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斯蒂狱出来，他决意到英国去。这个有民选议会而不知有监禁诏令的国家，当时颇得一般哲学家的信仰。服尔德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各种艺术都受尊重与酬报，社会阶级的差别固然也有，但人与人间的等级是依了才德而定的。大家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绝对不用忌讳顾虑。”他只懂得几句英语，但英国的驻法大使瓦波尔（h.walpole）替他写了好些介绍信。而且他在伦敦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鲍林勃洛克爵士。爵士曾经爱上一个法国女子维兰德夫人（mme de villette），后来娶了她，在奥莱昂附近买了一所宫堡。服尔德即在那时认识他的，他们夫妇也听过服尔德朗诵他诗剧《亨利亚特》的手写稿而加以赞美。服尔德满想靠着他们来结交英国的文人，在伦敦重新过着他爱好的社交生活。他尤其渴望安逸与思想自由，希望在不列颠的宽宏大度之下实现他的梦。

那时法国人以为英国不是一个信教的国家。孟德斯鸠曾言“英国绝对没有宗教……要是有人谈起，一定会受大家嗤笑。”其实只有在少数的作家与贵族集团中是如此。但英国教会比较巴黎冉逊派议会宽大确是实情。英国的教会中人“注重基督教义中合理的成分，《圣经》中所载的奇迹，被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证据，用以证明任何时代在常识上可以接受的那种制度的。”总之，大家按照英国的传统观念而接受一种折衷办法；一个人可以信仰宗教而不至于热狂，或可以做哲学家而不至遇事抨击。即是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并不如何激烈。“朋友会取着镇静的态度，按步就班的发展开去。”直到后来韦斯莱时代，宗教才重新成为一种感情的力量，以后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时，宗教更变成英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

服尔德到伦敦时，没有遇到鲍林勃洛克爵士。在他居英国时，爵士一直认为“他的废话”有些可疑，并且疑心他是法国宫廷的奸细。可是这位诗人被一个姓法格奈（falke-ner）的商人招待到离伦敦十里的梵兹华斯地方，他在那边住下，一七三三年时把他的悲剧《查伊》（zaire）题赠给他：“献给英国商人法格奈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的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把一部悲剧题赠商人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服尔德旅居伦敦的情况，我们不大详细。只知道他的通信处是鲍林勃洛克家，他在乡间彼得鲍罗爵士家住得很久，据说是和史维夫脱一起住了三个月。因法格奈的关系，他见到了商人的社会；他们的声势，在国会中的权力，教服尔德叹羡不置，这种情形很满足中产者的自尊心。和他们作伴的结果使他对于商业大感兴趣，且也颇有成就。他第一次的经营是在英国发售《亨利亚特》四开精装本的预约。他写信给史维夫脱说：“我能不能请求你，运用你在爱尔兰的信誉替我介绍几个《亨利亚特》的预约者，它完成已久，只因乏人赞助而迄未出版。预约只须先付一奇奈。”这次的买卖大获成功，预约全数售完。

服尔德在鲍林勃洛克那里结识了一般倾向共和的保守派，他们组织一个“民主保守党”，即后来狄斯拉哀利所复兴的。他又遇到当时英国最大的作家。史维夫脱与服尔德天生是互相谅解互相钦佩的。《哥利佛游记》（voyages degulliver）刚刚出版（一七二六年），服尔德自告奋勇要把它译成法文：“这是英国的拉勃莱，但他没有拉勃莱的暖晦；以奇特的想象而论，以作风的轻灵而论，即算它不是讽刺人类的作品，这部书的本身也已饶有趣味了。”

服尔德亦见到蒲柏、康葛利佛与甘，康葛利佛是十足道地的英国文人，不愿服尔德称他诗人，自言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gentleman），于是服尔德答道：“假使你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我也不来拜访你了。”甘把《乞丐的歌剧》在上演之前给他看。他常到“虹”酒店去，尤其常去观剧，所以他比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更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朋友会和非教徒的集会他也欢喜参加。相传他有一天在街上，因为群众讨厌他的外国服装而叱逐他，他站在凳上和他们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这样一说，叱骂他的人齐声叫好，把他抬在肩上送回住处。

他自然利用留英的时期遍读英国哲学家的书，尤其是陆克的著作。一七二七年，他目睹牛顿的葬礼，国家对于科学天才所表示的隆重的敬礼使他非常惊异。遗骸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抬到威斯敏士特大寺，后面是大队送丧的行列，首相和大臣都在内。这种典礼和巴斯蒂狱及贵人的棍棒比较起来，确是很强烈的对照呢。

过后，他的热情稍稍低减了：“我年轻时以为牛顿的幸运是他崇高的功业造成的。我以为朝廷与伦敦城是为表彰他起计才授予他大勋位。哪知全然不对。牛顿有一个可爱的侄女，叫做康特伊脱夫人（mrs conduit）。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很疼她。没有一个美貌的侄女时，什么微积分什么地心吸力，都是不值一文的……”

他离开英国的日期与动机无从查考，只知他于一七二九年初已经在法国了。最初他躲在圣·日耳曼地方一个假发匠家里，他写信给莫勒柏大臣，要求回到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