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我在这里要深切地感谢肯·卡希金和黛安·索耶对大部分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主要编辑助手弗兰克·甘农组织了这些研究并指导了这项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
1978年3月于和平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