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作为至高的善的生命

为了纯粹的一致而从现代哲学自我遭受的困惑中产生现代生命的概念看来是具有诱惑力的，但这是对摩登时代一些问题的严重性的一种错觉和极大的不公正，如果人们仅仅从思想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的话。根据物理学最初转变为宇宙物理学、自然科学转变为一种"宇宙"科学，就可以解释技艺者的失败。仍然留待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一失败以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而告终？为什么（随着viaactiva的兴起）恰恰是劳动这一活动被提升到了人的能力的最高层次？或用另外的话来说，为什么在具有各种人类能力的人类条件的多样性中，恰恰是生命控制了其他所有的考虑。

为什么生命声称自己是摩登时代最终的参照点，成为现代社会至高的善？其理由是基督教社会构造（它对生命的神圣性的信仰保存了下来，在世俗化和基督教信仰整体衰弱中并未完全受到动摇）中产生的现代倒转。换言之，现代的转换是追随基督教，以此与古代世界决裂的最重要的转换，是一种政治上具有更深远意义、历史l不管怎样比任何具体的教条主义的内容和信念更具持久性的转换，并使这一转换不受抵制地保留了下来，因为基督教的个人生命永存的"喜人消息"倒转了古代人与世界的关系，把最具死亡性的东西--人的生命--一推进到了直至那时宇宙拥有的永存的地位。

从历史上说，基督教信仰在古代世界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这一倒转，它给那些知道其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这实在是一种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新的信息保证一种他们从不敢奢望的永恒性。这一倒转对政治的尊敬和政治的尊严来说必然是一种灾难。政治活动（一直到那时，其最大的热情来自对现世永恒性的向往）现在跌落到了一种面对必需的活动的低层次，并必然一方面要修改人类罪恶的后果，另一方面迎合尘世生命的合法要求和利益。对不死性的向往只是到了现在才与自负相提并论；认为世界可以将这一名声赠予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世界甚至比人都更易死亡，致力于一种现世的不死性毫无意义，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朽的。

正是个人的生命现在开始占领了曾由国家的"生命"占有的位置，保罗的声言--"死亡是罪恶的报答"（因为生命意味着以往的长久）重复了西塞罗的这一声明--死亡是政治共同体（它们的建立旨在永世长存）所犯罪行的奖赏。似乎早期的基督徒--至少是保罗（他毕竟是个罗马公民）--在罗马模式后坚持不懈地改变其不死的概念，将个人的生命居于国家的政治生命之下。正如国家仅仅具有一种被政治港越丧失的可能的不死性一样，个人生命曾丧失了其在亚当的失败中曾得到保证的不死性，现在，通过耶稣基督重新得到了一种新的、可能一直持久的生命，不过，这一生命会因人的罪恶导致的第二次死亡而再次丧失。

当然，基督教对生命的神圣性的强调是希伯来传统的重要部分，它与古代的态度---对生活在劳动和繁衍中强加于人的艰难的异教蔑视；众神的"轻松生活"的令人羡慕的画面；面对不想要的结果的习惯；没有健康的生活不值得活着的定论（这样，假如当医生延长其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生命时，就被认为误解了职业）；围以及自杀是逃避成为负担的生活的高尚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人们需要记住十戒是如何没有特别地强调谋杀这一罪过的--其他一系列的犯罪（就我们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些犯罪就其严重性而言不能与最大的犯罪相比）姑且不论--以理解甚至希伯来法典（尽管比任何异教徒的罪过范围都更与我们的范围接近）也并不把保留生命作为犹太人法律系统的基石。希伯来法典在异教的古代和所有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法律系统之间所持的中间立场或许可以通过希伯来信条（它强调入的潜在的不死性，这一方面不同于异教世界的不死性，另一方面不同于基督教的个人生命的不死性）得到解释。不管怎样，这一基督教赠予人（其一诞生就开始其生命的独特性）的不死性不仅导致了其他尘世俗物的明显增长，也导致了地球上生命的重要性的巨大增长。问题在于这一基督教--除了异教和灵知的猜测之外--一直强调生命（尽管不再有一种有限的终结）仍然具有一种肯定的开端。地球上的生命也许是永恒生命的第一个和最糟糕的阶段，它仍然是生命；没有将在死亡中终结的这一生命，就不存在永恒的生命。只有当个人生命的不死性成为西方人的中心信条，即只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地球上的生命也才成为人的至善--一这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基督教对生命神圣性的强调频向于取消vitaactiva中的古代差异和连接；它倾向于认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同等地从属于当前生命的必需。与此同时，它有助于将劳动活动（即对维持生物过程本身必需的无论什么活动）从古代对它的蔑视中解放出来。对奴隶（由于他仅仅对生命的必需有用并屈从其主人的强制--因为他想不计一切代价地活着--因而受到了鄙弃）的传统蔑视在基督教时代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人们再也不能以相拉图的方式来对奴隶不去自杀而屈从于主人加以鄙视，因为在任何状况下都活着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责任。自杀被认为比谋杀更坏，不是谋杀者，而是那种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在基督教葬礼中遭到了拒绝。

然而，与一些现代的诠释者试图理解基督教来源相反，新约或前现代的基督教作家中并没有现代的劳动光荣的迹象。保罗（他被称为"劳动的鼓吹者"）画根本不是这种鼓吹者，这一断言所在的段落，没有哪一个是对那些因懒惰而"吃他人面包"的人提出的；或它们建议劳动是一种不陷入麻烦的良好手段，即它们强化了对严格的私生活的一般规定，并对政治活动发出警告。o更相关的是，在后期的基督教哲学中，特别是在托马斯那可奎那的哲学中，劳动成了那些没有其他手段谋生的人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旨在谋生而非劳动，如果人能通过乞讨谋生，那样更好。任何一位不带现代赞成劳动偏见的人读到这些来源，对几乎没有什么教会的神父利用一个更明显的机会来证明劳动是对原罪的惩罚会深感诧异。这样，托马斯毫不犹豫地在这一问题上追随亚里士多德而非《圣经》，声称"只有谋生的必需会迫使进行体力劳动"。在他看来，劳动是保有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方法。从这一点中他得出结论说，所有人都大汗淋漓为其面包干活是大可不必的，但这恰恰是解决问题和履行责任的最后的、极端的一招。囫并非劳动的使用（作为一种用来防止懒惰的手段）是一种新的基督教发现，它只不过是罗马道德的一个常识而已。最终，完全同意古代有关劳动活动特点的定论的，是基督教对禁欲的使用。在那里，劳动、尤其是修道院里的劳动，有时扮演了像其他一些痛苦的磨练和自我受罪形式相同的作用。国

基督教坚持人生命的神圣性，以及不管如何要活下去的责任，它为什么一直没有确立一种积极的劳动哲学，其原因在于它明确地将沉思置于了人类所有的活动之上，"生命的沉思比生命的行动更好"，不管一种积极的生命具有怎样的优点，生命中专注于沉思的东西是"更有效和更有力的"。囫确实，这一定论很难在拿撒勒的耶稣的布道中找到，这显然是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然而，即使中世纪的哲学与福音的精神较为接近，它也很难发现在那里有任何理由谈论劳动的光荣。囫拿撒勒的基督在其布道时建议的唯一活动是行动，他强调只有人类的能力才是"创造奇迹"的能力。

不管怎样，摩登时代继续在这一假设下运作--一是生命而非世界才是人至高的善。在它最大胆、最激烈地修正和批判传统的信仰和概念中，它从未想到去挑战这一基督教将其带入一个垂死的古代世界的根本倒转。现代的思想家在其对传统的攻击中不管表现得如何明确有力和神智清楚，生命高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地位。据此，它甚至在我们当今世界（它早已开始将整个摩登时代甩在后面，并将有职业者的社会取代了一个劳动社会）还生存了下来。然而，尽管这一点--阿基米德支点发现后的发展本来会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如果它早发生一千七百年（那时不是生命而是世界仍然是人至高的善）的话--大可争论，但它决不意味着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世界里，因为与今天紧密相关的不是生命的不死，而是生命是至高的善。虽然这一假设其起源是基督教的，但它只不过为基督教信仰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相伴的环境。此外，即使我们置基督教教义的细节于不顾，只考虑基督教的一般精神（它寓于信仰的重要性中），这一点也很清楚--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不信任和怀疑摩登时代对这一精神更有害的了。当然，笛卡尔怀疑已经证实了它在宗教信仰领域（这是由帕斯卡和基尔凯戈尔两位最伟大的思考现代性的宗教思想家引入的）里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性的和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破坏基督教信仰的东西不是18世纪的无神论和19世纪的唯物主义--它们的观点常常是含糊不清的，传统神学可对其大部分轻而易举地加以驳斥--而是满腹狐疑地关注真正的信徒的拯救，在这些人的眼里，传统的基督教内容和允诺已经变得"荒谬可笑"了）。

如果阿基米德支点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被发现，正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样，我们也不能确信，如果文艺复兴的伟大苏醒如不被这一事件打断的话，基督教的命运将会怎样。在伽里略之前，条条道路看上去似乎都畅通。如果我们回想列奥纳多，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技术革命本来在任何场合下会压倒人性的发展。这本来会导致一场战斗、实现人的最古老和最持久的梦想之一，但它决不会导致进入宇宙；这本来会带来地球上人类的统一，但决不会导致将质量变成能量，并遨游于显微镜中的宇宙。我们唯一能够确信的事是做和沉思的倒转与生命和世界较早的倒转的巧合，成了走向整个现代发展的出发点。只有当v什aactlva失去了在沉思中的参照点，它才能成为完整意义l的积极的生命，因为只有这一积极的生命与作为其唯一参照点的生命相连，这一生命本身（人与自然劳动的新陈代谢）才能是积极的，才能展示其旺盛的繁殖力。