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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书房的窗口可以望见街道,街道离得并不远,因为草坪没有多宽,只是块小草坪,上面长着几棵不高的枫树。黄褐色的平房也很小,没有油漆过,很不起眼;茂盛的百日红、紫丁香和木槿几乎遮掩了房舍,只剩书房窗外一道缺口,他正是从这儿望见街道的。房屋深深地隐蔽着,街角处的路灯也难以照到它。

他从窗口望去,还可以看见他称为纪念碑的招牌。招牌不高,立在院子的角落,面对街道。这块招牌有三英尺宽十八英寸高——规则的长方形,正面向着过往行人,背面则对着他。但他用不着读它,因为那是他亲手用锯子斧头做成的,做得很有板有眼;上面的字也是由他亲手写的,不厌其烦地下过工夫,写得工工整整;那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始为油盐柴米、吃穿用度挣钱的时候做的。他离开神学院时拥有一小笔父亲遗留下来的收入,但他从教会得到职位后,每季度一收到支票就把它捐赠给孟菲斯的一家少女感化院。后来他丢掉了教职,失去了对上帝和教会的信仰,他相信自己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比丧失教职和由此蒙受的耻辱更为痛心——是写信告诉她们:从那以后他只能捐赠以往寄去数目的一半。

这样,他继续把一半收入捐给那些悔过的少女,而实际上整笔收入也不过够他维持生活而已。“幸运的是,我还能做些事,”当时他说。处于这种情况他才亲手制作和书写了那块招牌,匠心独具地把碎玻璃嵌进油漆笔画,因此晚上当街灯照在招牌上时,那些字迹熠熠生辉,恍若圣诞之夜的景象:

盖尔·海托华牧师神学博士

手工制作圣诞卡片和周年纪念卡

冲洗底片

但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没有招收到学艺术的学生,没有印制多少圣诞卡片,也没冲洗几张底片,招牌的字迹却随着日晒雨淋褪了色,油漆斑驳剥落,碎玻璃也掉了。当然,现在字迹还能辨认,不过镇上的人同海托华一样,用不着去辨认它们。偶尔会有一个黑人女仆带着照管的白人孩子溜达到这儿,以她那懒散、目不识丁的女人的劲头,傻乎乎地大声拼读字母;或者会有陌生人偶然撞进这条僻静无人的陋巷,停下来浏览这块招牌,然后望望那矮小的深掩不露的黄褐色住房,又继续往前走;有时陌生人会同镇上的熟人谈起这块招牌。“哦,是的,”他的朋友会说,“海托华,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那儿。他以长老教会牧师的身份来到这儿,但妻子给他造成很坏的影响。她隔一阵子就悄悄溜到孟菲斯去寻欢作乐。那大约是在二十五年前,就是说,他刚来这儿的时候。有些人断定他知道这事,断定是他自己无能或者不愿意满足他妻子;他知道妻子的行为。后来一个星期六晚上,她在孟菲斯的某个住宅还是某个地方被人杀害了。这件事上了各种各样的报纸,他只好辞去教职,可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愿离开杰弗生镇。大家想劝他离开,为了这个镇,为了教会,也是为他自己好。你知道吧,这事给教会带来了坏影响。让外地人来这儿听说这种事,而他又不肯离开,那对教会的影响可够糟的。可他就是不走。自那以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独自一人,从前那儿是大街呢。现在起码不再是主要街道了。变化不小吧。可是,他没再给人添麻烦;我想,人们也差不多把他给忘了。他自己操持家务。二十五年来我想谁也没进过他的屋子。我们不明白他干吗呆在这儿不走,但无论哪天黄昏或傍晚你打那儿经过,都会看见他坐在窗边,呆坐在那儿。别的时间人们简直看不见他的影子,除了偶尔见他在花园里劳动。”

于是妇女们不再上他家了。不久,人们甚至在街上都见不到他的妻子,而他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她常常出走一两天,她们见她乘早班火车,她的面容开始变得枯瘦憔悴,好像从没吃饱过饭似的,她脸上那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神情仿佛表明她视而不见。而他对人们说,她回本州什么地方去探望亲人了;直到有一天,正是她外出的时候,一个到孟菲斯买东西的杰弗生镇女人瞧见她匆匆忙忙走进一家旅店。那是一个星期六,这女人回家后便把这事对人讲了。可是第二天海托华出现在布道坛上又将宗教和骑兵队混为一谈。星期一他的妻子回家来了,下个星期日她上教堂去,这是六七个月以来她第一次在教堂露面,独自坐在后排。这之后有段时间她每星期日都上教堂。后来她又出走了,这次是在一周当中的日子(那是炎热的七月天),海托华说她去凉爽的乡间探望亲友了。教区的长老,年长的男女,都注视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他自己说的话,年轻人则在背后议论纷纷。

可是,人们弄不清他是不是相信自己对人说的话,是不是把这当回事,因为他总把宗教和他祖父在奔驰的马上中弹身亡的事混在一起,仿佛那天晚上他祖父传下的生命种子也在马背上,因而已同归于尽;对这颗生命种子来说,时间便在当时当地停止了,此后的岁月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甚至就他而言,生命也同样终止了。

他妻子在星期日之前回来了。天气酷热,老人说那是杰弗生镇经历过的最炎热的天气。星期日她去教堂,独自一人坐在最后一排的长凳上。在布道过程中她突然站起身,开始朝着布道坛大嚷大叫,对着布道坛挥舞手臂;坛上她丈夫停住讲演,举起双手,俯身靠在讲坛上,定住了。站在她周围的人想拉住她,可她扭斗起来。人们还告诉了拜伦当时的情景:这时她已站在过道上,喊叫着朝讲坛挥拳头,而他正举着手俯身靠着讲坛,慷慨激昂地打比喻,话还没有讲完,一张狂热的脸就那样凝住了。人们不知道她是在向他还是在向上帝挥拳头。然后他走下讲坛来到她身边;这时她不再扭斗,由他领着走出教堂,人们都扭过脸来看着他们往外走,直到主持人叫风琴师弹奏赞美诗。当天下午,教会的长老们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人们不知道会议内容,只见海托华返回教堂、走进教区委员会的会议室并随手将门关上。

于是,谁也没看见星期五那天她登上火车,也许是星期六,就是出事的那一天。人们看见的是星期日早晨的报纸,报上说她星期六晚上在孟菲斯从一家旅馆的窗台上跳了楼或者是掉下楼摔死了。房间里有个男人同她在一起。他被抓了起来,喝得醉醺醺的。他俩以假名假姓登记为夫妻。警察从她亲手写的一张纸条上发现了她的真名实姓,这是她写好又撕碎,然后抛进废纸篓的。报纸印了这纸条又报道了她的故事:盖尔·海托华牧师的妻子,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人。报道中还提到报社曾在凌晨两点打电话给她丈夫,他却说无可奉告。星期日早上人们到教堂时,院子里挤满了孟菲斯来的记者,他们正在给教堂和牧师住宅拍照。不一会儿,海托华来了。记者们设法挡住他,但他从他们中间穿过,直接走进教堂登上布道坛。一些年老的男女会众早到了教堂,既十分震惊又非常愤慨。他们最恼怒的是记者的来临而不是在孟菲斯发生的事件。可是当海托华进入教堂登上布道坛时,他们却又把记者置之脑后了。先是女人们起身退场,接着男人们也站起身来。不一会儿,教堂内走得空空的,只剩下牧师站在布道坛上,身子微微前倾,面前摊开《圣经》,双手撑在讲坛两旁,并不低下脑袋,从孟菲斯来的记者跟随他进了教堂,坐在后排长凳上。他们说,他没有注意到会众纷纷离去,茫茫然视而不见。

那一切像一阵雷雨似的过去了,现在是静悄悄的一片,已经进入黄昏,夜幕已经完全降临。然而他仍然坐在书房窗边,背后是黑洞洞的屋子。街角的路灯闪烁发亮,没有风,枫树的斜影仿佛轻轻地倚靠在八月的夜幕上。他听见远处传来微弱却又清晰的声音,那是教堂里人们做礼拜的声浪:这声音朴实严峻而又圆润深沉,谦恭而又自信,忽而高昂,忽而低沉,像和谐的浪潮荡漾在静寂的夏夜里。

这时他看见一个人影沿街走来。要在平日夜晚,他会辨认出这个人影,他的形状、姿势和步态。但这是星期日晚上,书房里还在无声地回响着幽灵般奔驰的马蹄声响,他静静地注视着那瘦小的没骑骡马的人影走过来,带着动物靠后脚站立以维持平衡的不牢靠和华而不实的灵巧劲儿,这个两脚动物昏昏然对此感到自豪;可是无可更改的自然法则,诸如引力,结冰的地面,会不断暴露两脚动物的虚弱;他自己苦心发明的物件,诸如汽车和摆在暗处的家具,连他自己吃后扔在地面或街道上的果皮,都会跟他过不去。于是海托华暗自在想,古人把四脚站立的骏马当作国王和武士的标志和象征,那是多么绝妙呵。这样静静想着,他看见街上那人经过低矮的招牌,折身进了他的大门,正朝住屋走近。这时他身子往前倾,看着那人踏上晦暗的小道,走向黑洞洞的门口,他听见那人蹒跚的脚步沉重地踏上漆黑的第一级台阶。“原来是拜伦·邦奇,”他自言自语,“星期日晚上还在镇上。星期日还留在城里的拜伦·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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