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

日前，我在某交际场所看见一个非常自满的人。顷刻之间，他解决了三个道德问题，四个历史问题，以及五个物理学上的问题。我从未见过如此渊博的决断家：他的精神，从不被一丝疑云所阻断。大家放开科学，谈论时事新闻，他就解决关于时事新闻的问题。我存心难他，就这样想：“必须把我自己放在我最擅长的方面，就拿我国来做藏身处吧。”我和他谈波斯。但是，我刚刚对他说了四个字，他已表示了两次反对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以达维尼埃 [1] 与夏丹 [2] 的权威为基础的。“啊！善良的上帝！”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不久他连伊斯巴汗的大街小巷都要比我熟悉了！”我立刻就决定了我的态度：我不说话了，让他去说，他还在那里评断呢。

一七一五年，助勒·盖尔德月八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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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维尼埃（1605—1689），法国商人，曾在近东经商四十年。老年时以其旅中见闻，编为《游记六种》，所到之处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国家。

[2] 夏丹（1643—1713），旅行情况与达维尼埃相似，一六八六年他的游记《巴黎伊斯巴汗旅行记》在伦敦初次出版，《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取材于这游记之处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