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他们收入的要求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储蓄什么钱财，甚至很少有人尝试那样去做。中国人在开支上总是精打细算，但它提供了一个节俭和理财并非是同义词的很好例子。据说，英国一家著名的芥末制造商将其财富大厦的基础归功于那些留在盘子边缘上但顾客并未吃过的芥末酱。中国也有很多的芥末制造商，但是没有一个因为浪费掉的芥末酱而多赚了一块钱。

中国人除了为即将到来的支出有所准备之外，他们不会储蓄哪怕一个铜板，而且很少有人会做未雨绸缪的努力。少数有机会存钱的人通常会发现随着存款的积累，给他们添加了尴尬的负担。如果一个人被大家怀疑他存储了一些富余的钱，那么就会有几十个需要帮助的亲戚愿意为他提供一些他应该借钱给大家，或者为其他一些通常没有偿还能力的亲戚给予支持的理由。

如果众人毫无疑问地知道他有一大笔钱闲置在银行里，那么给这位节俭的人所施加的压力几乎是难以承受的，只有最坚定的人才能抗拒。结果就是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能够挣到足够多的钱，而不是勉强维持生计，那么社会环境将迫使他要么挥霍无度，要么采取冷酷无情的吝啬鬼般的自我保护机制。在金钱的问题上要达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中庸之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挥霍者还是守财奴，都不会受到尊敬，但守财奴会受到更大的谴责。挥霍者对社会是一个较小的威胁，因为他已经把他拿走的东西还给社会了。

为了应对中国人因缺乏定期储蓄而产生的问题，一项古老的为所有员工发放新年奖金的习俗在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虽然人们对年终奖金制度有一些修改，但它的主要原则在全中国都是一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规定每个雇员都应该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但是，在中国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到来之际，员工们将另外得到一份丰厚的礼物。对于家庭中的佣人来说，礼物或奖金通常是一个月的工资。而对于像银行这样的企业、商行的员工来说，这是一种不需要理由的利润分配，在繁荣的年份，年终奖金可能会相当于一整年的工资。

有了这笔年度的奖金，人们就可以不必担心自己因为寅吃卯粮而窘迫的命运，并且有能力期待并过好个人的小日子了。每年的年终奖金使他有能力偿还累积赊欠下来的小额债务，购买一套新衣服，并至少能享受一段虽然短暂但却可以大饱口福的日子。佳肴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两种奢侈品是美酒和猪肉。对我们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孩子们的节日，许多年岁大的人也以一种愉快的宽容态度来看待它，而中国的新年，现在已经被正式命名为“春节”，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节日。商店都歇业了，也没有人再工作，每个人都在那几天享受着难得的快乐盛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民族，虽然他们喜欢饮酒，但很少会见到满脸通红的醉汉。然而春节是一个例外，他们几乎会像基督教民族一样毫无节制地畅饮。但他们不是在每个周末，而只是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才会温和地放纵自己几天。而且因为他们无论是吃饭，还是饮酒都是在家里，所以人们很少听到或是看到步履踉跄、大吵大闹的醉酒狂欢者。

当外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他们接受了年终奖金制度，这是中国的另一种与其说是恼人不如说是有趣的惯例。中国的员工数量不多，工资也很少。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外国企业中几乎没有中国雇员直接与他们联系。所有的文书工作和与中国经销商的直接谈判，都是由那些贵族买办负责的，他们肩负着奖金发放和支付中国员工固定工资的重任。

但是随着外国公司的规模开始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雇员不断增加工资，买办制度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个制度终于成为所有外国雇主都倾向于逃避的负担，许多公司都尝试废除它。这个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一家以宽容对待员工而闻名的美国公司。这家公司像许多其他公司一样，不是特别反对年终奖金制度的发放，但是它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月内两次填报工资单的烦恼，以及不可避免将会出现的关于谁应该、谁不应该得到额外月工资的争论。还有许多其他的连锁问题。例如，如果一名员工在距离发放年终奖金还剩短短一两个月的时候被解雇了，他就会产生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传染给他的所有朋友和同事，办公室的士气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

为了在这件事情上做到完全的公平，公司制定了一个新的工资标准，每个员工虽然只能拿到12个月的工资，但是通过增加每月工资而弥补了他们失去额外年终奖金的损失。他们选择在年初作为宣布新工资计划的适当时机，当时并没有发现有人反对。员工们对他们每月增加的工资感到高兴，对于奖金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再面对的下一年的问题，因此也很少有人去关注。

但当这一年到头的时候，员工们发现自己显然因为没有额外工资收入的打击而不知所措了。的确，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有了比以前更多支配工资的自由，但钱却花光了。年关将近，他们却没有钱买酒、猪肉和鞭炮。他们不仅贫穷，而且被他们贫困的境地所羞辱，因为在这个年节里，所有的人都偿还了他们的债务，买了新衣服，尽情享乐。最终，这家美国公司不得不重新恢复年终奖金制度，每年发放13次而不是12次薪水。许多其他的关注者试图废除这个制度，但没有一个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政府通过一个经营良好的邮政储蓄银行和许多其他的计划试图教育人们节俭，并作为它们宣传的一部分，阻止年终奖金的制度。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人们被要求节俭和自我牺牲来为庆祝一年中的一个伟大节日而存钱，那将不是一个放纵自己花费的恰当时机，毋庸置疑这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事了。不管这个理论有多好，它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看到奖金制度继续下去。我敢肯定，世界各地的工薪阶层会更快乐，如果他们知道一年一度将会到来的短暂经济繁荣，他们会更加平静地忍受他们平时面对的经济困扰。中国人一直很享受这一过程，我相信这是让他们以愉快的微笑来忍受贫困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所有观察者对中国人生活的普遍共识是他们是一群赌徒，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许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的赌博现象更加普遍，但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能想象出一个来。尽管在中国没有人为赌博辩护；每个人都谴责它的邪恶，数百年来许多官员都试图压制它。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赌博，通常是以一种非常克制的模式来进行。像美国矿山城市里传说的那些不计后果、一掷千金的豪赌之徒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所有玩的游戏都是为了赌注，尽管赌注通常都很小，而且很多都是彩票。那些有一枚铜板买糖果的孩子会去游商小贩那里，转动他设置的一个轮子，看看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是一块小的或者大的糖果？还是一小把，或者只有两三枚花生，不管怎么说这枚铜板永远不会血本无归。我看了几百次这些粗糙的“命运之轮”的运作，却没有看到一个孩子空手而归。

在那些试图解释这种对赌博的普遍热情的理论中，传教士把它归因于中国人生活的单调，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把单调乏味和缺少色彩的生活作为立论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传教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最令人沮丧的环境下工作，毫无疑问，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是单调乏味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人喜欢赌博的原因。在每一个中国的村庄都有着没完没了的小道消息，邻里之间的争吵，游方和尚和小贩的到访，或是跑江湖卖艺的表演者与他那训练好的猴子和狗，这些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十分满意的娱乐形式，无论怎么说，它们都只与心满意足的村民们自己有关。至于它是否满足传教士的要求，或者满足你或我的要求，这一点都不重要。毫无疑问，旋转幸运转轮或购买彩票确实给生活增添了乐趣，但我们知道那里原本就过着充满乐趣的生活。

我倾向于认为普遍的赌博习惯是有经济原因的，这就像年终奖金成为永久惯例的原因一样。孩子们拥有的铜板并不足以满足孩子们想要拥有所有花生的费用，而唯一能让人满意的花生供应方法就是转动轮子所可能产生的幸运。孩子的父亲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与此相似，只是存在程度上的不同。他的收入不允许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即使是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就只能靠赌博中的运气，他才能从经济上得到暂时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